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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想和大家探讨一个既古老又充满神秘色彩的领域——玄学。
玄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宇宙奥秘、生命哲理和人类精神世界的学问。
它跨越了时空，影响了无数人的思想和行为。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玄学是否已经过时？我认为，玄学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应该成为我们大学生探索人生、启迪智慧的重要途径。
首先，玄学让我们重新审视宇宙的奥秘。
自古以来，人类就对宇宙充满了好奇。
从“天圆地方”到“地心说”，再到“日心说”，我们不断探索宇宙的真相。
然而，宇宙的奥秘远非我们所能完全理解。
玄学正是通过研究宇宙的规律，帮助我们拓宽视野，认识到自己的渺小。
在玄学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关于宇宙的智慧。
比如，《易经》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揭示了宇宙万物生成的过程。
再比如，《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阐述了宇宙的起源和演变。
这些思想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体系，更让我们对宇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其次，玄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生命哲理。
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
玄学告诉我们，要顺应自然，顺应宇宙的规律。
正如《易经》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意味着，我们要像天地一样，不断自强不息，同时也要像大地一样，厚德载物，关爱他人。
在玄学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关于人生哲理的名言警句。
比如，《道德经》中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教导我们要像水一样，无私奉献，宽容待人。
再比如，《庄子》中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提醒我们要珍惜生命，不断学习。
这些哲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还可以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拥抱人生。
再次，玄学启迪了我们的智慧。
在玄学的研究中，我们需要运用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这无疑是一种对智慧的锻炼。
玄学中的许多思想，如阴阳、五行、八卦等，都需要我们不断思考、领悟。
这种思考过程，不仅锻炼了我们的思维能力，还让我们更加聪明。
郭象“名教即自然”玄学教育思想浅析摘要：魏晋玄学上承两汉经学，下启隋唐佛学及宋明理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而郭象玄学作为魏晋玄学发展的高峰，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郭象当时所面对的问题，与其他魏晋玄学家一样，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因此，本文通过解读郭象“名教即自然”来浅析他的玄学教育思想。
关键词：郭象；名教；自然；教育思想郭象（公元252-312），字子玄，西晋河南人。
历任黄门侍郎、豫州牧长史、太傅主薄等职。
有才理，好《老》《庄》，善清言，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1]。
致力于把道家哲学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之中。
内圣和外王、自然和名教在他那里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是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
现存的主要著作有《庄子注》，集中反映了他的玄学教育思想。
一、“名教即自然”的教育观“名教即自然”的教育观在魏晋时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从正始时期的以王弼为代表的“名教出于自然”，到竹林时期的以嵇康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再到元康时期的以郭象为代表的“名教即自然”。
王弼与嵇康是魏晋早期的玄学教育家，他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名教”与“自然”两者之间的关系。
郭象则调和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将二者糅合统一起来，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思想[2]。
郭象所处的玄学发展阶段是元康玄学阶段，而这一时期，经过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理论模式对君权和社会的否定，造成了人与社会、自然与名教的对立。
为了化解人和社会以及自然和名教的矛盾，郭象就把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与内心精神有机结合起来。
他认为：物之生也，莫不块然而自生。
世间万物都是浑然天成，而且万物都把自然作为最高法则，名教作为万事万物中的一小部分，当然也必以“万物”为正。
（1）“物各自造”的“独化”论思想。
