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钱钟书的诗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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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4期总第69期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Journal of Hainan Radio & TV University2017 No. 4General Serial No. 69钱钟g“祷可j k"许琪(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青海西宁810007)摘要:钱钟书先生在其《诗可以怨》这篇文章中,从创作论与主体创作心理角度出发,以博古通今、汇通中外的学识与眼光将“诗可以怨”的传统诗学命题进一步彰显。
钱钟书先生不 仅论证了“怨”与文学创作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对传统诗学理论提出质疑与纠正。
并探索分 析了中西“怨诗”共同的创作心理机制,体现出钱钟书先生在中西比较诗论上的贯通以及发现 者的敏锐眼光。
关键词:诗可以怨;悲剧精神;创作心理;感伤诗学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9743(2017)04 -0044 -04DOI:10.13803/ki.issn1009 -9743.2017.04.008“诗可以怨”是中国诗学传统中一个源远流 长的文学主张,最早出于《论语•阳货》:“小子何 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一 理论命题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得到新的补 充和阐发,其历史演变轨迹大致包括:西汉司马 迁的“发奋著书”说,南朝刘勰的“蚌病成珠”,唐 代韩愈的“不平则鸣”以及北宋欧阳修的“穷而后 工”等。
然而“诗可以怨”在当代得以重申和彰 显,与钱钟书先生有密不可分关系。
《诗 》这 文 是钱钟书 1980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恳谈会上的讲稿。
钱 钟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研究学者。
同时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也是中国 比较文学界的文学批评大家。
《诗可以怨》这篇 文章最初发表于《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之后 与《中国诗与中国画》《通感》《林纾的翻译》共4篇收录到《旧文四篇》。
打通:寻找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对钱钟书中西比较诗学观的梳理和研究方法的剖析袁仕萍内容提要:钱钟书中西比较诗学观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传统诗话的终结和现代诗话的开端,其宏大的创作格局形成了充满活力的话语空间。
本文梳理了钱钟书中西比较诗学观,即“邻壁之光,堪可借焉”、寻找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剖析了钱钟书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即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
钱钟书的话语空间在对人类文化本质的认识与阐释方面获得一种哲学突破,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和文化大师。
关键词:钱钟书 中西比较诗学观 研究方法作者简介:袁仕萍,襄樊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诗学和美学。
本文是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07Q063】的阶段性成果。
T i t l e:O p e n i n g u p:AS e a r c h f o r t h e C o m m o n P o e t i c a n d C u l t u r a l Q u a l i t i e s,A n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o f Q i a n Z h o n g-s h u's C o m p a r a t i v e P o e t r y a n d A n a l y s i s o f H i s R e s e a r c h M e t h o d sA b s t r a c t:T h e f o u n d i n g o f Q i a n Z h o n g s h u's c o n c e p t o f c o m p a r a t i v e d i a l o g u e a n d b e g i n n i n g o f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p o e t i c d i a l o g u e.T h e g r a n dc r e a t i v e f r a m e w o r k i s p e r m e a t e d w i t hl i v e l y d i s c o u r s e.T h e n t h e a u t h o r s e e k s f o r