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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学与文化自信的重建,史学-何谓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其文化能够在未来继续发展的一种信念，是其民族前进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动力。
张岂之先生最近谈到：“中国今日正处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时刻。
民族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统一，反映了历史变化后民族整体的提升。
”（张岂之：《从民族复兴的高度看中华文化前景》，《北京日报》2013年11月11日）张先生从文化的角度谈民族复兴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谈建立文化自信的问题。
张先生又认为：“中华文化的连绵不断与史学的繁荣昌盛密切相关。
”（同上）在这里，张先生指出了历史学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近代，就会发现近代以来中国人努力重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也是息息相关的，近代史家们为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提出了种种有价值的思想。
文化自信何以有“重建”之说？盖自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向来在文化自信上不成问题，古代的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在东亚文化圈中的领导地位。
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
”这种观念在史学上的表现也很明显，柳诒徵曾指出：“三二纪前，吾史之丰且函有亚洲各国史实，固俨有世界史之性。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中国史便是“世界史”，中国俨然为“世界”之中心。
在这种情形下，实际上无所谓“文化自信”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眼里，并没有一种中国文化以外的文化系统能与中国文化相抗衡。
然而，近代欧洲列强的侵略，在使中国蒙受巨大民族耻辱的同时，也在文化上给中国人敲了一记警钟：中国文化相较于西方文化是否优秀？中国文化是否有其存在的价值？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一系列问题猛烈地冲击着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灵。
近代历史学家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回答，并试图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
晚清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
魏源著《海国图志》，他想要告诉中国人，世界上不仅仅有中国，还有其他文化系统，“其要旨以西人谈西事，言必有稽，因其教以明统纪，征其俗尚而得其情实”（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序》）。
中国人失去民族自信心，并不是始于1840年，而是始于1645年首先，剃发易服是一种顺从度的检验，能迅速的将汉人中具有民族意识，以及有勇气有血性的，把这种意识表现出来的仁人志士筛选出来，予以消灭。
通古斯人一直非常少，无论是入关前，还是入关后，相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汉人，都一直处于以少驭多的情势。
通古斯人虽为征服者，但对人数众多，且利益深受自己损害的汉人，始终保持强烈的警惕。
他们需要知道哪些汉人是彻底顺从，哪些汉人是表面顺从，哪些汉人是假意顺从，实则伺机反抗。
因此需要一种筛选机制，能对上述几类汉人进行筛查。
衣冠服饰向来为汉人所看重，《孝经》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衣冠发型是汉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汉人区分其它族群的外在标志。
所谓头可断发型不可乱，一旦发型和服饰改变，也就是明末顾炎武先生所说的，亡天下了。
意味着文明的灭绝，野蛮的彻底胜利。
强令汉人放弃其自身传承数千年的衣冠服饰，必然导致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血性的汉人起来反抗。
这部分汉人显然更重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更在意自己的汉人身份，而且都比较有勇气，是属于汉人中的血性精英群体，是殖民统治的潜在威胁。
把这部分人筛选出来，既可以消除潜在威胁，又可以震慑那些顺从的汉人，使之不敢反抗，老老实实的做顺民，做奴隶。
其次，剃发易服是对人格尊严的一种侮辱，要想真正击败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就要彻底打掉其自尊心与自信心，监狱里为什么要给犯人剃头发，就是为了打掉你的高傲，让你习惯于服从。
从效果上来看，满清确实做到了，汉人直到现在依然没有重拾自尊与自信，从某一方面来看，满清是成功的。
再者，剃发易服可以摧毁汉人的民族认同。
历史上，北方蛮族曾多次侵入中国，也有许多在中国建立殖民政权。
这些蛮族政权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如何统治人口数量和文明程度都远高于自己的汉人。
这个难题处理的好，殖民统治便可长久；处理不好，不仅殖民统治无法维持，连自己的族群也会被汉人报复，彻底灭绝，参见历史上的冉闵大帝杀胡令。
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论文范文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对中国的影响巨大，亘古未有。
主要有破坏性的一面，但也有促进性的一面。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论文范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论文范文篇一《试论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论文摘要：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对中国的影响巨大，亘古未有。
主要有破坏性的一面，但也有促进性的一面。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更多的掠夺，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困苦，中国社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小农经济制度解体，封建制度开始动摇，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加快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文关键词：鸦片战争;近代化;双重作用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如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改变了夜郎自大的态度。
他们试图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
于是，从十九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师夷长技”，大张旗鼓地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编练新式陆军和海军。
他们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掀起了一股办洋务的热潮。
他们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
