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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Syst em A nd So c i et y垒垒!查塾金!!!!兰型!!●圈匿圄盈论逮捕必要性及其完善措施钟铃摘要逮捕是刑事诉讼法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司法实践证明，合理适用逮捕措施可以有效地保证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而滥用逮捕措施则会严重地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损害司法机关公正办案，执法为民的形象。
因此，我们在审查逮捕案件时，如何依法全面正确掌握逮捕条件，正确适用逮捕措施成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本文就如何正确理解逮捕条件，进一步完善逮捕制度作了简要的探索。
关键词刑事诉讼逮捕必要性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中图分类号：D9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9—263-02一、适用逮捕措施的司法现状及其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
”其对逮捕措施的适用从构罪、量刑、必要性三方面提出了要求，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许多构罪即捕，而忽略后两个要求的情况．造成了对刑事犯罪嫌疑人以适用逮捕措施为主的司法现状。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传统思维习惯的影响我国历来有着重刑的传统。
在多数群众看来，犯罪了就应铍羁押的思想根深蒂固，如果有人犯罪了没被羁押而被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群众往往会对此产生误解。
从执法理念上看，有的执法人员片面强调逮捕的作用，认为只有逮捕才能体现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
从司法操作实践看，一些侦查机关搞“以捕代侦”，有的执法人员出于“求稳怕错”的思想，在“逮捕必要性条件”难以把握的情况下“一捕了之”。
(二)侦查机关对“逮捕必要性”证据收集力度不足审查逮捕阶段属于侦查和提起公诉的中间环节，公安机关由于侦查期限的限制对证据的收集并不理想。
特别是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地区，侦查机关单纯为破案的需要，往往偏重于调查、收集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忽视对逮捕必要性证据的收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审查逮捕案件证据相对薄弱的客观现状。
加强和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建议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危害也越来越大。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加强和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变得尤为必要。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对加强和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提供帮助。
一、建立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应建立健全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查处、教育、保护和帮助的制度体系，全面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处置工作。
在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时，应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对于未成年人，应该采取预防为主的措施，将其引导走向正确的道路。
要积极推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家庭教育和对未成年人校园欺凌等问题的关注，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素养。
2.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查处工作。
应该加大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力度，对于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应根据其年龄、性别和犯罪性质进行量刑。
落实“适用轻微刑事措施”的原则，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多的教育、挽救和再教育的机会。
3.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
作为未成年人犯罪的补充活动，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也应该得到关注。
比如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库，并对于不同犯罪类型的未成年人进行不同程度的扶助。
二、加强法院、公安机关的工作协调未成年人犯罪的查处和处理，需要法院、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安机关需要将涉案未成年人的信息如实填写到笔录表格中，同时要注意对于未成年人的询问和讯问方式的规范化。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法院应该根据未成年人的特定身份和特点，合理裁定量刑，争取为其划定实现再教育的时间及程度，并在法律范围内给予未成年人施行心理医疗、教育和其他相关支持。
在未成年人嫌疑人的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等环节，应注意与家庭和社会接轨，积极和家属进行沟通和谐，规范相关程序，确保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三、加强社会资源的投入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政府应加强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重视程度。
近年来未成年人案件审查批捕的情况及改革建议一、未成年人案件审查批捕的基本情况及特点1、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相对较为稳定。
据对我院近三年来的审查批捕案件统计，2006年我院共受理案件524件809人，其中未成年人案件有85件164人，约占总数的16%和20%；2007年我院共受理案件458件745人，其中未成年人案件有78件153人，约占总数的17%和21%；2008年上半年我院共受理案件288件483人，其中未成年人案件有44件97人，約占总数的15%和20%。
根据上述数字可以看出，近三年来受理的未成年人案件的比例相对稳定，平均约占总数的16%。
2、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批捕率相对较高。
据统计，2006年批捕案件有397件609人，批捕率为76%，其中未成年人案件批捕72件136人，批捕率为85%，超过总批捕率9个百分点；2007年批捕案件有338件532人，批捕率为74%，其中未成年人案件批捕57件110人，批捕率为73%，和总批捕率相对持平；2008年上半年批捕案件218件341人，批捕率为76%，其中未成年人案件批捕33件69人，批捕率为75%，和总批捕率相对持平。
3、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主要集中于抢劫、盗窃、寻衅滋事等三类性质的案件，且数量呈上升趋势。
2006年我院受理的未成年人抢劫案件有25件63人，盗窃案件22件39人，寻衅滋事案件17件36人，这三类案件占未成年人案件受理总数的64%；2007年我院受理这三类案件总数为56件115人，占未成年人案件受理总数的72%；2008年上半年我院受理这三类案件总数为38件87人，占未成年人案件受理总数的86%；从上述统计数字看，未成年人犯罪主要集中于抢劫、盗窃、寻衅滋事这三类性质的犯罪。
