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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自然灾害及文学书写研究》一、引言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然而，与此同时，宋代也经历了多次自然灾害的侵袭。
这些自然灾害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了宋代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
本文将针对宋代的自然灾害及其在文学中的书写进行研究，探讨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意义。
二、宋代自然灾害概述宋代时期，自然灾害频发，主要包括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
其中，水灾和旱灾是最为常见的灾害。
这些灾害往往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具体来说，宋代的洪水灾害主要发生在江淮流域、江南地区以及沿海地区。
这些地区的洪水灾害往往由暴雨、江河泛滥等原因引起，给当地的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旱灾则主要发生在北方地区，由于长时间的干旱和缺乏降水，导致农田干旱、水源枯竭，使得农民无法正常耕种和生活。
此外，蝗灾和地震也是宋代常见的自然灾害。
蝗灾的爆发往往与气候异常有关，大量的蝗虫侵袭农田，破坏庄稼，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而地震则会给城市和乡村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三、文学书写中的自然灾害在宋代的文学作品中，自然灾害成为了重要的书写主题。
作家们通过描绘自然灾害的场景、人物的情感反应以及社会的反应，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面貌和人们的生存状态。
首先，在诗歌中，宋代诗人常常通过描绘自然灾害的场景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他们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洪水、旱灾、蝗灾等灾害的场景，使得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灾害的恐怖和悲惨。
同时，他们也通过诗歌表达了对自然灾害的无奈和哀叹，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批判。
其次，在散文和小说中，作家们通过叙述灾害事件的过程和影响，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面貌和人们的生存状态。
他们描写了灾害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损失，以及人们在灾害中的相互帮助和支持。
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也具有历史价值，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古代中国的防灾减灾文化自古以来，灾难时有发生，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极大的浩劫与痛苦。
作为一个灾荒频仍的地域，中国古代人民刻苦摸索，总结出了多种防灾减灾的方法和文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一、预防灾害的文化“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小善成大德，积小恶成大祸。
”这句话是古人们摸索出的一种预防灾害的文化精髓。
积土成山，就是说人们在修筑防汛工程中，可以将土石等固体物质举行抛筑，使其形成山丘，在水头上控制水势。
积水成渊，则是以积水形成深谷来储存雨水，以应对干旱。
积小善成大德，就是人们热心帮助、勤俭节约、崇尚拾金不昧等一些小事，这些小事无形中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建起了正直、仁爱等良好的道德风尚，表现出一种提升仁爱精神、强化民间防灾意识的文化氛围。
积小恶成大祸，是说有些小过失和不良思想行为，会积聚成一股萎靡不振、心怀不轨的气氛。
所以，我们应该呼吁大家积极宣传全民防灾意识，积极做好自身的小事，共建防灾减灾文化。
二、对灾后救援的文化中国古代灾难频繁，更需要有一套独特的灾后文化。
在解决灾后废墟的清理、伤员的救助、灾区安置以及无偿救援等方面，中国古代人们相信事出有因，如天旱应该筑水渠，如风灾应该与风德同治，如瘟疫，应该在宗教方面发扬人们的慈善与博爱精神。
在灾难的现场，中国古代人民有一种“伤亡惨烈，无不归来”的理念。
也就是说，在救援的过程中国古代人们绝不掉队，也不会轻言放弃，即便在救援的过程中出现失误也要尽全力去挽救。
这种弘扬人道主义的理念，在现代救援工作中同样适用。
三、祭祀祈福的文化古人们相信人与天地之间有一种奇妙而神秘的联系。
许多古代文化习俗，如舞龙、画圆、燃香等，都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丰富的灾后文化。
通过祭祀神明，祈求神明的保佑和庇护，中华民族已经建立起一套含义深刻的灾后祭祀文化。
