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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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研究综述作者:黄晓娟来源:《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26期摘要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应该肯定,学术界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文本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仍众说纷纭。
本文拟就近40年来学术界对其研究状况、研究观点、研究不足做系统梳理,以期对进一步深化研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研究综述作者简介:黄晓娟,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 ;DOI:10.19387/ki.1009-0592.2019.09.233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在国内学术界的兴起,邓小平理论文本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理论文本之一,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下简称《改革》)作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成熟的标志,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此,回顧其研究历程、梳理研究现状、总结研究反思,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研究十分必要。
文本研究在国外已经有相对成熟的研究体系,而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1999年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提到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此后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在我国学术界越来越得到重视。
“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等等提法接踵而来。
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状况、方法及其未来发展的研究著作也在纷纷响应出炉,并在理论界掀起了一股重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潮流。
北京大学鲁克俭教授曾提到:“进入新千年之后,马克思文本研究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也是与国际学界接轨较充分的研究领域”。
收稿日期:2007-01-16作者简介:夏文强(1982-),男,山东青岛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张延明(1973-),男,山东滨州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王 辉(1982-),山东潍坊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光辉历史文献)))5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6再探夏文强,张延明,王 辉(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00)摘 要:5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6是邓小平于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文献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
重温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思想,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领导制度,使领导制度科学化、规范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领导体制;改革;历史文献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701(2007)03-0021-02邓小平在5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6一文中既鲜明地指出了改革的目的,也阐明了改革的原因,同时也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11权力制约制度和民主监督。
权力制约、民主监督思想在邓小平制度建设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其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核心内容。
他在总结党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0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通过制度建设与完善来构建权力制约、民主监督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主要表现在:第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立并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0。
邓小平在谈到权力监督与制约时,特别强调了制度建设与完善的重要性。
只有从制度入手,才能建立根本性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
第二,明确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的关系。
为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从根本上克服官僚主义,必须在强调集体领导的前提下,明确领导者个人的职责权限,建立分工负责的制度。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有感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人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改革。
”从此,中国开始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说过,“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会做坏事;有了好的制度,坏人也难做坏事”,在对人性与制度关系的论述上,还没人能超出这段话的深刻与明智。
民主集中制是执政党的领导制度,从理论上讲,在这个制度下,是不可能出现诸如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十年文革等执政错误的,但不幸的是,这些在实际中却出现了,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能说明二点:一、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要结合得恰到好处,这个度是不容易把握的;二、能否把握好这个度,主要取决于最高领导个人的胸襟气度与执政能力。
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必须要吸收之前经验,改正之前的缺点。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觉悟,邓小平才做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深刻分析了党内存在的问题,说明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原因,阐明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内容,给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和检验标准,也确定了进行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我国在当时进行的改革就是适应了国情,且对我国社会和制度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那么,为什么当时必须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呢?首先,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就其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而言,无疑比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优越,但是作为这种政治制度的具体的政治结构、组织形式、运行方式即政治体制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民族传统、经济条件、文化心理等因素,仍很不完善、很不成熟,必须进行改革。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的我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存在的五大弊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818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篇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导读《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导读一、写作背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已经端正,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而迫切需要实施的情况下发表的。
(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改革政治体制1.全国性的拨乱反正已经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导致许多理论和政策的极端错误。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了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思想路线从僵化教条、“两个凡是”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组织路线从拉帮结派、任人唯亲转为德才兼备、任人唯贤。
为了兴利除弊、开创新局面,就必须进行首先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入手政治体制改革。
2.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实行简政放权,企业推行利改税,在深圳等地设立特区,对外实行开放、引进外资等。
而改革经济体制、变革生产关系,必然要求改革政治体制,使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
??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1][1]因而,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就是为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3.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集权政治的成效和弊端同时显现。
20世纪60—70年代,亚洲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集权政治。
韩国的朴正熙、卢泰愚,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等,都被称作“政治强人”,实施集权统治,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经济迅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8%—10%,出现了经济奇迹,快速实现了工业化。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作者:邓小平来源:《共产党员·下》2014年第05期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
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对待这一任务,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
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
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
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
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为人民作贡献,为社会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
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
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
经典赏析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这里着重讲一下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专业化的问题。
我们没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人才。
在“文化大革我们的大批干部遭到林的迫害,干部工作遭到严重破坏。
这就造成了现在各级领导人员普遍老化的状况。
人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
很多新的人才需要培养,但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
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一些老同志心血来潮提出的问题。
有些同志担心,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也许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
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
因为至今还有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领导班子没有整顿好,一些帮派分子可能利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名义,把他们的党羽提拔上来。
我在今年月十六日的讲话中说过,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
我们在这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
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决撤下去。
如果不提高警惕,们占据领导岗位,重新耍两面派,根串连,隐蔽下来,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祸害。
58经典赏析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
一九七五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
用坐火箭、坐直升飞机的办法提拔干部,我们再也不能这么干了。
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
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
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和职称。
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还要制定各个行业提升干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方法。
将来很多职务、职称,只要考试合格,就应当录用或者授予。
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读后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尖锐地揭露和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系统精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
因而,这篇讲话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通过学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明白了中国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必要性,主要为了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推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一个人的知识、经验、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
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
中央的这些考虑,是为了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
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为了实现以上两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导读一、写作背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已经端正,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而迫切需要实施的情况下发表的。
