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
- 格式:doc
- 大小:28.50 KB
- 文档页数:7
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一、概述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作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其社会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无疑对于整个明朝乃至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江南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呈现出新的气象,尤其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城镇的兴起、文化的多元化以及社会阶层的变动,共同构建了江南地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图景。
在经济方面,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手工业、农业、商业的繁荣,使得江南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贸易的重要枢纽。
城镇的兴起和发展,如苏州、杭州、南京等,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聚集。
同时,江南地区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也发生了一系列变革,这些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政治方面,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虽然仍受封建制度的束缚,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变动,一些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士人阶层在文化传承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商人阶层则通过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渐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话语权。
江南地区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凸显,如农民起义、士人抗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文化方面,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文化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科技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江南文人的创作活动极为活跃,他们的诗词歌赋、书画艺术等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民的精神面貌,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江南地区的科技教育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书院、私塾等教育机构的兴起,为培养人才、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
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都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和活力。
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启示。
1. 简述明代中后期的历史背景在明代中后期,即大约公元1450年至1700年之间,中国江南地区经历了显著的社会变革。
明清明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摘录)⼀、引⾔——本⽂所指的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各府及太仓直⾪州,以及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各县。
——⾃从⼗五世纪中叶以后,长兴三⾓洲地区的棉作与棉纺织,以及太湖流域与浙西⼀带的蚕桑与丝织业,都已发展⾄⾼⽶粮贸易也形成整个经济体系极重要的⼀环。
度的专业化⽣产⽅式,⽽各区域间的⽶粮贸易⼆、江南地区农业结构的变迁三、棉作的普及及专业棉织市镇四、蚕桑的发展及专业蚕桑丝织市镇——明清时代的江南,⼀如棉花之于松江及太仓地区,蚕桑也成为太湖流域及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专业性商品作物。
——中国蚕桑业以江浙两省为最盛。
浙江七⼗五县中,产蚕丝者五⼗⼋县,其中三⼗余县完全以养蚕为业;其出⼝⽣丝,历年均占全国第⼀(《杭州市经济调查》1932年出版,1971年台北影印本)。
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府以及太湖流域的苏州府都是主要的产地。
湖州府志记载境内蚕桑的种植情形云:“湖民⼒本射利,计⽆不悉。
尺⼨之堤,必树之桑;环渚之隙,必课以蔬。
富者⽥连阡陌,桑⿇万顷;⽽别墅⼭庄,求⽵⽊之胜⽆有也。
”⼜云:“其树桑也,⾃墙下檐隙以暨⽥之畔池之上,虽惰农⽆弃地者。
其名桑也,不⽈桑⽽直⽈叶。
”——震泽镇属苏州震泽县(雍正年间分⾃吴江,民国以后再度与吴江县合并),滨太湖,当运河要冲……民国初年时,此地“东集新塍之货,西会湖州⼴泗⼟产,太湖鱼虾鲜菜,莫不以该地为进出⼝咽喉。
”——因蚕桑利⾼,所以当时浙西各县普遍种植,……。
除了上述市场利润的诱因,以及彼时⽩银⼤量流⼊,物价上涨,⽣产利润提⾼的因素外,赋税制度以及地理条件都是形成湖州地区蚕桑发达的重要因素。
养蚕饲桑的盛⾏,提供了临近地区丝织业发展的主要原料;⽽丝织业则成为明清时代太湖周边及浙西⼀带⼈民的主要⽣计。
—— 约在⼗五、六世纪,全国⼯商业显著发展的⼤城市,⼤致分布在江南、东南沿海及江北运河区⼀带。
其中尤以江南最为繁华,更集中在苏、松、杭、嘉、湖五个都市及其境内⼤批市镇中。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1. 引言1.1 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重要性江南地区作为中国经济重要的区域之一,历来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地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交汇处,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资源。
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在当今社会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江南地区是中国传统的农业重镇,拥有肥沃的土地和温和的气候,适宜农作物的生长。
在清朝时期,江南地区以其发达的农业经济,成为全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
江南地区还发展了纺织业、手工业等产业,为当时的国家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近现代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江南地区的经济迎来了快速崛起。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江南地区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升级,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成就。
江南地区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悠久的历史传承,更在于其在国家经济中的持续贡献和发展潜力。
江南地区的繁荣与发展不仅造福于当地居民,也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
1.2 研究目的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一直备受关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通过研究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可以更好地了解该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旨在探讨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变迁过程,分析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特点和优势,以及江南地区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