以地震、台风、冰雹等为例，开展祈福活动，更有助于调动人们积极从事有助恢复生产力的工作，并更加自觉地参与到救助工作之中。
四、教育灾难知识的文化“教育促进防灾，防灾救人”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教育思想。
略论宋朝临灾救助的三项重要措施
李华瑞
【期刊名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00)001
【摘要】宋朝在我国荒政历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不仅集汉唐以来各类救
荒措施之大成，而且在汉唐以来荒政基础上推陈出新实施的“以工代赈”、“召募饥民为兵”、“鬻卖度牒”三项重要措施，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起了积极的作用。
【总页数】9页(P65-73)
【作者】李华瑞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8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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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自然灾害及文学书写研究》一、引言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不仅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还面对着各种自然灾害的严峻挑战。
在这样一个时期，众多的自然灾害以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丰富的体现。
本文将主要对宋代的自然灾害及其在文学书写中的反映进行深入研究。
二、宋代自然灾害概况宋代时期，由于地理、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然灾害频发。
这些灾害主要包括洪水、旱灾、蝗灾、地震等。
其中，洪水灾害尤为严重，常常导致农田被淹、房屋倒塌、人民流离失所。
旱灾则常常使农田枯竭，粮食短缺，民生困苦。
此外，蝗灾和地震等灾害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三、文学书写中的自然灾害反映面对自然灾害的严峻挑战，宋代的文人墨客通过诗词、散文、话本等多种文学形式，对灾害进行了深刻的描绘和反思。
这些文学作品不仅记录了灾害的惨状，还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心态。
在诗词方面，宋代的诗人常常以自然景观为背景，抒发对灾害的感慨。
如苏轼的《江城子·乙卯重阳绝句》中描绘了洪水过后的凄凉景象，表达了对灾民的深切同情。
在散文方面，欧阳修、范仲淹等文豪则通过记述灾害的经过和影响，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问题。
此外，话本等通俗文学形式也反映了灾害对普通人的影响。
在话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灾民逃难、求生、互助的故事，这些故事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心态。
四、文学书写对自然灾害的反思与启示宋代的文学书写不仅记录了灾害的惨状，还对灾害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这些反思主要表现在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对政府救灾措施的批评与建议以及对人性善恶的揭示等方面。
首先，宋代的文人墨客常常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探讨，表达了对自然灾害的敬畏和反思。
他们认为，自然灾害是天的惩罚，是对人类行为的警示。
因此，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呼吁人们要尊重自然、爱护环境，以减少灾害的发生。
其次，宋代的文人墨客也对政府的救灾措施进行了批评与建议。
两宋时期灾害文学作品的研究摘要：由于两宋时期的地理气候特点，水灾、旱灾接连不断发生，共发生灾害1739次，灾害种类14种。
研究古代自然灾害主要依据文学史料记栽，中国是世界少数灾害多发的国家之一，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灾难与救世观念可以给人们很多启发。
以王禹傅为代表的宋代文学家给后世留下了许多记述灾害的文学作品，开创了灾难文学创作史上的辉煌时代。
关键词：宋代；自然灾害；文学描述；1 引言自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起，宋朝历经北宋与南宋共320年。
两宋时期自然灾害计有水灾628次、旱灾259次、蝗灾168次、饥荒153次、地震127次等。
灾害总数量多达1739次。
两宋是自然灾害相当严重的时期，自然灾害不仅对社会经济兴衰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文学思潮产生极大的冲击，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灾难文学作品。
2 两宋有关灾害的诗歌作品是研究宋代灾害的文学瑰宝两宋时期的王禹傅、梅尧臣、王令、苏轼、范成大、刘宰等写实文学家十分关注自然灾害给贫苦大众所造成的疾苦。
