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

第一节 引言

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重要吸收国。不仅如此，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快速融合也使中国成为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来源国[1]。中国OFDI的初始规模非常有限，但在过去十年间迅速攀升。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2年“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景（Voss et al.，2009）。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0a）的报告称，中国在未来三年内将发展成为最具潜力的OFDI来源国。实际上，截至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里最大的OFDI来源国。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属于五大海外投资国之一，占各国对外总投资的5.1%（MOFCOM，2009）。图5-1展示了中国OFDI的激增过程：从1991年的9.13亿美元戏剧化地增长到2009年的565亿美元，再持续增长到2012年的880亿美元。同时，中国的OFDI存量从1991年的54亿美元也增长为2009年的2458亿美元。

图5-1 中国OFDI的流量和存量值

本章主要分1991～2003年和2003～2009年两个阶段来考察中国OFDI的发展情况。[2]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对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那时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致力于中国海外业务的发展。中国OFDI制度从中央审批体系逐渐演变为一个更加透明和自由的体系。[3]Cheung和Qian（2009）指出，政府不仅将OFDI的决策过程从政治导向体系变为经济导向体系，而且将审批权力向地方政府下放。更重要的是，政府对海外投资项目进行了经济扶持。快速的经济发展加快了中国的国际合作。大量研究表明，政府对OFDI的补贴是基于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尤其是在自然资源领域（Xiao and Sun，2005；Yao et al.，2010；Yao and Sutherland，2009）。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出口、治理方式、距离和文化接近性等（Buckley et al.，2007；Cheung and Qian，2009；Zhang，2009）。本章主要关注两个因素的作用，即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和技术。几个海外并购项目从最初高调到最后失败的相似经历，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东道国的资源和技术可以说是导致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在自然资源方面，中海油（CNOOC）并购美国老牌石油公司优尼科和中国铝业公司对国际矿业巨头力拓公司的股权收购交易均在引发国际性轰动后以失败告终。[4]由于自然资源对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对石油、矿石和金属的投资可以确保这些稀缺资源的供应（Zhan，1995；Ye，1992；Taylor，2007）。自然资源的加速消耗和对未来价格上涨的预期，推动中国积极参与自然资源相关的国际交易并开展政府层面的双边合作。这些努力可以反映一个事实，即中国正在努力获得自然资源的长期供应，并积极应对矿产价格的变动。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东道国提供了一个固有优势来吸引FDI的流入（Dunning，1993，1998；Asiedu，2006），并在早期的OFDI发展过程中占据很大份额（Cheng and Ma，2007；Park，2003）。然而，针对东道国自然资源对中国OFDI影响的相关实证研究仍未有确切定论。Buckley等（2007），Cheung和Qian（2009）认为，自然资源是影响中国OFDI决策的重要因素；Zhang（2009）、Kolstad和Wiig（2009）的研究则表明，自然资源不具备显著影响。本章着重研究自然资源对中国OFDI的影响。自然资源对OFDI的影响被划分为三类：石油丰度、金属丰度，以及石油和金属的组合丰度。

除了东道主自然资源丰度这一因素外，近年来发生在信息技术业（IT）和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工业[5]）的大规模并购案使技术因素在OFDI中的作用凸显出来。技术对OFDI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技术寻求（Technology-Seeking[6]）表明国际资本的流动是以获取东道国技术为目的的。这种技术寻求动机和“逆向溢出”假说密切相关（Driffield and Love，2003；Fosfuri and Motta，1999）。OFDI逆向技术溢出假说表明，技术外部性从国内公司向位于东道国的海外投资子公司扩散。海外分支机构的生产力增加，最终导致本国的生产力也增加。中国企业的相关研究案例表明，中国的海外投资一直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品牌从而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为目的的（Child and Rodrigues，2005；Morck et al.，2008）。长安汽车集团在英国诺丁汉科技园建立了研发中心，联想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PC）业务，TCL收购法国汤姆逊电器公司——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为从发达国家获取先进技术而付出的努力。

另一方面，技术开发型（Technology-Exploiting）动机意味着跨国公司进行OFDI是为了利用其技术优势（Driffield and Love，2003）。传统的OLI（所有权，区位和内部化）理论认为，因为跨国公司拥有某些企业特定资产，如在国外运营和竞争的技术，因此选择FDI可以将这些技术运用到国外并在企业范围内使其内部化（Dunning，1981a；Buckley and