通过对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轨迹,为促进江南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的内容将在后续章节进行详细阐述。
2. 正文2.1 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清朝时期)江南地区在清朝时期的经济状况并不十分繁荣。
清朝统治下,江南地区经济受到了很多限制和压迫,封建专制制度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稻谷和茶叶为主,但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和赋税繁重,农民生活贫困,农业生产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论江南市镇的近代转型及其制约因素——以金山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2007年5月第36卷第3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ShanghaiNormalUniversity(Phi|osophy&SociMSciencesEdition) May,2007V o1.36.No.3中图分类号:K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07)03~107一(04)论江南市镇的近代转型及其制约因素——以金山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安涛(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摘要:16世纪以来,在江南市镇有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步入经济社会转型期.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近代江南市镇的社会转型并不是同步的,金山朱泾镇虽处于沿海并距上海较近,但社会转型停滞不前,探讨其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还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关键词:江南;市镇;近代转型;金山朱泾镇16世纪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市镇诞生,中国社会步人经济社会转型期.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江南市镇的社会转型并不是同步的,表现为不同的类型.金山朱泾镇现隶上海市金山区,明代成化年间后取代金山卫成为金山县(区)的中心市镇,其社会转型代表了一种类型.明清时期朱泾镇在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过程中,纳入到距其较远的以苏州为中心的市场网络中,发展成为区域中心市镇,"惟茸城巨镇,朱里为冠"…'卷三'水利".上海开埠后,朱泾镇虽处于沿海并距上海较近,社会转型却停滞不前,区域中心的地位也逐渐丧失,其社会,经济,文化反不如传统时代兴盛,探讨其原因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一,16世纪以来的两次社会转型"中国近世社会始于16世纪,其标志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中国近世社会结束于20 世纪,其标志是资本主义的成熟,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的成熟."[】'也就是说,16至20世纪是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唐力行把它"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分界线,划分为近世社会前期与后期"[】,并贯穿了两个转化,"直接生产者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第一次转型是在明中叶以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为标志,其重要表现是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和江南市镇的普遍兴起.第二次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以西方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侵人为标志,主要表现是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殖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西方的工业产品大量涌人中国,中国出现机器工业.以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江南市镇,特别是原棉纺织业市镇逐渐没落,面临着新的社会经济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次社会经济转型都伴随着经济中心的空间转移.第一次转型,从大的空收稿13期:2006-05-20作者简介:安涛(1974一),男,山东泰安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枣庄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1O7第3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正间来看,全国的经济中心从北方转移到江南.在江南这个区域内,也有从杭州到苏州,从松江到苏州的过程.第二次转型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从苏州转移到上海."1842年开埠之前,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城镇群体的组成部分,是苏州的外港,其经济很大程度上从属于苏锡常地区.开埠之后,上海成了国际通商口岸,本世纪初(2O世纪),上海一跃而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由过去的从属地位转而成为主导地位."j("但第二次社会转型不同于第一次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第二次转型是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展开的,它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管是在自然资源,生产技术,资本状况,交通区位还是社会环境,人员素质,区域互动等方面都需要新力量的注人,而这对传统中国社会来说是相当缺乏的.传统经济结构根深蒂固,突破传统需要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明清时期的中国没有发生将经济推人现代成长进程的突破性经济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由于中国传统经济没有新的要素,新的组合进人生产体系(中国早在商朝就有车,但简单的轴承却一直没有发明出来),社会生产,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呆滞,板结状态."[4】(n"' 金山县的朱泾镇在两次转型中表现出的不同,成为我们很好的切人点.二,朱泾镇在两次社会转型中的不同命运在第一次社会经济转型中,朱泾镇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母体中成功地发展了商品经济(家庭棉纺织业),在此期间依托松江府棉布业中心地位,开发了棉布业,被纳人到以苏松为中心的江南市镇体系和全国市场网络中.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金山区域中心市镇.到了清初,赵慎微曾作诗描写朱泾的盛况:"万家烟火似都城,元室曾经置大盈.估客往来多满载,至今人号小临清.''[]'卷一(疆域)'朱泾镇在此次转型中获得成功,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朱泾镇的兴起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家庭手工业基础之上,对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要求较低.第二,朱泾镇被纳人到了江南市镇体系之中,有8条连接苏州,杭州和上海的商路都经过朱泾108镇.第三,建立了一套和谐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外来移民和商人给朱泾带来了新的活力.明清时期商人活跃于江南市镇,"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利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卷七(食货)'第四,朱泾的棉纺织技术在此期间处于领先地位,有"朱泾锭子,吕巷车"之谚,所产标布质量上乘,销路极广.