t h e c o m m o n p o e t i c a n d c u l t u r a l q u a l i t i e s i n t h e C h i n e s e l i t e r a r y c i r c l e a n d t h a t o f f o r e i g n c o u n t r i e s.T h e a u t h o r a l s o a n a l y s e s Q i a n Z h o n g s h u's t h r e e r e s e a r c h m e t h o d s i n c o m p a r a t i v e p o e t r y:i n f l u e n t i a l r e s e a r c h,p a r a l l e l r e-s e a r c h a n d c r o s s-b r a n d r e s e a r c h.A f t e r s u c h a f o r e m e n t i o n e d t a s k s,t h e a u t h o r d r a w s a c o n c l u s i o n t h a t Q i a n Z h o n g s h u's c o n c e p t a n d e x p o u n d i n g o f h u m a n c u l t u r a l e s s e n c e a r e p h i l o s o p h i c b r e a k t h r o u g h s w h i c h e n a b l e h i mt o m a k e a b o a s t o f b e i n g a m a s t i n c u l t u r e a n d a c a d e m i c r e s e a r c h e s.K e y w o r d s:Q i a n Z h o n g s h u C o n c e p t o f c o m p a r a t i v e p o e t r y R e s e a r c h m e t h o d sA u t h o r:Y u a n S h i p i n gi s a s s o c i a t e P r o f e s s o r i n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0f L i t e r a t u r e,X i a n g f a nU n i v e r s i t y(X i a n g f a n 441053,C h i n a).H e r r e s e a r c h i n t e r e s t s a r e p o e t i c s a n d a e s t h e t i c s.E m a i l:s h i p i n g72@163.c o m 钱钟书中西比较诗学观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传统诗话的终结和现代诗话的开端,我们完全可以将钱钟书视为中国比较诗学举足轻重的大家。
钱锺书的文学阐释学观念与方法钱锺书,我国著名学者、作家,其文学阐释学观念与方法在我国文坛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本文将详细探讨钱锺书的文学阐释学观念与方法,以飨读者。
一、钱锺书的文学阐释学观念1.文学阐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钱锺书认为,文学阐释应当兼顾作品的客观性和阐释者的主观性。
他强调,文学作品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阐释者应当尊重作品的原始意义,但同时也要注重个体阅读体验,将主观情感融入阐释过程中。
2.文学阐释的层次性钱锺书提出,文学阐释具有层次性,包括字面意义、象征意义、隐喻意义等。
阐释者应从不同层次去挖掘作品的意义,力求全面、深入地理解作品。
3.文学阐释的动态性钱锺书认为,文学阐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作品的意义也在不断演变。
因此,阐释者应当关注作品在不同时期的接受与评价,以揭示其历史价值。
二、钱锺书的文学阐释方法1.比较文学方法钱锺书擅长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将中外文学作品相互对照,从中挖掘共同点和差异,以深化对作品的理解。
例如,在《管锥编》中,他通过比较中外诗歌,探讨了诗的审美规律。
2.知人论世方法钱锺书认为,了解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背景等,对于深入理解作品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他倡导知人论世的阐释方法,通过对作家及其时代的了解,揭示作品背后的深层意蕴。
3.修辞分析法钱锺书注重对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手法进行分析,认为修辞是作家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手段。
通过对修辞手法的解读,可以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意义和审美价值。
4.文化阐释法钱锺书关注文学作品与文化背景的关系,强调从文化角度对作品进行阐释。
他主张将作品放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探讨其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
总结:钱锺书的文学阐释学观念与方法,既注重作品的客观性,又兼顾阐释者的主观性;既有层次性,又有动态性。