据作者不完整的探究，整理出两宋文学作品中有关水灾、旱灾、蝗灾、饥荒的翔实记述(表1)。
上述作家通过他们的传世佳作记述了公元991年到1240年间跨北宋、南宋250年水、旱、饥、蝗四种自然灾害的灾情及地理分布情况。
宋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力贫弱，加上战事不断，水灾、旱灾、蝗灾导致农作物绝收或者歉收所带来的饥荒灾情尤其严重。
自然灾害是宋代作家创作的素材之一。
从所查阅的上千篇宋诗词作品中可看出王禹偶对灾害的关注最多，他有关灾害记述的作品数最多。
从王禹偶的作品中，可发现991、992年旱灾、水灾接连发生，灾情深重，实为两宋时期多灾连发的代表性年份。
水灾、旱灾、蝗灾使农作物受到损失导致饥荒，这是宋代灾害的一个明显特点。
苏东坡作于1077年的诗《除夕大雪，留潍州》中有“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敲栋。
”记述了1074年到1077年发生在山东的东部、南部的三年旱灾。
苏轼的《吴中田妇叹》作于1072年，诗中写到“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古代中国的防汛抗灾事业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
尤其是在南方地区，每到夏季就要面临江河水患和台风等多种自然灾害。
因此，中国古代人民一直关注防汛抗灾事业，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办法。
1. 前秦时期的防汛措施前秦时期的中国，历经动荡，天灾频发。
这一时期，人们开始采取比较有效的防汛措施。
当时大规模开发浚渠水道，将黄河、淮河及其支流的水流引向闽、粤等地区，规避洪水。
同时，还采用掘沟、筑堤、修水闸等措施，加强了对河道的防护能力。
2. 宋代水利治理成就宋代是中国水利建设较为繁荣的一个时期。
在当时，古人们探索出了许多先进的水利技术，在防汛抗灾事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水利治理方面，宋代的人们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1）大规模修建水库，将雨水收纳起来，减轻了水患。
如宋徽宗时期修建的开封府八里渠，其水库总储水量达到了65万方，成为当时中国东南地区最大的水库之一。
（2）疏浚河道。
宋代人们也非常重视疏浚河道，保持水道通畅。
例如，他们在汉水江岸边修建了可以吞没8艘轮船的深井水泵，使得汉水水道保持畅通。
（3）运用梯田技术。
古人们还采用梯田技术，在山区修建水泄斗、水梯田等栽培农作物的土地。
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有效防止水土流失，还可以增加农民的收益和安全。
3. 明清时期的灾害应对明清时期，中国的水利治理已经十分成熟。
在防汛抗灾方面，他们也采取了更加综合的办法，提高了应对灾害的能力。
例如，在明代，江南地区有“涂江”现象，人们采用了疏浚河道、加固堤防、开辟水门等措施，化危为机，变“涂江”为“涂地”，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求。
在清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灾害频发，防汛抗灾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
在清朝乾隆年间，修建嘉陵江、汉江、黄河等大型水库，有效预防了洪水和旱情，为当时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总而言之，古代中国的防汛抗灾事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历史上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文化成果。
古人们不仅致力于加固河道、修筑堤防，还运用自然资源，大规模开发水利系统，为防御洪水和开垦荒地提供了技术支持。
2015年度学年论文北宋时期北部地区灾害研究综述院系：历史文化学院专业：历史学班级：13级历史学汉班学生姓名：王斯奇学号：20131104750指导教师姓名：史凤春2015年5月11日北宋时期北部地区灾害研究综述摘要：北宋时期灾害频发，强度与广度均为历代罕见，北部与辽、西夏交界地区更是灾害频发，黄河泛滥不止。
而由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瘟疫更是频繁发生。
而北宋政府的应对政策因其政府体制，其区域的敏感性等问题而反复变更。
关键词：北宋北部，灾害影响，政府政策灾害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每次灾害发生时，人们的财产与生命安全都会遭受巨大的威胁，政府的救灾政策在减少灾害损失、挽救人们生命等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而处在同辽及西夏交接地区的北部地区，因其地区的敏感性，战乱频发，黄河在北宋时期泛滥不止，政府多次治理无效，导致了严重的灾害影响与后果。
政府在思索应对政策的同时，民间的有识之士也担忧不止，思考对策。
一．北宋时期北部地区灾害研究成果在中国对灾害史的研究较早，而北宋时期更是重点的研究对象，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时，邓拓先生的《中国救荒史》就对中国的荒政进行了研究。
此书从历代灾荒史实分析、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以及历代救荒政策实施三个方面做出了详实的研究。
