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轨迹及创新思路内容摘要:本文通过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模型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已经具备了排他性和可分割性的产权属性,但是,受土地政策制度的约束,其转让性依旧较弱。
因此,为了充分提高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相关土地政策制度,从而为土地产权制度实践提供较为完备的微观基础。
关键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创新土地制度是农村最根本的制度,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1979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农民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成为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因此,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轨迹及创新思路进行探讨,对于认清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轨迹分析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轨迹,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同时也有助于研究农村土地产权的抵押担保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民国时期的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度,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7亿亩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贫农、中农占有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0%以上(王世联,2007)。
农民土地私有制度下,农民对拥有的土地产权可以自由买卖和出租,实现了土地产权的完全排他性、可转让性。
20世纪中期,为了避免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国家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运动,逐步使得“土地农民私有制度”转变为人民公社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
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这一系列的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农民对于土地的产权弱化,并使得土地所有权虚置,土地在运动当中逐步归集体所有,个体农民与土地不再存在法律上的产权关系。
所以在这个时期,土地产权流转制度被彻底废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户自愿以“大包干”、“小包干”等方式组建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开始从单纯集体所有向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两权分离模式转变。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产权结构演变的经济学解释目前，解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现实经济形势的矛盾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为此，以不同结构的产权本身并无优劣高下之分、其优化或变迁的原则与路径却存在着最优为逻辑起点，在改革三十多年间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政策及其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变化这两类基本事实基础上，文章检验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结构，得出如下结论：现阶段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结构需要优化而非变迁，对其进行优化的重点应该是农地的使用权，优化使用权的主要方式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关键词：产权结构激励农地产权使用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以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形式存在，这一产权制度的基本目的是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
因此，这一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应该是农民。
此制度的产权结构是收益权为农民和集体共有，处置权为集体和农民共有，所有权集体所有，使用权农民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收益权归集体所有的部分，其实质是集体代替国家来行使收益权，其收益最终归国家所有。
处置权中集体的处置权主要是其对所有权的处置，农民的处置权是其对使用权的处置）。
这一产权结构自1979-2008年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国家三十年来多次对农地产权制度的政策并未改变其基本结构，且有加强的趋势。
通过考察国家三十年来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调整内容及调整后农民收益的变化情况，我们试图来把握这种结构农地产权的运行状态，充分了解产权中的“四权”在这一制度中的运行轨迹。
了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三十年中的不同时期产权结构与经济环境相适度，进而明晰现阶段应该对这一制度进行优化还是变迁以及优化或变迁的基本思路。
不同阶段农地产权制度政策及农民因政策而产生的绩效根据国家对农地产权制度的政策特点，我们将改革三十年分为六个阶段，即1978-1984年、1985-1989年、1990-1992年、1993-1996年、1997-2003年、2004年以后。
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蔡 摘 要:农村改革既是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时间起点,也是其逻辑起点。
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内在的逻辑推进过程和利益博弈关系,都已经蕴涵在农村改革之中。
30年的农村改革可视为城乡关系的分阶段调整;采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清晰地展现其逻辑完整的阶段性制度变迁历程;进而可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提炼出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及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借鉴意义。
对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判断,还概括了农村改革面临的新挑战,展望了进一步改革的前景。
关键词:农村改革 渐进性 制度经济学作者蔡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历时30年;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搞起的包产到户为标志,中国农村的改革也恰好历时30年。
古人说:“30年曰世。
如有受命王者,必30年仁政乃成。
”可见,30年是一个标志成熟的时间,是而立之年,所以也是回顾历程、总结经验的最佳时间。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其经济改革的成功,对于其他面临类似发展和改革任务的国家,具有特别的激励作用和借鉴意义。
进一步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农村经济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民在全部人口和劳动力中占庞大的比重,因此,中国与“三农”问题相关的改革经验,对于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应该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经济学家给予认真的总结和提炼。
一、农村改革的基本特征中国的经济改革被普遍认同为具有渐进性质,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推进。
不过,也有人争论说,这种渐进改革方式是就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而言,但是,具体到一些领域的改革,可能也呈现出更为激进的特点。
例如,作为农村改革从而也是中国经济改革起点的家庭承包制,其推进有如急风暴雨,几乎是在瞬息之间就完成了。
1980年初全国还只有111%的生产队实行家庭承包制,年底就达到20%,1984年底则达到100%,并且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农户也达到了9719%,随即人民公社被废除。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看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提要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从夏商周至清朝中期经历了井田制到均田制的变迁。
由于制度效率存在递减现象，这就意味着当制度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制度的变迁是必要的。
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因、过程、方式及其影响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土地制度的变迁，并对现行土地制度改革有所启示。
关键词：古代土地制度；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是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经济学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从新的视角来解释制度并检查它的结果，对引导经济事务的具体制度安排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并为改变这些安排以增强经济效率提供理论基础。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代表是诺斯。
诺斯将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重新作出了解释，其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这就是诺斯著名的“制度决定论”。
按照诺斯与托马斯的观点，只有当经济组织是有效时才会发生增长。
为保持经济组织效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其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就是确立产权。
诺斯运用产权理论进行经济史的研究，最终形成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
“需求-供给”分析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修正”者的新制度经济学自然也离不开这一分析方法。
其中，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的一个直接应用。
1968年舒尔茨明确地提出了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制度供求分析、制度均衡和非均衡等概念，并把它们引入到制度变迁的分析中。
对制度变迁需求和供给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制度变迁原因的分析。
制度既然有变迁需求与供给，就一定存在制度的均衡与非均衡。
制度均衡是指在给定的一般条件下，现存的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任何个人或任何个人的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