日本知名学者：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东北亚

黄海海战的背景是什么
黄海海战中，中国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完全处于下风，属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当时的战争背景太过复杂，所以黄海海战背景也成为后代历史学家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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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海战背景
在黄海海战发生之前大清朝和日本两个国家局势已经非常紧张，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综合实力大增，逐渐有了占领亚洲攻打中国的想法，而且通过战争从中国掠夺财富也是对日本局势非常有利的。

其实黄海海战背景还应该包括朝廷之中主战派和主降派的党派之争，清朝末期统治十分混乱，光绪皇帝没有能力挽救大局，他却一直摇摆在主战派和主降派之间，主战派的主要领导者林则徐等一度主张光绪皇帝跟日本人拼死一战，还有胜算的把握，而主降派的官员贪生怕死畏首畏尾，他们故意夸大战局抹黑北洋水师，污蔑洋务运动所带来的成效，企图混淆视听，让光绪皇帝认为中国海军不堪一击，还是早日投降为好，割地赔款也在所不惜。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光绪皇帝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决定要与日本人背水一战，但是可惜当时朝廷中没有几个人是支持光绪皇帝的，一些主降派的官员占了大多数，他们在朝廷之中煽风点火四处捣乱，不仅让光绪皇帝的政令贯彻不下去，还给北洋水师的组建造成很大困扰，这也是黄海海战背景之一。

南海矛盾要服从于东海矛盾作者：张文木来源：《领导文萃》2017年第03期东海问题是主要矛盾，南海问题是次要矛盾目前东海和南海出现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台湾问题的牵制。

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南海问题的解决会相对容易得多。

因此，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在西北太平洋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

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找到了解决西北太平洋海权问题的抓手。

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在矛盾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矛盾是围绕太平洋战争后所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敌我矛盾”，南海矛盾则是雅尔塔体系中反法西斯力量间的“人民内部矛盾”，各国之间的矛盾源于胜利国家间的战后利益分配不合理或对领土认知的差异，这些矛盾对雅尔塔和平体系不具颠覆性质。

任何一个国际体系都有一个被镇压对象，日本法西斯势力是雅尔塔体系在亚洲的镇压对象。

当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中关键条目说明，其对雅尔塔体系是敌视的，其目的是要在远东恢复轴心国体系及与此相关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一旦得势就会谋求以前的势力范围，如菲律宾、马六甲乃至关岛。

这也是它在东亚盟友很少、很孤立的原因。

有观点认为，南海石油资源丰富，因而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

但笔者认为，仅从石油资源角度考虑南海问题并不属于国家战略层面而属公司层面考虑的“坛坛罐罐”问题。

战略是谋势的学问。

如果将三海连为一体观察，则南海对中国的西太平洋谋势不具有纲举目张或关键“抓手”的意义，却有配合和策应主要方向的作用。

如果我们错将南海当作“主要矛盾”，就会在日本这个对手之外平添美国和南海这些曾与中国并肩战斗国家的矛盾，将本不愿紧跟美国遑论日本的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这将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

中美矛盾不是绝对的矛盾，中国与日本是绝对矛盾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比较复杂，但也有逻辑可寻——目前中美之间更多的一种是雅尔塔体系内部利益分配不合理的矛盾，与雅尔塔体系之外的中日矛盾比，矛盾性质不同。

“大东亚共荣圈”共荣是假侵略是真2008年05月10日14:49人民日报【大中小】【打印】一些日本政要辩护说，当年战时的日本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日本的目的不是侵略，而是“解放亚洲”。

其实对历史略加回顾，即可识破其狡辩不过是一块千疮百孔的遮羞布罢了。

维护“主权线、利益线、生命线”是近代日本国所致力追求的战略目标，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是这一战略目标的具体体现。

日本侵略亚洲原本就蓄谋已久：“大东亚”理念的创始人佐藤信渊（1769—1850），在其《防海策》中就建议日本政府，在南海无人岛屿从事“殖民兴农事业”；以琉球为根据地出其不意地攻占吕宋岛，再以此为“南进”的基地夺取爪哇等地，最终扬“武威”于南洋。