但是此书是一部通论性著作，北宋的灾害史只在其中占了很小的篇幅，自然不能更加详细的讲述北宋时期的灾害详情。
而台湾地区王德毅先生于七十年代写成的《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中，则是详细记录与研究了宋代灾荒种类与灾情、灾荒影响、救荒政策（预防措施、平时救济、灾时救济和灾后救济），为后来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
随着近年来对灾荒史的不断研究，尤其是对南宋董煟所著《救荒活民书》的研究系统归纳了各项救荒措施，成为此后荒政的范式。
随着视野的拓宽，其他学科的交叉应用，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宋代荒政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而关于北宋时期的灾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两宋时期的荒政的研究，二是对北宋时期人物的救荒思想与行动的研究和南宋董煟所著《救荒活民书》的研究，三是对具体灾害的研究，其中以对北宋时期黄河的治理为重点。
自然灾害与我们五千年的文明相伴相随，中华民族正是在同灾荒的顽强抗争中一步步坚定走来。
这里，既包括每一个普通个体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也包括历代王朝在防灾减灾救灾方面作出的努力。
一、中国古代防灾救助的思想和主张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丰富文化传统的民族，根据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逐渐提出了一些有关社会保障的思想主张，以及储粮备荒思想和仓储赈灾的措施。
早在西周时期，政治家们就意识到：丰年时储藏多余谷物，以备凶年缺粮时之用，是立国安邦所必需。
《礼记》有载：“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墨子提出同样的看法，认为“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
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
”在储粮备荒思想影响下，自西周起，中国就出现了一种救荒、济贫的重要的政策措施一一仓储制度，即建立专门的粮仓，储存粮食，用来稳定粮价，借贷或放粮救荒、济贫。
中国古代的仓储制度虽兴废无常，且在各朝各代都发生过官员管理不善致使粮食霉烂浪费或被贪污中饱等现象，但它确实起到了保护农业生产和救荒、济贫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储粮救荒思想和仓储赈灾措施的传承沿袭，使历代统治者都明白，要求得国泰民安，政府必须承担起举办公共保障事业的责任。
位于北京东城十条、距今有600年历史的皇家粮仓--南新仓，是全国仅有、北京现存的最完整的历史仓廒实物建筑群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倡导的大同思想和养老慈幼措施，是中国人民美好的精神追求，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
孔子曾对其弟子说过一段有名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是谓大同。
”就是说：在理想的大同社会中，人们不仅要关心自己的亲人，还要为社会上的弱者提供帮助，使老年人得到赡养安度晚年，使儿童得到照顾教养而健康成长，使鳏、寡、孤、独、残者都得到社会的救济安置。
宋朝天灾统计、影响与处理宋代社会中，究竟是哪些因素，能让平民百姓甘心放弃安居乐业的生活，宁可成为在社会上游荡的游民份子，也不愿意从事生产的工作。
天然灾害是个重要的因素。
因为，这些天然灾害所带来的后遗症很多，对宋代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而且，天灾时也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迫使平民百姓抛弃家园，成为流动人口。
最后，流动人口中的部份成员，又会因为种种的原因，转变成为四处游荡的游民份子，甚至是盗贼。
故天然灾害因素，是值得加以重视与探讨的游民形成原因之一。
地震一、天灾与统计一般而言，所谓天然灾害，就是指“水、旱、虫、蝗、冰雹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农业歉收和随之而来的饥馑死亡。
”。
但天灾种类尚有：地震、风灾、霜雪灾、疫灾等类型，它们出现的频率并不算低，不该被忽略。
天然灾害发生所带来的后遗症，多数就是人民难以为生的困境，这是相当符合天灾现象时人民生活状态的论述。
古代瘟疫这些天然灾害一旦发生，都足已造成中国社会极大的伤害，导致人民无以维生流离失所，进而形成一批批的难民，也就是所谓的“流民”。
天然灾害对于每个朝代都有很大的影响，流民也是它的后遗症之一。
天灾是历史上很普遍的现象，它不独厚于太平盛世，也非衰乱末世的特产。
它可以反映人民的抗灾蓄藏力，也可以考验政府的应变能力。
这也是在数千年历史中不变的规则与定律。
据统计，中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公历纪元前1766（商汤18年）至纪元后1937年止，计3703年间，共达5258次，平均约每六个月强即罹灾一次。
另据统计，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起至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止，这1850年之间重灾年份竟有1242年之多。
