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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与发展方向近年来，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城市发展的快速推进，乡村地区的经济落后和人口流失问题日益凸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实现农村的经济发展、生态建设和社会进步。
然而，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与发展方向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一、传承文化，注重特色乡村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和传承传统的农耕文化。
乡村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基，而乡村振兴需要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系。
在振兴过程中，我们应注重文化传统的保护，挖掘乡村特色和文化资源，通过旅游、文化节庆等形式，将乡村文化展示给更多人。
二、合理规划，建立乡村产业体系乡村振兴需要进行合理规划，建立起一个全面的乡村产业体系。
在产业选择上，可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业、农村电商等，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此外，还可以引进一些高科技产业，提升农村经济的创新能力。
三、优化农村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应该倡导绿色发展，推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建设农田水利设施，保护农作物品种多样性，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
同时，要重视农村环境的整治，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需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教育、医疗、供水等方面。
改善交通条件，方便农民出行，提高农产品的运输效率；加强教育和医疗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
五、完善农村制度，保障农民权益乡村振兴需要完善农村制度，保障农民的权益。
农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改革是关键环节，要进行改革创新，实施土地流转、承包经营权制度，提高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
同时，还要加强农村组织建设，发挥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的作用，提高农业经济的运行效率。
六、创新农村治理，提高农民自治水平为了实现乡村振兴，我们需要创新农村治理，提高农民的自治水平。
农村治理要依法参与，加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发扬农民自治的精神，建立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机制。
乡村振兴规划的路径选择与模式创新近年来，乡村振兴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
乡村振兴规划的路径选择和模式创新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本文将从农业发展、农村产业升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生活改善等方面，探讨乡村振兴规划的路径选择和模式创新。
一、农业发展农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在乡村振兴规划中，农业发展应该注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
首先，要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推广现代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其次，要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此外，还应加强农业品牌建设，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二、农村产业升级农村产业升级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
在乡村振兴规划中，应注重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和乡村特色产业。
首先，要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培育一批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龙头企业，提升农业产业的规模效益和竞争力。
其次，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挖掘和利用乡村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产业品牌。
同时，还要加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产业升级和转型升级。
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在乡村振兴规划中，应注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
首先，要加大农村交通建设力度，提高农村交通便利度，缩短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
其次，要加强农村水利建设，提高农田灌溉水平，增加农田灌溉面积。
同时，还要加强农村电力、通信、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四、农民生活改善农民生活改善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
在乡村振兴规划中，应注重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品质。
首先，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其次，要加强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提高农民的教育和医疗水平。
同时，还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
五、乡村振兴规划的路径选择乡村振兴规划的路径选择应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不同地区的乡村振兴规划应根据地方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路径。
推进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作者：孙玉娟佟雪莹来源：《知与行》2018年第01期[摘要]乡村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场域，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首提“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具体路径之一。
虽然，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村人口的流动、农村社会阶层的不断变化和农民素质的不断提升，乡村治理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
但是，现有的传统“乡政村治”结构已不能很好地适应乡村社会的新发展和新变革，致使乡村治理面临多重困境。
如，乡村治理能力弱化，顶层设计缺乏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制度体制机制运行不统一，各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加剧，群众参与不足；农村“空心化”“三留守”及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社保水平不高；宗族势力干扰，影响乡村的和谐稳定。
因此，构建符合中国国情、更加完善有效、多元共治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做到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相互衔接和补充。
这不仅是关系到乡村的自我治理、自我发展问题，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对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加速融合城乡一体化，预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1-0021-05现代化意味着对过去和传统的持续性改变，是现实社会进步和人心所向的必然趋势。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相对传统乡村治理进行持续改变的动态过程，是在适应现代化基本趋势和要求下，通过基层党政组织、社会组织、乡贤、村民等多元主体在制度性程序框架中良性互动，共同对乡村经济、民主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全方位的具体事务进行治理，以实现乡村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乡村振兴发展路径选择与农村治理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振兴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如何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以及如何进行有效的农村治理，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本文将就乡村振兴发展路径选择与农村治理展开讨论。
