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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人民調解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中国的人民調解制度，是一项很有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和特色的民主法律制度。
在人类民主与法制的历史舞台上，它是我国劳动人民批判地继承传统的調解制度，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典型范例。
它在化解民间纠纷与实现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以及减少诉讼案件、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被许多发达国家所认可和借鉴，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并被西方国家称之为“东方经验”或者“东方一枝花”。
标签：調解制度；现状；完善中国的人民調解制度，是一项很有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和特色的民主法律制度。
在人类民主与法制的历史舞台上，它是我国劳动人民批判地继承传统的調解制度，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典型范例。
它在化解民间纠纷与实现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以及减少诉讼案件、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被许多发达国家所认可和借鉴，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并被西方国家称之为“东方经验”或者“东方一枝花”。
人民調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与法律诉讼相比，具有独特的优越性。
人民調解在纠纷解决方面更经济实惠。
人民調解委员会作为一种为民服务机构，一般进行民间纠纷調解是不收费的。
比起法律诉讼，不必花费昂贵的律师费与诉讼费。
再次，人民調解委员会是深入群众的基层组织，人民調解在纠纷解决方面更快捷，更方便。
一、人民調解制度的现状人民調解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服务的一项群众性自治制度，是化解民间纠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妙药良方。
它渊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祖先，把原始氏族首领解决内部纷争的調解与合解方式带进了文明时代。
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社会变革也赋予了它新的特色。
自民主革命时期开始，经过长期实践，不断赋予这一制度以新的内容和活力，终于形成了现行的在群众自治组织主持下，在自愿基础上公平合法地排解纠纷的人民調解制度。
法官调解制度的反思与重塑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调解制度是一项重要的解决纠纷的手段。
该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调解，使当事人对争议事项达成共识，减少诉讼的时间和成本，缓解法院的审判压力，同时也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维护。
但是，在实践中，法官调解制度也面临许多问题，需要进行反思和重塑。
首先，法官调解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往往是被调解方隐瞒或部分披露真实情况，或被调解方获得更多的信息。
这样就导致调解过程中无法做到公正、客观，可能会让一方在效果上有所损失。
例如，有一起医患纠纷的案例，被调解方明显掩盖了其不当的治疗方式和手段，法官调解后导致受益方的损失更大，甚至可能对公共利益形成威胁。
其次，法官调解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利益博弈的问题。
有些被调解方可能会通过非正当手段，来博取法官的同情和支持，以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调解过程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例如，在某起离婚继承案中，被调解方擅自修改了父亲的遗嘱，导致受害方在继承财产过程中受到了打击和伤害，同时也让拥有更多资本的一方获得了更多利益。
再次，法官调解制度在获得当事人认可上也存在问题。
在我们的国家，许多人对司法机关缺乏信任，往往会感觉到法官较为主观，甚至可以说有些牵强附会。
因此，在法官调解过程中，很多当事人不相信法官的公正性，从而不愿意配合调解，或选择了其他途径来解决纠纷。
例如，在某起婚姻矛盾案中，双方当事人已经分居一段时间，但被调解方不愿意离婚，甚至不愿意在调解会上露面，法官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很难做出有利于受害方的裁定。
针对以上问题，需要我们对法官调解制度进行反思和重塑。
从调解过程中加强信息公开，避免不实信息的产生和流传，让调解过程真正做到公正公正；其次，对于利益博弈的问题，需要加强调解专业性和客观性，让被调解方了解自身突出问题及造成的危害，摆脱利益纷争的困扰；最后，需要加大宣传宣传，增强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度和理解，使更多当事人愿意配合调解，达到良性社会效果。
当前我国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面临的问题和对策-当前我国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面临的问题和对策当前我国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面临的问题和对策当前我国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面临的问题和对策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程序较为简捷，解决矛盾快，曾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
然而，由于制约和监督这项制度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较为滞后，当前已经暴露出许多诸如因违反自愿、合法原则而导致调解案件质量不高等问题，本文试从促使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健康发展的角度，就面临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方面作些探讨。
面临的问题1、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因为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作更多的让步为代价的。
2、不利于提高审判工作质量，因为客观上调解往往不需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能达成协议就行，由此造成部分是非不分甚至违法的调解案件。
3、不利于培育当事人法律观念和诚信观念。
调解中往往是合法有理的当事人向违法无理的当事人让步，让步方会认为执法不严，老实人吃亏；没有让步或让步较少的一方往往认为投机取巧、不讲诚信可以蒙混过关，甚至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4、不利于当前倡导的对抗式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以上主要问题还是不自愿调解、违法调解现象比较突出，且难以被发现和受到追究。
因为他们属于“隐形”违法，即除法官、当事人心知肚明以外，其他人或机关难以察觉。
产生问题的原因解决问题的对策调解的成功最终依赖于当事人双方同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法官必须遵循调解自愿原则。
但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自始至终起着主导作用，当事人处于受支配地位。