不难发现，天然灾害与中国历史十分密切，已经达到了一种频繁与难以分割的特殊关系。
流民图那么，究竟宋代的天然灾害次数有多少？和各朝的天然灾害状态相比较有何差异？仁宗朝时，官员对于宋代天灾的数量描述可供参考。
相关记载如下：在庆历和嘉祐年间，都有官员因为天灾频繁而上书仁宗。
第五章結論與衍論「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人類具有民胞物與的感情，見到他人的不幸，都會感同身受，同時詴著去幫助他人。
天災的來臨，正好體現了「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風土民情各有不同，對於災荒救助的方式也不同。
「救荒」，在宋代可以說在當代得到不少人的重視。
除了儒家文化的使命感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天災頻仍，所以不得不去重視這一塊過去比較少人去注意的部份。
因而，宋代對於救荒一事有了不一樣的作法，同時也突破過去的辦法，並且在官方規定上加以強化。
甚至到了南宋也出現了《救荒活民書》這樣一本救荒百科全書，都說明了宋代在救荒上的獨特性。
而本論文的結論，先要以王安石的視角來看宋代的救荒文化，來作為討論的基準點。
我們在看宋代關於救災方面的文獻，其實是少有積極作為的，而且又大多困於國家財政，而難有突破性的發展。
王安石曾說：「（仁宗）慶曆以來，南北飢饉相繼」。
但是朝廷因循苟且，雖有賑濟之策，卻多消極無效，「其術不過發常帄，斂富民，為饘粥之養，出糟糠之餘。
」1這樣的作法，出現在北宋中期，對執政者來說無異是個警訊。
王安石又曾說道：「以有限之食，給無數之民，某原其活者，百未有一，而死者白骨已被野矣。
此有惠人之名，而無救患之實者也。
」2富弼知道三等戶以上有抗災的能力，但是「積貧」卻是存在於廣大中下階級裡。
只是適時的賑災，發放糧食，只能說是治標不治本。
王安石變法伊始，所遇到的頭等大事，就是財政問題。
宋代的冗兵、冗官就是政府沉重的財政負擔。
張載、朱熹就曾推算過，認為養兵就占國家年收入的十之七、八。
3再加上龐大的官俸、郊賚支出，政府很難從國庫裡再拿出錢來來賑1王安石〔撰〕，唐武標〔點校〕，《王文公文集‧再上龔舍人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卷2，頁32。
2引前書。
3張載曾說：「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
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脩實於內為持久之計。
而不愛吾財，則患日增。
而力日不足，豈善為計議者哉？」張載〔撰〕，《張子全書‧邊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97卷13，頁302；朱熹對於國家財政的不足，也明白指出問題的癥結是在「養兵」這件事情上。
[收稿日期] 2008-05-30[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项目批准号:71471072)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的材料搜集与撰写均受助于方宝璋教授的指导,特致谢忱。
[作者简介] 陈安丽(1962—),女,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灾害预防。
① 司马光:《司马公文集》,卷26,《赈赡流民札子》,北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②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贷1之161,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③ 佚名:《宋大诏令集》,卷182,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7,《田赋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十通”本,2000。
略论宋代的灾害预防思想陈安丽(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南昌 330013)[摘 要] 宋代的灾害预防思想内容丰富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三个方面:一是重视治水的思想,视之为“事关兴运”的大事,试通过兴修水利防范水旱之灾;二是重视灭蝗的思想,综合运用激励和惩治手段,注意从源头上治理及利用动物界食物链防治虫灾;三是完善仓储制度的思想,重点解决常平仓的功能行使及管理和运作中的规范问题。
宋代注重源头治理、制度建设和生态保护的思想,至今仍具有较大的历史借鉴价值。
[关键词] 宋代;灾害预防;当代启示[中图分类号] X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4917(2008)0320026205 宋代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超过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
据不完全统计,两宋时期,仅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疾疫以及风、雹、霜灾等6类主要灾害就发生了1219次[1],平均每年达318次之多。