“物各自造”即“自生”，世间万事万物都是自然而然的自己生成的。
王弼认为，“无”是事物的根本，“有”是从“无”而来，而郭象则认为，既然“无”是事物的根本，那么“无”怎么能生出有呢？他认为，“无”不能生“有”，万物均是自生的[3]。
2019年 第 11 期史哲天地作者单位：刘林山，中共扬州市委党校。
“名教出于自然”还是“名教本于自然”——对王弼哲学的再解读刘林山摘要：“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是魏晋之际的时代课题。
王弼致力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现代学者把王弼对两者的关系概括为：一是“名教”出于“自然”，二是“名教”本于“自然”。
这两种不同的表达关系到王弼哲学的性质。
本文试图从“自然”与“名教”的由来和王弼对“自然”与“名教”在哲学上的定位与定论的角度，论证“名教本于自然”这种说法的合理性。
关键词：王弼；名教；自然“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是魏晋玄学的时代课题，在这场讨论中，作为魏晋玄学的发轫者──王弼致力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
如何结合呢？现代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另一种主张：“名教”本于“自然”。
笔者认为，虽然这两种观点仅一字之差，但关系到王弼哲学的性质问题，必须对此给予明确的区分与认识。
一、“自然”与“名教”关系的由来何谓“名教”？何谓“自然”？“名教”就是当时社会用于治理人事的政治制度和道德伦理规范的总称。
“自然”就是道家所追求的一种宇宙与人生合一的整体而本真的状态。
道家尚自然，儒家贵名教，自然便是天道，名教便是人道，天道与人道各有其运行的法则，两者表现出“分”的一面，但人是宇宙的一物，有其自然性和社会性，所以天道与人道又表现出“合”的一面。
儒道、天人关系分合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方式，但都存在矛盾和片面性。
先秦时期，儒道已经形成了各自的文化性格。
儒家偏于人事贵名教，提倡礼法名教，道家偏于天道而尚自然，反对儒家的礼法价值观，要求无为而治。
两家各有所偏，但道家言天道而未离开人事，它企图以“天道自然”规定社会人生，儒家言人事而未离开天道，它常言人而上追溯于天，寻找人生合理存在的根据。
可见，儒道两家分中有合，它们致思的方向是一致的，都在追求一种合理的天人关系而努力，如此就为后世探索儒与道、天与人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
魏晋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问题研究作者：李雪姣来源：《文教资料》2012年第32期摘要：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
玄学家们通过“六经注我”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宇宙本体以及社会人生的思考与认识。
在玄学所讨论的问题之中，名教与自然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有研究者将其定为魏晋玄学研究的中心。
但在对待名教与自然的态度上，王弼、嵇康、裴頠、郭象等主要玄学人物都各有所异。
此文将打破以时间贯穿观点的方式，从文献入手，论述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问题的概念范畴、各自的发展状况以及归宿、地位等问题，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把握名教与自然问题。
关键词：魏晋玄学名教自然发展一、引言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
”[1]（P498）作为新兴思潮，魏晋玄学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形成。
对于历史上的魏晋时代，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的时代，为了明哲保身，人们流于清谈，“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晋书·阮籍传》），成为玄学的前身。
时代动乱在很大程度上又意味着对意识形态束缚的减少，于是人们不再局限于汉代儒家经学研究，道家清淡无为思想因此而被重新发掘。
同时，人们也不再迷信汉代那考证繁琐、甚于谶纬的经学，转而寻找另外一种可以作为精神寄托的思想。
此外，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裴頠、郭象等人，关注社会现实，希望通过论著提出提出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或为政治原则寻找理论依据。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学独立并进行自觉创造的时代中，产生了魏晋玄学这种后起于经学，具有高度思辨性的哲学。
根据余敦康先生的《魏晋玄学史》，魏晋玄学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正始玄学为第一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玄学；竹林玄学为第二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自然论玄学；西晋元康玄学为第三期，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玄学和以郭象为代表的独化论玄学；第四个时期为东晋佛玄合流思潮，以张湛和僧肇为代表。
魏晋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自然名教关系，是魏晋玄学讨论的极其重要的一个命题。
名教自然之辩与有无之辩、才性之辩、言意之辩并列为魏晋玄学中的四对最重要的哲学命题。
名教自然之辩，是魏晋玄学的基本问题所在。
