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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三年前，闻知余英时先生正在撰写有关朱熹的历史世界的著作，而且已经完成十余万字，颇有惊喜之感。
然而数年之间，未见出版，中心期盼甚切。
今年夏天，此书终于出版，题名为《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全书上下两册，共计长达一千余页，可谓鸿篇巨制。
余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大家，而我个人曾就朱熹思想和宋代道学的研究下过一些功夫，故余先生此书对我的吸引，是可以想见的。
我收到此书后，细读一遍，获益不少。
此书在朱子研究方面已属第一流的造诣，在宋史研究领域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其所关联的儒学研究、道学史研究、士大夫文化研究诸方面，皆别开生面，创获实多。
因此本书的内容及其主要论点，亟须介绍给学界，以促进相关的研究和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由于本书尚未在大陆出版，所以我的这篇介绍和述评略为详细；又由于余先生书中对各部分内容往往都有清楚的说明，故我的叙述中难免有“寻章摘句”的地方，这是先要说明的。
一、朱子的“历史世界”读过余著之后，很自然地联想起钱穆先生的巨作《朱子新学案》。
钱先生新亚退休之后，已年近七十，积四年之力，作成《朱子新学案》。
余先生早年学于钱氏门下，在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后，也是以近七十之年，经三、四年的功夫，完成《朱熹的历史世界》。
这两部书的写作各有其不同的因缘，本无交涉；而其同为退休后的力作，又皆以朱子为中心，此种相似令人称奇。
不过，虽然钱、余皆为史学大家，《朱子新学案》和《朱熹的历史世界》也都以朱子为中心，但是二书的主题是全然不同的。
简单说来，钱著的注意力仍在朱子的学术、思想的世界，余著的关注则在朱子的政治、历史的世界，这一区别是耐人寻味的。
这一分别正是余著与传统朱子研究的不同致力处，对历史世界的关注正是余著对于当代朱熹研究的新拓展。
朱熹的研究一向以哲学、思想的取径为主流，这当然是因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庞大，朱熹亦以思想家著称于当时后世。
在这个意义上说，朱熹的研究，学者一贯重视其“思想世界”。
简论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摘要】《史学、史家与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士大夫精神有深刻论述，尤其在东汉后期表现出严重的不足。
首先是士大夫独立人格的丧失；其次是对颓废政治的漠视。
【关键词】余英时士大夫东汉《史学、史家与时代》是余英时先生的12篇论文和演讲稿，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
余英时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士大夫精神有深刻论述。
所以，在阅读时着重研究了他关于两汉至东晋南朝时的几篇文章，获益颇多。
赵翼《廿二史劄记》论“东汉功臣多近儒”条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气会不同也……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
余英时先生在《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一文中，认为“赵氏看出了两汉开国君主的性质不同，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然而他把这一重要事实单纯的解释为‘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与‘性情嗜好之相近’而不能以历史的与社会的背景上看问题，却未免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之后，余英时分析了西汉强宗大族“士族化”的过程，说明汉武帝和士族的形成、王莽改革和士族势力的增强有莫大的关系。
相反地，士族化程度的深浅与政权之建立亦有关系。
赵翼所谓“东汉功臣多近儒”，其更深一层之意义尤当于此求之。
但这并不等于说，东汉王朝完全是代表士族大姓利益的政权，“东汉中叶以后的历史，便逐渐显示出此政权在本质上与士大夫阶层确有矛盾之处”。
“借着士族大姓辅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还是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失去了协调而归于灭亡”。
东汉后期，士大夫与社会、政治冲突的表现，余英时先生在《广乖离论—国史上分裂时期的家族关系》一文，列举了八点。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光武曰：“……诸将且出。
”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
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名号，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
谈余英时先生的几个方面谈余英时先生的几个方面一、余英时先生关于近代学术的研究余先生的研究方向着眼于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时代的思想学术与知识人。
近代中国是一个大动荡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学人。
近代中国还是思想学术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各家各派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几乎再现先秦时期的繁盛景象。
余先生做为思想史学家，在这一领域同样有着许许多多的研究成果。
