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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思路与建议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在近年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改革，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刑事诉讼制度，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提出一些思路和建议。
加强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首先，要加强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作为司法机关的关键部门，法官对于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结果具有重大的影响。
因此，他们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保障。
为了加强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有利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减少外界压力的干扰。
同时，我们还可以加强法官的审判能力和道德水平，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判断力，使其能够独立作出公正的判决。
同时，我们还可以加强对于法官的监督机制，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管机构，对于法官的违纪行为和不当之处及时加以惩处和纠正，保证司法公正和司法透明度。
提高证据的认定和审查标准除了要加强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我们还需要提高证据的认定和审查标准。
证据是刑事案件中最重要的因素，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判决结果。
因此，要保证证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加强对于证据的鉴定和审查。
其中，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新的科技手段，如DNA鉴定、图像处理等，提高证据的辨别和鉴定效果。
同时，我们还可以采用专业人员对于证据进行鉴定和审查，避免人为因素对于证据的影响，确保证据评估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建立快速、高效的诉讼程序除了要提高证据的认定和审查标准，我们还需要建立快速、高效的诉讼程序。
对于刑事案件，时间的迅速行动和诉讼的高效率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直接涉及到案件的审判结果。
为了建立高效的诉讼程序，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诉讼模式和经验，对于现有的诉讼程序进行优化和改进，加快案件审理和审判进程。
特别是对于简单、明确、无可争议的案件，可以采取快速公正审判的方式，避免无谓的拖延和耗时地审理过程。
同时，我们还可以加强对于刑事案件的管理和调查，避免不必要的诉讼程序或复杂的审判过程。
通过建立一个更为密切的司法监管体系，能够及时防范和处理诉讼案件的梭哈等多种风险。
浅析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从《刑诉法修正案》谈起摘要：刑事辩护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和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刑事诉讼中确保被指控人行使辩护权的一项法律制度，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与完善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
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司法的进步与发展，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因此，我们应结合司法实践认真分析问题所在，并不断完善辩护制度，维护法律尊严，实现司法公正。
关键词：辩护权；调查取证权；会见权刑事辩护权是指导刑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被控告、被追究的犯罪，从事实、证据、法律、处刑等诸方面进行申辩、反驳、反证，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使案件得到公正合法的处理权利；是指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而进行申辩活动的权利。
刑事辩护权利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最为核心的诉讼权利之一，刑事辩护制度是否得以确认以及完善，可以说是衡量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科学与民主的试金石[1]。
我国《刑事诉讼法》经过多年实践的检验，无论是在理论水平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关于律师辩护制度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与外国的辩护制度相比，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仍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值《刑诉法修正案草案》通过之际，笔者希望通过对修正案的进步与不足之处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有更深入的理解，并为以后制度的修改提供一些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进步与存在的问题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赞成2 39 票，反对160票，弃权57票的投票结果通过该法案。
其中涉及了律师辩护权的内容，下面笔者就律师辩护权方面的修改谈一下个人的观点。
1.关于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律师法第35条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辩护制度的不足和完善辩护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针对指控进行反驳、申辩和辩解的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从两个方面规定了辩护制度，一是关于自行辩护的规定，二是关于辩护制度的规定。
尽管如此，辩护制度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首先，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受到限制。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的会见权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尤其是在侦查阶段。
这导致律师难以充分了解案件情况，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
其次，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受到限制。
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范围较窄，难以全面了解案件材料，从而影响辩护效果。
此外，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也受到限制。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调查取证权，这使得律师在辩护过程中难以获取充分的事实材料和证据。
为了完善辩护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
应当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并确保会见不受干扰和限制。
这样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
其次，扩大辩护律师的阅卷权。
应当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扩大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范围，使其能够全面了解案件材料，提高辩护效果。
最后，保障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应当允许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并确保其能够获取充分的事实材料和证据。
这样可以提高辩护律师的辩护能力和效果。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辩护制度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通过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扩大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措施，可以进一步完善辩护制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法律援助。
