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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案件初核中以智取胜案件线索初核是依法核实问题、秘密调查取证，这一过程中，核查组不具有限制对象财产、人身的权利，而核查对象有自由、有职务、有关系网、随时都可能会杯水一战，就好比两军相争，更需要智慧。
摸清案情是制胜的前提线索反映的可能是个案也可能是窝案串案，同时材料真真假假、问题林林总总、性质形形色色。
做好案件线索初核工作，首先要由表及里、去粗存精、甄别真伪、明确方向。
要注意透过反映情况的内容、情节和字里行间，分析研究举报人的意图和其所反映情况的内在联系，以便对线索所涉及问题的真伪和可靠程度有一个基本估价。
特别要注意由感性到理性深入思考分析，切忌主观臆断，漏掉有价值的线索。
各类线索质量参差不齐，查处难度不同，对已有的线索要小心求证，同时又要开阔视野。
挖掘更有价值的线索。
如查处一国企业总经理干某腐败案，线索质量较差，但核查组意外发现该公司财物个人账户有900多万的存款，是供干某等人挥霍的“小金库”，案件线索初核工作很快峰回路转。
摸清案情的基本方法：（一）摸清核查对象生活社交圈有无异常。
注意摸清核查对象及案发地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明确核查中应该“调查谁、回避谁、依靠谁、利用谁、争取谁、保护谁”，明确“查什么”和“怎样查”。
重点要摸查与其关系非同一般，并且业务与其职权紧密挂钩的八类人：配偶子女、近亲属、情妇、大款、身边工作人员、直接下属、管理服务对象、中介商。
如查处一副局长黎某等人腐败系列案，核查组通过电话排序水务中介代理商甄某与黎某的异常交往行为，一举深挖出7名干部的受贿问题。
（二）摸清核查对象家庭经济状况有无异常。
重点调查分析核查对象的家庭财产、经济来源是否合法，查看资金数额、流向、频繁度、收支比是否异常。
特别要留意三方面的蛛丝马迹：有无在外地投资置业，有无将财产转移至境外，有无借用亲友的名义藏匿财产。
如突破一副局长王某受贿案，突破口就是发现其在香港有800万元资金用于炒股。
（三）摸查线索反映的问题相关的纪要、合同、手续、款项等内外部资料，从实体和程序上对资料进行审查分析，看是否存在有违常情、常理、常规的现象。
浅议受贿犯罪侦查的难点及对策受贿罪是一种职务犯罪,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特殊身份,行贿人与受贿人的利益关系以及贿赂交接方法的诡秘和反侦查等方面的因素,导致这种犯罪的证据收集成为难点，随着贿赂犯罪手段日趋隐蔽狡猾，一些犯罪分子在侥幸和畏罪心理的支配下，鼓吹“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的谬论,拒不交待“罪行”，使“一对一”贿赂案时常出现。
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审查认定,已成为困扰侦查人员的一大难题。
一、“一对一"贿赂案件的含义及发生原因所谓“一对一"贿赂案件，是指受贿方和行贿方在无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赃款赃物交接,在司法机关查证时,贿赂行为的双方，一方承认既有的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则否认,造成直接证据中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呈“一对一”状态的案件。
实践中,受贿案件“一对一"的情况比较常见,主要表现为：受贿人不供,行贿人不证。
产生一对一贿赂案件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1.贿赂案件犯罪手段隐蔽狡猾.当前,贿赂犯罪手。
段越来越隐蔽狡猾,不少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就千方百计采取反侦查手段。
行贿受贿表现为秘密地进行,一对一交接贿赂物品,“三人不办事，两人不签字”,在行受贿双方交接款物环节无第三人目睹,且行贿人为便于携带、使用和掩人耳目较多地选择现金这一可以相互代替的种类物进行犯罪活动，也正是由于现金的特殊性，一旦犯罪嫌疑人接收后拒不供认，就难以找到他的下落或根本无法找。
因此,造成大部分“一对一”贿赂案件中无现场目击者的证人证言和没有或缺乏贿赂物这一物证.2.受贿人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他们大多数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较高的政策法律水平，智力层次高，应变能力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在实施犯罪时,就已经预见到案发后将面临的情况,并做好了对付侦查和预审的反侦查准备.一旦案发,他们就会用早已构筑好的心理防线来对抗侦查和预审,使案件处于久攻不下的僵持局面。
关于查办案件的策略与技巧王建军查办案件好比一个复杂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
这个系统工程包括两大方面：一个是办关系，一个是办证据。
我们查办案件工作千头万绪，无非就是两部分。