近代思想潮流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部分，他的整体是怎样的？余先生用中正的观点与客观求实的态度表述了自己的认识。
另一方面，近代学者之众可比繁星，像是胡适、陈寅恪、钱穆、杨莲陞、顾颉刚乃至钱钟书等人，余先生都曾有过涉足的文字。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遭遇了五千年未有之变，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成为了近代思想史的主角。
一般认为当时中国存在着保守派与革新派这两个对立的派别。
并且他们还代表着后人强加什么保守与进步。
余先生用客观的视角，提出了反对的观点。
他首先指出，在近代中国，不存在严格的保守派，任何人都在“变”，只是变的程度不同。
凡是主张渐进式变化的，便成为所谓“保守派”。
他举例说明像是章太炎、刘师培等所谓传统学人，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不是生避硬拒。
而是主张吸收，消化。
他们甚至直接身体力行，写出了成果。
这与人们那种主观印象中的“保守派”不得不说有着颠覆性的改变。
与保守派相反的所谓改革派，尤其是代表他们看法的“五四运动”，余先生也曾专文指出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像是胡适、鲁迅等人都有着非常好的国故学积淀。
他们思想观点绝不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而五四运动之所以最后走向一种极端的反传统道路，在于五四运动没有能解决民主、科学中国化的问题。
然而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余先生都指出他们的同一问题。
即总是追随西方某一理论起舞。
想靠着西方哪一套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总是认为西方的理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其实西方的理论也是根据西方的实际情况总结而来。
不能硬套在中国历史上，但这却因当时的时代原因，成为了学界的通病。
2009/2226内圣 与 外王 :晚清理学发展路向与同治中兴张 强 王雪燕摘 要:19世纪中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开始向近代转变的时期,随着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思想学术也发生了变化:由 内圣 而后 外王 的传统价值观和用遵循道德规范的 知理 来 治国 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
这促使晚清的理学群体发生分化,形成偏于 内圣 的修身派和侧重于 外王 的经世派。
修身派强调个体道德修养,经世派注重建功立业。
满清王朝在同治时期的复兴得益于经世派的 自强新政 运动,虽最终失败,但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晚清理学; 同治中兴 学术考察中图分类号:K 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 (2009)2-226-03作 者:张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雪燕,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成都,61006419世纪中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开始向近代转变的时期,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契机。
此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历史进程。
伴随社会性质的变化,思想学术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形式而曾经盛行一时的程朱理学和乾嘉汉学相继步入衰途,代之而起的是主张以 通经致用 为主的今文经学。
嘉、道以降,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使知识分子不能再埋头故纸堆中 专用心于内 。
他们开始反省传统的价值观念,经世思潮再度兴起。
理学经世派开展的 自强新政 运动,使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的内忧外患中出现了同治时期的复兴,史称 同治中兴。
同治时期是我国封建末世人才辈出的时代,各类人才的出现离不开晚清 经世 风气的熏陶。
本文拟就晚清理学发展路向与 同治中兴 作一探讨。
一 从顺康时期的理学到乾嘉汉学:嘉道之前清代学术发展变化的历史考查如所周知,任何统治政治目标的实现都是以一定的思想学术为其理论基础的,康熙帝曾说: 盖立身之本,政治之原,莫尚乎学。
本文在探讨主要问题之前,首先对清代嘉道以前思想学术的发展变化作一简单梳理。
余英时与中国历史研究：具体方法的视角'近日重读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时，笔者不经意间发现，余先生在标题中喜欢用一个「与」字，比如「士与中国」、「钱穆与中国文化」、「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史大纲》与史学革命」、「反智论与中国传统」、「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民主与文化重建」等等。
这或许可以表明，余先生对一种姑且称之为「连袂式的研究」有着特别的兴趣。
这种连袂式研究的取意自然是重在考察「与」字前后两个物件之间的关系，但要把这些关系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却并非那么简单。
换句话说，在两个看起来不那么紧密、有些甚至是彼此不相及的物件中间加一个「与」字，是一件有点冒险的活计。
余先生敢于历次冒险且屡获成功的原因，无疑是他在将两个物件连接起来之前，分别对那两个独立的物件本身都已分别有了深厚的了解。
因此，冒险对余先生而言不过是成功的催化剂，可是对笔者来说就具备了其原始的含义，因为对本文标题中「与」字前后的两个物件笔者都没有深刻的认识，这无疑是险而又险的。