首先，要想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基本国策。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村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只有牢固树立农业农村发展优先的理念，才能够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其次，要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和引导。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需要通过引导农民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三，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是农村的重要资源，土地制度的改革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需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推动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第四，要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农村基础设施的薄弱，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需要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第五，要培育壮大乡村产业。
乡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需要通过加大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培育壮大乡村产业，提高乡村经济的发展水平。
第六，要加强对农民的素质教育。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需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
第七，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需要建立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的科学化、法治化水平，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和可持续性。
第八，要发挥党组织在农村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党是领导农村工作的核心力量，党组织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需要发挥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加强党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振兴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
第九，要注重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需要加大对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的投入，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作者：苏亚红来源：《农家科技下旬刊》2019年第08期摘要：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新时代作答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才能最终让乡村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关键词：乡村治理;党建;共治;法治;德治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9月31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
我国乡村振兴道路怎么走，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现在，广大农民钱包越来越鼓了，但幸福感安全感是不是同步提升了呢？一些地方天价彩礼让老百姓苦不堪言，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这“三留守”照料困难依然存在，乡村垃圾、社会治安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困扰着广大群众，如此这些问题都不是一家一户能解决了的。
新时代作答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才能最终让乡村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一、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只有全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农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实现组织振兴，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如“枫桥经验”的代表诸暨枫桥，党员干部成为社情民意知情人、社区治安责任人、化解矛盾有心人、分忧解难贴心人，党组织在群众中有威望、党员干部在群众中有威信，形成了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有益经验。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社会治理好、群众满意度高的地方，一定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因此，越是社会治理任务繁重、情况复杂的地方，越要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的组织，把党的建设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全过程，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
1.建强村党支部书记队伍。
针对农村人才匮乏、村干部后继乏人问题，拓宽选人渠道，采取从本村人才中“找”、从外出人员中“引”、从其他村中“调”、从上级单位中“派”等方式，选好配强村党支部书记。
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与机制创新近年来，乡村振兴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的重要途径。
为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路径，并进行机制创新。
一、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不同于城市化发展的道路，应该注重发挥乡村的特色和优势。
首先，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农业是乡村的核心产业，发展壮大农业有助于提升乡村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要注重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提高乡村经济发展的聚集度和核心竞争力。
再次，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这包括道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必要的条件。
最后，要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业。
乡村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提升乡村形象和吸引外来人口。
二、机制创新的必要性乡村振兴需要机制创新，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
机制创新可以提高效率、激发活力、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
此外，机制创新还可以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加大投入力度，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
现行的土地制度存在土地流转不畅、承包期限问题等，限制了农民的土地流动和经营创新能力。
在改革中，要考虑保护农民的权益，确保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
可以探索建立农村土地转让市场，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土地流转的效率和公平性。
四、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乡村振兴需要金融支持，要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目前，农村金融发展滞后，乡村经济发展缺乏资金支持。
应加强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提供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农民的多样化需求。
同时，要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提升乡村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效率。
五、农村人才培养与引进乡村振兴需要人才支持，要加强农村人才培养与引进工作。
培养和引进各类专业人才，加强对乡村振兴相关领域的人才培训，提高乡村发展的专业化水平。
同时，要改善乡村的教育条件，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到农村工作和生活。
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及对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地区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农村人口流失、农业产能下降、基础设施落后等。
为了促进农村发展，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及对策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要通过发展农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动农村产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等一系列举措，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路径选择应该注重实际情况，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