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冲破了窒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风气，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从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到1840年得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个超稳定的社会有着自身的特点。
在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
皇帝、贵族、官僚和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则占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租种地主土地并缴纳高额的地租，封建地主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必然尖锐。
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主要特征是个体家庭为单位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曾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但又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有较强的排斥力，商人、地主、官员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的剥削农民，农民还需缴纳高额赋税和承担各种徭役，生活极端困苦。
从不同层面看待中国近代历史人物中国近代历史是一个多变的时代，是“亘古未有之奇变”。
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中国都在变。
但是与古代相比，近代的“变”有其特殊性：速度快、变化大，变的面广等。
近代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叱咤风云的历史，这个变是前进的，是由落后走向进步的。
我们研究近代历史人物一定要把握近代历史这一变的时代特征。
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看待近代历史人物思想觉醒在19世纪40至50 年代，这个时期出现了像林则徐、魏源、洪秀全等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精英。
他们是从封建历史时代进入到近代的，他们身上带着较多的封建时代的烙印，但他们仍然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代表人物。
睁眼看世界，属于这个时代的特点。
例如：魏源写的《海国图志》，如果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分析它，这本《海国图志》是一部错误百出的书，完全可以否定它。
但这部书的内容毕竟是当时中国人开始研究外国情况的第一本书，但它是在中国人对外面世界完全不了解，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和中国人缺乏世界地理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当时的道光帝连香港在何处都搞不知道，而魏源却阐述了世界地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二、从19 世纪60至80 年代约看待历史人物的改革主张这个时期产生了两派人物: 洋务派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
同样这两派人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顽固派是旧时代的保守的体现，直到80-90年代还顽固的存在，但是，其中有些人被逐步分化了，而多数人停滞不前，没有多大变化。
顽固派被重创是在义和团运动已后才得以实现。
义和团运动后，这些顽固的守旧势力基本上被摧毁，而改良主义者在不断的扩大，一大批人的人思想变得进步了。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在争论洋务派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区别，最终达成共识是区别是有的，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只承认其中的一点是不对的，说没有联系，那就有许多问题就说不清，不谈区别不就不符合事实。
例如：李鸿章与郑观应等人没有区别吗？同是洋务派之间也存在着区别，如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三人之间就各不相同。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1．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1）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
（2）政治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3）文化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从汉武帝开始）（4）社会结构上，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核心宗族家长制，君权父权夫权占主导地位）（5）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二、鸦片战争前的世界1．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等主要国家先后确立。
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688年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正式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美国经过独立战争，1776年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法国，经过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在工业革命的发生上。
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的纺织业上，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大机器生产代替了工场手工业。
工业革命迅速发展。
2．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列强为开拓国外市场（原料市场和产品市场）和摆脱国内危机，增加资本原始积累而实行殖民扩张。
1825年，英国经历了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836年，英国政府扬言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
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1. 军事侵略（3）勒索巨额赔款（4）在战争中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①1894，11日军：旅顺大屠杀惨案；②1900俄国：黑龙江江东六十四屯惨案5）在侵华战争中，还公开抢劫中国财富，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造成空前浩劫。
侵略、割地、赔款、杀人、掠夺2．政治控制（1）控制中国内政《天津条约》的一项内容，就是中国政府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2）操纵中国外交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总理衙门改为外交部，“班列六部之前”成了与外国列强打交道的专门部门（3）享有领事裁判权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如与英侨“遇有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案、听讼之权，其英国人如何判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
