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所得税成本影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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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意义
第一,从政治关联的角度,抓住政治优势,规避政治风险。政治关联、政府干预对企业运行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一方面,企业可以利用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的政策扶持,促进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追求税收利益或政治目标,政府可能会干涉企业的自主经营,甚至掠夺企业财富。因此,企业的政治关联是一把双刃剑,只有抓住政治优势,规避政治风险,企业才能在政治关联的背景下持续发展。
论文题目
政治关联、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所得税成本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选题依据:(1)说明选题的背景及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选题的背景:
近年来,有关企业政治关联的问题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系列的理论研究接踵而至。作为一个世界性问题,企业的政治关联问题普遍存在于各国的企业当中。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国企业的所有权、公司治理方式等等。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属于典型的行政主导型治理模式:资源配置行政化、企业目标行政化、经营者人事任命行政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经历了放权让利、股份制改革,公司治理机制得到极大完善。然而,由于我国制度及文化背景的特殊性,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会对我国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出于对公司经营业绩的考虑,上市公司会选择以各种方式主动或被动地与政府形成错综复杂的政治关联,并以此获得产权保护、廉价的公共资源、各种经济管制和壁垒的突破权和税收优惠政策等。因此,通过政治关联,企业会获得"寻租"收益,例如:税收优惠、银行借款优先权及借款利率优惠等,而所有这些都将影响企业的所得税成本。
在当前的会计准则下,所得税成本在企业成本核算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因此,企业会倾向于引入合理的避税技术,开展避税活动,以减少所得税成本。然而从长远来说,企业策划避税活动带来的成本可能超过其避税收益。当有证据表明企业的避税活动是管理层的寻租行为时,外部股东会要求管理层赔偿损失,因此所引发的代理成本也会抵消避税活动带来的潜在收益。基于现代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理论,由于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性,在企业内部,管理层掌握着充足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避税活动来获取利益;而在企业外部,投资者债权人缺乏足够的信息来评估这一系列避税活动。出于对外部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显得尤为重要。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越高,外部投资者就能获得更准确更有价值的信息。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管理者操纵避税活动从而获取私人收益的机会就越小。我国近年来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企业对外信息披露也从原来的自愿性披露向强制性披露发展。总的来看,上市公司对外信息披露行为越来越普遍,披露内容越来越充实,披露范围越来越广。但是,管理层更倾向于公司能够在合理控制的范围内平滑发展他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为了给企业发展
创新之处
一、立足微观,从企业的政治关联、信息披露质量等自身因素出发研究其对所得税成本的影响。现有关于所得税成本的研究主要从税收制度,税务管理等宏观角度出发,立足企业自身的微观因素研究较少。
二、对盈余管理所得税成本的考察,丰富了盈余管理问题的研究领域,尤其是盈余管理经济后果问题的研究成果。中外学者对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问题已有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但对盈余管理税务后果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对不同盈余管理方式所得税成本的考察将有助于弥补这一研究存在的缺憾。
第三,从企业所得税成本角度,合理避税增加企业价值,规避管理层寻租。企业的避税活动可以增加股东财富,但在代理成本框架下,管理者进行避税活动是为了加强管理,获得私人利益,而并非为了提高股东财富。当外部股东认为企业的避税活动是管理者的寻租行为时,代理成本会抵消避税活动带来的收益。因此,企业在合理避税的过程中应注重增加企业价值,规避管理层的寻租行为。
二、政治关联与所得税成本的文献综述
(一)政治关联的概念
由于政治关联的特殊性,学术界对其定义存在一定的分歧,一般而言,政治关联是指公司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联系,包括公司的高管曾经或者当时在政府部门任职、通过选举捐款获得的关系等,但不包括因为政府持股而形成的关系。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包括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政治关联对企业有积极作用,可以帮助企业获得融资的便利、税收减免及返还优惠、政策补贴、特许经营权、产权保护、降低审计风险等,包括通过股权性质与股权结构的安排影响公司的治理机制。政治关联也会为企业带来风险,增加治理的成本,如利益输送、管理者壕沟效应、降低审计质量、带来政治风险等。
