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

从《第六日》看“克隆人”可能引发的伦理争议[摘要]人类对“克隆人”的反应犹如被蜂蛰了一般的敏感、迅速，“克隆人”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冲击也绝不亚于地震波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

并且从伦理道德上讲，它所涉及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人是否能克隆”，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的一次挑战，说明白一点，即人类能否克隆自己。

人类本身是一个整体，如今，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团体性、整体性的行为已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洛克菲勒认为：人类需要一种以整个人类为导向的归属感，甚至需要有一种更宏观的以整个宇宙为导向的归属感，将自身看成是整个宇宙共同体中有价值的一部分。

克隆人无疑是对这一整体的挑战，因为，只要对某个具体的人实施了克隆，我们就可以说作为地球上生物种类之一的“人”已经被克隆了，而这样对某个具体人克隆的活动一旦不断的进行下去，势必会对不同的具体的人造成影响。

[关键词]“克隆人”，伦理道德，人类整体性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电影中的克隆人并非我们一向认为的克隆。

一般来说，在现实生活中，克隆后的生命除了在生理上与本体一致外，思想以及行为都与一个新生生命无差异，因为，克隆后的生命同样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开始发育到濒临死亡、从单一细胞体到完整生命体等的一系列复杂过程。

在大多数科幻电影中，克隆人往往是以与本体不完全一样的性格形象出现的，然而在《第六日》中的克隆人则是把人的思想像储存数据一般储存起来，融入克隆后的身体，而且克隆的身体在最初就像一个成年人一样的高大，而不是一个肉眼无法看清的细胞。

那么，事实上，这样的克隆人与本体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甚至完全可以看作是另一个本体。

当然，这也只能是在本体的思想被储存后，本体立即死亡或者处于深度睡眠的情况下才成立的。

人的精神或者说思想都应该是在社会上形成的，没有经历过社会的人很难形成完整的思维，诸如狼孩、野孩一般，在没有经历过人类的生活的人的头脑中是不会形成人类特有思维的。

即使是在社会上，人的思维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时间、经历等都可以使一个人的思维发生改变，这是人的本质也是人自身的一项权利。

当人处于身体死亡的时候，思维也会在一刻间停止，而电影中的克隆方式相当于是把人的思维嫁接到了另一具一模一样的躯体上，使得人得以继续“活”下去。

电影将思维当作是人的核心，肉体则像衣服一样，通过克隆来更换另一件一模一样的去包裹思维。

如果现实世界真如电影中所讲的那样，那么，生命的意义又何在呢？就人本身而言，不仅是思维，肉体乃至头发都应该是生命的一部分，除非是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否则正常人是不可能轻易舍弃自己的身体的，那怕就仅仅是一根指头。

因为就目前来说，人们把生命看作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单一的思维或是其他的什么。

所以，在电影中，将思维和身体分开后，虽然人们对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进行深究，但是这却是一个在电影中很现实的问题。

那么假如这种情形有一天会出现，人们会如何去理解这一问题，世界上会不会再有生命这一说。

“克隆”一词源于英文clone或cloning，而clone 一词又是由H.T.Webber创造的。

克隆是指一种无性繁殖方法，如同营养生殖，孤雌生殖等，克隆生物是不需要两性生殖细胞结合就可以发育成一个新个体的。

克隆是通过用机体的体细胞核代替未受精的卵的细胞核产生该机体在遗传上的同一副本的。

既然人与人之间由于各种关系已连为一体，对人的克隆就必须征得这一整体的同意（虽然不可能），以及听取这一整体中的诸多部分的对其合理与否、可行与否的意见，“最根本最原始的认同性是其普遍的、一般的人类认同性”（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2005）。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艰巨性在于已经没有另外的生物来对人类的行为负责，在地球上，“人类是唯一能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生物”，“人也不可能将责任推给另外一个什么主管”（徐宗良,《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探索》,2002），当然也没有单个人能对这一整体负责！有谁敢说对亿万人负责呢？我们都拥有一种“人类团结”的感受性，因为“在对不同的人类生命形态的抉择上，不可能有什么理性的理由，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的感受性”(陈国庆,《对克隆人技术发展的哲学思考》,2006)，大家都是“人”中的一员，在面对危及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时，人类的凝聚力上升，人类更加团结，所以，克隆人才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从1996年多利羊诞生之日起，克隆人的诞生似乎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但迄今为止，除了信奉UFO的邪教组织支持的一家公司曾号称实现了克隆人，还没有社会认可的人类克隆记录。

尽管其他哺乳动物的克隆研究已经捷报频传，但事实证明，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时，要困难得多。

科学家用体细胞的细胞核取代卵子中的细胞核，就能克隆出一个细胞。

目前他们已经能够克隆出人类胚胎，但这些胚胎最多只能顺利发育成所谓的“桑椹胚”，也就是一个由细胞组成的实心球。

还没有克隆人类胚胎能够活过这一早期阶段，因为转移细胞核的行为可能会破坏细胞分裂时染色体正确排列的能力。

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先进细胞科技公司的罗伯特•兰扎说：“无论什么时候，想克隆一个新物种，总要经历一个学习过程。

