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地图总目

绘制北京：地图技术与东西帝国作者：Susan Naquin注：本文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位资深女学者，中文名字叫作韩书瑞。

多年来，为了开展学术活动，以及检索利用相关的中文文献，她频繁往来于东西方之间。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结识了韩教授，彼此交换一些有关北京史的学术与文献信息。

本文已收入《中国之梦：紫禁城与丹麦宫廷》一书，作为西方学者，这篇文章的研究角度在以往的北京史成果中相对比较少见。

地图阐释、反映并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

随着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地图绘制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人们能够用地图更加精确地描绘自然存在的物理世界。

尽管历史学家们经常强调地图对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巨大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地图绘制对世界其它地方帝国的建立也同等重要，比如说中国。

因此，一个对于近代北京地图的考察，将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地图绘制知识在欧亚复杂的信息通道中传播的过程，以及它们被东西方正在竞争中的各大帝国所利用的历史1。

与此同时，这些地图还能让我们知道，这座著名的中国京城曾如何看待其居民以及外国访客十六世纪，当欧洲的士兵和商人们为世界性经济打下基础的时候，天主教传教士们也很快成为在帝国与帝国之间传播知识的枢纽，而地图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途径。

得益于天才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不懈努力，西方刚刚兴起的地图绘制技术得以在明朝时期传入中国。

十六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精英看到了一幅西式世界地图，它采用可以测量的经线和纬线绘制而成，将中国表现成了很多国家中的一个。

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们也还热衷于研习中国地图，他们了解并记录了明朝疆域的大小和形状，然后将其传播到欧洲。

利玛窦认为，北京即是几个世纪前的同胞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笔下的蒙古大都卡姆不拉克（Cambulac）。

反过来，中国的地图绘制师们也开始拷贝欧洲人所使用的固定坐标体系。

当然，中国也有着自己古老而独特的传统地图绘制技术，并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张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地理知识2。

中国的统治者们不仅深知绘制整个版图的好处，而且具体城市的地图也不能等闲视之。

北京从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基本上一直都是中国的都城，但是现存最早的北京地图却来自于1560年出版的一本地方指南3。

这张小巧而理想化的地图充分强调了北京的重要政治地位。

十七世纪，中国的学者和官员们开始偶尔绘制一些北京地图并编进介绍北京城的书籍一起出版。

图1中的北京地图来自于1684年的北京地方志，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对于这个重要政治都市的具体描绘。

整个城市以罗盘刻度确定方位，由城墙和城门划定范围，一条鲜明的南北中轴线通向并穿过正中心的皇宫。

该地图采用不规则的比例以及散点视角，并借助于文字和图画展示北京的文化特点，着重强调了北京作为帝国之都的象征性的一面。

经过历代都城式的规划，十七世纪的北京不但体现了而且保存了很多令人敬佩的城市理想。

整个城市实际上由城墙分为四大型区域：南端外城（图1底部的矩形部分），与其紧连的三大同心区域——北端内城及其中的皇城和紫禁城。

该图还清晰地绘制了五大重要的皇家祭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

可见，这张1684年的地图着重在于表现北京作为帝王之都的神圣地位，而没有，或者说并不打算反映皇宫的奢华以及北京千百万居民和游客多姿多彩的繁忙生活或是城外广袤的郊区和农村。

这张图画式的地图以及后来的类似地图对我们了解北京帮助甚微，因为它们均着重于描绘城墙、城门等主要标志性建筑而忽略了大街小巷等细节问题4。

图中云雾缭绕的宫顶略图代表着宏伟庄严的紫禁城，表达了中国皇宫作为北京城权力中心的神圣和不可侵犯。

同样在十七世纪，欧洲派驻中国的使团们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单页的北京地图。

图2为荷兰使节尼霍夫（Johannes Nieuhof)在结束其1665年中国之行后绘制的《北京皇宫平面图》，该地图也是侧重于描绘城市设计惊人的严格对称，从而对于访问著名而遥远的中国都城的游客来说，实用性极为有限。

