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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治秩序
——读《乡土中国》有感
西法大行政法学生会
一、引言
曾经许多次站在《乡土中国》的殿堂之前，却迟迟没有任何一次跨入了这座神圣的殿堂之中。
很多次我翻开《国家人文历史》或是一些法学着作，总会在脚注、尾注中发现《乡土中国》的身影，有过好奇，但一直缺乏一种冲动。
有幸，能够领会到费孝通先生的一些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思想，搞清楚所谓乡土中国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
本书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了乡土中国社会的结构。
结合当下境况，法律资源本土化一直是当今中国尤为重视的一个方面。
由此，要想实现法治，本土法治资源始终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研究本土法治资源，乡土中国是我们绕不开的一个研究对象，尤其是书中对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礼”的讨论，对我们今天更好的认识乡土中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传统的“礼”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的秩序维持是不相同的。
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则';”。
轻易的将人治和法治对立，将人治理解为一种“不依法律的统治”，或者更甚理解为一种单纯依靠统治者好恶来决定社会的存在和运行，人心多变，而统治者的好恶必定难以揣测，如若这样，则“社会必然混乱”，统治者和统治阶级进行统治时，必然要遵循一套已有且公允的社会规范，如费孝通先生言“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就是在农耕社会中长期积累，长老向下一代一代传授，在“人怕出名，猪怕壮”的乡土中国观念影响之下，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依靠经验就足够了，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不需要叛逆的思维，或是创新的思维，服从传统，主动的去运用这种传统，把它作为一种生活的习惯，足以应对农耕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情况了。
这种想法或许影响到了今天广大家长的“应试思维”。
三、为什么需要“礼”
一个方面，礼很简单，“像这样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搬”。
孟德
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十九章第七节“中国政体的特征”中也曾表示过，“礼教只有一些平常实用的规则，并没有什么精神方面的东西，比起智力上的东西来，这更容易理解，更容易触动人的内心。
”不必讲究学理，只是平常实用，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许人人都懂。
另一个方面，具有主动性而又是服膺于传统的习惯，能够解决一些困扰人民生活的或大或小的问题，用咸菜和蓝青布治牙疼，这就是生活中的“小礼”，只要照做就足够了，只要不产生新的病毒，那么这种习惯就是有效的。
“礼”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基本能够解决一些这样那样的小事，在注重实用的乡土中国人看来，这就是足够的了，能够解决一些琐碎但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必需的。
四、“礼”的长久意义上的作用
乡土社会是一个无法而治的社会，“无法”并不影响中国的社会，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这种社会规范的作用不可小觑，上至国家法，下至民间法，都有“礼”的影子，甚至是直接的照搬的“礼”。
一些在社会之中有着极高威信的“圣人”，其言论往往多为社会所认可，形成一种“礼”，上升为一种国家法，中国有着名的“春秋决狱”，西方有可以用作法律的罗马五大法学家之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法既是一种被认可后的“礼”。
从民间法的角度说，民间的习惯法力量依然强大，依梁治平先生在《清代习惯法》中所言，“以执行道德为目标的国家法规视'户婚田土钱债';一类事物为'薄物细故';，从不予以重视。
”但是同时，高高在上的国家法受到民间法强大力量的渗透，民间习俗具有不可忽视性之时，统治者必须予以重视。
简单来说，秦律户赋当中对于征收的实物都是因地制宜根据地方物产来征收；清代国家法上许多概念如典当、押、永佃、找贴等制度有着或浅或深的联系，国家法的制度如雍正八年关于“找贴”所定之例其实是对已经流行的民间交易习惯的改造。
同时，民间“礼”也有着抗拒国家法的力量，在国家法所行之“礼”在某个地域不为社会公认时，便会受到当地的“礼”的抗拒。
引用《清代习惯法》，“如在江苏地区，即使在清政府严禁找贴之后，其原有找贴四次以上的乡例，只在契约文书形式上有所简化，其内容并无变化”。
这就是俗话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的一种地区“礼”，成为了地区民众心理“主动服膺”的对象，当国家规范降临时，乡民心中那股“对于传统的服膺”便会鼓动起人的身心与之
抗衡，保卫那种习惯，这种带有民间“主动性”的礼，也会迫使国家法妥协，接受其为正统的“礼”的一部分，在乡土社会中，只要社会稳定，“礼”便可维持秩序。
五、循“礼”与否
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很难保证的。
但是在我个人看来，这样的“礼”一定程度上还是具有能够使现行的社会规范“服膺于传统”的能力。
我们多少次喊出“法治的成功离不开传统法治资源”，其实就是在我们现代移植法律时，很多时候本土化不强，很多法律颁行出来之后执行效果不佳，不但造成了资源浪费，还造成了与民间习惯法的冲突，从而导致了法治化进程的困难。
一个社会所存在的“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是很多的，有的存续上千年，有的存在二三十年，但只要其符合了“礼”的“社会公认合式”，那么它的存在就是一股法治推行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如今盛行西方民法典当中的禁止产人的保佐人制度，在中国一直未能推行，部分法学家也试图将一些酗酒、吸毒、赌博之人设置为禁止产人，设置保佐人，管理其财产。
但如是之制度并未被中国所采纳，缘因西方自罗马时代开始，西方公民就有着较强的团体主义思想，他们将个人财产视作社会财产的一部分，个人对于财产的挥霍就是在挥霍社会的财产，个人财产的不稳定也会影响社会财产的稳定，于是，保佐人的出现并且对于禁止产人和耗弱人的管理其实是处于“公益”，出于对社会财产的保护；中国反之，中国在团体和个人的认定方面有着明确的区别，个人财产是绝对属于个人的，“他花他的钱，关你什么事？”“亲兄弟，明算账”这便是大多数人对于此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反应，千年来为世所公认的一种基本观念，作为一种长寿的“礼”，凭借着它能够让人作出“主动的服膺”也会使得法律作出一定妥协。
《破产法》曾在西方颁行多年，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如对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资源浪费方面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引进该法律的时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念仍然占据着人们的脑海，不相信工人阶级能够在社会主义国家陷入失业的境地。
该法令虽然能够关怀破产企业的利益，但是在破产工人的安置问题上却所欠颇多，在过去的30年中，国有企业在人民心中树立起了一种“全民所有”神圣的印象，人民已经适应了铁饭碗的传统，突如其来的国有企业破产，大量工人失业却安置困难，对政府的不信任，社会矛盾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