二、未成年人案件审查逮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在审查批捕中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还存在很多问题：1、对未成年人逮捕率过高，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法律成人化。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如何准确适用强制措施门植渊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的选择适用正是构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理应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强制措施的选择适用须遵循比例原则，并通过法律法规明确条件、统一标准。
与此同时，不断完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与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辅助、保障机制，及时切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人格的发展进程，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进而解决未成年人犯罪背后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明确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无论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还是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目的都在于及时、有效地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心理治疗和行为矫正。
尽管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相较于羁押性强制措施在未成年人改造及人权保护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而且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辅助、保障机制正在逐步完善，但是过多地强调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也可能存在一些负面效果。
我国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要对不同年龄、不同情况的未成年人，实行区别对待，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强制措施的选择需要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实现平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要求综合考量审前羁押必要性与非羁押措施潜在风险，在保障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减少因为犯罪给未成年人带来的消极影响，但对于性质严重、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犯罪案件涉罪未成年人，应依法惩处。
因此，笔者认为，应对办案中的实际情况进行归纳总结、分析论证，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条件予以明确，为全国办理此类案件提供统一的标准。
然后，逐步将“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中的专门条款加以归拢、细化和完善”，最终形成独立的体系，为今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准确适用强制措施奠定基础。
2021西宁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适用问题与完善建议范文 一、西宁各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状况 非刑罚化是指对应该承担刑事责任或者有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以刑罚之外的刑事制裁方法实现刑法防卫社会的目的［1］。
非刑罚处罚措施是指司法有权机关根据刑法的规定，直接或者建议适用的主刑和从刑以外的其他处罚措施的总称。
非刑罚处置的措施由于其人道化、社会化、轻缓化的特点，自然应在少年司法工作中受到重视［2］。
在最近的一次数据统计中，西宁市未成年人犯罪占西宁市全部刑事罪犯的9．83%，因而如何改造好未成年犯也是工作的重点。
西宁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人口的 25． 95%，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信仰，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和性格特点呈现不同状态。
在西宁法院系统的未成年案件审理中，法官应该在司法实践中更能得到创造性的启发。
考虑到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特殊性，笔者以调查问卷为主要方式在法院系统进行调研。
(一) 西宁各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 在刑法第37 条的规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从本条文中可以看出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有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行政处分。
在调查问卷中，西宁市的未成年犯罪多为抢劫、盗窃和故意伤害，对于未成年犯更多适用缓刑，比例达到62． 17%。
因此对于适用第 37 条的未成年犯的比例不是很高，而且西宁市法院经常展开对未成年人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而且能够及时的对未成年犯进行回访帮教在心里生活给予指导，对其达到良好的改造效果。
(二) 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在西宁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 西宁市中级法院结合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实践下发了《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对未成年人的量刑有了规范的指导。
浅议我国逮捕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摘要：逮捕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保证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而由专门的国家机关采取的强制羁押措施。
在我国，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逮捕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本文通过对我国逮捕制度的缺陷进行分析，试图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逮捕证明标准逮捕作为一项强制措施，为在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从我国具体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的逮捕制度仍存在着一系列缺陷。
一、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的缺陷（一）审前羁押时间过长审前的羁押时间包括拘留、审查逮捕和逮捕后的羁押时间。
拘留是一种逮捕前的强制措施，法律规定最长时间为37天，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申请延长到37天的最长拘留时间的案例比比皆是，而犯罪嫌疑人逮捕后被羁押时间则更为漫长，有些案件在符合一定条件时还可以多次延长。
在国外，审前羁押时间则要短很多，例如日本，审前羁押时间一般是10-20日，最长仅可延长至25日。
（二）逮捕的审查决定主体多元国外通常把逮捕决定权只赋予法官，我国刑事诉讼法则规定，检察院和法院都可以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