对于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发展特色农业和旅游业；对于人口流失较严重的地区，可以推动农村人口返乡创业等。
政府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加大对农村发展的投入力度，落实相应的政策措施。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之一是要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
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农村交通、水利、电力等方面。
还应推动电子商务、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应用，提高农村地区的信息化水平，推动乡村经济的现代化。
推动农业现代化。
农业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
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和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力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农产品质量。
还应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培育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促进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
第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农民收入是农村振兴的关键。
政府应该通过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改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扶持农民创业创新，引导农民发展农村特色产业等方式，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政府还应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民增收。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政府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在新时代，路径选择及对策应该注重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应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应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应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乡村振兴的战略路径选择与实施策略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从城市化发展进入乡村振兴新阶段。
乡村振兴旨在通过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需要中国政府和各界共同努力，合理选择路径并制定实施策略。
一、坚持以人为本，推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核心是农民，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农民的权益和利益。
政府应加大对农民的支持力度，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资源，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农民的技能水平。
同时，要加强乡村治理，促进农民自治，让农民参与农村发展的决策和管理，提升农民参与度，发挥他们的主导作用。
二、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竞争力乡村振兴要求农业走向现代化，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通过科技创新，加大农业科研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
此外，还要加强农业产业化，实现农民增收。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现代化，提升农业竞争力。
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政府应加大力度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方面。
同时，完善农村配套设施，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交通和通信条件，增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力。
四、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实现增收致富乡村振兴要发展农村产业，打造具有特色和优势的乡村经济。
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加大对农村产业的支持力度。
培育新型农村经济组织，促进农民参与农村产业的发展。
通过发展农村产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农民的增收致富。
五、推动农村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发展，还需要注重农村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学校的条件，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同时，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更多的文化活动和服务，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繁荣。
六、加强乡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乡村振兴要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一、乡村秩序的变革与找寻乡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重大的政治问题，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一直是历朝统治者梦寐以求的政治目标。
统治者们总是尽其所能控制乡村，但在传统社会，由于国家无法承担对广阔乡村进行直接统治的巨大成本，国家正式权力深入乡村社会的程度有限，乡村社会表现为士绅主导的乡村自治。
“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区别为两类：一类是往下只到地方县一级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缙绅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1］25。
国家通过宗族制度、乡里制度，科举制度等一系列的组织与制度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和整合，而乡村社会则通过这些制度实现一定范围的社区自治、利益综合。
能力所及时，皇权不断深入乡村，试图控制乡村，更多的时候则赋权于乡村社会组织或乡绅，通过行政与自治的互济来实现国家的目的，而乡村民间组织尤其是乡绅则以地方共同体利益代表的身份对政府施加压力，利用国家权力体系与基层民众的分离和隔阂影响地方行政。
费孝通将这种现象称为“双轨政治”。
当国家的控制力与乡村社会共同体的控制力方向一致时，社会稳定，运行有序；当两者不一致甚至出现根本性冲突时，社会就会陷入不稳定，秘密社团和会党的活动加剧，农民起义酝酿、发生，出现王朝的更迭。
也就是说，传统中国，国家与乡村社会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既不是简单的皇权止于县政，也不是完全的国家专制，而是干预程度较低的乡村自我管理，乡村的秩序以内生性为主。
近代以来，在现代化和外部因素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面临着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封建统治面临重重危机，士绅阶层分化、蜕变，小农日益贫困化，乡村社会陷入总体性危机，旧秩序深层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一方面连接传统国家、社会与文化生命线的科举制度的废除从根本上瓦解了基于文化之上的一整套国家与社会制度，使得具有强大内在逻辑和复制功能的权力体系被彻底颠覆，费正清甚至认为“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
这一变革对于政治结构的重要意义与1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难分高下”［1］441。
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向地方社会渗透的过程中与地方势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地方自治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面对着内忧与外患，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开始推行地方自治，实际上清政府并不想真正推行自治制度，而是想借此实现国家权力向地方的扩张，增强财超越制度建构与秩序内生———和谐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段绪柱1，2（1.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哈尔滨150080；2.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长春130012）摘要：传统中国乡村是干预程度较低的自我管理，秩序以内生为主。
自清末以来国家权力日益深入乡村，但持续不断的变革切断了乡村社会的内在联系，国家权力的全面进入并没能实现乡村社会的良好秩序，基于我国乡村政治发展史的分析，目前，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制度建设与乡村自治力量的互动与协同。