朱泾镇因第一次转型发展成为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并融人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市镇网络,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朱泾主要是依靠棉布兴盛起来的,但是,"清代前期,江南棉布的生产曾长期繁荣,但它并没有萌发新的生产方式……由于棉布制造业本身的技术提高不足以打破家庭手工业的传统生产方式,棉布的销售不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互通有无的自然分工的基础上,江南棉布销售市场的大小只能取决于全国其他地区是否生产棉布和棉布生产量的大小."_6j(附'以家庭为中心的手工生产方式以及市场的局限,制约了朱泾棉布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朱泾的第二次转型."第一个转化是否实现,实现的程度如何,都会直接影响到第二个转化."[2](P326)朱泾第一次转型的局限导致了在第二次社会经济转型中,表现出种种不适,区域中心地位逐渐边缘化.三,朱泾镇第二次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1.缺少资金是制约朱泾镇第二次社会转型的关键因素资本对一个地区或行业来说非常重要,"盖精工艺者,多缺资本.有保护,则凡工艺可以获利者,自有商人出资以经营.利之所在,众必趋之,正不患其不为也."[7](z285)资本来源有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二是商人个人投人.晚清到民国期间,朱泾政府对地方的建设资金是相对匮乏的. "清代实行统收统支,尽收尽解.清末始有地方事业,开征地方杂捐.民国时期,田赋和税收均上缴中央和省,地方政费开支由省拨给,地方事业开支靠地方杂捐.县财政支出,清代基本上是人员经费,无建设事业费,清末杂捐收人大多用于警察安涛:论江南市镇的近代转型及其制约因素和保安费."1933年,1935年,1936年三个年度用于地方建设的经费仅占到全部支出的6.42%,远远低于行政管理费和保安警察费.2.缺乏支柱产业是制约朱泾转型的另一重要因素朱泾在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棉布业,近代面对"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商贾不行,生计路绌"的局面,朱泾面临着传统经济结构的转型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朱泾基本上放弃了原来所熟悉的纺织技术,转而发展碾米业.在传统时期农民处于无地少地的状态,除了大户以外,农民几乎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供出售,碾米业只不过是为农民加工自食而已.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 年"在国民党控制下先后成立碾米,粮食,三轮人力车,泥水木工,方作(棺材),成衣,挑挽(搬运),屠宰,理发,饭菜,豆腐等11个行业工会."[.'但这些都是传统行业,基本上是面对本地市场,市场容量狭小,并且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户比例不高, 农民参与市场的机会减少,与明清时期家家户户从事纺纱植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传统的思想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朱泾的社会转型光绪《金山县志》记载,"士人习尚,大都崇进取,专举业,余事则兼肄风雅","士人重农,逐末者寡",并且"富则守分读书,贫者依人谋食,势使然也."【]'卷十七<志余)'到民国时期此种风气没有大的改观."本邑人民,大抵业农,朴实耐劳,敦厚勤俭是其特性."[ml(m43)缺少冒险尝试的精神,安于本分.4.缺乏社会倡导力量社会转型不是自发的,需要社会倡导力量.这一是来自国家,二是来自地方乡绅.清末至民国期问,金山县政府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维持地方治安和发展教育,用于发展实业的力量弱小,同时政府缺乏倡导意识,"中国工艺,悉听小民自为,故恒守旧法,无所进益."[8].而作为市镇主要倡导力量的乡绅,则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受到很大冲击.从咸丰庚申年(1860)至同治壬戌年(1862),金山受到严重的破坏,除了不计其数的财产损失外,民众的殉难给金山造成重大的损失.据光绪《金山县志》统计:金山殉难的绅士78人,官员19人,官兵220人,市民1019人,妇女361人.卷十六<武备)'基本上摧毁了朱泾的绅士阶层.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地方土匪横行,"金山各地,民间损失,数以巨万计",地方富家又纷纷迁离金山,"稍有资产者,纷纷迁徙于平湖,松江等处,即留者亦不得安居."Llo](P151)与朱泾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嘉定县徐家行在民国时期新兴行业黄草编织业的兴衰表明地方倡导力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黄草工至民国初年飞速发展,原因在于有远见者多方提倡."["'卷四'实业)"人民国,布市衰落,附近之黄草工业,日见改进.其首先提倡改进者,为嗲城开设森茂绸缎号之朱石麟氏,设公司日兴业草织公司……继起者有振兴,新华,达利,合成,大华等草织公司.嗣由北门汪季和氏提倡兼制麦缏用品,行销亦广.两者均除销售本国各地外,并推销至南洋,美国等处,每年输出额甚巨."但是,到了"抗战胜利后,提倡无人,货品不加改进,返销者多无知识,互以劣货低价向外商争销,大失对外信用,致此独特工业奄奄不振,全镇商业,厥受影响."㈩卷一<区域)'可见,地方倡导力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政府职能缺失的情况下,更能凸显出其重要作用. 5.民国时期,受过近代教育的各类人员的外流也对朱泾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邑人之役于外者,众矣."[12](P153)根据1935年,1936年的《金山县鉴》"不有所尽"的统计,全县有202人供职于外地,其中朱泾86人,约占42.5%."夫学成而不获用,用焉而不能当其材,或才大而无所施其骥足",朱泾镇在民国时期不能给这些人才提供发展空间,"于是乎发展于外,以抒其抱负,而伸其志焉."[10](P162)民国时期金山旅外人员分布在16个省(市)34座城市.在外工作的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和松江,分别占到50%,13.3%和8.9%.这对金山来说,损失了部分人力资源.6.朱泾与上海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互利关系,两者缺乏经济关联度也是制约朱泾社会转型的外在因素朱泾既没有纳入到江南市场网络中,更没有融人到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中.近代以来,"农村市场的发展变迁,主要动力来自于外部环境和外来经济关系的整合,是一种被动式的互动发展."[4](P155)而上海与朱泾之问没有形成这种关109第3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焦系.一方面是朱泾本身缺乏与上海建立广泛经济联系的媒介商品,朱泾的米粮不足以成为这种媒介.另一方面上海发展的局限性决定了朱泾受上海辐射的程度.上海城市的扩张方向决定了金山朱泾的边缘化.上海"以港兴市",它的发展扩张围绕着有利于港口建设的方向发展,"上海近代城区的基本格局,即以港区为基点,循江岸寻求延伸.早期法租界及以后公共租界的扩展,都有鲜明的体现."["](附'这是上海发展的中心城区,其外围城区"是指中心城区之外的浦东和中途辍止的吴淞地区"[¨](几.从上海早期的两大支柱产业来看,朱泾被排除出了上海经济体系."在源源不断的大宗出口贸易的推动下,一批出口加工也很快发展起来,与船舶修造业一起,成为上海早期工业的两大支柱产业."[¨](几而这两大产业都与朱泾无关.四,结语江南市镇的近代转型有着多种类型,受诸多复杂因素的综合制约,社会转型呈现出不同的态势.朱泾镇虽距上海很近,但社会转型却十分艰难.从朱泾镇的发展来看,经济中心与其周边地区的互动是有条件和选择性的,其主要不是取决于距离的远近,而是取决于两者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度及其自身的发展条件.一般来说,人们以沿海地区和内地经济社会相区分,但是即便是沿海转型较快的地区也是有差异的,由此可见,区域研究必须要进行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才能真实地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社会转型不是同步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参考文献:[1]嘉庆朱泾志[z].[2]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oo3.[3]程潞.上海经济地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4]樊卫国.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叶梦珠.阅世篇[z].[6]刘秀生.清代棉布市场的变迁与江南棉布生产的衰落[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2).[7]张弼士.张振勋奏陈振兴商务事宜十二条折(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A].张弼士侍郎奏陈振兴商务条议.[8]金山县总工会.金山县工会简史[Z].1988.[9]光绪金山县志[z].[1O]民国二十四年金山县鉴[z].[11]民国嘉定哆东志[z].