Casson，1976）。Driffield和Love（2003）指出，这些理论同技术开发型FDI间的一致性成为国际技术传递的重要通道。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升级为中等收入国家；技术上也有了很大进步，中国的技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相对先进。Kojima（1973）说明了国内产业转移到东道国的顺序。本国投资环境恶化导致国内产业不具备竞争优势后，就会选择将产业转移到东道国以获取竞争优势。中国的OFDI不仅提供了资本，还将相对先进的技术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跨国公司已经建立了很多海外分支机构，主要涉及制造业方面（如汽车和家用电器等），大多数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其中，一些案例值得一提，例如宗申产业集团在越南建立的摩托车子公司，海尔集团在尼日利亚建立的一个冰箱子公司，以及晶牛微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津巴布韦设立的专门生产陶瓷和微晶玻璃的子公司。这些海外项目展示了中国的OFDI是如何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开展起来的。

东道国技术水平的双重影响为审视中国的OFDI指出了另一个重要维度。本章提供了一个实证调查，分别对1991～2003年和2003～2009年这两个阶段的中国OFDI流向的区位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和大多数仅仅关注1991～2003年这一早期阶段的现有文献相比，本研究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贡献了五大创新点。

第一，本章全面考察了东道国自然资源丰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通过细化分析将影响按总体资源丰度、石油丰度和金属丰度进行了区分。本章认为，资源寻求在每个时期是不同的。东道国的整体自然资源丰度并不影响中国1991～2003年的OFDI，却对2003～2009年的OFDI产生影响。使用选择性计量方法及不同选择类型的自然资源（整体自然资源、石油和金属）所得出的调查结果是稳健的。

第二，在不同的时期，治理方式和矿产价格对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的影响也不同。就治理的作用而言，本章提供的证据表明，在这两个时间段，中国的OFDI主要发生在那些不善于治理但整体资源和石油较为丰富的国家。在最近的时间段中（2003～2009年），这种影响更加强烈。就矿产价格而言，本章提供的证据表明，中国的石油寻求型OFDI是受到油价的高增长率刺激所致。这表明中国的OFDI不仅由石油的供应驱动，而且会对石油的价格波动做出反应。

第三，东道国的技术在早期阶段（1991～2003年）并不作用于中国的OFDI。然而，有证据支持技术开发型动机存在于最近的阶段中（2003～2009年），对低技术低收入国家进行OFDI，便于开发和转让中国的技术。本章还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对高技术高收入国家具有开展OFDI的技术寻求型动机。

第四，大多数以前的研究使用传统的计量经济方法，如混合OLS、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本研究使用可替代的估计方法。为了获得可信的结果，引入Tobit和Heckman（赫克曼）选择模型，并分别考虑设限和选择偏差。

第五，以往的大多数研究只在他们的实证模型中使用选定的东道国。本章包含超过150个东道国在两个时间段的样本数据。使用这样的大样本可以增加对OFDI变化情况的了解，使我们的结论比其他研究更加可靠。[7]

本章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二部分提供了背景及对中国OFDI研究的简要回顾，并将研究焦点放在自然资源和技术的影响上。第三部分介绍了基准方法和增强模型。第四部分描述数据。第五部分展示回归结果并对其进行讨论。第六部分提供了各种稳健性检验方法。最后一部分论述了研究结果的含义，并基于实证结果做出一些结论。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中国的OFDI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手段。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只有相对少量的OFDI及缺乏合适的数据（Buckley et al.，2008），OFDI的问题很少被提及（Cheung

and Qian，2009）。微不足道的OFDI量和数据限制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过去鲜有这方面的实证研究（Cheung and Qian，2009；Buckley et al.，2007；Zhang，2009）。大部分现有文献局限于对分布模式的描述性分析、监管改革和政策含义（Cai，1999；Voss et al.，2009；Wong and Chan，2003；Wu and Chen，2001）。

本小节关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和技术的影响，因为它们的媒体关注度高且对中国OFDI的投资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在一次官方媒体的采访中，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说，中国将加快海外投资的步伐，更专注于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8]

一 关于自然资源对OFDI影响的研究

（一）全球采掘业的背景

如图5-2所示，过去二十年间，矿产价格的上涨一直是全球采掘业一个最有特色的变化。农业、金属和石油的价格指数在本文的早期阶段（1991～2003年）研究中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在2003～2009年，价格开始快速增长，尤其是石油和金属的价格。即便发生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金属和石油的价格指数出现剧烈下降，但它们的增长速度仍远远高于农业指数。

图5-2 农业、金属和石油的价格指数（2000=100）

（二）中国对自然资源的危机感

中国对自然资源的危机感，源于对进口资源依赖程度的提高和矿产价格飙升导致的进口成本上升。中国觉察到了这些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认为在东道国直接进行生产控制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Lieberthal and Herberg，2006）。

首先，中国对自然资源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短缺具有不安全感。中国自然资源的消费和生产一直不平衡：在需求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对所有类型自然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然而在供应方面，资源的稀缺和增长缓慢的生产能力限制了国内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