从《谈中国诗》看钱钟书的诗学精神1945年12月6日,钱钟书先生在上海对美国人进行了一次诗学演讲,后来作者把这篇用外文写成的演讲稿译成中文,这便是人教版第五册的编目《谈中国诗》。
《谈中国诗》是一篇学者文化随笔,体现了化深奥为通俗、化复杂为单纯的学者散文的一般特点。
谈中国诗的传统方法一般是纵向的,即:按照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习惯把中国诗歌划分为先秦诗歌、魏晋诗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等阶段,研究不同阶段的诗歌特点。
而钱钟书先生则从横向的角度,居高临下,鸟瞰世界诗歌,透视全球诗境中的中国诗特征,具有很高的智性,一篇短短的演讲词,包容了钱钟书先生丰富而独特的诗学精神。
一、站在比较文学的高度方识中国诗的庐山真面目:钱钟书认为谈中国诗要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用普遍联系的眼光来看中国诗,“意中就有外国人和外国诗在”,因外国诗的存在而识得中国诗是独特的“那一个”,因中国诗的存在而得以成全世界诗歌的完整性。
单纯就中国诗而论中国诗的人,“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他的眼光会为本国诗所局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而割裂本国诗和外国诗歌的联系,所得的结论也是片面的。
二、全球化中的中国诗:(一)中国诗缺乏逻辑性。
1.发展的无规律性。
西洋诗的发展遵循“史诗——戏剧诗——抒情诗”的基本规律,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而中国诗一蹴而就达到“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缺乏逻辑性。
中国最初的小说从属于历史,归于史类。
而中国诗没有经历“幼年”时期,最早的诗歌是极为成熟的抒情诗,以先秦时期的《诗经》和《离骚》为证:《诗经》要么是歌颂纯真的爱情(《周南•关雎》),要么是揭示从军的悲凉(《小雅•采薇》),要么是表现稼穑的艰辛(《小雅•七月》),……都是抒内心的情感。
屈原的《离骚》更是将这种内心情感的宣泄更加夸张化,代表了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最高成就。
中国诗发展无规律性导致了中国诗的早熟。
蒋寅钱锺书清代诗学评论刍议【摘要】钱钟书对清代诗学的论述是20世纪清代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谈艺录》中有关清代诗学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清代诗学研究。
钱钟书凭借他过人的学识和特殊的学术渊源,不仅揭示了清诗史的若干重要环节,为一些著名诗人的评价划出标准,还阐明了清代诗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
尤其是涉及宋诗派、桐城诗学、晚清诗坛的论述以及对王士禛、钱载、袁枚、江湜、黄遵宪等一些重要作家的认识,直接主导了新时期清代诗歌和诗学研究的走向。
回顾20世纪的清代诗歌和诗学研究,有必要对钱钟书的学术成就作一番总结,同时对他论述中的一些偏颇不确之说加以反思和辨正,从而给钱钟书的清代诗学研究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
【关键词】钱钟书清代诗学评论在20世纪现代学术形态的古典诗歌研究中,清诗起初是被忽略的,当代学术史对清诗研究的回顾通常从80年代讲起。
但实际上1947年出版的钱钟书《谈艺录》已包含大量清代诗学研究的成果,并且对新时期的清诗研究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现在看来,这部著作的一些论述已奠定了当代清诗认识的基础,可无论是钱钟书研究还是清诗研究史,都忽略了这一点。
事实上,钱钟书凭借他过人的学识和特殊的学术渊源,不仅揭示了清诗史的若干重要环节,为一些著名诗人的评价划出标准,而且还阐明了清代诗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
当然,他的教养背景和诗学渊源所陶冶的诗歌趣味,也导致对某些人物和诗学问题的判断失之偏颇。
这在当今的清代诗学研究中都还缺乏应有的估量和反思。
为此,本文尝试以自己研究清代诗学、参考《谈艺录》的体会,对钱钟书的清代诗学论述略作评述,以就正于学界同道。
一、钱钟书诗学的家学渊源谈论钱钟书的诗学,不能不涉及他的家学。
他的父亲钱基博(1887—1957)是近代学术转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
自1905年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说文》起,围绕“集部之学”撰写了大量论著、论文,又编著《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等专书,为传统的集部之学向文学学科转化、建构本土化的文学知识谱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浅析钱钟书“诗分唐宋”论作者:晏资芬来源:《博览群书·教育》2013年第06期摘要:钱钟书继承和发展了严羽的“断代言诗”说,并在《谈艺录》中提出“诗分唐宋”的观点:诗歌分期的标准不应是“朝代”,而应为“体格性分”之分;同一位诗人的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可兼容各种风格,近“唐音”则“才气发扬”,染“宋调”则“思虑深沉”,唐诗、宋诗各领风骚,难分伯仲。