所谓“办关系”是协调处理和协同办案单位的关系，即与公检法的关系；一个是涉及到协调同地方党政领导的关系，主要是案发地的关系，还涉及到协调同上级领导的关系，争取他们的支持。
“办关系”好比修路，“办证据”好比开车，路通了车才能通。
有好多案子因为关系没协调好，最后导致夹生流产。
“办证据”又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可以分出若干个子系统。
“办证据”涉及到如何寻找突破口、如何确定办案的主攻方面、如何面对面突破谈话对象、如何发现案源，等等。
一、关于协调处理关系的策略与方法(一)查办大案要案必须紧紧依靠党中央和中纪委高层领导重视和支持，积极把握惩治腐败的“天时”。
办案和打仗一样，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其中天时位居第一要素，特别是查办大要案。
我们争取“天时”条件、争取高层领导的支持就是关键之关键。
离开了这一条，很多案子寸步难行。
从我们办案的对象讲，必须处理好同上级高层领导的关系。
如暴力犯罪案件，面对的旦一些流氓、文盲加法盲的作案分子，公检法办案，特别是公安部门办案多数都是这一类，吃、喝、嫖、赌、打、砸、抢、偷。
征服这些对象，斗智斗勇，面对的阻力要小，比在官场上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干扰相对要少。
没有哪个书记、市长出来保吸毒贩毒的头子，我们的腐败还没有到这样的层次。
但如果我们要查一个省长、查一个市长，关心他的人就蜂拥而至、纷至沓来；关心他的人，有的比他的分量还重。
我们遇到了好多这样的案于。
如查办广东省人大常委原副主任、原东莞市委书记欧阳德的案子。
当时有个省里的重要人物向尉健行同志告状，说这个案子搞错了，赶快撤兵。
后来又经过半年多的斗争，把欧阳德的腐败揭露出来了，最后将他送到秦城监狱，以53万元的贿赂罪判处了15年徒刑。
暴力犯罪和我们查处的职务犯罪的特点不一样，我们办案干扰多、阻力大，因为他们关系网多。
浅谈行贿人的心理特征及审讯突破策略作者：张福华冷中强来源：《商情》2013年第37期【摘要】贿赂案件是当前职务犯罪案件中最为常见的一类案件，也是比较高发的一类案件，如何快速突破贿赂案件是当前检察机关职侦部门研究的一项重点内容。
突破贿赂案件要重点抓住行贿人的心理特征，搞好案件的初查工作，掌握初步的犯罪证据，针对不同类型的行贿人采取不同的讯问方式，将讯问与搜查等强制措施相结合，从而提高贿赂型职务犯罪案件查处效率。
【关键词】贿赂，心理特征，突破策略检察机关在查办贿赂案件时，指控受贿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重要证据之一来源于行贿人的口供，作为办案人员要想突破贿赂案件，在询问或审讯行贿人之前一定要掌握不同形态的行贿人的心理特征，再根据行贿人的心理特征进行询问或审讯，突破其心理防线，及时取得行贿人的口供。
运用先供后证的方法，利用口供中体现的线索查找证据，突破贿赂案件，达到“一石双鸟”的效果。
一、行贿的原因及心理特征行贿人之所以行贿，一是受贿人索要，二是行贿人主动行贿。
行贿人在贿赂案件中与其他证人不同，行贿人与受贿人在贿赂案件中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在询问或审讯的过程中其心理也是复杂多变的，总体来说，行贿人有以下几种心态：l、因怕被追究责任而拒供。
此类行贿人多是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或者是谋取不确定利益之后造成了严重后果。
这类行贿人的行为也可能构成犯罪，指证行贿等于自证其罪，他们害怕交代后受到法律的追究和严惩，因而他们一般会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而拒绝作相关的供述。
2、因心怀感激而拒供。
有的行贿人曾经或一直从受贿人手中较大地获取好处，对受贿人为其谋利的行为心存感激，还有的行贿人同受贿人有亲戚或朋友关系，或者在行贿的过程中与受贿人产生了私人感情而成为朋友，他们认为如果自己交待了行贿行为会陷受贿人于被动，是不义气的表现，从良知和利益方面考虑，行贿人均不愿“加害”受贿人。
3、因心存顾虑而拒供。
一般受贿人都有一定的职权和权力，行贿人往往处于受贿人的职权管辖之下而受制于受贿人。
调研报告：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破解“围猎”困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
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持续强化不敢、知止氛围。
近日，市纪委监委成立专题调研组，系统梳理“受贿行贿一起查”工作现状和存在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对策建议。
一、推动“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探索当前，市纪检监察机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策部署，在重点查处受贿的同时，对行贿行为也加大打击力度，在“受贿行贿一起查”方面实现了“四个转变”。
一是从移送贿赂问题线索向直接调查处置转变。