第二,从信息披露的角度,完善信息披露流程,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升企业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讲,证券市场可以看作是一个信息交换的市场。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所提高,但是由于历史经验的缺乏和制度规范的薄弱,信息披露质量仍存在许多问题。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对信息披露方面反应比较消极,不愿过多披露企业的信息,致使投资者和其他信息使用者容易做出错误决策,损害投资者利益。因此,有必要完善信息披露流程,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升企业价值。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所得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认为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影响所得税税负。梁希超(2010)将盈余管理行为划分为两类:“非零所得税成本”的盈余管理行为和“零所得税成本”的盈余管理行为,通过数据模型检验得出结论为为无论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行为调增利润还是调减利润,均偏好于利用“非零所得税成本”的盈余管理行为。田巧珍、杨默如(2014)基于2008~2012年相对稳定的企业所得税环境,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在所得税成本和财务报告成本动因下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在企业所得税法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应计项目与真实活动这两种盈余管理方式均有采用;上市公司在盈余管理中权衡了所得税成本和财务报告成本。顾亚莉(2014)以沪深两市2001 ~ 201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在对全样本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按股权性质分类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大,操纵性非应税项目损益也随之增大;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以规避向上盈余管理所得税成本的行为,在非国有控股公司更加明显。
留足弹性空间,管理层会选择进行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以平滑企业业绩,并对企业的信息披露程度进行限制。上市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时,往往需要同时权衡公司的财务报告成本以及所得税成本。
综上所述,本文立足企业盈余管理视角下的所得税成本管理,重点探讨上市公司政治关联以及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所得税成本的影响。
理论意义
第一,立足所得税成本,探讨企业盈余管理,拓展相关研究视野。针对企业盈余管理的研究很多,但是研究者对于盈余管理行为的成本,尤其是所得税成本问题的研究很少。显然,立足企业的所得税成本的视角,对企业的盈余管理和管理层行为进行梳理和剖析,能够丰富所得税成本管理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对企业税务问题研究的一个突破。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丰富了企业避税的研究领域,将研究重点从企业特征(例如,纳税计划的机会代理)到上市公司的各个方面(例如,管理者报酬和所有权结构)作为企业避税的决定因素。然而,这些研究也说明为何上市公司采用不同的避税行为还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对企业避税影响的评价似乎是多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虽然机会主义的管理者可能利用避税获得租金提取,其采取避税活动更可能是为了提高价值。
关于所得税的研究,国内学者大多数是从所得税制、税种和税收角度进行研究的。叶康涛、刘行(2011)的研究发现:高强度的税收征管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向上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同时,高强度的税收征管抑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且这种负相关关系主要源于税收征管抑制了企业向上的过度盈余管理,而非源于税收征管导致的企业税收筹划活动。税收征管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可以通过增加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抑制公司的向上盈余管理行为。
第四,以企业内部活动视角分析信息披露带来的影响。目前,国内对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信息披露对企业资本成本的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等等,很少有研究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内部具体活动的影响。例如,信息披露质量如何影响企业的资产管理、如何提升股东财富、如何影响企业的所得税成本等。本文以企业内部活动视角分析信息披露带来的影响,强调信息披露质量对所得税成本的影响,为丰富相关的理论研究铺垫。
(2)综述国内外有关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一、关于所得税成本的文献综述
由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达、所得税建立较早、所得税的地位较高,国外对所得税课税研究较早。当代公司税收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是Scholes等( 1992)在其开创性的《税收与企业战略》一书中所提出的有效税收筹划理论。他们认为,传统税收筹划目标中税负最小的观点,实际上忽略了交易成本,有效的税收筹划应该充分考虑交易各方显性税收与隐性税收、税收成本与非税收成本的因素对企业投资和融资决策的影响。Joseph E. Stiglitz(1985)分析了影响避税的一些因素,如市场信息不完全、投资者自身知识有限等,指出了避税的经济影响:企业某个税负即使减轻,其他税种税负却有可能增加,某项交易在减少某个企业税负的同时也可能增加其他企业的纳税额。Adams Caroline and Webley Paul(2001)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增值税依法纳税的各项因素,指出避税行为不仅有利于纳税人自身利益最大化,也有利于增强纳税人对税收制度的顺从,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意图的实现。Desai.et.al(20减
国外学者对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计舞弊的所得税成本。Erickson、Hanlon & Maydew (2004)的研究以1996年至2002年期间被美国证监会认定为利润虚增和财务造假的22家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样本公司是否为虚增的利润支付了所得税以及所支付的所得税金额的大小。该研究通过比较公司披露的重新表述前后的所得税费用差异,计算得出盈余操纵的所得税成本。分析结果显示,样本公司每虚增一美元的会计利润,平均要为此多承担约12美分的所得税成本。可见,这些公司为提高其会计利润,愿意承担较高的所得税成本。然而,他们的研究只是回答了公司为其盈余管理行为所承担的所得税成本的大小,并没有涉及公司不同盈余管理方式的所得税成本差异。此外,他们的研究只针对被美国证监会认定为财务欺诈的22家公司,样本量偏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上述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