层出不穷的灾害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的无序和混乱,并对国家政权形成冲击。
为了安定社会,维护统治,宋人试图从源头上遏制灾害的发生。
正如司马光所示:“是以稍遇水旱螽螟,则糇粮已绝,公私索然,无以相救。
仰食县官既不能周,假贷富室又无所得。
此乃失在于无事之时,不在于凶荒之年也。
”①基于这种认识,宋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并逐步形成较为完备的灾害预防思想。
一、治水思想在宋代各类自然灾害中,水旱之灾最为频繁,占到6种主要灾害总数的69%[1],且其危害性最大。
因此,兴修水利防范水旱之灾,成为所有抗灾措施中的重中之重。
简言之,如果能有效地预防水旱之灾,那么有半数以上的灾害便可得以控制。
宋代最高统治者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兴修,把治水视为国家的大事,认为“灌溉水利,农事大本”②,“修利堤防,国家之岁事”③。
与此同时,一些官员也高度重视该问题,如苏轼也视治水为“事关兴运”的大事。
另如北宋初年的三司度支判官陈尧叟,明确提出发展农业和防范水旱之灾首在“修田地之利,建用水之法”的观点,因为“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
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④。
亦即通过发展灌溉事业,发挥“人力”之作用,以收旱涝保收之效,改变“命悬于天”的被动局面。
在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中,王安石的治水思想较为先进与完善。
他预见灾害会连年发生,因此兴修水利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而防范水旱之灾最积极稳妥的办法莫过于未雨绸缪,兴修水利,即“养民在六府,六府以水土为终始,治水土诚不可缓也”[2]。
他还提出,“伯夷降典,折民唯刑。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稷降播种,农殖嘉谷。
以功次之,禹也、稷也、伯夷也,其可也。
以事次之,民之灾也、富之也、教之也,其可也。
”[3]在王安石的理念中,治水是重于一切的头等大事,如不能有效地治水防灾,百姓就无法播种收获,也就根本谈不上“富之、2008年9月第6卷第3期总21期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 ocial Sciences )Sep.2008V ol.6N o.3Sum N o.21教之”于民,更谈不上社会的安定与统治秩序的维护。
在具体的治水措施上,王安石提醒应注意灾情形成与加重中的人为因素。
他认为,旱灾已成为百姓生产生活中的最大忧患,而灾害的发生尤其是灾情的加重并非完全源于自然,即“旱辄连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4]795。
为此,他以郑县为例力加说明“人力不至”的后果及其成因:郑县那个地方原本设置了“营田吏卒”,“岁浚治之,人无旱忧,恃以丰足”,后来营田废置,“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故旱情加重,“方夏历旬不雨,则众川之涸可立而须”。
据此他主张,应选用得力官吏,趁丰收之时和农闲之际,“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潴,可以无足水之患”[4]795。
二、治蝗思想水旱之灾外,蝗灾的危害性也很大,它往往与干旱相伴而生,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有时甚至超过旱灾。
如大中祥符九年(1016)六月,“京畿、京东西、河北路蝗蝻继生,弥覆郊野,食民田殆尽”[5]1356。
在吸取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宋代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从源头上治蝗的重要性,并采取了积极的标本兼治措施,以防止蝗灾的频繁发生。
宋仁宗时期,为了防止蝗过之后的来年再生,朝廷不断下令,督促百姓挖卵灭蝗,并采取以粟相易的激励措施。
景 元年(1034),仁宗皇帝下诏:“去岁飞蝗所至遗种,恐春夏滋长。
其令民掘蝗子,每一升给菽米五斗”[6]2661。
康定元年(1040)再次诏令各州县,“凡掘飞蝗遣子一升者,官给以米豆三升”[7]3059。
此后,政府动员的力度不断加大。
熙宁八年(1075),宋神宗下令地方官员组织人员除蝗,进一步加大奖励力度并增加了补偿措施:“有蝗处委县令亲部夫打扑。
如地里广阔,分差通判、职官、监司提举。
仍募人得蝻五升,或蝗一斗,给细色谷一升;蝗种一升给粗色谷二升。
给价钱者,以中等实值。
仍委官视烧瘗,临司差官复按以闻”;如“因穿掘打扑损苗种者,除其税,仍计价,官给地主钱谷,毋过一顷。
”[8]654326544到北宋末年和南宋初期,政府治蝗的力度进一步增强,不仅将防治蝗灾与地方官员的升迁罢黜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不惜动用刑律。
崇宁二年(1103),徽宗下诏:“府界诸路监司前去亲诣蝗虫生发去处监督当职官,多差人夫部押并手打捕。
本司及当职官并仰专任地分,候打捕尽日方得归任。
人户多方收打捕蝗虫赴官,即时依条支给米谷。
”①淳熙八年(1181),孝宗又严饬地方捕蝗:“诸蝗初升若飞落,地主邻人隐蔽不言,耆保不即时申举扑除者,各杖一百。