关键词：乡村秩序；制度建构；内生；路径选择中图分类号：F320.3；C912.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460X（2010）02-0074-04收稿日期：2009-08-29基金项目：黑龙江大学青年基金《制度建构与内生秩序———和谐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QW200717）；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制度建构与内生秩序———和谐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11534091）作者简介：段绪柱（1973－），男，黑龙江五大连池人，讲师，政治学博士生，从事公共管理理论、基层自治研究。
政的汲取能力，稳定政权。
“清朝皇帝颁布的城乡自治法令尽管没有得到真正执行，但作为一种具有强制力的制度性的规范观念却已在影响甚至制约着人们后来的选择。
”［2］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但中国何去何从依然是国人深切的忧虑，原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已不复存在，重建政权合法性成为所有政权的当务之急。
各种力量从各自的角度不断推出迥异的治国之策，但对于乡村社会，无论是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还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国家权力都采取了乡村发展方略，虽然他们的逻辑基础、具体主张、根本目的有着根本的区别，但建设乡村、重构乡村权力结构成为各方的一致追求。
中华民国的乡村自治运动源于1915年直隶省定县翟城村，翟城村的自治虽由乡间士绅主持，但其萌生却是在官方的推动、支持下开展的。
翟城村的自治更多是一种绅治，随后阎锡山推行的山西村治则更多具有现代民主制度的色彩，山西村治有极为规范的村制机构和运行规则，“由村民组织村民会议，实行选举、罢免、创置、复决各种应有之民权，创决全村规约，以订村民共由之轨道；选举各项职员，分管全村之行政，以谋村民之福利；一面却选举村监察委员，组织监察委员会，以监察其活动出轨，并有罢免权为其最后之监督。
如此直接间接监察，横的竖的调剂，自然利兴弊除，根本修明。
然后推之县区省国，任何政治，无不顺利”［3］91-92。
山西村制成为20世纪20年代全国乡村自治制度的模本。
为了树立统治的合法性，血雨腥风中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极力标榜自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和坚定的执行者（地方自治是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已成为社会浪潮的基层自治，南京国民政府别无选择，以法律的形式把乡村自治确定为国家政治制度，以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平衡点。
在推行乡村自治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在乡村社会重拾保甲制度，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保甲与自治并行的局面。
30年代初，先在鄂豫皖取消自治后又试图推行全国，1936年5月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全国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通过了融保甲于自治的地方自治议案。
三个月后正式决定“容纳保甲于自治之中，乡镇的编制为保甲”。
立法院于1937年通过了《保甲条例》，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保甲在自治组织中的地位。
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12月行政院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办法》，规定各省无论敌后与前方，三年内一律完成，实行新县制，“新县制虽然仍有乡镇自治的规定，但它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以村为区域，以直接民权为灵魂的乡村自治制度迥异”［3］160。
新县制下的乡镇完全成为国家的行政工具，地方自治的工作都纳入基层政权的管制范围。
这一过程中国家行政权力不断深入乡村，自治的基本精神发生了扭曲，自治单位行政化，治理改革在大部分地区流于形式，整合乡村社会的目的也没有实现，乡村社会不但没有走向繁荣，反而日益衰败。
与此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反思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农民、农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为了动员农民参与革命，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农会等各种组织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民众80%以上都加入了这些组织［4］。
新中国建国后，共产党人以平分土地为中心重构了乡村社会关系，为乡村社会全面转型奠定了基础。
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清除了乡村封建统治的基础，使政府的权威和组织能力空前提高，为以后的社会制度变革和大规模动员社会资源奠定了基础。
为了给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金、原料和劳动力，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运动完成不久，就急速地将广大农民组织进各类小生产共同体，强化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形成了以基层党组织+农会+乡村农民代表会议的新的基层结构。
经过十几年的改造和建构，一切资源和权力集中于国家，农民完全依附于集体、国家，总体性社会基本成型。
乡村社会的运行依靠行政推动，行政关系取代了血缘、地缘关系成为农村主要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人民公社体制建立后，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农村日常生活，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基本丧失，国家权力的全能与基层整齐划一的行为模式和生产方式并没有给广大农民带来共同富裕，表面的秩序也没有带来真正的农村和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农作制度向非集体方向变迁，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了社会关系的调整，改变了农民对国家的依附关系，家庭成为基本的利益单位和生产主体，农民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和独立的利益。
为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国家开始重构农村基层的治理模式，实行政社分开、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制度给农村政治生活带来了重大的转变，它重建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赋予了农民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自我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为乡村秩序的生成提供了基本的博弈场域和规则，极大地缓和了乡村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很大程度上释放了民间的社会情绪，促进了乡村政治的发展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一百多年来的乡村政治实践表明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建构、国家权力干预不但不能带来乡村社会的和谐与快速发展，反而可能使乡村社会自主性缺失，陷入僵化。
另一方面，学究式地完全强调自治而忽视甚至否定国家权力的参与、国家能力建设，则可能带来乡村社会的碎片化，甚至使自治成为少数乡村优势群体谋利的工具。
“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
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5］，村民自治制度亦然。
成文的建章立制固然重要，但不易外化的思想、价值、伦理道德有时更具意义，它们在根本上决定着村民自治的运行状态、最终走向，实质性地影响乡村社会的最终秩序。
乡村社会理想社会秩序的实现需要国家、社会自治力量的积极互动与协同，需要彼此制约与超越。
二、超越制度建构抑或秩序内生，实现两者互动与互济、共生共强乡村社会的秩序是政府与农民的共同价值，但秩序不是毫无变通、毫无自主行动空间的整齐划一，我们需要的秩序是保持乡村社会生机与活力的秩序，是动态的，即要有必要弹性和空间的秩序，这种秩序能够给发展极为不均衡的各地以选择的空间，给农民以一定的自主行动空间。
（一）国家与社会自组织力量间平衡与互动农村建设与发展，一方面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宏观指导和统筹规划以超越小共同体的局部利益，及时回应乡村社会的利益诉求、基本价值有效地影响乡村，纠正自治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需要乡村力量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以限制、规范国家权力的过度介入，保证乡村社会诉求有序地汇集，及时通畅地输入政治体系。
任何一方的缺席或力量严重被削弱都将导致无法给对方以应有的制约，使乡村社会要么陷入无政府状态，要么陷入国家全面干预之下而缺乏生机和内在的持续发展动力。
两者平衡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乡村治理方式的确定，政府有主动性和选择的余地，但确定的过程更是社会各方利益、实力博弈的结果，受到信息传播方式、组织技术、治理成本等深刻的影响。
这种选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先于乡村社会，引导乡村社会，但又要建立在乡村社会实际力量分布、基本利益诉求和实际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也不能“一刀切”。
一方面，“国家制度对于乡村社会变迁和村庄治理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制度在村庄的实现和村庄政治的运作，在相当程度上都依赖于村庄的基础”［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