[12]民国二十五年金山县鉴[z].[13]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TowardstheModernTransformationoftheTownsSouthoftheY angtzeRiverandItsRestrictingFactorsWithan InvestigationofZhujingTowninJinshanCountyA Tao(CollegeofHumanitiesandCommunications,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Abstract:Inthe16thcentury,theseedsofcapitalismofChinaweresproutinginthetownssouth oftheY angtzeRiver, whichimpfiedthattheChinesesocietyhadsteppedintoaperiodofeconomicandsocialtransf ormations.However,thecontempo—rarysocialtransformationsinthetownssouthoftheY angtzeRiverwerenotsynchronousatall, becausetheywererestrictedbyvariouscomplicatedfactors.AlthoughZhujingTowninJinshanCountyislocatedonthecoast andisfairlyclosetoShanghai,yetitssocialtransformationwasstagnant.Anexplorationofthevariouscomplicatedfactorswhi chrestricteditssocialtransformationis notonlyofgreatacademicsignificance,butalsoofdefinitepracticalvalue.Keywords:southoftheY angtzeRiver,towns,modemtransformation,ZhujingTowninJinsh anCounty(责任编辑:申浩)110。
江南市镇商人群体与地方社会治理——以20世纪前期的南浔镇为中心郑卫荣摘要:市镇商人群体是近代江南地方社会治理的实权阶层。
在近代地方自治的历史因循中,20世纪前期的南浔商人群体构建出以商会为枢纽的地方自治模式,并依托诸自治机构深度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形成了“自治”与“官治”互为补充而又适度分离的地方治理格局,展现了近代江南市镇商人群体与地方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江南市镇;商人群体;地方自治;南浔镇;民国作者简介:郑卫荣,历史学博士,温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693.62;K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22)01-0168-11市镇作为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功能性实体,具有特殊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与功能,蕴藏着传统社会演进的遗传基因,承载着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密码。
在近代江南市镇群中,南浔镇作为一个典型市镇,从长时段的空间范围和区域性知识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范本。
近代的南浔镇,是中国传统社会延续与发展的一个注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碰撞的交汇之地,是早期资本主义市场化在江南地区的缩影和江南市镇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典型代表。
梳理《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中的民国《南浔志》,在近代南浔镇以“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为代表的商人群体中,有文献资料记录者计有20个家族140人,其中包括刘镛、张颂贤、庞云鏳、顾福昌、陈煦元、刘锦藻、张静江、庞青城、周庆云、蒋汝藻等著名人物。
这一商人群体的个性特质鲜明,其社会流动、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随时代变迁而不同,与地方社会的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近代江南市镇绅商与地方社会治理研究”(22NDJC106YB);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会科学攻关计划项目“近代江南市镇绅商与区域社会转型研究”(2021QN032)。
168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关系微妙,是我们考察近代地方社会治理问题的绝佳视角。
以商人群体及其多元化的社会实践为视角,既可以生动再现市镇治理的丰富面相,翔实复原地方社会治理的历史原貌,也是深入探究近代地方社会治理体系延续、变革的历史逻辑与经验启示的重要路径。
选择题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大败楚国后,在黄河以北的河阳举行诸侯会盟,并召周襄王参加。
《春秋》将周襄王参加此次会盟记为“天子狩河阳”(“狩”是天子的大权之一,以狩猎为名巡视境内),这表明A. 《春秋》意图维护礼乐秩序B. 周天子丧失了天下共主地位C. 晋文公履行了分封制的义务D. 春秋时期诸侯兼并战争频繁【答案】A【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战争之后,晋国举办“践土之盟”。
此次盟会,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并给了晋文公“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的任务,从此晋拥有了代表周王室行使征伐大权的“尚方宝剑”,在"尊王"的旗帜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
可知这时期周王室衰微,处于春秋争霸混战时期,但“《春秋》将周襄王参加此次会盟记为‘天子狩河阳’”,说明《春秋》意图维护礼乐秩序,故A 选项正确;根据所学知识可知,这一时期周王室衰微,但不是丧失了天下共主的地位,故B选项错误;晋文公作为诸侯国他的义务有定期朝贡,提供军赋和力役并随从作战拱卫王室,材料无法体现晋文公履行了分封制的义务,故C选项错误;春秋时期是争霸战争,战国时期是兼并战争,故D选项说法有误。
选择题吕思勉先生说:“大同时代的境界,永存于人类记忆之中。
不但孔子,即先秦诸子,亦无不如此。
”如孔子主张“克已复礼”,老子幻想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去,墨子主张“兼爱”思想。
先秦诸子回归三代的复古情绪,主要反映了A. 先秦诸子开历史倒车的落后思想B. 先秦诸子学说的多样性,复杂性C. 社会变革是历史发展的潮流D. 社会的进步与付出的代价之间的矛盾【答案】D【解析】从吕思勉先生的叙述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都有一种复古的情绪,这是一种社会发展与现实面临问题之间的矛盾,体现出社会进步与付出的代价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本题选择D选项。
A选项错误,先秦诸子复古的目的是为了未来的发展;B选项错误,这不是材料体现出的内容;C选项错误,材料没有体现出社会变革的发展潮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1. 引言1.1 江南地区的初现经济繁荣江南地区的初现经济繁荣始于古代吴越国的兴起。
在吴越国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有着较高的发展水平。
特别是苏州、杭州等城市成为商业重镇,经济活动日益繁荣。
吴越国时期,江南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以茶叶、丝绸、陶瓷等产品为主要特色的经济体系。
随后,隋唐时期的江南地区经济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唐代的长安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而江南地区也逐渐成为与长安齐名的经济重镇。
在唐代,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进一步提高,工商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许多知名的文化人物如李白、白居易等都曾在江南地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经济繁荣的景象。
正是这些古代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江南地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外来文化的融合与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使得江南地区成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文化中心。