当前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一、引言律师是维护公正和法治的重要力量，而刑事辩护则是律师工作中最为重要的职责之一。
然而，在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探讨当前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二、司法制度不完善1. 司法机关权力过大在我国，司法机关的权力过大，对于被告人来说，他们面对着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这种情况下，律师有时候难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2. 司法程序不完善在我国，司法程序不完善，导致了一些案件出现了错误判决。
这也会给律师工作带来困难。
三、证据收集难度大1. 警方调查手段单一在我国，警方调查手段单一，无法有效地获取证据。
这也会给律师提供证据造成了困难。
2. 证据收集成本高昂在我国，证据收集成本高昂。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人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这也会给律师工作带来困难。
四、律师执业困难1. 律师执业环境不完善在我国，律师执业环境不完善。
一些地区的司法机关对于律师的依赖度较低，导致了律师执业困难。
2. 律师收入偏低在我国，律师收入偏低。
这也导致了一些优秀的律师离开了行业。
五、缺乏专业人才1. 律师教育质量不高在我国，律师教育质量不高。
这也导致了一些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进入了行业。
2. 缺乏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在我国，缺乏专业人才培养机制。
这也导致了行业内部人才流失过多。
六、结语总之，在当前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实践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需要加强司法制度建设、提高证据收集效率、改善律师执业环境、提高律师教育质量和建立专业人才培养机制。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维护公正和法治。
浅析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的完善[摘要]刑事指定辩护制度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完备程度直接关系到被追诉者的辩护权能否得到充分保护，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能否得到体现。
目前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有必要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指定辩护；强制指定辩护；任意指定辩护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所有人所谴责的，但他们也同样拥有各项保障自身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当中最重要的诉讼权利是辩护权。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辩护权行使的方式有三种：自行辩护、委托辩护、指定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充分行使辩护权，这当然包含了获得指定辩护人帮助的含义。
一、刑事指定辩护制度的概念及现行立法的规定刑事指定辩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对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无力聘请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进行辩护。
这一制度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指定辩护包括两种，即普通指定辩护和强制指定辩护。
任意指定辩护是指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二）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三）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四）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五）具有外国国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七）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只要具备这些情形的被告人，人民法院才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强制指定辩护是指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二）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
只要具备这些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我们可以看出，普通指定辩护与强制指定辩护的区别所在，“必须”与“可以”已将其区别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眼前。
刑事辩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案2023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刑事案件的数量也逐年增加。
而在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刑事辩护制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本文将围绕刑事辩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方案进行探讨。
一、存在的问题1.有些律师不尽职尽责刑事辩护律师是保障当事人权利的代表，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而，现实中存在着一些律师不尽职尽责的情况。
一些律师只是为了追求名利而接案，对于案情和证据没有做出足够的了解，没有为当事人争取到应有的权利，导致了不公正的结果。
2.庭审记录不完整庭审记录是重要的刑事证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庭审记录的完整性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些法院在记录庭审过程中，可能存在记录不全、记录错误等情况，给刑事辩护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3.律师和公诉人不平等在庭审中，律师和公诉人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中，律师和公诉人之间的地位存在不平等的情况。
由于一些非正规的司法惯例或者法院的口头要求，一些律师在庭审过程中的发言机会比公诉人少，并且有时会受到公诉人的阻挠。
4.资金问题由于一些当事人在经济上的限制，导致了律师和刑事辩护机构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无法提供更专业和高效的服务。
这也导致了一些可靠的律师无法进入刑事辩护领域。
二、改进方案1.提高律师素质要想提高刑事辩护的质量，必须提高律师素质。
一方面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等途径入行的律师要接受更长时间的培训，另一方面，现有的律师也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提高自己的能力。
律师事务所要加强内部培训和交流，推进行业标准化，增强整个行业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程度。
2.完善庭审记录制度完善庭审记录制度，加强监管和审核，改善庭审记录质量，对庭审记录的规范性和完整性加以监管。
这将提高公证自由证据的价值和庭审公正性，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权利。
3.公开化庭审公开化庭审有利于提高司法透明度，是刑事辩护制度改进的必要手段之一。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思考近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刑事辩护制度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面对社会的变化和法治的发展需求，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势在必行。
本文将围绕这一话题进行思考，提出一些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建议。
完善刑事案件的律师代理制度。
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享有请辩护人代理的权利。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种种原因，被告人未能充分行使这一权利。
