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和徽商崛起形成商帮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当时的政策
晋商和徽商之所以能在明代崛起，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政策。
古代社会不重视商业，商人在古代并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
这点从二十四史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历朝历代，只有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商人作了传（即《史记·货殖列传》）。
此后，古代商人能够青史留名的可谓凤毛麟角。
司马迁
而商帮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商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使得商人以集体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
众多的商帮当中，晋商和徽商最为著名，而他们的兴起与衰落，更是见证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大历史。
01
有意思的是，晋商和徽商的崛起都和盐业有关。
为防范蒙古人卷土重来，明朝自建国伊始便把国防的重点放在了北方，包括重修万里长城、长年派遣重兵驻扎等等。
其中，驻军最密集的当属“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带。
朝廷在此修筑长城323公里，驻守步兵、骑兵十几万人，配各类牲畜数万匹。
要维持这么庞大的军备，军需粮饷的供应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为此中央政府每年花费上千万两白银，财政不堪重负。
为解决这个难题，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山西行省参政杨
宪向朝廷上书，建议实行“开中制”。
“开中制”的核心就是盐业。
自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把盐业列为国家专营开始，中国历代政府都将其视为经济命脉严格把控，其专营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很高的比例。
明朝也不例外，政府控制了盐的生产，盐业的“经销商”也由国家指定。
针对这一点，“开中制”规定：商人要获得“盐引（进货凭证及销售许可）”，须运粮及其他军需物资至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取货，并在指定地区销售。
这个制度的实质是“以盐养兵”：利用国家对盐业的专营权，出让一部分权益，来换取民间财富对边防的支持。
而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山西商人迅速崛起。
山西地处边疆，运粮上有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以运城为中心的河东盐场自古是产盐重地。
身处“盐粮两利”之地，山西商人收粮贩盐，纵横天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为晋商之始。
02
自洪武年间开始，晋商独享盐业之利达120年之久，成为明代中叶之前势力最强的商帮。
到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晋商终于遭遇了一支来自南方的新兴商帮的挑战。
这一年，户部尚书、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叶淇实行了盐政变法。
他提出新的“折色制”，一改“开中制”形成的利益格局：按照新制，商人不必再到北部边疆缴纳粮饷换取盐引，而是可以到内地的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
这两个制度相比，差异之处看似只是纳粮地点不同，然而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利益上的重新分配。
明代自洪武之后，南方的淮河、浙江地区的盐场产量逐渐增加，淮盐每年的盐引总量达57万道，占到全国的一半。
改行折色制后，盐商无须向北方运粮即能获得盐引，晋商的地理优势便荡然无存。
从盐政前后的变化不难看出，“折色制”的背后站着一群虎视眈眈的南方商人，他们也盯上了“以粮换盐”这块肥肉，而这群人主要来自徽州。
其实，徽州当地早有经商之风。
明代中前期，徽州人主要做的是徽墨、生漆、林木、茶叶四门生意。
后来浙江地区的棉纺织业兴起，徽商在这一行业也很活跃。
但这些生意都无法和盐业的暴利相比，也正是看准了晋商发家的“秘诀”，拥有地利、人和的徽商开始向前者发起挑战。
徽州印象
折色制推行之后，天下的盐商便自动分成了“边商”和“内商”，而后者逐渐掌握了主动权。
从此，地处边疆的太原、大同黯然失色，被邻近两淮盐场的地区取而代之，首当其冲的便是户部尚书叶淇的家乡淮安。
而地理形势更为优越的扬州更是一飞冲天，成为新的交易中心和“盐商之都”，原本在山西的大批晋商不得不举家南迁，落户于此。
与此同时，徽商轰然崛起，与晋商分庭抗礼。
03
中国人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在晋商和徽商的故事中，这一点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
“天时”可谓国家的形势和政策，“地利”即为地理优势，而“人和”却要复杂得多。
在晋商崛起的过程中，政治的参与和影响始终都在。
比如，明代中期最著名的晋商家族——蒲州的王家和张家。
王家起家靠的是粮食贸易，但真正使家族腾飞的却是第二代子弟中的王崇古。
王崇古考中进士后一直升迁至位高权重的宣大总督，成为北方防务的最高指挥官，而其兄王崇义从商，兄弟二人一官一商，很快就控制了河东盐场。
王家亦成为全国第一大盐商。
张家的“发家之路”与王家如出一辙：“创二代”中的张四维考中进士，后升至礼部尚书，在张居正去世后曾当过内阁首辅。
其弟则在山西经商，后在张四维的帮助下，控制了北方的另一个大盐场——长芦盐场。
家族势力自此一飞冲天，比肩王家。
商帮的成功基础自然在于其出色的经营能力和理念。
比如晋商讲究义、信、利，以仁义和诚信为经商准则；他们还奉关羽为神，看中的正是关羽身上“义”的精神内涵。
明清两代，关帝庙遍布天下，与晋商的崛起和推广有很大关系。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晋商和徽商之所以能在明代崛起，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政策：无论是开中制还是折色制，其本质都是国家控制重要物资（盐）的生产，在销售上实行特许经营（纳粮换盐）和市场准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官商一体”的现象——主要官员和大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一家人。
与晋商相比，徽商的“官商一体”也不遑多让。
这一点很像现代经济中的“承包制”：在不改变对重要资源实行国有专营的前提下，激发民间的生产积极性。
从明朝实施的效果来看，确实达到了这一初衷。
但其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它败坏了市场的公平性和法制化，并为官商经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无穷的寻租空间。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一旦朝中没人为之“代言”，商帮的没落亦可谓迅速。
清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即是例证。
胡雪岩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话题：中国古代的商人为何不为统治者所重视？除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外，商业与政治“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以及商人和官员间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是重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