然而，一种强烈的动因，使我甘愿这次冒险。
这一动因源自于读余先生著作时的切身感受以及一个合度的视角：研究中国历史的具体方法。
很明显，这既缩小了论题的范围，同时也减小了冒险的程度。
当然，这绝不是说，余先生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关联仅仅发生在具体方法的层面。
之所以选择「具体方法」这一视角，还有另外一层考虑。
笔者注意到，当前国内学界在谈及方法时往往有重「论」的倾向，即过于注重方法论，而对具体方法则有所忽略。
这里有必要对甚么是「方法论」作个简略的解释。
直白地说，「方法论」就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是从各种具体方法中抽象出来的一些认识、原则、规范等。
之所以说今日有重「论」之倾向，是指学者们往往偏重抽象的原则，而轻视具体的方法。
即算涉及方法本身，也更愿意关于「宏观方法」的见解，比如比较的方法、历史的方法、阶级分析法等等。
基于此，本文欲「详人之所略，而略人之所详」，从具体方法的视角对余英时先生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关系作一次冒险的探究。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张笑龙
【期刊名称】《齐鲁学刊》
【年(卷),期】2012(000)006
【摘要】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总页数】5页(P59-63)
【作者】张笑龙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92
【相关文献】
1.钱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考论 [J], 陆思麟
2.从"朱陆之争"到"内在理路"——余英时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理念与方法管窥 [J], 侯宏堂
3.如何释读清代学术思想史?——从研究史看《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的特点与价值 [J], 向燕南
4.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新成果——读《清代学术探研录》 [J], 孟昭信
5.理解戴震(续)——钱穆余英时“戴震研究”辨正 [J], 路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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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外王”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定位的启示作者：向玲来源：《学理论·下》2014年第12期摘要：“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精神实质，这一思想的目标是内修身以成圣，外治世以为王，强调以个体道德修身为本，以治国平天下为末，两者相互促进，体现了正确处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同时，强调治世自修身始，为人们提供了由内及外、由心及物、由己及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为人们的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目标模式，这些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内圣外王”;个体价值;社会价值;目标模式中图分类号：G641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6-0277-02一、内圣外王——儒家思想的精神实质“内圣外王”思想源远流长，最早产生于先秦时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得到继承和发展，“内圣外王”是儒家的基本命题和精神实质，现代儒家的主张仍然如此，从原始儒学到汉代的政治儒学，再从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两千多年里，时代在变，儒学的诠释也在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在“内圣外王”的模式里运思。
1.“内圣外王”的源流及含义“内圣外王”思想最早出自于《庄子·天下篇》，《天下篇》作者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此即“内圣外王之道”。
孔子是内圣外王思想的奠基者，虽“内圣外王”并非出自孔子之口，但“内圣外王”思想与孔子儒家思想相通，如孔子说的“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就是内圣外王的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
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孟子强调在仁且智的内在道德修养方面铸造“圣人”的理想人格，而荀子则强调“圣人”理想人格的外在的社会事功。
继先秦以来，内圣外王思想在以后的历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宋朝以后，随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理学出现，随之逐渐开始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
关于“内圣外王”的含义，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表述，如冯友兰“内圣就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圣人的人格，是内圣外王的人格……所以哲学讲到底即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