完善律师代理制度是完善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一环。
建议相关部门在立法和实践中加强对律师代理制度的宣传，提高人们对这一权利的认识和了解，为被告人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
加强对刑事辩护律师的支持和保障。
刑事辩护律师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工作受到公众的关注和社会的支持。
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对刑事辩护律师的支持力度，包括提高律师报酬的标准，改善工作条件，加强职业保障等方面。
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人才从事刑事辩护工作，提高律师的专业素养和工作水平，为当事人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务。
建立健全刑事辩护律师的专业培训制度。
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需要丰富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建议相关部门建立健全刑事辩护律师的专业培训制度，包括推出培训课程，举办专业研讨会，设立职业资格认证等方面。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律师的专业水平，为当事人提供更专业的法律服务。
加大对刑事辩护制度的宣传力度。
刑事辩护制度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司法公正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机制。
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对刑事辩护制度的宣传力度，包括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宣传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性和工作成效，提高公众对这一制度的认识和了解。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刑事辩护制度的更好实施和完善。
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是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关系到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刑事辩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完善的若干思考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完善的若干思考被指控人有权获得辩护是现代各国公认的法律原则，它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传统法律文化的界限和阻碍，在各国刑事诉讼中得到普遍确立。
辩护制度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国的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完善与否，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科学、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
中国改革后的刑事辩护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但仍与有关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为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已严重阻碍了司法改革的进程，影响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形象，因此，中国我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已是大势所趋。
笔者认为，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与刑事辩护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一、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主体地位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才可以委托辩护人，但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又可以聘请律师提前介入（所谓提前介入，是与修改前的《刑诉法》规定相比较而言的）。
这样就在法学界和实务界引发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处于何种诉讼地位的争论。
而在司法实践中，律师的这种提前介入的权利往往有名无实，既无法操作也没有相应的措施予以保障。
例如，在侦查阶段中，侦查机关往往任意为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设置种种障碍，所谓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无法得到保障。
至于规定的律师可以代为申诉、控告，因为律师看不到案件材料，不能调查取证，甚至无法会见当事人，不能掌握具体案情，因此根本无法代为申诉、控告。
国为法律没有明确提前介入的律师辩护人的身份和职能，律师也无法提出辩护意见，更何况法律也没有规定侦查机关要听取律师的意见。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提前介入的律师身份的不确定。
虽然从法理上根据有控诉即有辩护的宪政性的民主法制原则，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应享有辩护权，都可以委托律师行使辩护权，但是从上述条文的规定来看，提前介入的律师既不是辩护人，也不是诉讼代理人，而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
用这样一种身份让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在世界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根据联合国《并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证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
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监禁人的原则》第11条第1款亦有类似的规定，“被拘留人应有权为自己辩护或依法由律师协助辩护”。
对此，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均已在法律中肯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中辩护人的地位。
例如，在英国，“任何人在侦查的任何阶段，都应该能够与律师进行，并且同律师秘密面谈。
他甚至可以在受到羁押的情况下这样做”。
①在美国，当当警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就应告诉他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6条规定，“在所有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接受律师帮助自己辩护的权利”。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0条规定，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
中国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规定，对被拘留之疑犯进行首次司法讯问时，必须有辩护人之援助。
上述国际公约及国家和地区法律的以上规定均表明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身份行使辩护权，独立地参与刑事诉讼活动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WTO的正式成员国，而且也是许多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无论从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是现阶段国际及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看，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地位及相应的权利，是非常必要的。
二、保证辩护律师的单独会见权，赋予辩护律师的讯问到场权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96条、六部委《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均规定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外不用经过批准，应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涉黑等特殊案件也应在5日之内安排会见，但同时规定了律师会见时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实践中，由于职权主义侦查模式所决定，以及对何谓“国家秘密”的不一的理解，“侦查机关往往从部门利益出发，多以涉及国家秘密、案件情况特殊、需要主管领导批准等种种理由不予安排会见，或者虽安排会见，但严格限制律师会见的时间、次数，或派员在场以及对律师会见进行录音、录像等等，对律师会使会见权施以种种不合理的限制。