尽管1700年左右的中国和欧洲的图画式北京地图相差不大，但其间地图绘制技术的发展以及欧洲帝国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已经是一日千里。

1644年，边民满洲人入侵中原，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并建立了清朝。

其皇帝们对邻国采取了一种与明朝不同的积极而谨慎的态度。

与当时的欧洲统治者一样，他们也公开地希望掌握区域控制权，为其多民族宏伟帝国而自豪。

清朝初期的皇帝们加强了其对中亚政治和宗教的介入，并通过钦准天主教传教士继续留居北京而与欧洲保持联系。

这些耶稣会士们不仅在朝廷担任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还从事陶器和玻璃制造，以及绘画等。

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瓷器的釉色才开始趋于更加新鲜美丽的多彩色调，而宫廷画像也具有了更为写实的风格。

十八世纪早期，康熙皇帝还钦命耶稣会士们绘制地图。

他们在十八世纪早期将近二十年间进行的一系列全面地图测绘工程，成为中国乃至欧洲制图技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其中最有名的是他们于1717年完成的全国范围内的详尽的地图测绘5。

康熙皇帝对于欧洲最新的用象限仪、望远镜、时钟和对数表测量空间的技术非常赏识，于是便钦命耶稣会士们为他重新绘制一幅北京的皇城图，即图3所示的《皇城宫殿衙署图》。

该图提供了比先前任何地图（不管是中国人绘制的还是外国人绘制的）都要详尽的关于这一北京城内最严格限制部分的地面区划。

尽管这一地图仍然受到了帝王期待的影响，而且体现了北京具有象征意义的规则性，但由于它是以实地测量和宫内的一手资料为基础绘制而成的，因而其对城墙、湖泊、建筑等的形状和位置的记录还是非常接近当时皇城的原貌。

尽管如此，这幅两米见方的北京皇城图也只是为人们开启了一扇了解北京中心宫廷生活的诱人之窗。

一条长长的入口通道从宫廷南侧一直通向巍峨壮丽的汉白玉台基上有金色琉璃瓦屋顶的三大殿，现在已经为成千上万的游客所熟知。

后面是真正的“大内”，为当时的皇帝及其家属居住的院落。

西侧，设有云雾缭绕，而是明白无误地标明是皇家的露天花园，其中花湖倒影，供皇帝及其亲属大臣漫步其间，尽享近水远山之美景。

此外，该图还显示了极其大量的内府宫室，这里住着执掌权柄的太监及家奴，负责服侍皇室家族，并管理皇宫内务。

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乾隆皇帝将这一地图中显示出来的绘图技术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发挥。

延续其自继位之初便显示出来的铺张奢靡作风，乾隆皇帝下旨让耶稣会士及其他工作人员绘制一幅更为详尽的京城全景图。

该地图长14米，宽13米，用纸207张，以俯瞰的视角和1:650的比例呈现了当时的北京城。

图中细节详尽，不但包括了所有内城和外城的街道和建筑，而且还对其中的重要建筑做了成比例的绘制、命名以及详细解说。

图4便显示了北京内城一小部分。

皇帝完全有理由为这幅地图所包罗的详尽信息而自豪。

这幅宏伟的1750年的乾隆地图尺寸惊人，包罗万象，而且非常忠实于当地的地理特征、住宅布局以及建筑的设计特征。

很显然，清朝的统治者们将最新的欧洲地图绘制技术用于了北京，正如他们将其用于拓展帝国的战争前沿一样。

其结果便是这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图，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将京城呈现在世人面前。

1750年以后，尽管朝廷仍在继续绘制中西式北京地图，但是这些御制地图似乎对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的北京地图影响甚微7。