他认为，应“采取适当的侵略、吞并手段”以“增进国家利益”。

这成为日本“南进”方略的第一个腹稿。

幕府末期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也鼓吹：“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由朝鲜和满洲以土地补偿之”。

他主张，“先钳制二虏（指俄、美），乘隙富国强兵，开垦虾夷（指北海道），夺取满洲、朝鲜，吞并南方，挫败美国，制服欧洲。

”1890年12月6日，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方针》，为日本的“大陆政策”定调，将朝鲜半岛视为“利益线”。

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将其“利益线”推进到中国东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将其“利益线”推进到中国的华北地区。

东条英机上台后称，“驻军就是生命线”。

“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精心构筑的“特殊利益圈”。

在这个利益圈内，亚洲各国只有为日本的繁荣提供方便条件的义务，而没有与其共同分享利益的权利。

为攫取更大的在华利益，日本将侵略战争扩大到整个中国。

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外扩张一直是近代日本政治与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

它不仅规定了日本外交的方向，也对日本国内的政治结构以及东亚国际秩序产生了影响。

1938年前后，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军事科就曾起草过一个“国防国策案”，称国防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东亚共荣圈”。

甲午海战之后的东北亚局势何金来内容摘要甲午战争是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的惨败给中国社会带来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而战胜国日本则国力日益强大，跻身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崛起和扩张加剧了东亚地区国家关系的变化，给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带来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东亚国际秩序由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宗藩朝贡体系土崩瓦解。

甲午战争不仅与中、日、朝等当事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也调动了英、俄、美、德、法等主在西方强国的神经、配置着这一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的组合，给20世纪东亚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以直接影响。

关键词甲午战争中朝日关系东亚格局甲午战争以前，在东亚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国家主要有四个，即：中国、日本、俄国和英国。

而甲午战争的结局，导致了这四股力量的此消彼长，分化组合，因而直接影响着东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变化。

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最古老的国家。

16世纪以前，它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后来开始衰落下去，到19世纪时，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

进入19世纪后半期。

清王圾正在搞洋务运动（或叫“同光新政”），这是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力图赶上世界的一次尝试，但由于本身不易克服的弊病失败了，从而失去了一次机遇。

在标榜“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中，确实兴办了一些工厂，修了一些铁路，造了一些轮船，开设了电报，又创建了海军，引进了西放手科学技术，在经济上、军事上、文化教育上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可是洋务运动存在着一个致使的弱点，那就是在政治领域里依然是一潭死水，政治改革遥遥无期。

在腐朽的封建主义体制下，生产力是很难冲破牢笼，迅速向前发展的。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一个衰朽的、暮气沉沉的政权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会有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富裕和强盛。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就是这场富强梦的破灭。

甲午战争对中国的打击最大，真是创痛深巨，割地之多，赔款之巨，条约之苛；屈辱之深是前所未有的。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虽说还是东亚最大的国家，但已被挤出东亚重要政治、军事力量的圈子之外。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及面临的主要威胁一1 、对我国安全环境复杂性的基本判断：总体稳定，局部严峻，安全问题趋于复杂且风险加大2，周边安全环境是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最直接和最主要因素。

我国地处亚洲东部，陆上有15个邻国相接壤，与8个国家隔海相望，地处亚太地区的中心位置，特殊的地理位置早就了周边环境的复杂性。

我国地缘环境可谓先天不足，有后天难补的一面，但也有后天可塑的一面，我国拥有世界第二长边界线，陆地边界长达2.2万公里，海疆线长达1.8万公里，邻国众多，强邻不少，领土领海问题自然存在不好分歧。

二、我国安全环境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三大方向和两个重点地区”。

三大方向：东北亚、中亚和海洋，既紧密联系，又相互交叉。

东北亚方向：影响我安全环境的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朝鲜半岛问题，二是日本问题。

如果说朝鲜半岛在我周边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仅次于台湾海峡的话，那么日本对我国家安全的威胁就仅次于美国。

中国上海社科院亚太所副所长刘鸣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即便不明确表述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范围”，那也只是一种文字游戏，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变。

就在中国人还在琢磨美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的立场时，日本媒体又披露了美日将于12月举行联合军演的消息。