就整体言，玄学思潮的发展方向，总的趋势是一步一步地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使之合为一体。
具体而言，是沿着王弼（儒道调和）——嵇康（儒道对立）——郭象（儒道合一）这一路向行进的制约这一行程的直接动因是魏晋时期政治上的剧烈变动带来的现实需要。
名教自然关系的产生根源在于汉代后期出现的名教危机。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本来为先秦诸子之一的儒学逐渐意识形态化，成为社会统治思想。
儒学对社会的统治，在当时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
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威，导之以利禄之途，大力提倡经学。
至东汉，经学发展到顶峰，政治和学术完全合一，统治者以名教治天下，将经学统治从学术、政治延伸到思想道德伦理的深度。
因此与提倡经学相应的就是大力奖励名节。
儒学道德价值观念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即以名教治天下。
所谓以名教治天下，也就是以儒家伦理纲常立名分，建立官职，设置制度，以为名器。
朝廷以名目取人，实际是用辅之以利禄之途的名誉为手段，从正面引导社会风气，推行教化。
平心而论，这种构想无可厚非。
然而随着儒学日益官方化，意识形态化，儒学大义逐渐失落。
名教之内在本质不存，经学的腐败也不可避免。
具体表现为国家名器徒具形式，官僚选举脱离真正的名教尺度，失去了其特有的控名责实、量才授官的作用功能而流于泛滥。
人才名不副实成为东汉末年”以名教治天下“的最大弊端之一，统治者提倡的名教之治也由此破产。
儒家名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陷入了困境。
在这种背景下，针对汉代名教政治所显露的弊端，魏晋学者试图超越儒家名教方法而进入道家玄虚之境，并从根本上用道家的无为之治来弥补儒家名教之治的缺陷，建立一种全新的价值哲学。
而这主要是由魏晋玄学家们来完成的，从而形成了魏晋玄学中的名教自然之辩。
竹林玄学之“名教”与“自然”发表时间：2009-05-31T11:59:46.420Z 来源：《魅力中国》2009年第5期供稿作者：刘秉亚[导读] 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经学的主流思潮，它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
摘要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经学的主流思潮，它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
而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重要一个阶段，其主要代表阮籍和嵇康更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是老庄思想的继承者，同时又为玄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老庄；“名教”；“自然”；阮籍；嵇康一、老庄的自然观自然观的提出最早见于老子。
针对当时社会人生的种种乱象，老子进行观照与反思，提出了他的自然观。
他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将“道”看作世界万物的本源，赋予“道”以“自然无为”的本性，并由此进一步推论出人的生命本相与人的本性都应象“道”之本性一样“自然无为”。
老子的“无为”是为了收到“无不治”的社会政治效果，借以解决社会矛盾，为现实寻找出路。
庄子继承了老子“返璞归真”的理念，以“自然”之视野透视了人生命之真实状态。
庄子所指的“自然”，即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庄子认为道即自然，自然即道。
庄子的“自然”概念是指自然而然的状态，而不仅仅指自然界。
他张扬返朴归真的“自然”，认为自然的就是完美的，是无需人为引导的。
人应当作为自然的人而生存，不应该强加人为而打破自然的平衡。
而众所周知的庄子的“逍遥游”主要指心灵的逍遥。
而要达到心灵逍遥，最主要是回归自然，虚静无为，使物各畅其性，以达到任自然而行的和谐状态。
二、“名教”和“自然”之争“名教”一词语源不详，陈寅恪先生据王弼对老子“始制有名”的注语加以推论为：“以名释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乃入世求仕者所以宜奉行者也。
”晋人袁宏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
”唐长孺先生认为:“所谓名教乃是因名立教，其中包括政治制度、人才配合以及礼乐教化等等。
”[1]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指出:“事实上魏晋所谓‘名教’乃指整个人伦秩序而言，其中君臣与父子两伦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础。
玄学里的名教与自然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
讲座报告
讲座内容概述：
一、说“风流”：无言之美
风流是指一种人格的美。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可谓我国古代的一部风流宝鉴。
《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主要表现便是风流，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
但世上也有不少假名士，如《世说新语·任诞》：“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王孝伯说的便是个假名士，假风流。
“真风流”的四个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玄心”指一种领悟了天人分际、意象关联、情理融合的神秘幽远的超越之心，是超乎得失成败、祸福生死的心灵的宁静状态。
“洞见”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就能获得对于真理的认识。