1.2 外来文化对江南经济的影响外来文化对江南经济的影响源远流长。
自古以来,江南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要中心之一,吸引了许多外来文化的影响。
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江南地区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
随着历史的发展,隋唐时期的繁荣使得江南地区成为了中国南方经济的中心,吸引了大量外来文化的涌入。
特别是唐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使得江南地区与海外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进一步加速了外来文化对江南经济的影响。
2. 正文2.1 江南地区在宋元时期的经济地位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繁荣时期,而江南地区在这个时期也经历了经济的昌盛。
作为中国南方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江南地区在宋元时期的经济地位十分重要。
江南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肥沃的土地,适宜农业生产。
这使得江南地区成为了中国稻作和桑蚕的主要产地,农业经济相对较为发达。
江南地区的农产品不仅供应本地需求,还远销其他地区,为地方经济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江南地区拥有丰富的手工业传统,尤其是丝绸业。
主题五春夏秋冬——夹缝求生的中国民族经济一、选择题(共12小题,每小题5分,共60分)1.(2018内蒙古呼和浩特质量普查,5)1845年,清朝福建官员奏称:洋布“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棉者,十室而九”。
然而,19世纪50年代初期,物美价廉、颇为畅销的洋布却开始滞销。
产生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A.官员倡导对洋布进行抵制B.战争赔款降低民众购买力C.清政府建织布局展开竞争D.男耕女织的格局普遍存在答案:D解析:A项表述与题目中“清朝福建官员奏称:洋布‘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棉者,十室而九’”不符,故A项错误;材料并未涉及战争赔款等信息,故B项错误;清政府建织布局是在19世纪60—90年代,与题目中的时间不符,故C项错误;近代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是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其自给自足性的顽强抵制使得洋布开始滞销,故D项正确。
2.(2018北京西城期末,12)下面为《1844至1856年广州和上海进出口贸易总额示意图》。
由此看出19世纪中期()A.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呈现逐渐萎缩的趋势B.广州已失去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C.上海已取代广州成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D.中国货物的进出口由贸易顺差转为逆差答案:B解析:据材料1844年广州和上海进出口贸易总额之和低于1856年广州和上海进出口贸易总额之和可知贸易总量上涨,故A项错误;由材料可知1844年广州进出口贸易总额远远高于上海进出口贸易总额到1856年上海的进出口贸易总额高于广州,说明广州已失去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故B项正确;据材料可知上海贸易地位已经超过广州但无法体现成为中国最重要通商口岸,故C项错误;材料反映的上海和广州进出口贸易总额而不是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之间的关系,因此无法反映贸易顺差或逆差,故D项错误。
3.(2018四川绵阳二模,29)1878年,李鸿章主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机器设备均从美国引进,聘请美国技术人员担任总工程师,“期渐收回利源”,并规定“十年以内不准另行设局”。
近代乡里制度的变迁【原创版3篇】《近代乡里制度的变迁》篇1近代乡里制度的变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 清朝时期:清朝时期,乡里制度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里甲制度。
里甲制度是一种以里甲为单位的户籍管理制度,里甲之下设牌甲,牌甲之下设牌头,形成了一种层层上报的结构。
2. 民国时期:民国成立后,政府对乡里制度进行了改革。
废除了里甲制度,实行乡保制度。
乡保制度以乡镇为单位,设立乡公所,负责地方行政事务。
保甲制度则是在乡镇之下设立保甲,保甲之下设牌甲,实行层层上报的管理体制。
3. 土地改革时期: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进行土地改革。
在这一过程中,乡里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土地改革废除了保甲制度,实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乡公所改为乡人民政府,成为基层政权组织。
同时,农村实行合作化运动,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4. 农村改革时期:20 世纪80 年代,我国开始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乡里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重要变化。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
乡人民政府的职能也逐渐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为农民提供各种社会服务。
5. 现代: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乡里制度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如今,乡镇已成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重要节点,承担着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近代乡里制度的变迁》篇2近代乡里制度的变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 清末民初: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乡里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
清朝政府推行了“废科举、兴学堂”的政策,乡村教育逐渐兴起。
此外,一些地方开始实行选举制度,乡绅阶层逐渐形成,对乡村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2. 民国时期:民国成立后,政府对乡里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乡保甲制”。
乡保甲制将乡村社会划分为乡、保、甲三个层次,其中乡为基本单位,保为辅助单位,甲为最基层单位。
乡保甲制的实施,使得乡村社会管理更加严密,有利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与社会变迁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变迁时期。
在这个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商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
本文将以明清时期江南经济与社会变迁为主题,从农业发展、商业兴盛和社会结构变迁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农业发展江南地区地势平坦,气候湿润,水资源丰富,适宜农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经历了从传统的耕种方式向精耕细作的转变。
江南农民通过灌溉、沼泽开垦、土地整理等措施,提高了耕地利用率,扩大了农作物种植面积。
同时,明朝时期,江南地区还出现了较早的烟草种植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特别是在清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农民开始广泛种植南烟,成为了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烟草生产区之一。
烟草的种植不仅为农民带来了经济收益,也催生了烟叶加工和烟草贸易,为江南地区带来了丰厚的财富。
二、商业兴盛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商业兴盛也是一个显著特点。
江南地区交通便利,河网密集,水运发达,与外界贸易联系紧密。
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商业中心之一。