更有甚者，有的侦查机关竟以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翻供为由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
由于这些不合理的限制，从而使得律师会见权的行使很难切实得到保障。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协商。
联合国《关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律师，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间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
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监禁人的原则》第18条中对此亦作了相类似的规定。
以上国际公约规定律师单独会见权的目的是为了使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可以使其在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情况下，面对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律师，就有关事实向辩护律师作真实自愿的陈述，以期得到律师的帮助。
这对于使辩护律师查明事实真相，更好地履行辩护职责是确有必要的。
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为维护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理应对此严格遵守。
况且，当今现代世界法治化国家和地区都承认律师的单独会见权，我国对此亦应予以借鉴。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讯问时辩护律师的到场权问题，笔者认为赋予辩护律师到场权，特别是在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允许律师辩护人在场是极为必要的。
在我国，由于侦查阶段职权主义的超常发挥，侦查活动处于绝对保密的状态，犯罪嫌疑人处于同外界完全隔绝的被动境地，造成监督制约手段不到位，侦查机关又缺乏确实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因此，刑讯逼供、诱供、徇私枉法等侵犯人权的现象屡禁不止。
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到场权，有利于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侦查机关刑讯逼供、诱供、徇私枉法行为的发生，保证侦查活动依法正确进行。
同时亦有利于辩护律师及时地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情况，及时地关注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事实和证据材料，使辩护律师能够切实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
允许辩护律师在司法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在场早已为各国刑事诉讼法所确认，然而在我国，不仅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无权要求在场，就连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检察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也不允许律师在场，由此可见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保障和刑事诉讼程序民主、公正方面还有很大的缺陷。
三、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条件成熟时直接确立证据开示制度按照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只能接触到诉讼文书和技术鉴定材料，到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
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规定了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阅卷的地点是人民法院。
但是修改后的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却一改旧法的规定，改原来人民法院审前的实质审查为程序性的形式审查，规定作为公诉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只向人民法院移送案件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
现行《刑事诉讼法》作以上改变的出发点是为了配合人民法院庭审方式由传统纠问式向控辩式的转变，转而向起诉一本主义靠拢，以避免法官先入为主形成成见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以及使庭审程序流于形式。
可以说新法作以上改变的出发点是好的，方向也是对的，但是，由于对什么是“主要证据”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规定，这样就使得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只能接触到对辩护没有实质意义的诉讼文书（其实这些诉讼文书早已公之于众）以及技术鉴定材料（实际上很多案件中往往并无技术鉴定材料），而在审判阶段，由于检察机关往往将最有力的证据秘而不示，而将一些次要的证据当作是“主要证据”移交给人民法院，从而使得辩护律师无法在法院查阅到这些关键证据，无法切实履行辩护职责。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以便使律师能向其委托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
应当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查阅案卷的机会。
与这一规定的精神相适应的是，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均采取了不同方式，对律师阅卷权予以充分的保障。
通常的做法是，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实行全案移送制，辩护律师可以在法院查阅到全部案卷材料。
英美法系则通常实行证据开示制度，即在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互相向对方展示证据。
该制度美国1946年《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所确立。
英国于1996年通过的《刑事诉讼与侦查法》，以法典的形式结证据开示作了全面的规定。
如今，一些传统上采用大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如意大利、日本等，在诉讼模式由纠问式向对抗式转变过程中，也摒弃了卷宗移送主义，建立了证据开示制度。
鉴于控方在收集证据能力上绝对优于辩方，故证据开示制度向来被认为是辩方有效行使防御权的一种保障。
学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设立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公正价值；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保证案件审判的质量以及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
②因此，针对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缺陷，笔者认为，为保障律师辩护职责的履行，律师应当拥有查阅全部案卷材料的权利，具体可以规定进入审判阶段后，辩护律师有权查阅全部案卷材料，不仅可以在法院查阅，而且也可以到检察院查阅。
为配合庭审方式改革，待条件成熟时，可以修改当前《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直接确立证据开示制度。
即规定检察机关在移送案卷之前与律师进行证据交换，检察机关必须将其所掌握的拟在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证据向辩护律师展示，同时，为了保证庭审的效率和公正性，律师也应当将有关证据向检察机关进行展示。
此外，对于没有在庭前展示的证据，不得在庭审中出示并作为定案的根据。
四、充分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是律师进行刑事辩护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辩护方增加抗辩能力的有效途径。
辩护律师通过调查取证，可以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便于法院“兼听则明”，做出正确的判决。
我国的《律师法》第31条和《刑事诉讼法》第37条明确了辩护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但同时又给予了较多的限制，使得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