这种客观上的主从关系，决定了民事诉讼调解监督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实践中，在如何正确处理既要充分遵循当事人处分权又要充分行使民事裁判权的关系方面，确实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措施。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第一阶段即近阶段应该在强化当事人“权利应受保护，义务应当履行”的观念上下功夫，完善关于确保调解原则实现的监督性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第二阶段逐渐形成一种有利于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审判干预为辅的诉讼和解审判机制；第三阶段通过严格调解监督程序，简化判决审理程序，从程序和实体上不断缩小调解和判决的距离，最终完成民事审判方式由传统的“调解型”向“ 判决型”的转变。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检讨与重塑一、导言：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调解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法院调解制度更是被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
长期以来，我国法院主要采用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经济纠纷，并由此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调解主导型的民事审判方式。
法院调解制度在国内深入人心，在国外更被誉为“东方经验”。
这一肇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在共和国成立后不断巩固和强化的审判方式契合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居住固定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注1.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政治上正从高度集权走向民主，经济上正从计划走向市场，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分散化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不仅有限的司法资源已不堪日益膨胀的纠纷所带来的重负，更由于当事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得现行调解制度已无法面对社会对于纠纷解决的公正和效率的要求，这必然要求调整和重构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在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过程中，针对以前法院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民诉法学界对于应按什么样的思路，沿着何种方向进行改革，提出了“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理论，更有甚者提出取消法院调解制度。
但是从国外的民事司法改革的情况看，当今世界各国纷纷扩张调解机制，谋求纠纷解决的多元化，法院积极的促进和解已成为不少国家改革的重要目标，苏力先生指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注2.因此，我国在寻找现代法律制度时不应放弃自己的遗产，不应当抛弃调解制度，而应当对传统调解制度进行创造性改造，充分发挥调解制度自由和效率的价值。
而在重构调解制度时，我们确有必要了解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研究调解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并分析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剔除制度之糟粕，吸收西方现代法律文明之精华，完善调解制度。
二、中国调解制度之历史沿革及形成原因：我国调解制度源远流长，久盛不衰，既有制度上的原因，又有观念上的原因。
法制沙龙zhigong falv tiandi-124-2017 年第 2 期职工法律天地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及完善贺龙龙（830046 新疆大学法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摘 要：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为化解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民调解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导致人民调解制度逐步衰弱。
本文通过分析人们调解制度的含义，现状，提出一些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措施。
关键词：人民调解制度；含义；现状；完善一、人民调解制度的含义调解在我国由来已久，根源于传统社会人们“厌松”，“无讼”，“以和为贵”的理念。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起源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它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争议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参加，依据法律法规，政策，道德，村规民约，风俗习惯等对争议双方进行说服教育、斡旋，以化解纠纷的一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人民调解制度具有灵活、快捷的特点，符合我国人民“无讼”，“以和为贵”的思想理念，是化解纠纷和防止矛盾激化的“第一道防线”。
在诉讼大爆炸的今天，不仅减轻了法院的工作负担，而且也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大的作用，被西方国家称为“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
二、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型复杂的矛盾层出不穷，以及纯粹法治主义观念的盛行，导致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逐渐衰弱的趋势。
而这种现象的形成与人民调解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分不开的。
当前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人民调解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当前的人民调解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年龄偏大，指导调解的观念陈旧，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法律教育。
这就对解决纠纷的效果产生了不利影响。
而且传统的民间纠纷主要是婚姻家庭、邻里关系、遗产分配等纠纷，但伴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一些新型、复杂、专业的纠纷也开始出现，如宅基地纠纷、合同纠纷、征地拆迁纠纷、劳动纠纷、股权转让纠纷等等。
近几年来，法院的调解结案率不高，为了提高调解结案的比例，我院在每年的岗位目标责任管理制度中还专门规定了民事案件调解结案应达到的比例，但年终总结时往往未达到年初下达的指标。
究其原因，主要是民事调解制度在法律规定上过于原则，实践中难以把握尺度。
由于这一根本的原因未解决，法官不愿做深入的调解工作，调解成为审判程序中一带而过的走形式，当事人对调解制度亦持怀疑态度，不愿接受调解。
如何发挥调解在化解矛盾、平息纠纷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调解制度的某些规定进行改革和完善。