许人告报,当职官承报不受理,及受理而不亲临扑除或扑除未尽者,各加二等”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人已意识到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注重利用动物界食物链防治虫灾。
五代乾 元年(948),时人发现“蝗为 鹆聚食”之现象并“诏禁捕 鹆”[9]1349,这是中国历史上保护益鸟以防治虫害的较早记载。
宋代统治者在总结这一经验的基础上,将保护范围扩展到一切鸟禽,并规定每年的2～9月为禁捕期,严禁违时捕杀狩猎。
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诏令各地,“方春阳和之时,鸟兽孳育,民或捕取以食,甚伤生理,而逆时令。
自(今)宜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持竿携弹,探巢摘卵,州县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致其罪”,并要求各州县“于要害处粉壁,揭诏书示之”③。
其后,该项规定逐步制度化。
到宋真宗时,“禁方春射猎,每岁春夏所在长吏申明之”[10]142便成为定例。
在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体制下,最高统治者能如此前瞻性地重视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维护生态平衡,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三、完善仓储制度思想自然灾害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后果是粮食歉收并引发饥荒,因此储粮备荒便成为防灾救荒之首要。
诚如宋仁宗时期的余靖所言,“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
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
故虽尧水汤旱,民无菜色者,有备灾之术也。
方今官多冗费,民无私蓄,一岁不登,逃亡满道,盖上下皆无储积故也。
”[11]1135宋人在总结前代救荒经验的基础上,广设仓储机构,完善仓储制度。
在宋代名目繁多的仓储机构中,常平仓的设置最为普遍,作用也最大,即“恤民备灾,储蓄之政,莫如常平、义仓”④。
因此,宋人对于仓储制度的评论,涉72①②③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0,北京:商务国学丛书本。
佚名:《宋大诏令集》,卷182,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
董 :《救荒活民书,拾遗,除蝗条令・淳熙敕》,北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贷1之161,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第6卷第3期陈安丽:略论宋代的灾害预防思想及最多的是有关常平仓的功能行使及管理和运作的规范问题。
追根溯源,赈灾备荒无疑是常平仓最基本的功能,即余靖所说的“每遇灾伤赈贷,使国有储蓄,民无流散者”①。
宋神宗时的陈均将其归纳为赈粜、赈贷和赈济三个方面。
根据他的解释,“赈粜”即“减价粜谷以赈之”,“赈贷”包括“贷粮种”和“以息赈济”即贴息贷款两种,“赈济”则是无须偿还的“直与以赈之”②。
其实,常平仓的“赈粜”并不仅限于“减价粜谷”,还包括“添价收籴”,即司马光所称“丰岁谷贱伤农,故官中比在市添价收籴,使蓄积之家无由抑塞农夫”,而“凶岁谷贵伤民,故官中比在市减价出粜,使蓄积之家无由邀勒贫民”,如此则“物价常平,公私两利”③。
总之,通过“贱粜”和“贵籴”两种手段的综合运用,达到调剂丰欠、平抑谷价的目的,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常平仓备荒赈灾的功效。
常平仓以平抑谷价的方式调剂粮食供求,限制商贾囤积居奇、鱼肉百姓的行为,其积极意义已被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元 五年(1090),苏轼经杭州时看到“浙西诸郡,米价虽贵,然亦不过七十足”。
他通过“访闻诸郡富民,皆知来年必是米贵,各欲广行收籴,以规厚利”,由此判断“来年青黄不交之际,米价必无一百以下,至时,若依元价出粜,犹可以平压翔踊之患,终胜于官无斛斗,坐视流殍”;“若官估稍优,则农民米货尽归于官。
此等无由乘时射利,吞并贫弱”,于是“指麾杭州不得减价,依旧作七十收籴”④。
在此,苏轼适时运用了价格杠杆提高常平仓收籴谷米的价格,将农民出售之谷尽归常平仓,致使此处富人“广行收籴”、“吞并贫弱”的计划落空。
平抑谷价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是与商贾的一种价格博弈,但由于宋代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人们对物价的敏感度增强,因而该措施也不免受到质疑。
王觌在《乞稍贵京师常平仓米疏》中指出:“在京诸仓粜常平米,每斗六十文至六十五文省,有以见朝廷不惜亏损官本,而惟以利民为务也”,然而这种低价出粜的方法“于小民足为一时之利,于国计乃非长久之策”。
由于“常平之米固有限,不常粜也”,且“京师者众大之居也,生齿之繁”,“民所食者军粮之外,皆商贾所运”,常平仓贱粜谷米的结果导致商贾贩米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从而阻滞了正常的商业行为,影响到京师谷米的供应,“使旁郡之米麦入京师者浸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