试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观念的变迁论文关键词: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人才观论文摘要: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人才观发生了转变，其总的表现是逐渐抛弃传统观念的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转向现实主义。
这四个方面的转变在当时是相对徽小的，但是它们开始了中国传统观念的近代化进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开展的自然进程，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中国思想家们面临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不得不改变传统观念，以适应社会的变迁。
我们试图从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人才观这四个方面来讨论鸦片战争前后传统观念的转变，以求教于方家。
一、夷夏观念的转变和学习西方思潮的渐起鸦片战争前，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西方的英、法、荷等国乃是“未受教化〞的“蛮夷之邦〞，“腿不能打弯〞、“一扑即不能起〞、“不善陆战〞等主观歧视的观念在很多高级官员中非常普遍。
他们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多抱盲目鄙视的眼光，视之为“奇技淫巧〞，甚至连比较开明的梁廷榕也认为:“天朝全胜之时，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
夹板船，亦郑和所图而与之者。
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
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夷者，古今无是理也。
〞梁廷榕的观点在当时颇有代表性，他认为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因为西方先进科技都是源于中国，而且向西方“蛮夷小国〞学习有损中华国威，于理不通。
在英军的坚船利炮面前，“天朝上国〞被远隔重洋的“蛮夷小国〞轻松击败，这对时人特别是亲历了鸦片战争的局部清朝官员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思想震撼。
他们逐渐认识到，“夷〞不一定不如“夏〞，甚至在某些方面“夷〞要强于“夏〞，其明显表现就是对英军军事技术的推崇。
还在鸦片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少数具有敏锐眼光的官员就开始重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1840年春，林那么徐曾“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蓬如洋式〞。
历史课论文—鸦片战争（推荐5篇）第一篇：历史课论文—鸦片战争民族精神护卫国家毅然不倒－－《鸦片战争》观后感很久以前就在中央六套电影频道看过谢晋的《鸦片战争》，那时我还小只是对主角名族英雄林则徐很有感觉。
为了写这篇论文，我只得再重温一遍这部有点过时的电影。
看过历史或者对社会发展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影片主要描绘了林则徐和琦善的斗争，无论是林则徐还是琦善，他们的想法都有其道理，而道光皇帝无论采用谁的做法，都避免不了战争的爆发，中国也最终难逃被列强宰割的结果。
这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时，强烈渴求市场和资本而导致的贪婪本性造成，另一方面，则是中国胆小怕事不知天高地厚的特点，以及当时腐朽难当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时刻产生了错位，导致了矛盾。
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是美丽又罪恶的资本主义，因为有利可图的是对方，利益的驱动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也许是最近看多了梭罗、康德的哲学，我竟突发奇想地把鸦片战争与现代文明和社会发展联系了起来。
我对现代文明一直不太认可，虽然我不像余秋雨那样不用手机不用电脑，但我也希望尽量摆脱这些所谓的现代高科技产品。
现在到了大学，已经用计算机来写过好些论文了，但是我还是经常反思所谓的现代文明。
不可否认，我们的现代文明是建立在西方工业革命后发展的文明之上的，在全球化市场的强大动力下被进一步强化。
但是，这种文明也只是人类所有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全部的可能性，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非凡就是一个明证。
在漫长的古代史中，东方文明很长一段时间领先于西方文明，东方曾经是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宗教兴盛的地方。
在近代才落后于西方文明。
而也就是在近代东方饱受西方列强的压榨。
战争，可恶的战争或者冲突至今没有消失。
战乱也从来没有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彻底消失。
春秋战国是有名的战乱年代，后世的秦朝，三国，五代，南北朝，唐，宋，元，战争让好战的最高统治者欢喜，但却遭到受难的群众强烈反对。
中国思想界巨变开端：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历史_中国历史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一批进步爱国知识分子在内外危机的刺激下，开始从虚矫自大的心态中走出来，以此为开端，中国思想界开始发生巨变，诸种学说，纷然杂陈，各式思潮，彼此激荡。
可以说，近代中国许多进步思想观念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
因而研究鸦片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一、忧患意识的复苏开拓视野、战胜无知，不断向社会发出危机信号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自先秦以来的二千余年间，进步的知识分子（儒生士人）就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志，并为此而奋斗不息。
孔子曰：”天下无道则庶人议”。
因而每当社会危机或政治危机来临之际，进步的士人就悲天悯人，发出危机警告。
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各个时代的”社会良心”。
这使士人产生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也成为士人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推动社会改革的一种动力。
但这种”报忧不报喜”的忧患意识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忌讳、反感，他们不断地加强对社会意识的高度垄断统治，而对那些居安思危，洞烛机先的士人予以严厉的压制和摧残，包括肉体的消灭，到清朝更达到高峰。
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对士人采取了高压和笼络的手段，压制其灵性，束缚其智慧，麻醉其思想。
在严厉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士人们动辄得咎，整日畏首畏尾，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接触现实问题。
为了明哲保身，只好脱离实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他们的忧患意识泯灭了，大多数人变得昏愦、愚昧、迂腐、贪鄙，沉溺于科举八股的黄粱美梦之中，即使少数有才华的士人也只能远离尘世，埋头于故纸堆中。
新的思想被窒息，人才被摧残，知识分子失去了优秀的传统――使命感和责任感。
歌功颂德，固步自封，不求上进的自大意识取代了忧患意识，再也无人呼唤危机。
知识界的畸形发展适应了清朝统治者的需要，但却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和应付日益严重的内外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