在当时出版的京城地方志和旅行指南中，北京地图的绘制仍然延续了十七世纪的传统：散漫的线条、不精确的比例、过于突出的图片以及细节上的严重缺乏8。

1788年出版的《宸垣识略》是在一本篇幅大得多的北京概略基础上压缩而成的摘要读本，收录了几十幅地图。

在这些地图中，北京的城垣轮廓都是以一种随意的线条勾勒而成的。

只有一些局部图，包括图5 所示的，才对城内的街道做了粗略的描绘。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便利的旅行手册对于众多的北京访客来说也许已经是绰绰有余了，他们包括进京赶考的学者、为京城提供食粮和无数奢侈品的商人，以及那些从边疆来的蒙古人、朝鲜人和维吾尔人。

于是我们禁不住要问，为什么精确而详尽的乾隆地图没有被转绘成实用的公众形式？为什么耶稣会士们先进的地图绘制术没有被中国的普通地图绘制术所吸取？对此，通常的解释是由于中国强大传统的惯性所致。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一下清代的北京，就会发现普通民众见到和得到很多东西的可能性非常有限的。

新建立的满州朝代并没有简单地沿袭明朝的统治，他们对北京城的影响可谓是深远而具有破坏性的。

1644年，当清朝的统治者从东北边疆地区攻入北京的时候，他们带来了几十万随从人员，士兵及其亲属，严密地组织为八旗。

为了安顿这些八旗人员，清政府下令整个北半城（几乎占据整个图1部分的区域）的汉族居民迁到较小的南城。

这一声势浩大的迁居活动耗时数十年之久，瓦解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也造成了两大径渭分明的社区：异族的汉人外城以及巨大的严格组织的八旗内城9。

虽然这两大社区的巨大差别在十八世纪初时已经开始弱化，但是乾隆对一幅详尽的北京地图的兴趣也无非源于他对八旗军队的康乐以及京城安全的强烈关注。

欧洲风格的北京地图均为耶稣会士供职的内府所制，并为内府自用。

这些地图的内容和绘制方式都非常珍贵，根本不像是普通官员或民众可以接触到的物品。

它们属于机密。

这种考虑也同样限制了清代御制西式地图的广泛流通。

十八世纪的边疆地图显然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主要是用来为皇帝提供边疆地区精确的地理信息，以便有效地扩张领土10。

实际上，正是在乾隆时期，清朝政府征服了中亚地区的广袤土地，其帝国的领主地位表现在当时帝国之内通行的五种语言：满语、汉语、蒙古语、藏语和维吾尔语。

可以想象，西方地图绘制技术一直作为机密藏在皇帝那里，普通中国民众未受其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荒谬的是，在中国国内受到限制的信息却在边境之外广为传播。

耶稣会士们虽然终其一生居留中国，但是他们定期会有信件寄回欧洲，他们在参加清朝地图绘制过程中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主要是通过这样的途径传到欧洲的。

根据他们的报告，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将经过实测的北京城墙的外形轮廓以及中国的整个地理版图绘制成图，收入其《中华帝国志》一书中出版。

因此，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和其北京都城的知识已经在欧洲广为人知了11。

一直到十九世纪，该书中的北京轮廓图还被其它众多的出版物所引用12。

另外，1750年的乾隆地图中所收集的宝贵信息也很快传遍了欧洲的学术界。

1758年，《伦敦皇家学会哲学汇刊》刊登了一幅法文详图的英译。

紧接着就是图6中显示的这幅1765年的法文地图，即《北京全景图》。

这幅地图描绘了建筑的形状以及街道和城区的轮廓，充分显示了耶稣会士们详尽而准确的实地测绘方法。

这些出版资料所带来的结果便是，远隔重洋的外国人可以用连北京城内的居民都无法体验的方式来一览北京城。

然而，尽管西方人对北京的地理情祝极为熟悉，但是他们却很少获准亲自拜访北京城，除非他们有幸担负少有而正式的“进京朝贡”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