(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改革政治体制1.全国性的拨乱反正已经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导致许多理论和政策的极端错误。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了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思想路线从僵化教条、“两个凡是”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组织路线从拉帮结派、任人唯亲转为德才兼备、任人唯贤。
为了兴利除弊、开创新局面,就必须进行首先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入手政治体制改革。
2.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实行简政放权,企业推行利改税,在深圳等地设立特区,对外实行开放、引进外资等。
而改革经济体制、变革生产关系,必然要求改革政治体制,使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
……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1][1]因而,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就是为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3.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集权政治的成效和弊端同时显现。
20世纪60—70年代,亚洲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集权政治。
韩国的朴正熙、卢泰愚,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等,都被称作“政治强人”,实施集权统治,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经济迅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8%—10%,出现了经济奇迹,快速实现了工业化。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迅猛,人们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呼声也越来越高涨,这也促使着我们深入探讨并探索新的领导制度。
首先,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到,领导制度是实现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因此,改革领导制度应当紧密结合国家发展全局的需求,以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其次,在改革领导制度时,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如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协同推进等。
在制订改革方案时应当充分征求各界意见,建立科学决策机制,确保改革具有可行性和适应性。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我们需重视以下四方面:一、党的领导制度改革。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重要制度。
党的领导制度改革要突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时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为党的长期执政提供制度保障。
二、国家机构改革。
国家机构改革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们应当强化政府职能的协调性和高效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同时,建立权力清单、权力审核制度,实现权责对等。
三、选举与任免制度改革。
选举与任免制度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
需要加强选举制度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完善公共管理机制。
同时,加强领导干部任免制度的规范,建立更为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
四、民主协商制度改革。
民主协商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
要深化政党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协商等各种形式的民主协商,完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
总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各方面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来完成。
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依法治国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不断完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导读一、写作背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已经端正,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而迫切需要实施的情况下发表的。
(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改革政治体制1.全国性的拨乱反正已经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导致许多理论和政策的极端错误。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了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思想路线从僵化教条、“两个凡是”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组织路线从拉帮结派、任人唯亲转为德才兼备、任人唯贤。
为了兴利除弊、开创新局面,就必须进行首先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入手政治体制改革。
2.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实行简政放权,企业推行利改税,在深圳等地设立特区,对外实行开放、引进外资等。
而改革经济体制、变革生产关系,必然要求改革政治体制,使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
……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1][1]因而,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就是为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3.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集权政治的成效和弊端同时显现。
20世纪60—70年代,亚洲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集权政治。
韩国的朴正熙、卢泰愚,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等,都被称作“政治强人”,实施集权统治,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经济迅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8%—10%,出现了经济奇迹,快速实现了工业化。
但是另一方面,集权统治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出来。
在这一背景下,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主动顺应时代,改革历史形成的以权力过分集中为主要特征和弊端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
(二)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奠定了基础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随着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进人和平建设时期,原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化建设的不适应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趋向集权。
在新的形势下,为了现代化新局面的开创,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1978年9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级建筑。
”同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2][2]在这里,首次明确提出了要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管理方式的问题。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不仅提出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还提出和论及了加强党内民主、克服党政不分、下放经济管理权限、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克服官僚主义、改变用人标准、改革国家机关等一系列问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诸多方面。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一次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3][3]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
”[4][4]首次把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和长远奋斗目标之一。
总之,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7月,党中央提出了许多有突破性的理论观点,为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作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准备。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
这篇重要讲话经过讨论、补充、修改,由政治局通过发至全党,成为中共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
二、内容讲解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中,邓小平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尖锐地揭露和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系统精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
因而,这篇讲话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这篇讲话分五个部分,共14,000字。
第一、五部分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内容;第二部分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和检验标准;第三、四部分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原因。
第一部分,主要讲国务院领导成员的调整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第一步(一)国务院领导成员调整的方案邓小平指出,根据中央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要调整国务院领导成员,具体方案是:华国锋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接任;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不兼任副总理,由精力较强的同志担任;同意解除陈永贵的副总理职务。
(二)国务院领导成员调整的原因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明了国务院领导成员调整的四条原因,并逐条进行了分析。
“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
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产生官僚主义。
“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
”“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
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
”“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
”(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和意义邓上平在讲话中郑重指出:“这次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是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第一步。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
”具体地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需要,也是为了兴利除弊,防止“文化大革命”悲剧重演的需要。
第二部分,主要讲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要求和检验标准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而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应当实现三方面的要求:(1)“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级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3)“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达到三项要求,即“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这三条要求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要实现的三项要求,其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就是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的改革,其基本要求和检验标准就足有利于实现经济、政治、组织三方面的要求。
(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是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1.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
邓小平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
”要“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
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
2.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必须扫除的思想障碍。
当时存在三种思想障碍:第一,在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
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明确表示,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
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
第二,有些同志认为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
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说:“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
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
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和职称。
”“将来很多职务、职称,只要考试合格,就应当录用或授予。
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
”第三,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
针对这种思想顾虑,邓小平指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
”许多老干部“当大干部、做大事”时也很年轻,经验也不多,即使现在,对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也没有什么经验。
一些年轻同志经验少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
“好的中青年干部到处都有。
”“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要大胆而谨慎地工作,只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3.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