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手工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手工业主要有丝织、绘画、瓷器制作、木雕等。
这些手工业品远销海内外,为江南地区带来了丰厚的财富。
特别是织锦工艺的发展,使得江南地区的织造业和丝织品贸易繁荣起来。
三、社会结构变迁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兼并现象普遍出现,大地主和富商逐渐崛起,而农民和小商贩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农民尤其是佃农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苦,地主剥削严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这也为农民起义和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女性地位的提升也是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变迁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江南地区的妇女地位得到了提升,她们在家庭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和权利。
总结起来,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与社会变迁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过程。
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一、江南的概念及其发展概况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江南”的概念、范围。
在历史上,“江南”一直是个不断变化、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它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
直到秦汉时期,“江南”的含义略显明确,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湖南全部和江西。
较为明确的江南概念应当是从唐代开始的。
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江南最确切的含义是指长江以南地区。
从元代开始“江南”越来越明确地转指传统的浙西、吴或三吴地区。
明代已经将苏、松、常、嘉、湖五府列为“江南”经常性的表述对象。
就是在今天,学术界对于明清时期江南的界定,也常有歧异。
较早对江南的含义提出讨论的是王家范,他认为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至迟在明代已经初步形成,而且这个经济区当时是以苏、杭为中心城市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
刘石吉在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表示,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和太仓直隶州,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地区。
洪焕椿、罗崙主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也对江南下了一个定义: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明清时期即为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地区,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三角地区。
陈忠平在研究明清江南市镇时,将江南的地域范围界定为长江以南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各府。
日本学者对于江南的认识,基本上集中于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之地。
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江南的核心,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江南。
李伯重对“江南”概念曾作过一个比较科学的界定。
他指出,对江南的地域范围作界定,在标准上不但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应是一个特定的概念。
据此,江南的合理范围应当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后来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直隶州;这八府一州之地不但在内部生态条件上具有统一性,同属于太湖水系,在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也十分紧密,而且其外围有天然屏障与邻近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分隔。
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一、本文概述《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一文旨在深入探索中国传统农业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的近代转型过程。
这一转型不仅涉及到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还包括农村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变化。
本文首先对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进行概述,然后分析近代以来影响农业转型的主要因素,包括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市场需求的变化等。
在此基础上,文章详细论述了近代农业转型的具体表现,如农业技术的改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升等。
文章对近代农业转型的影响进行评估,探讨其对当今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和借鉴。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中国传统农业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为当今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持。
二、中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演变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农业国家之一,其农业的发展历程可谓源远流长。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农业经历了从原始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多次转型和变革。
这些转型不仅反映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也体现了农业政策、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观念的演变。
原始农业时期,人们主要依靠简单的农具和人力,以狩猎、采集和刀耕火种的方式获取食物。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如铁犁、牛耕等技术的出现,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标志着传统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封建社会中,农业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推动了农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例如,水利设施的兴建、农作物的轮作制度、肥料的使用等,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产量和土地利用率。
同时,农业与手工业、商业的结合,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
传统农业在近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和市场体系逐渐暴露出效率低下、竞争力弱等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近代农业开始了艰难的转型之路。