由于批捕主体和执行主体的多元，导致了逮捕标准把握上的不一致，在执行上也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容易造成司法不公。
（三）逮捕目的认识上的偏差从逮捕的目的看，国外大多数国家把逮捕的目的限于临时性强制措施上。
逮捕仅仅是对犯罪嫌疑人实行初期的强制措施，具有在法定期间内暂时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法律作用，并非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侦查措施。
逮捕存在的正当性仅在于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我国逮捕制度的目的与国外的规定存在很大不同，除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外，更主要的目的则是为了在羁押过程中收集证据，变相延长羁押时间。
尽管这种手段有时非常有效，但它是以牺牲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权利为代价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式，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
试论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逮捕措施的适用与完善[论文摘要]《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增设专章比较系统、全面地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了特别规定，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制度，进一步健全了逮捕制度，对于非羁押措施的扩大适用，特别是教育、感化、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帮助其尽快回归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拟从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逮捕措施的适用中几个突出的方面做粗浅的探讨。
[论文关键词]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社会调查制度刑事和解逮捕的含义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和西方国家中存在差异。
西方国家的逮捕仅指逮捕行为，不必然引起羁押，而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逮捕，既包括了逮捕行为又包括逮捕以后的羁押状态。
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辨别能力、自控能力、承受能力都发育不够，明显处于弱势群体。
对未成年人进行特别保护，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是我国和多数国家地区司法实践中达成的共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更明确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在今后的实践中，应如何严格限制逮捕措施的适用，加大其他强制措施对逮捕措施的替代功能，笔者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和探讨。
一、对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的规定和意义从立法精神上看，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措施的适用本身就有严格的限制，本次修法对强制措施方面做了重大修改，其中为严格限制逮捕的适用，减少审前羁押的比例也做了有针对性的修改，而对未成年人适用逮捕措施，其限制规定更为严格。
这些修改进一步完善了逮捕制度，主要表现在：（1）新《刑事诉讼法》第79条对逮捕条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将“社会危险性”细化为五种具体情形，完善了逮捕的条件，既增加了“应当逮捕”的适用情形，又将逮捕的适用区分为“应当逮捕”与“可以逮捕”两种。
该规定为检察人员作出逮捕决定与否提供了具体可操作性的依据，有利于防止办案机关滥用羁押决定权，也有利于进一步统一法律适用，减少个案差异和干扰，维护司法统一。
除此之外，新《刑事诉讼法》第269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
（2）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1条第2款，增加了逮捕后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的规定，对刑事拘留也有作出相关规定。
这些规定有利于对侦查机关讯问过程的监督，从而有利于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
（3）完善了审查逮捕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第86条，增加了审查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诉讼参与人和听取律师意见的规定；第268条规定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不仅要调查未成年犯罪的事实，还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社会调查。
这些规定有利于检察机关加强证据审查，更加全面地了解案情，全面客观地作出逮捕与否的决定，同时也为教育改造未成年人确定有针对性地改造方案和方法。
（4）增加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
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这一制度加大了司法机关对未决羁押的审查力度，将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审查从逮捕这一起点延伸到捕后羁押全过程，在保障诉讼的同时控制和减少羁押，打破“一捕了之”的实践困局。
而对已批捕羁押但认罪态度好的轻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尽可能地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有利于减少长时间羁押给他们带来的心理伤害和监管场所可能存在的交叉感染。
二、非羁押强制措施的修改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严格适用逮捕措施的意义《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利于司法机关依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对其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大量的适用非羁押性替代措施，修改后的理论上总结的标准是：释放为原则，羁押为例外。
（1）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符合青少年犯罪的特点。
由于青少年正处在心理和生理发育成长阶段，人格尚未完全塑造成型，其实施犯罪具有一定的突发性与偶然性，尤其在初实施犯罪行为后情绪比较紧张，无论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身体健康，还是实现教育、感化、挽救青少年的目的，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出发都应以不逮捕为原则。
（2）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广泛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符合我国人权法制建设的需要。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要求各国的少年司法政策应努力减少司法干预和影响，因此我国扩大对未成年人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措施，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
（3）对未成年人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风险较低，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不至于发生严重的后果。
一是因为大部分未成年人罪行较轻，又具备法定从轻或减轻的情节，逃避审判的可能性较小。