一、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律依据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在《民事诉讼法》第八章中，其中最重要的规定即为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这三条综合起来，内容有三：1、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2、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3、制作调解书应当写明案件的事实。
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及改革与完善第一，民诉法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九条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诉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笔者认为，该条款规定调解也应事实清楚，分清是非，显然过于苛刻，实践中难以操作，且存在不合理之处。
事实清楚和分清是非责任，是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判决时应遵循的原则，而不应作为调解结案的必备条件。
有些案件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案件事实尚未查清、是非责任尚未分清，双方当事人就达成了和解协议，这是当事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进行的处分。
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就是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如果当事人并不要求法院查清事实，分清责任，人民法院利用职权执意而为，显然没有什么意义。
还有可能在法院认定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时，造成部分当事人不满，使已经和解的当事人因认为法院认定其责任过重或过轻而反悔。
被认定责任重的一方，会对法院的责任认定不服，相反被认定责任轻的一方，则认为自己还应获得更大的利益而放弃调解，以便从判决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使得调解最终不成功。
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一、引言人民调解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项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快捷、经济和灵活等特点，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改变，人民调解制度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本文将就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主要问题1. 角色不清晰目前人民调解委员会与司法机关之间在职权划分上存在模糊性。
虽然司法机关负责审判工作，但又参与了部分非诉讼程序；而人民调解委员会则既是行政机关又是司法办事机构，这导致了其角色不明确，在实践中容易产生职能交叉或冲突。
2. 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由于对从业者资格门槛较低，造成现阶段大多数基层社区工作者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巧。
他们在面对复杂纠纷时可能无法有效应对，并且难以在多元利益的冲突中保持公正立场。
这使人民调解工作难以获得当事人的广泛认可，也影响了其有效性和权威性。
3. 调解效果不稳定一些地方对于调解结案率过于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
为了提高结案率，有些调解员可能倾向于简单粗暴地强制施压当事人达成和解。
这样做虽然能够快速结束纠纷，但只是表面化的结果，并不能真正满足各方的合理诉求，容易引发再次争议。
4. 公平、公正存在问题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基层，在选聘和培训工作上缺乏规范标准和程序。
此外，某些社会资源向特定利益群体倾斜导致一些工作者主观判断产生偏差或失衡，在处理纠纷时缺乏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
5. 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目前对于人民调解组织及从业者监督力度不足。
一方面，由于相关管理部门对基层从业者信息收集梳理不够及时完善，无法实现实时监测；另一方面，针对调解工作的投诉举报机制也亟需完善。
这些问题导致人民调解工作容易出现不规范、不合规的情况。
三、建议1.明确角色定位应通过法律或相关制度明确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司法机关在职权划分上的界限和衔接，避免相同职能交叉办事机构重复劳动，并提高整体工作效率。
2. 提高从业者专业化素质要加强人民调解员培训与资格认证工作，确保他们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一、问题背景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司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民事纠纷。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改革的进行，人民调解制度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1. 调解机构设置不完善当前，我国各地设立了大量人民调解机构，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标准，导致各地机构之间存在差异较大。
同时，在基层调解机构方面，由于专业化程度不高、队伍不稳定等原因造成调解质量参差不齐。
2. 调解员素质参差不齐作为人民调解制度运行的关键力量，调解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调解结果的公正性与效果。
然而，目前仍有部分基层调解员缺乏专业培训和素质提升机会，导致其法律知识储备不足、沟通能力有限等情况。
3. 调解程序繁琐复杂人民调解制度的一大特点是简易快捷，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繁琐复杂的程序问题。
例如，有些地方对案件受理、调解申请和履行约定等环节设置了过多的手续和时间要求，使得个别纠纷延误解决，违背了人民调解的初衷。
4. 调解结果难以执行人民调解制度强调自愿性原则，但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主要因为缺乏对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认定机制及有效的执行监督措施。
三、问题对策建议1. 完善调解机构设置与管理应加强上级司法部门对基层人民调解机构的规范管理，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优化配置。
同时，在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管理和评价中注重平衡不同利益关系，提高人民调解机构内外部监管效能。
2. 提升调解员素质与能力加强对基层调解员的培训和资格审查工作，确保其具备较高的法律知识储备和沟通技巧。
此外，还可以通过建立调解员评价和奖励机制，激励调解员提升专业素养，增强其积极性和责任心。
3. 简化调解程序与流程应推动相关部门对人民调解程序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的制订，并通过信息化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简化申请材料和案件登记等环节。
此外，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探索建立网络调解平台，提供在线咨询和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选择。