转型初期,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设备,试图通过科技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的现代转型述论【摘要】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首先从背景概述和研究意义入手,探讨了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的现状,揭示了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接着分析了金融制度改革与现代化转型、金融服务的创新与发展、金融技术的引入与应用以及金融监管与市场规范等方面的内容。
结合现代金融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的现代转型提出了转型效果评估和未来发展展望。
对整个研究进行了总结,强调了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现代转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现代转型,金融制度改革,金融服务创新,金融技术应用,金融监管,转型效果评估,未来发展展望。
1. 引言1.1 背景概述在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农村金融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江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其农业产出丰富,商业繁荣,金融活动频繁。
但在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和战乱不断,江南地区的农村金融体系逐渐出现了种种问题,如利率过高、信用不足、金融服务不全等,严重制约了江南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农村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改革农村金融制度,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引入先进的金融技术,加强金融监管,成为了摆在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对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的现代转型进行深入分析,旨在探讨如何推动江南地区农村金融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2 研究意义研究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这一时期金融发展的深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演变过程,揭示其中的规律和特点。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域,其金融体系的转型对于推动当时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研究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现代转型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提出可行的改革方案和政策建议。
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中国最富有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重要区域之一。
江南地区水网密集,气候湿润,土地肥沃,这些因素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江南地区的市镇中,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较早,其中主要以丝织业和陶瓷业为主要产业。
明代末期,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已经相当发达,城镇中的手工业者大量生产丝绸、绸缎等各种纺织品,并远销海外。
另外,明代末期,江南地区的瓷器业也开始兴起。
江南地区的陶瓷业以景德镇为代表,工艺水平较高,并以青花瓷和白瓷为代表。
在商业方面,江南地区的状态也非常繁荣,那些规模大、交通方便的市镇,如苏州、杭州等,成为整个明清时期中国商业的中心。
在工业方面,江南地区的造船业和纸张业也早期发展,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重要产业。
明代时期,江南地区造船业发展迅速,建造的木质战舰代表了当时中国海上军事的最高精华。
另外,江南地区的浸渍造纸技术也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成为了全国大规模生产造纸的中心。
纸张的生产和销售,成为江南地区城镇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产业,如盐业、铁器等。
盐业是中国明清时期六大工业之一,江南地区是中国盐业的主产区之一。
由于盐的重要性,政府对江南地区盐业的管理和监控非常严格。
至于铁器制造业,也是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产业。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铁器工艺非常精湛,投资巨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品质。
同时,江南地区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这也为铁器制造业提供了必要的原材料。
在清代中期,江南地区工业的繁荣达到了顶峰,成为全国工业中心之一。
总的来说,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手工业、商业和工业的繁荣一直推动着中国的早期工业化。
这里的工业发展迅速,手艺高超,品质卓越,成为中国和世界的商业中心之一。
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包买主制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
包买主制是指由商人或资本家购买原材料,提供给手工业者生产,并按照预先确定的价格收购产品的制度。
这种制度的出现,不仅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还对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包买主制开始进入中国乡村。
外国商人纷纷来到中国,收购各种土特产品,如茶叶、丝绸、瓷器等。
为了满足外国商人的需求,一些乡村手工业者开始采用包买主制生产。
在这种制度下,手工业者不再需要自己购买原材料,也不再需要担心产品的销路,因为包买主会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包买主制的引入,对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它解决了乡村手工业者的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问题,使他们可以更加专注于生产。
包买主制使得手工业者能够获得更好的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从而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
包买主制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推动了乡村手工业的现代化进程。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经济的转型,乡村手工业开始逐渐衰落。
然而,在一些地区,如江南和华南,乡村手工业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
这些地区的乡村手工业以纺织、陶瓷、造纸等行业为主,其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还远销海外。
在这些地区,包买主制仍然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包买主制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一些有实力的包买主开始采用订单生产的方式,与手工业者建立更为紧密的。
同时,一些手工业者也开始逐渐摆脱包买主的束缚,建立自己的品牌和销售渠道。
包买主制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还对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包买主制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包买主制和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关系,以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经济史。
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能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内容提要】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近代城市和交通的兴起,农村经济的变化,江南农村市镇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机遇,走上了曲折转型的道路。