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之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收到或审查中发现涉嫌受贿行贿的问题线索，一般不作调查处置，直接移送检察机关；党的十九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及时将这部分问题线索纳入业务范围，按规定调查处置。
二是从重调查受贿问题向受贿行贿问题并查转变。
市纪委监委把“受贿行贿一起查”作为2018年度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重点任务和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作出部署，推动全市范围积极探索实践。
2018年上半年，各区纪委监委审查调查涉嫌行贿人数超过受贿人数，二者留置人数基本相当。
三是从重处理受贿人向受贿人行贿人并处转变。
以往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置贿赂案件，因各种原因，更重视对受贿人的处分和处理，对行贿人要么轻处分轻处理，要么不处分不处理。
监委成立以来，纪检监察机关对受贿人和行贿人的调查处置逐步向同步迈进。
四是从重调查处理涉嫌行贿的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向调查处理涉嫌行贿的所有人转变。
以往纪检监察机关更多重视对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调查处理，对非党员、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双非”行贿人，特别是对当地经济贡献较大的民营企业人员，要么宽大处理要么不予处理。
监委成立以来，对“双非”人员调查处置逐步加大力度。
二、检视“受贿行贿一起查”的问题涉嫌行贿案件查得少处得轻，影响“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均衡性。
反贪工作经验交流巧用三招立大案——利辛县检察院反贪局几点做法今年以来，我院反贪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查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中，采用筛选举报线索、注重初查细节、运筹侦查智谋“三招数”，有力地促进了反贪工作的深入开展。
头五个月，特别是我院开展“集中查办危害民生工程职务犯罪”专项工作以来，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部署的28项民生工程建设，高点定位，已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案件20件21人，比去年同期11件14人，件数上升82%，人数上升50%；其中贪污贿赂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挪用公款案5件6人，比去年同期1件1人，件数上升400%，人数上升 500%；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10件11人。
全部案件均为大案、特大案，涉案金额高达400余万元。
这是继我院近年来先后开展“百日会战”、“春季攻势”专项工作以来，反贪工作又一次取得佳绩。
我们的主要做法是：线索细致筛选对举报线索材料的梳理审查，是办案的第一步。
举报人提供的举报线索杂乱无章，很多线索均没有可查性。
如果仅仅以举报线索入手，耗时费力不说，往往难以成案。
面对一封封的举报信反映的线索，我们要求办案人员注重分析举报人的举报动机、举报人的心态以及被举报人基本情况、被举报人行为的可能性，充分运用逻辑推理，善于思索，确定哪些举报内容具有可查性，从而确定举报内容的真实客观性。
另外，办案人员要特别注意不仅把目光集中在被举报人身上，还要判断举报内容是否涉及其他没有被举报的人员，从而扩大举报线索。
我们在4月20日受理一封举报“钟某”涉嫌贪污犯罪的信件时，办案人员并未局限于被举报人，而是通过对举报线索的细致筛选，发现利辛县永兴镇法堂村支部书记李奎也存在涉嫌贪污的事实，遂对该线索加以注明固定，并向检察长作了汇报后，通过对李奎一个星期的秘密初查，掌握了李奎涉嫌贪污公款的犯罪证据，遂依法对李奎进行传唤，仅一个小时的较量，李奎就交待了其在2004年5月协助政府进行集镇建设过程中侵吞公款56000元的犯罪事实。
当前贿赂犯罪频发的原因及对策一、贿赂犯罪频发的原因（一）主观原因1．“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部分公职人员在贿赂过程中抱着一种“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认为权钱交易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收受一定数额的“合理”的“好处费”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2．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造成贿赂犯罪频发的深层次原因还有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影响受贿行为人的不良思想既包括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和追求功名利禄思想，又包括西方思想中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