钱钟书的“断代言诗”说提高了宋诗地位,扩充了古典诗学的研究领域,对当代唐宋诗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钱钟书;“诗分唐宋”;《谈艺录》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唐音宋调”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文论家们对唐宋诗优劣的争论更是此起彼伏。
自严羽《诗评》中言“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后,“分唐界宋,几成风气”,遂开启了后世唐宋诗之争的先声。
后明代杨慎《升庵诗话》、今人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钱钟书《谈艺录》、程千帆《古诗考索》等都对这一问题发表过议论。
钱钟书青年时期就对严羽的“断代言诗”说提出过独到的看法,即为“诗分唐宋”论。
例如,在写于1932年的《近代散文抄》中,他认为所謂“唐詩”、“宋詩”的划分,不应基于时代(chronologically)之别,而是要考虑作品的风格(critically)差异,不可一概而论。
《谈艺录》又专门论述“诗分唐宋”,主要观点是:一、反对以朝代划分诗歌,“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二、主张唐、宋诗歌各有千秋,皆为古典诗学的典范,“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三、主张“论难一概”,唐宋诗如此,具体到诗人、诗作亦如此,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
总的来说,“诗分唐宋”是钱钟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目前,此说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
一、唐诗宋诗,乃体格性分之殊严羽《沧浪诗话》中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性在其中。
论钱钟书的《兰亭》观
钱钟书是一位著名的中国文学家和学者,他对《兰亭》这首诗有着独特的见解。
在《兰亭》这首诗中,王羲之描述了一次古代贵族的聚会,聚会的主题是庆祝新年和庆祝贵族们的功绩。
钱钟书认为,《兰亭》这首诗具有很强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意义。
他认为,这首诗代表了中国古代贵族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这种文化形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同时,他也认为,《兰亭》这首诗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展现了王羲之卓越的诗歌天赋。
钱钟书还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兰亭》这首诗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这首诗的语言具有独特的韵律和节奏,而这种韵律和节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
他还认为,这首诗的语言风格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发展方向,即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钱钟书对《兰亭》这首诗的独特见解,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首诗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论钱钟书的“诗分唐宋”观孙媛【摘要】《谈艺录》中,钱钟书摒弃旧有成见,结合中西文学现象和诗学话语,在否定社会造因说的基础上,对“诗分唐宋”的理论内涵做出了更为合理的阐释.认为与其将唐诗宋诗视为唐宋两个社会阶段的产物,不如将它们视为创作主体的不同性情心理所造就的两种创作倾向,性情心理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种创作倾向往往交缠在一起.其具体见解对主张再现说的现代主流创作理论具有重要的纠偏意义.【期刊名称】《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00)004【总页数】7页(P114-120)【关键词】诗分唐宋;钱钟书;《谈艺录》【作者】孙媛【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福建漳州363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7钱钟书对“诗分唐宋”的阐释是以他对“社会造因说”的否定作为理论前提的:“每见文学史作者,固执社会造因之说,以普通之社会状况解释特殊之文学风格,以某种文学之产生胥由于某时某地;……盖时地之外,必有无量数影响势力,为一人之所独具,而非流辈之所共被焉……岂可以时地二字草草了之哉!”[2]35 将文学视为时代精神产物的“社会造因说”是中国现代主流文论的思想基石,胡适“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3]7-8,陈独秀“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4]1,茅盾“各时代的作家所以各有不同的面目,是时代精神的缘故;同一时代的作家所以必有共同一致的倾向,也是时代精神的缘故”[5]188-189,成仿吾“我们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泡,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自然免不了要有它的时代的彩色……我们要进而把住时代,有意识地将它表现出来”[6]214,鲁迅“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政治先行,文艺后变”[7]137等对现代文学发展极具影响力的观点都是社会造因说的具体表现形态。