二是未成年人社会阅历较浅，主观恶性小，容易教育感化，接受司法机关的讯问后在很大程度上已能反省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继续作恶的可能性很小。
三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家庭教育的失败也有深刻的体验，心理上有迫切重新塑造家庭教育功能的需求，在实际行动中也会严密地监控未成年人，防止未成年人潜逃或者重新犯罪，以争取一个有利的处理结果。
四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能够有效消除或减少社会危害性。
社会危险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危害社会或他人、妨害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一种或然性，它属于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具备有效监护和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小，不逮捕不至于妨害诉讼正常进行。
三、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制度的延伸（一）加强检察机关对于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机制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增加了开展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和捕后逮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规定，进一步提高了羁押审查的全面性和科学性，特别对于严格限制对未成年人适用逮捕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在贯彻这些规定的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当做到：一是准确理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有逮捕必要”的条件。
对于涉嫌故意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认为有逮捕必要，同时要求公安机关随案移送证明有逮捕必要的证据材料。
二是准确理解“无逮捕必要”的条件。
认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具备诉讼保障条件、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的，不具有社会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不大的，一般认为无逮捕必要。
三是切实开展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评估审查工作。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未成年人被适用逮捕措施的，检察机关要从人权保障出发，开展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不需要羁押的，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羁押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带来的不利后果。
（二）建立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的社会调查机制在审查逮捕程序中，注重对未成年人犯罪事实、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的全面调查，对于教育改造未成年人，慎用逮捕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来完善社会调查机制在审查逮捕中的作用：一是建立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社会评估机制。
根据未成年人个人、学校、家庭、社区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估，必要时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的形式将羁押必要性评估提前到侦查阶段，引导侦查人员调取羁押必要性证据。
二是强化侦查机关和律师的调查取证机制。
推动公安机关全面收集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的证据材料，也可以发挥律师的调查取证作用。
三是完善委托调查取证机制。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将社会调查主体确定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但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等“六机关”《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规定：“社会调查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
”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和“六机关”的规定，笔者认为，为提高证据的公信力，在进行社会调查时，司法机关可以委托调查的方式开展此项工作，并通过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复核来体现主体职能。
（三）积极开展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和解机制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规定了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程序，但并未区分成年人案件和未成年人案件，因此未成年人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也必须遵循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是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应当严格遵循新《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的规定。
同时对于法定范围外的未成年人案件，虽然不能依法适用刑事和解程序，但对于确给被害人造成损失的案件，也应当积极开展促赔工作，敦促加害人退赃、退赔，以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
二是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也应严格适用的条件，即（1）案件事实已经查明，证据确实充分，能够证实加害人构成犯罪。
（2）加害人做有罪答辩，认罪态度良好，确有悔改表现。
（3）双方当事人自愿。
三是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结案方式。
在侦查阶段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公安机关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非羁押措施，并在移送审查起诉时提出从轻处理的建议，对不适宜采取非羁押措施的，应尽快移送审查逮捕或审查起诉；审查逮捕阶段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依法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对不符合不予批准逮捕条件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尽快移送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阶段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或相对不起诉决定，对必须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提出从轻处理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对已经达成刑事和解的未成年人应当从轻处罚，尽可能适用非监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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