虽然美日每年都会举行例行演习，但今次演习的区域竟包含钓鱼岛周边水域，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

《读卖新闻》报道称，过去日本防卫省出于对周边国家的政治考虑等原因，一直回避以夺岛为假想的大规模演习。

不过，近年中国海军和空军的活动日趋频繁，已对日本构成了相当的威胁，报道援引日本防卫省官员的话说，这次训练就是要“表明日本有决心和能力守卫西南岛屿。

这对中国将起到遏制作用”。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要求美方重申安保条约包括钓鱼岛也好，与美国在钓鱼岛附近水域举行联合军演也好，都是企图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借美国之力来强化对钓鱼岛的控制。

日本媒体普遍认为，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大，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之间建立牢不可破的防卫合作态势，才是最重要的遏制力量。

张文木：关于甲午战争的大历史总结1894年10月25日，日军第三师团先头部队在虎山战斗中遭遇清军增援部队抵抗，最后清军溃败。

10月29日，日本第一军大部队渡过鸭绿江，踏上中国东北的土地。

"今年是甲午年。

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

"[1]1895年的"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

甲午战争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从技术和细节比较中孤立地研究这场战争，而应将这场战争放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大历史中来考虑，因为这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不仅是日本，更有中国乃至整个亚洲。

因此，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放到大历史，即甲午战争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加以辩证总结，我们才能得到较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

一研究甲午战争，就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甲午海战日本是赢了还是败了呢?就事论事地孤立看，日本当然是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

我们看，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不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而到1945年却为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

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有个说法叫"过错",有很多事过了就错。

中国和西方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有所不同：西方是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中国人则认为正确与否不在事情本身而在于节度，有些正确的事，若做过了，也就错了。

所以中国人叫"记大过",不叫"记大错".会开车的人栽在高速路上，会游泳的人栽在水里，会讲演的栽在电视上，会打拳的栽在拳头上。

谁见过盲人被车撞了的?实际上，真正有本事的人都很节制，轻易不出手，这样的人最后往往都很成功。

由此也可以说，人的缺点就是优点的过度使用，而制节中的优点才是优点。

我们常讲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很有道理的。

张文木：国防新常态应当包括台湾回归祖国的安排在研究中国海权的初期曾把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

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两书中里，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这一立场已有适度回调。

在上述两书中，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

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

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

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大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

马汉（AlfredMahan）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但他并没有这么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而且出于是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

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告诉我们，尽管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

中国东接西北太平洋、南近北印度洋，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致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两海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

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因此产生了“岛屿链”思维，但这实属无奈之举，这是因为，最有效的制海权一般都有依托大陆板块的条件，并由此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

而在远海建立岛屿链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英国和美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而首先从大西洋经过地中海和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洋遑论太平洋则可就近直达，如果中南半岛国家同中国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关系，则中国可将在该地区更占主动。

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优势，使得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所认为的海权不足。

日本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政策金明善 王厚双 60年代初,日本就提出了其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政策构想,经过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的两次大调整,其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政策已经基本定型:把促成日本可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实现作为日本的长期奋斗目标;把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次区域经济圈作为近期的奋斗目标。

由于日本经济受其所固有的战略性弱点的制约及其它因素的作用,为实现上述目标,开放的地区主义是日本坚持的基本原则。

为了弱化在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所面临的矛盾,日本把“雁行模式”作为其主导模式,并通过投资、贸易、援助来强化这一模式作用的力度,努力构建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迎接区域经济集团化所带来的挑战。

目前,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正方兴未艾。

日本作为亚太地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对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态度和政策如何,将对该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性质和方向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认真研究日本在亚太地区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及其政策,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特别是对我国制定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构想的演变日本是亚太地区最早关心亚太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家之一,其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想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而其中的三个问题使日本对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产生了关注:一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与欧美,特别是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二是日本把重化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使资源贫乏的日本对资源需求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而战后以来,日本不但产品的出口主要依赖美国市场,而且所需要的资源也大多依靠美国提供,继续延续这种状况显然是有问题的;三是在这个时期,欧共体的《罗马条约》已开始生效,出现了一个排它性的欧洲区域经济集团,日本已明显地感到了区域经济集团化倾向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