在“社会造因说”的感召下,很多文学史研究者也致力于因世求文,注重从社会时代中寻找文学创作的动因,审视文学创作的意义。
读完钱钟书的《谈艺录》,我深深地被这部古典诗话所吸引。
这部作品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重要著作之一,通过深入探讨诗歌的本质、技巧和美学价值,展现了钱钟书卓越的文学造诣和独特的艺术见解。
首先,我非常欣赏钱钟书对于诗歌的深入分析和精妙解读。
他通过对历代诗歌作品的细致剖析,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内在规律和独特魅力。
他对于诗歌的节奏、音韵、意象、语言等方面的探讨,都充满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其次,我非常喜欢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展现的开阔视野和深厚学养。
他不仅对古代诗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对中西方的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展现了其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学术水平。
这种跨文化、跨时代的比较研究,使得《谈艺录》具有了更加深厚的学术价值。
最后,我认为《谈艺录》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所探讨的诗歌理论,更在于它所传达的文化精神和人文关怀。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强调了诗歌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认为诗歌能够启迪心灵、陶冶情操,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这种人文关怀和对于人类文化的热爱,使得《谈艺录》成为了一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学经典。
总的来说,读完《谈艺录》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诗歌艺术的博大精深和钱钟书的卓越才华。
这部古典诗话不仅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古代诗歌的精髓和美学价值,也让我更加珍视和欣赏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同时,通过钱钟书的解读和阐述,我也更加认识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异同和交流,对于跨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如果你对诗歌、文学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爱,那么《谈艺录》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浅谈钱钟书的诗学观
07011014 孙悦文学院071班
钱钟书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公认的、贯通中西的文学批评大家。
用《世说新语·德行》林宗赞语来说,可谓“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钱钟书广博的中西文化视野,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积淀,特立独行的文学批评观,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永久性贡献。
他把中国文学研究纳入中西文学、文化的辽阔视野,而钱先生的比较视野就不是文化范围的宽广所能概括得了的;更重要的是,在钱先生的比较方法中体现着一种成熟的学术素质,集纳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各自的思维形态:一个是以事实与疑问的考察为运思目标,紧紧围绕问题,广博引索史料,追根究底,探源溯流的清代乾嘉以来的考据法;一个则是超越纷纭的文化现象,意在呈现现象内核,对象存在本质的美学感悟与哲理思辩相融汇的西方方法。
钱钟书先生之确立中西文化的比较视野,首先是要将中西思维引入问题的阐述中,使其彼此限制,相得益彰,充分地呈示出研究主体的学术思维质量,然后才在此基础上进入中西宽广的文化背景,在列举、分析、推论、升华、归结中形成文化的引证广度。
钱钟书的比较诗学观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性,以“打通”作自己的文化观,以“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作进入具体文艺理论话语空间的实用手段,以话语空间的阐释范式来达至中西文论“诗眼”、“文心”的“莫逆冥契”。
文化是一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以及时空观念的综合,具有一贯性和持久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民族的集体无识。
人们都会受到长期使用的语言——尤其是母语,所承载文化的影响,体现在生活习惯、思维模式、行为准则等方方面面。