（二）客观原因1．立法缺陷实体法的缺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以5000元作为贿赂犯罪立案标准，为5000元以下的贿赂行为留下了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犯罪对象的规定不合理。
财产与财物,一字之差,在司法实践中就有天壤之别。
程序法方面贿赂行为一般是行受贿双方“一对一”的当面交易，书证物证非常稀少，仅仅依赖突破犯罪嫌疑人获得口供等常规侦查手段已很难获得有效的证据。
2．司法漏洞惩治和预防贿赂犯罪的司法漏洞之一体现三个方面。
一是在证据规则僵化。
贿赂犯罪一对一的特点导致取证困难。
二是缺席审判制度的缺失。
贿赂犯罪涉案人员外逃现象严重，造成大量的财产损失，同时由于缺席审判制度的缺失和引渡制度的不完善，难以对外逃贿赂犯罪分子形成严厉的打击。
三是辩诉交易制度的缺失。
一对一的交易模式使得行贿和受贿犯罪嫌疑人容易串供，辩诉交易制度的缺失为贿赂犯罪侦查及证据获取和固定带来了较大的障碍。
3．监督不足我国现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对政务公开的范围不全面，公职人员履行职务的相关行为缺乏透明度，为公职人员的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等行为留下了可乘之机。
二、贿赂犯罪的治理及防范对策（一）完善立法体制，填补实体缺陷1．完善刑事法律，加大贿赂犯罪惩治力度刑事法律的完善一方面应将贿赂的范围由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扩大到一切不正当利益。
另一方面应取消受贿罪构成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
2．完善刑事诉讼法律，提高贿赂犯罪惩治效率赋予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权力和侦查手段。
受贿案件是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重点与难点，据南京市检察机关统计，受贿案件占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总数的８０％左右。
反贪侦查工作中，遇到难度最大的也是受贿案件，因为受贿案件中，受贿人与行贿人在进行权钱交易的过程中留下的“痕迹”较少，有的甚至没有。
因为“三五”普法的开展，党和政府打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强，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不断提高。
所谓：只收钱不收物（特定物），两人不签字，三人不办事（收钱）等等。
这样，即使将来行贿人“出卖”了他们，他们也不怕，因为证据“一比一”，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法律奈何不了他。
辞海对突破的解释是：战斗中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的要害。
侦查案件中的突破是指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人员策略攻心的情况下被迫交待犯罪事实的情况。
口供是证据之一，口供在侦破受贿案件中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口供可以收集证据、固定证据、查明事实。
如果受贿案件拿下了口供，就等于一个战役主战场已经取得了胜利，可见，突破口供是办理受贿案件的关键。
权钱交易严重腐蚀了党和国家的机体，严重破坏了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当前要忠实地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理论，认真研究侦破受贿案件的有关规律，具有现实意义。
笔者结合自身的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的经验，谈谈如何突破受贿案件的口供，以供商榷。
一、突破前的准备工作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接触行贿人与受贿人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由受贿犯罪的隐蔽性、受贿人的狡猾性以及举报控告材料反映事实不具体性决定的。
除少数索贿犯罪有被索贿人或有关利害关系人举报外，大多数贿赂案件全是由不知怎么知情的群众举报的，有的举报材料因夹杂着个人恩怨，常常是无中生有或者是夸大其词，有的是道听途说或者是想当然等等。
轻率找行受贿双方调查核实，不但不能查明犯罪，打击腐败分子，还会伤及无辜，影响同志的工作热情。
即使举报材料反映的确有其事，如果不注意侦查的方式方法，轻率上阵，同样会导致失败，有时还会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被动。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告诫我们：反贪工作，“一要慎重，二要坚决，务必搞准”。
