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对应于早期的，俗称：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对应于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俗称：新古典派经济学第二代（New Classical Economics）

★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流派即：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

★以及20世纪末开始的第四次“整合”

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 (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 “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

“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

新古典派经济学

新古典派经济学在经济学中是作为对经济理论的学派名词，在中国，由于翻译上的原因并未能完全对应英语中的学派分类。在一般的经济学文献中，对应于中文的新古典派经济学是两类不同的学派分类。

对应于早期的，俗称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了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对应于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俗称新古典派经济学第二代（New Classical Economics）。

新古典派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在对以往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进行细化，而于1970年代形成的学派。其理论框架由理性预期假说和自然失业率假说组成。该学派主张市场经济能自动解决失业、不景气等问题，而政府主导的稳定政策没有任何效果。在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两难问题不仅在长期，短期也不存在这一点上，与货币主义不同。

该学派有时也因为其对理性预期的注重为特征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但是不能算正式的学派称呼。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特色

西方经济学经历20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三次大的革命，已经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学科。但它始终未能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正是这个缺陷构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兴起的理论条件与逻辑起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范畴、理论框架、分析范式等方面的开拓性研究取得崭新突破，并以此为基础，对企业成因和经济增长长期动态模型等提出新的学说。新兴古典经济学增强了对现实经济事实的解释力，受到日益广泛的认可，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特色的最新反映。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正统经济学理论占据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新制度经济学，是一种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即利用正统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具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不不仅仅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分析问题，而且还表现在它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冲击”与修正、继承和发展。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冲击”与修正

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尽管一直没有被动摇，但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和职责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有的经济学家从根本上否定新古典经济学，但是大多数批判和指责主要是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足或局限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足或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研究对象来看，新古典经济学的交换中心论严重地限制了其思想的范围和方法，是对经济体系的实际结构和运转的严重误解。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新古典经济学的无所作为以及同现实的强烈矛盾源于基本的认识论。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过程定义为面对稀少进行选择，其整个核心都依赖于对经济的逻辑演绎分析，而忽视了对在历史上同生产和消费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社会制度和行为的分析。从解释力的角度来看，古典经济学也是有限的，它不能有效地解释对自我利益的计较并不构成动机因素的行为。在批评者看来，基于理性选择范式的主流经济学虽然有明显的解释优势，但是，它既然先验地认同了既有的制度，就永远无法为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提出见解，使理论的构建趋于保守；它既然对个人的理性判断如此单一化，就必然忽视个人的社会需求一面，这样的经济学，即使解释了现象，其解释的深度也值得怀疑。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危机，与其本身的方法论的缺陷，即忽视社会和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完全消除社会属性并成功地运用纯个人主义术语来表述社会理论是极其困难的，制度对个人的行为、世界的看法和追求的目标有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制度的重要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力图在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修正和扩展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制度理论整合到经济学中，使人们能够把握和处理迄今为止还处于其分析范围之外的大量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坚持资源的稀缺性和竞争性假设，放弃了使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与制度无关的理论的机械理性主义假设。除了修正理性主义假设之外，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约束条件，把交易成本的分析作为制度和生产成本之间的联系添加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此外，新制度经济学还对一些关键性假设做了修正，这些假设包括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最大化、机会主义行为、经济社会、治理结构制度和组织等。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拓展

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是促进现代经济学产生和全面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关于经济人行为的两大基本假定基础上的。

第一个基本假定是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单个消费者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选择所应消费的商品或服务的品种数量，使自己所得到的效用程度最大化；厂商在—定的成本和需求的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收益(社会成本)与个人收益(个人成本)总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保持一致。每—个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他们完全了解在资源稀缺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约束下相互进行竞争的自利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并严格地按照这些规则展开竞争。在竞争过程中，经济人总是保持着互惠性的合作关系，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形下，具有协调人们相互之间利益冲突功能的制度安排是不重要的。

第二个基本假定是经济人行为的完全理性。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人在决策或问题求解过程中，总是能够最充分地利用所得到的关于所处环境的信息，并具有足够的认知能力，从各种备选方案中选择最佳的方案，或者寻求“最满意”的解。在这一完全理性假定下，经济人成了全知全能的人。由于人具有完善的理性，制度也就不重要了。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人，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念中的人。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范式是导致其对现实经济生活缺乏解释力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们主张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本来面目，也即现实中的人性。正如科斯所说的那样，“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1所以，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在制度分析中，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丁一些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2这一点在威廉姆森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具体表现在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自利行为假定所作的两方面的修正。

1、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假定。西蒙、阿罗等人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完全理性假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个奥林匹亚山神般的理性模型从来未曾、也根本不可能用于实际——无论是否用最大型的计算机。”在现实生活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面临的往往是一个复杂而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尽管人总是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但由于人们求解问题或从事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且人的理解能力和计算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正如西蒙所说的那样，现实中的人仅仅是“有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新制度经济学把西蒙等人的有限理性学说引入到关于人的行为的假定之中，所不同的是，西蒙等人在有限理性假定基础上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定，并提出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仅仅追求行为结果的“次优”或“满意”。在有限理性假定下，制度分析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理性的有限性，人们做到对未来的不确性因素了如指掌是不可能的，甚至对这些不确定因素给定一个概率分布函数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在交易过程中，人们不可能在合约中对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给交易当事人所带来的收益或风险作出详细的规定，这样，交易当事人就必须承担未来不确定风险以及因不完全契约引起纠纷所可能带来的损失。在这一情形下，通过设立制度或进行制度创新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风险，协调不完全契约引起的利益冲突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理性的有限性，人们不可能判断一个人的自利行为是否是损人利己行为，并对此作出迅速反应。这样，凭借说谎、欺骗、毁约等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的行为就可以得逞。所以，人们需要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