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是相对的、广泛的差异是本质的、深刻的。
钱钟书秉承“不隔”的中外文化观;提出建立在丰富的知识储备、恢宏的视野与纯正的比较理念基础之上的“打通”对种种偏颇保守观念反思后提出不囿于中西町畦,超越了体用之辩的文化会通路径;倡导对话,以期达致异质文化互动中的并存。
伟大不朽的文化都是“不隔”的,浸透着的都是人性的共通之处,如钱先生
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刘勰深刻地指出:“意授于思,言授于意。
”(《文心雕龙·神思》)语言从属于文化,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
不同文化范畴内的作品可以彼此译,其理论基础是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受思维方式支配;而思维活动又具有全人类性。
钱钟书认为:“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思辨之当然(Laws of thought),出事物之必然(Laws ofthings),物格知至,斯所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耳。
……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
自其异者言之,岂但声音障碍,即文字亦障碍。
自其同者言之,则殊方绝域,有不同之文字,无不同之性情,亦无不同之义理,虽宛转重译,而义皆可明。
”
例如在《通感》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中西文论中“通感”这一审美体验过程。
在这篇文论中,钱钟书以中西比较诗学的眼光和融贯学科的宽阔视野,阐释了人类审美体验共通的文心。
“在日常的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
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
”这就是钱钟书理解的“通感”,这一理解是从解读宋祁《玉楼春》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开始的。
关于“闹”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从境界的角度作过极具影响性的分析:“‘红杏枝头春意闹’,著‘闹’字,而境界全出。
”然而,从李渔《笠翁余集》、方中通《续陪》到苏轼的《夜行观星》,都没有给予正确的理解,完全误解了作者的本意。
钱钟书从正面列举了大量的中国诗、词、小说中有关“闹”字的使用,作了充分的说明和解说,同时同西方语言中用“大声吵架的”、“砰然作响的”来指称太鲜明或强烈的颜色作对比,并将笛卡尔、培根等西方名人关于“通感”的哲学寓意予以揭示,认为:“‘闹’字是把无声的姿态说成好像有声音的波动,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
”
又如把《药地炮庄》论梦和弗洛伊德心析学论梦相沟通, 把薛伟化鱼的故事、“同向春风各自愁”的传统诗词情景和卡夫卡的小说、存在主义强调的“群居孑立感”相参印,都能使人耳目一新, 心胸开放的。
钱先生都在诉说这么一句话:“人同此心,心均此理,用心之处万殊,而用心之途则一”。
钱先生亦以心理之学释古诗文小说中透露的心理状态,昭示着他:打通”之文化观。
如《诗·车攻》“萧萧马呜, 悠悠沛旅。
”钱先生在引了后代意境相似的诗句如“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落日照大旗, 马鸣风萧萧”,以及雪莱
诗所谓“啄木鸟声不能破松林之寂, 转使幽静更共”等之后。
释云“即心理学中‘同时反衬现象’眼耳诸识, 莫不有是诗人体物, 早具会心。
寂静之幽深者, 每以得声音衬托而愈觉其深虚空之辽广者。
每以有事物点缀而愈见其广”娜。
《左传》上有“乐忧”、“乐衰”的说法, 钱先生释云:“苏轼称柳宗元《南涧》诗‘忧中有乐, 乐中有忧, 常语亦日‘痛快’若示痛与快并。
近人区别‘杂揉情感’为和静与激厉二类, 一阴柔而一阳刚,‘乐忧’、‘乐哀’当属前类也。
”又《左传》多叙鬼神之事, 其神每话而不正, 钱先生指出,
这反致信奉鬼神者矛盾的心理。
“人之信事鬼神也,沙坏二心份纯焉。
虽极口颂说其‘聪明正直’,而未尝不隐疑其未必然, 织赏觉其迹近趋炎附势是也,盖信事鬼神, 而又觉鬼神之不可信、不足恃, 微悟鬼神之见强则迁、唯力是附, 而又不敢不扬言其聪明正直而壹、玛依在德, 此敬奉鬼神者衷肠之冰炭也。
玩索左氏所记, 可心知斯意矣。
”
再如登高望远, 每足令人生愁或添愁, 中西文学中均有此意境, 但未见有谁给予圆满的解释。
钱先生指出这是一种浪漫情绪, 所谓“距离的感伤”,引了宋玉、杜甫、柳宗元、辛弃疾等诗、文、词里许多例证, 并说“客羁臣逐, 士耽女怀, 孤愤单情, 伤高望远, 厥理易明。
若家‘近在山下’, 少‘不识愁味’ , 而登陆之际,‘无愁亦愁’忧来无向, 悲出无名, 则何以哉虽怀抱犹虚, 魂梦无萦, 然远志遥情已似乳壳中函, 孚苞待解, 应机帐触, 微动几先, 极目而望不可即, 放眼而望未之见, 仗境起心, 于是惘惘不甘, 忽忽若失。
李娇‘若有求而不致, 若有待而不至’,于浪漫主义之‘企慕’,可谓揣称工切矣”。
钱先生把《药地炮庄》论梦和弗洛伊德心析学论梦相沟通, 把薛伟化鱼的故事、“同向春风各自愁”的传统诗词情景和卡夫卡的小说、存在主义强调的“群居孑立感”相参印,都能使人耳目一新, 心胸开放的。
钱先生都在诉说这么一句话:“人同此心,心均此理,用心之处万殊,而用心之途则一”。
这就是钱钟书先生打通中西的文化立场。
这是一种辩证的开放、双向的交流与同步的互动:中华文化与中国文学不仅以独具的风姿播扬海外,更以恢宏的气度接纳外来文化与文学中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