因此，我们在接到有关举报时，应当首先进行分析研究，对其中毫无根据的举报进行排除；对虽不具体但有可能存在问题的举报进行存疑待查，注意收集材料、信息，一俟时机成熟再投入侦查；对有根有据较具体的举报，判断有犯罪可能存在的，马上进行初查。
初查是检察机关对管辖范围内的犯罪案件线索进行立案前的书面审查和初步调查取证的司法活动。
初查工作必须全面细致、客观公正，在不使行受贿双方有任何觉察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掌握有关情况与信息，例如行受贿案双方的基本情况、家庭经济状态、个性特点，以及所在单位的性质、业务情况等等，在此基础上组织好突破力量，确定主审人员，并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审讯（询）计划，在准备较充分的情况下进入下一个程序，与行受贿双方正面接触，逐个分化瓦解，以期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
二、行贿人口供的突破行贿人之所以存在口供突破的问题，这是由贿赂犯罪的特点决定的。
从理论上讲，没有行贿就没有受贿，行贿也应视为犯罪行为，刑法上仅将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才作为犯罪处理，是因为刑法的本意是要打击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保证国家机关的秩序和国家工作人员公务工作的纯洁性，如果行贿受贿一并查处，反而使受贿犯罪更难查处（实际上这是一个认识误区，本人不敢苟同）。
１９９９年３月４日两高院发布《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似乎对查处行贿犯罪有了新的认识，但什么是“不正当利益”，学者、司法界认识均不一致，对于行贿人来讲，自己的行贿行为构不构成犯罪，更是一头雾水。
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行贿事实讳莫如深。
更何况，行贿之人（包括被索贿者），多少得到过受贿人的恩惠、帮助，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他们觉得自己花小钱解决了大问题，是最划算的事，行贿人一般是不会到检察机关主动检举受贿人的，检察机关即使找到他们，让他们作证，他们也不会轻易讲实话。
有过办案经验的同志都知道，有时受贿人已开口交待的事实，行贿人却怎么也不承认行贿情况，往往行贿人开口比受贿人更难，花去我们的精力更多。
这是因为：一，行贿人觉得，行贿是主动的，自己因行贿得到了好处。
就连被索贿的人也觉得，自己毕竟得到了好处，解决了问题，付出也值得，现在出卖别人，良心上过意不去；二是出卖人的事，将来传出去，今后在社会上不好做人，自己的业务经营直接受影响（无人再敢与其做业务）；三是行贿也是犯罪，万一检察机关给自己定一个行贿罪，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害人又害已吗？鉴于行贿人的这些心理，要想使这个“污点”证人开口，绝不是一件易事，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口供突破的问题。
查办贿赂案件先从行贿人处打开缺口（突破口供），是办理贿赂案件的一般做法，因为前期的调查工作，虽然认真细致，但受条件和手段的限制，对待查的事实是不是存在，还仅仅停留在分析判断上，只有得到行贿人的证实，才能掌握更多的细节，便于突破受贿人的口供。
当然，先从行贿人处突破口供，切不可墨守成规，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有时先从受贿人处打开缺口，有时突破工作可以对行贿受贿双方同时展开。
突破行贿人口供的时机不论是选在突破受贿人口供之前还是之后，或者同时，一定要针对行贿人的特点，把握行贿人的心理变化，讲究策略。
行贿人都是唯利是图的人，“自私”、“自利”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讲人情、义气，实际上最势利，一切为自己着想。
一个人如果为自己的私利而行贿，那么为保自己的既得利益必然会“出卖”他人，大难临头保自己。
行贿人一般都信奉：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他们永远追求的目标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利益，亏本的生意他们是不肯干的，这是他们的本性，也是我们突破口供的选择点。
正确地利用这一点，突破行贿人的口供是能够做得到的。
例，２０００年，在办理原江苏省供销总社副主任（副厅级）姜建初受贿案时，侦查员针对行贿人的弱点，运用法律、政策、证据等攻心战术，成功地突破了十几个行贿人的口供，为顺利侦破全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中，宜兴江南商厦总经理张某某行贿十几万元口供的突破，又为其他行贿人口供的突破树立了样板。
张某某，过去曾是姜建初任宜兴市供销社主任、宜兴市副市长期间的老部下，张多年来一直受到姜建初的关照，特别是在被姜建初提拔其任总经理期间，张总与一女职工有染，闹得满城风雨，姜出面化解了这风流事，并力排众议让其连任老总，张某某十分感谢，称姜建初是其再生父母，表示一辈子要报答他的恩情。