对克隆人类而言，得到足够多的高质量卵子用于试验是一个大难题。

”兰扎曾在2001年首次成功克隆人类胚胎，因此大出风头。

克隆的某些步骤格外复杂，需要反复尝试才能掌握。

而且就算有了实践经验，克隆出的动物中仍有大约25%存在明显生理缺陷，那么克隆人类的尝试风险则会更高。

就如我们所知道的，著名的克隆羊多利是经过300次失败后才获得的。

更遗憾的是，多利并不是一只健康的小羊，它患有关节炎等疾病，而且出现早衰病征。

另外，在其它所有克隆动物身上都发现了各种发育畸形。

因此，克隆人很可能是一个患着疾病的宝宝，这对他对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悲剧。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克隆人实验，至少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克隆人”的不可行性，不仅仅在于技术的无保障性，最重要的是伦理问题很难回避：在某人不知情或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能否对他进行克隆？如果科学家把一个男孩的姐姐的去核的卵细胞与他母亲的体细胞核结合，假设这个细胞可以成活并发育,让这个细胞在他姐姐的体内生长发育，等到胎儿出生时，是一个小女孩，那么，这个女孩与他的关系是什么呢？血缘生育构成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几乎都反对克隆人，原因就是这是另一种生育模式，现在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备受关注，就是关注一个情感培育问题，人的成长是在两性繁殖、双亲抚育的状态下完成的，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克隆人的出现，社会该如何应对，克隆人与被克隆人的关系到底该是什么呢?还有，“克隆人”的身份和社会权利是很难以分辨的。

假如有一天，突然有20个指纹、基因都跟自己儿子或是女儿的指纹、基因一样人来分自己的财产，那这个人该咋办? 支持“克隆人”的人有一个观点：解决无法生育的问题。

但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克隆的下一代还会没有生育能力。

或许有人认为自己很优秀，可是用其体细胞克隆出的人除血型、相貌、指纹、基因和其一样外，其性格、行为可能完全不同，没人能保证克隆人会和本体一样优秀而不误入歧途。

在克隆人研究中，如果出现异常，有缺陷的克隆人不能像克隆的动物随意处理掉，这也是一个麻烦。

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上是这样说的：利用克隆技术复制人类个体在理论上是不可接受的，这一行为同人类的诚实与道德背道而驰。

就克隆人这一个体而言，他会生活在“我是一个死去的人的复制品”这样一个阴影中，这对他的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制造出不健康、畸形或短寿的人，岂不是不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在美国，并非所有的州都禁止人类的生殖性克隆。

联合国对此颁布了一项无约束性禁令。

兰扎推测，如果克隆人真的诞生了，它也将“出现在世界上管制措施比较薄弱的地区——很可能是由某个富有且古怪的人完成的”。

一旦克隆人成为现实，我们是在恐惧中畏首畏尾，还是像对待体外受精那样逐渐接受呢？可以肯定的是，对创造生命新方式的开发将促使我们思考，掌握了威力如此巨大的科学力量后，随之而来的责任是什么。

关于克隆人的伦理论争, 直接引发了科技进步与伦理变革的关系问题。

面对克隆人这一急迫而又具有全面挑战性的科学与价值问题, 人们自然要追问面对这种关乎人类根本前途的问题, 人类的伦理出路在哪里? 科技进步在这条出路上又将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在克隆人问题出现之前, 人类科技进步与伦理变革之间的激烈碰撞也是时有发生, 特别是20 世纪的核爆炸和试管婴儿的诞生都曾引起了伦理学对科技应用的警醒与深刻反思。

但是这些问题都还在人类现存的伦理道德框架内, 面对这些技术变革, 人类还有着充分的自信以伦理规范去引导技术的发展。

可是, 克隆人问题已经向人类理性的极限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也对现有伦理学的边界释放了空前的压力。

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基因技术( 主要指克隆人技术) 并不像以往技术进步那样, 只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 而是试图改变人的存在样态, 颠覆人类文明和人的伦理道德的人性基础。

这一评论深刻地指出, 克隆人技术对人类现有伦理规范的合法性基础提出了激烈的挑战。

人们正常地创新，往好的方面大大发展,这样才不会打破我们宁静的生活.虽然克隆对人们说是天大的一个惊喜,诱惑着人类去引用，但是克隆人所面临的伦理到的限制是不能、也是不允许被逾越的。

在这个张扬个性的时代，克隆没有突出时代要求，而且制造的只是人的复制品，只是物质形态的复制品，这种复制品没有自己的思想，有的只是被复制者的旧思想，没有形成自己的新思想，这显然对社会的发展没有推动作用，甚至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纵观人类科技进步和伦理变革的交往历史,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印象: 技术作为积极的社会生产力因素, 它的进步总是带来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伦理道德的变革, 一方面它给伦理道德提供崭新的内容要素, 另一方面, 也给伦理道德提出现实的认同压力。

同时, 面对科技疆域的不断拓展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 人类的道德总是能作出及时的反思与批判, 特别是对于科技进步带给人类的负面效应总是能做到及时地警醒与有效地矫正, 进而不断为科技发展确立伦理规范与道德边界。

面对克隆人问题, 人类的伦理变革也许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但又是一个难以决断的问题, 它将继续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拷问着人类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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