一方面,由传统的乡村经济中心向近代工商业城镇发展;另一方面,在社会领域上也出现部分近代特征。
同时,不同类型的市镇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
但总体而言,江南市镇并未超越传统形态,而是处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呈现出经济上的“半截子”近代化和社会上的“二元结构”特征。
【正文】
在历史上,“江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其地域范围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特征,本文所说的“江南”,以长江三角洲为主,兼及部分浙东地区。
就农村市镇而言,其在江南地区的广泛兴起始于宋代,明清时期达到全面兴盛。
但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重大变革和外来因素的楔入,江南市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艰难地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本文试对此作一番总体考察与分
析。
一、传统市镇的困境与机遇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江南地区首当其冲。
特别是封建统治的全面崩溃,近代城市和交通的兴起,农村经济的变化,既对该地区的传统市镇形成多方面的冲击,也为其向近代形态的转型提供了各种机遇。
自宋代以来,市镇作为农村经济中心一直被排除在正常的行政序列之外,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
进入晚清,传统乡里制和保甲制的松弛,使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日显困难。
在此情况下,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封建统治的瓦解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江南各地普遍建立起以市镇为中心的农村行政体系。
这固然有利于农村市镇摆脱封建束缚,向近代城镇发展,但由于行政力量对市镇经济和社会活动控制的加强,使市镇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原先相对于府县城市所具有的较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与优势,工商税收监管的强化即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民国濮院志》在谈到该镇主要产业丝绸业兴衰的原因时说:“绸业兴衰与捐税轻重亦有关。
濮绸本远不如湖绉,故向来捐税轻。
清光
绪间,由绸业认捐,设立公所,认额主万匹,岁缴捐钱四千五百文。
光复后撤消。
民国初,每匹正捐连地方附税共九分,盖犹据包头绉纱也。
不及一年,改照湖绉捐率,每斤捐洋为二角六分,外加附税”,不少机户和经营者由此破产。
(注:《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与此同时,随着市镇的行政中心化,作为政治制衡力量的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也越来越呈现政治化倾向,从而削弱了其社会调节能力。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空前兴盛,是与传统府县城市发展的相对停滞相对应的。
但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以上海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城市相继兴起,改变了这种发展格局,引发了市镇地位和功能的变化。
由于传统手工业生产的小规模、低效率和抗风险能力弱的固有局限,在近代城市机器工业生产面前显露无遗;简单化的商品流通和市场机制,又根本无力与以活跃的金融业与资本流通、迅捷的信息交流、多方位的服务体系、大规模的近代交通运输业为基础的近代城市贸易体系展开竞争,导致部分市镇由原来相对独立的农村经济中心转变为近代城市工商业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基层集散地。
如湖州丝业巨镇南浔,所产生丝和丝织品原本多直接销往全国各地,从19世纪后
期起,逐渐成为上海市场的生丝供应地,“道光以后,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
南浔七里所产之丝尤著名,出产既富,经商上海者乃日众。
”(注:《民国南浔志》卷33《风俗》。
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青浦县的朱家角镇因邻近上海,成为周边地区沟通上海市场的中转点,“商贾贸易甲于他镇”。
(注:《光绪青浦县志》卷2《镇市》。
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下同。
)清末民初松江、太仓等地市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正得益于这种环境。
当然,也有部分市镇因此走向衰落。
如嘉兴府丝业巨镇王江泾,到20世纪初,虽周边四乡农家仍以从事丝织业为主,个体机户有千余家,年产丝绸14万余匹,但产品大多销往邻近与上海市场保持密切联系的盛泽镇,本镇的工商业街区全面衰落。
(注:《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嘉兴平湖分册,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编纂,杭州正则书局,1935年,第57页。
)
市镇的发展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以轮船、铁路、公路为标志的近代水陆交通的相继兴起,对江南市镇的对外联系和商品运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以浙北杭嘉湖地区为例,到20世纪30年代初,较具规模的市镇普遍形成了连接上海、杭州、嘉兴、湖州、苏州等大中城市周边小城镇
的内河轮运网络。
各镇始发和途经的航线和每天航班,乌镇有14条,27个班次;菱湖镇有14条,22个班次;南浔镇有20条,33个班次;濮院镇有4条,6个班次;双林镇有12条,15个班次;塘栖镇有6条,10个班次;新市镇有6条,7个班次;长安镇有6条,6个班次;硖石镇和泗安各有4条,4个班次;王江泾镇有4条,7个班次。
(注:参见童隆福主编《浙江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第347-352页。
)部分市镇还形成了水陆结合的近代运输体系。
如南浔镇轮运航班有不少是与嘉兴、苏州火车班次衔接的;长安镇往来于上海、杭州等地的轮船航班,也“均可衔接沪杭路行车时间”。
(注:《崇德县经济建设概要》,民国崇德县政府编印,1948年,第27页。
)相对于传统人力船运和陆运,近代交通具有快速、便捷的特点,从而加强了市镇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跨地区中远距离运输和市镇与沿海港口城市的人员交往及商品流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进而引发了部分市镇的兴衰。
如绍兴所产的珠茶原本以平水镇为集散中心,杭甬铁路曹甬段开通后,上虞百官镇取代了平水镇的地位,“凡平茶之输出,均汇于百官,而转由宁波出口”。
(注:《浙江之平水茶》,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编印,1937年。
)不过,也不
能过于夸大近代交通对市镇的影响。
轮船运输虽能深入到农村腹地,但由于受航道条件和经营资本的限制,运力有限,运价偏高,一直未能成为市镇水上运输的主体。
据1934年的调查统计,嘉兴县境内营运的轮汽船仅25艘,总营业额约34万余元;而传统船只多达3100余艘,总收入约40万元。
(注:《中国经济志》浙江嘉兴分册,第34-35页。
)铁路和公路不仅通车线路十分有限,而且运价更高。
30年代前期,沪杭铁路货运每吨公里价格为一等货元,二等货元,三等货元;客运每公里基本价为三等车元,四等车元。
京沪、沪杭公路的货运价格,一等货元,二等货元,三等货元。
而同期上海至南京、杭州的每吨公里的货物水运价格,轮船一般在元至元之间,帆船一般在至元之间;江南运河每公里客运价格,轮船平均为元,人力航船为元。
(注:吴绍曾编《铁路货等运价研究》,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委员会印行,1936年,第86页;杜修昌:《京沪沪杭沿线米谷丝茧棉花贩卖费之调查》,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印行,1935年,第34页;《中国实业志》浙江省卷下册癸编,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1933年,第54页。
)
农村经济状况直接决定了市镇的兴衰。
在近代机器生产和工业品大量输入的冲击下,江南农村部分传
统手工业逐渐陷入困境,相关的市镇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或被迫转型。
诚如时人所指出的:“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
尚有小者,不胜枚举。
”(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三联书店,1957年1234下一页欢迎浏览更多论文联盟首页→ 经济论文→ 经济学→ 中国经济文章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