自此以后，年年送红包，节节有表示，在姜建初调南京任省棉麻公司老总后（两人已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听说姜建初分新房正在装修，他主动送上价值几万元的两台空调，并让自己的商厦职工到南京上门安装。
其报恩的心情可见一斑。
当宜兴市供销社有关人员因经济问题被纪委“两规”审查时，姜建初预感事情不妙，将张某某喊到其住所串供，张拍着自己的胸脯对姜建初表示：头可断，要我将这些事（指行贿）讲出去，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当承办人员找到其取证时，他一口否认，反而大讲特讲姜建初勤政兼政的事，取证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正面进攻受阻，只有独辟蹊径。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承办人员分析：张某某作为一个大市场的总经理’一把手，他行贿肯定不会自己掏包，肯定有地方（小金库）出帐，行贿也不会只对姜建初一个人行贿，而且自己在经济上也不会干净。
于是，侦查员在对其进行法律教育的同时，适时把办过的一些案例讲给他听，暗示“拔出萝卜带出泥”的道理，希望他不要引火烧身。
张某某在权衡利弊后，不得不交待了行贿的事实及有关串供的情况。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突破找弱点。
行贿人有共性也有个性，侦查员突破其口供时，如果找到其各自的致命弱点，武术是称为“死穴”的地方，巧妙出击，往往能出奇制胜。
例，江宁区检察院反贪局在办理原民航江苏省管理局物资设备处处长兼南京市新机场建设指挥部物资设备部负责人陈明义受贿案时，侦查员找到举报材料反映可能行贿的江宁区某村办厂业务员万家英（女，四十多岁）取证，万其貌不杨，文化程度不高，她一口回绝：“我家在农村，穷得很，还希望有人送钱给我用呢，我才不会送给人家。
”承办人面对这个泼辣的“农家女”没有气馁，他们不急环躁，与其聊天、拉家常，整整一天，终于把她与陈明义有私情的破绽套出来。
这时，承办人员提醒她：送钱的事，我们肯定要调查清楚，不然，我们不走！时间拖长了，有些事难免要传出去，若是传到你丈夫、小孩的耳朵里，那可就麻烦大了。
一席话把万家英吓晕了，她直喊：我讲我讲！可想而知，一般女性，如果把私情暴露出来，其他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
三、受贿人口供的突破突破受贿人口供是查办贿赂案件的关键，前面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工作服务的。
突破受贿人口供的方式方法与突破行贿人的口供的方式方法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是由受贿人的特点决定的：①权大位尊，畏罪心理严重。
受贿人原来一般都是有职有权的干部，他们深知权力的好处：有权就有一切。
如果受贿的事自己交待出来，就意味着面子、车子、票子，一切化为乌有，由“台上坐”成“阶下囚”。
②狂妄自大，自作聪明。
他们认为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全是个人奋斗的结果。
他们自以为见过世面，过去能应付各种复杂的环境，今天也一定能够摆脱困境，化险为夷，侥幸心理特别严重。
他们自信，收钱时没有留下痕迹：我不开口，神仙也难下手。
熬过十二小时天下太平。
如何解除受贿人的畏罪心理与侥幸心理是突破受贿人口供遇到的难题，也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而这一切，都要通过审讯工作来解决。
审讯是侦查人员与受贿人面对面的交锋，是双方智慧的较量，计谋的斗争。
要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取胜，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首先，承办人员要树立必胜的信心，明白“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受贿人无论口气多么强硬，态度多么顽抗，心总是虚的。
“隔行如隔山”，他们防范再严，思想准备再充分，但总有疏忽的地方和时候，侦查人员心理上不能怯阵。
其次，办案人员要认真做好每一次审讯工作，特别是第一次审讯工作，全神贯注地听取其陈述与辩解，注意从中发现其供述的逻辑错误、虚假成分、法律盲区，找出其个性中的弱点。
通过察言观色，判断其心理变化。
再次，主办人员要针对受贿人防守中的弱点，以及人性中趋利避害的特性，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巧妙地运用审讯策略，以理攻心，以情攻心，以谋攻心，以证攻心，以势攻心，摧毁其心理防线，迫使其交待犯罪事实。
一般来说，受贿人在被传唤到其交待，要经过四个阶段：一是试探阶段；二是对抗阶段；三是动摇阶段；四是交待阶段。
在反贪局经过缜密初查后，“找”到受贿人时，他们的内心都是十分恐慌的。
除极个别心理素质差的能很快交待外，大多数都不会轻易缴械，有的故作镇静，矢口否认；有的一“触”即跳，逼着侦查员拿证据；有的干脆“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