只须几句话或几个字，此即所谓名言隽语，是风流名士常用言语。
“妙赏”，就是对美的深切感觉。
《世说新语》的名士，有些行为乍一看似乎匪夷所思，但从妙赏的角度看，又不难理解。
“深情”是指有妙赏的人，对万物都有一种深厚的同情，而在这种同情中照见的是他自己的怀抱。
二、说“玄学”：“说不可说”
玄学实际就是超越“有名”“有形”“万物”之上的玄妙学说，历经《周易》、《老子》、《庄子》、汉代宇宙论，而渐与名教碰撞遇合，并形成所谓玄学。
“玄学”自先秦以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1.老子的“玄道”。
玄学就是从老子关于“可道”与“不可道”、“可名”与“不可名”、“有名”与“无名”、“无欲”与“有欲”而延异出的某种形而上的学说。
当然，在老子看来，这种“形而上”的“道”是可以在“形而下”的“器”中体现出来的。
2.庄子的“道论”。
庄子关于道的非时间性、非空间性的本体论言说并不是主要的，而其重心更落在“无名”的“道”和“有名”的“万物”之间的转化如何可能的问题，因此，玄学在庄子这里进一步获得了其当下性和实践性的形态。
3.汉代从“宇宙发生”论“道”。
昔者圣人因阴阳定消息，立乾坤，以统天地也。
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
太易者，未见气也。
太初者，气之始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
太素者，质之始也。
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
浑沦者，言万物相混成，而未相离。
”（《易纬·乾凿度》）
4.魏晋从“本体论”层次论“道”。
魏晋玄学摒弃了汉代从阶段论、发生论、过程论角度对于“无-有”关系的论述，而转向“本-末”、“体-用”关系的思考。
三、“名教”与“自然”：玄学的核心主题
名教即以正名定分为主要内容的礼教，以儒家哲理化的伦理学说为内涵，以承继西周宗法礼制程式化的礼仪规则为形式。
“名教”自先秦以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1.“名教”即“礼教”
2.“名教”注重“形名”或“名实”相符
四、正始玄学：“无-有”关系的重新定位
正始玄学（240-249，魏齐王年号），代表人物：何晏（？－249年）、王弼(226年-249年)，理论上重视《周易》、《老子》。
提出“以无为本”的学说；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学说；提出“无情”与“有情”或“五情”与“神明”关系的学说；提出“言-象-意”关系的学说。
为“名教”重新寻找“根基”，成为当时最紧迫的政治的、伦理的、思想的任务。
而这种任务的完成却有赖于“哲学”的穷根究底的“辨名析理”和艺术的不落言象的“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的介入。
（一）提出“以无为本”说：奠定了“自然”的基础地位。
（二）提出“名教本于自然”说：“自然”为体，“名教”为用。
（三）提出“无情/有情”或“五情/神明”关系说。
（四）提出“言-象-意”关系说：得意忘言
五、竹林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
“自然”与“名教”在高平陵政变后形成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路线。
（一）名教派：司马氏之徒、何曾等无耻之流。
名教彻底堕落为遮羞布，皇权专制型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是对作为“本然”和“应然”的“名教”的歪曲，即名教之“体”、“本”被摒弃了，名教之“用”、“末”被突出了。
（二）自然派：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
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世说新语·任诞》）
六、中朝玄学：折衷主义路线的执行
中朝玄学（晋怀帝时期），以裴頠的“崇有论”、郭象的“独化论”为代表，仍重《庄
子》，而思想重归温和，形成“新庄学”。
完成了名教与自然合一的折衷主义路线。
七、名士风流：魏晋玄学的实践
名士风流是指魏晋名士们主张的不必遵守礼法，凭本性行事，不做作，不受任何拘束，以过一种率性任情的生活方式，即“弃彼任我”，同时也是一种浪漫、俊雅、旷达而疏放的艺术精神，他们主张只有这样的言行为这样才能回归自然。
（一）“名士风流”在政治中的体现：《世说新语·雅量》：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
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
”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二）名士风流在生活方式上的体现：《晋书》：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世说新语》：阮公临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
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
阮醉，便眠其妇侧。
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讲座感想：中国哲学发展到魏晋时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魏晋玄学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它比较注重抽象理论的探讨，而抽想理论则需要通过一系列哲学概念以及这些概念间的逻辑关系表现出来。
因此魏晋玄学使中国哲学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间的关系的探讨大大发展起来，尽管许多概念在以前的思想中也使用过，但魏晋玄学家却给了他们以新的意义。
此外在命题、理论及其方法上魏晋玄学也有了极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