论现代社会中人民调解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重塑——基于深圳市城市社区实地调查的社会学分析郑杭生 黄家亮摘要：人民调解制度是传统中国社会纠纷化解的一种重要机制，也是中国法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现代社会中传统人民调解制度的社会基础和作用对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导致了该制度的合法性危机。
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在新的市场经济和陌生人社会中重塑人民调解的合法性，是一个时代性难题。
深圳市的实践探索表明，拓展调解领域、创新调解载体、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以及推进人民调解的规范化、专业化是新时期重新激活人民调解制度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人民调解 市场转型 陌生人社会 合法性 制度创新注重调解的理念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是实体主义的传统中华法系的重要表征，其与西方形式主义法律中“以法律为准绳”、“捍卫每一寸权利”的理念是截然不同的[ii]。
但自清末以来历次以法律移植为主要特征的 “变法”中，调解都顽强的存活下来并得到了新的发展；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古老的传统竟然在法治主义一统天下的西方社会能够勃然兴起，并逐渐形成为一种ADR（Alternative of Dispute Resolution，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运动。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90年代，人民调解制度在中国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人们纷纷将解决纠纷的希望寄托于“法律的武器”而抛弃传统的调解。
有学者描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在西方社会寻找可供替代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为社区司法的价值而欢呼的时候，中国正通过将大众司法制度化和将公众参与形式化而遵循西方法律秩序的老路。
”[iii] 这种种看似悖谬的现象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换句话说，人民调解制度在中国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一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法律制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iv]的悠久传统是否就只能坐以待毙呢？一、人民调解：从传统到现代调解作为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悠久的传统，是中华民族亘贯古今、最具活力的法律传统。
据考证，周礼地官中即有“调人”之设，“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周礼.地官.调人》）；秦汉大一统以后，皇权不下县，地方治安、微罪处罚、民事争执等，大都由地方自治或“调处”解决[v]。
此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给调解以极大的关注，将“调处”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
“大明律”甚至明文规定民间调处的法律地位，一旦未经调处而先上诉即以“越诉”处置；清朝著名的康熙“圣谕十六条”也大力鼓吹“和乡党以息争讼”、“明礼让以厚风俗”、“息诬告以全良善”等教条[vi]。
瞿同组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vii]。
传统中国社会之所以如此重视调解正是与儒家伦理中“和谐为贵”、“讼则终凶”，主张“无讼”、“息诉”的“法律意识”相关的[viii]。
晚清以降，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包括法律文化在内儒家思想体系逐渐瓦解，韦伯笔下的欧陆“形式的－理性的”（formal-rational）法律体系[ix]快速地被移植进来。
然而，法条可以一夜间完成移植，传统却没有那么容易应声而倒，而且往往会在新的环境下成长为具有现代性的新事物，这正体现了“传统是被发明的、现代是成长的”这一经典的论述[x]。
人民调解制度就是在传统民间调解思想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次制度创新。
该制度最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实行，既吸纳了传统调解制度讲究说服教育、化解矛盾、提高效率、节约成本等优势，又赋予了其群众动员、政治教育、甚至社会再组织等新的社会治理功能[xi]。
西方学者习惯于将从苏区到改革开放前的人民调解称为“毛泽东时代的调解”，并认为这个时期的人民调解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包涵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即“共产党已经将调解纳入了他们重新安排中国社会并动员群众支持执行党的政策的努力之中”[xii]。
该制度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冶、加强社会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东方经验”和“东方一枝花”的美誉。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调解制度逐渐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方面，附着其上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剥离；另一方面，“法治”前所未有成为社会的中心话语。
在一些人看来，强调“调和”、“情理”的传统调解已成为与现代法治观念格格不入的、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必将被更具现代理性精神的民事审判制度所取代[xiii]。
在实践中，这一制度也确实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民调解所受理纠纷的总数与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受案数的比例逐年下降。
根据司法部副部长胡泽君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3年，二者的比例已从17:1下降到1:1[xiv]。
我们将1986年以来人民调解和民事一审受案数以及二者的比例列举如下：资料来源：《中国法律年鉴》（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律年鉴社，1987年创刊）1987－2004。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受案数量来看，在1992年前，人民调解的受案数虽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但还偶有回升；1992年后，这一数字则是直线下降；从1986年到2003年，受案数下降接近40％。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事一审受案数则是大幅度的直线上升，从1986年到2003年，受案数上升4.5倍。
而人民调解和民事一审受案数的比例更是直线下滑，从1986年的7.38：1下降到2003年的1．02：1。
我们完全可以预言，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创新，人民调解制度的地位会进一步下降。
而要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必先清楚这一困境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二、现代社会中人民调解的合法性危机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人民调解制度所面临的这一尴尬局面是有深刻的结构性背景的，甚至可以说是“现代性全球之旅”[xv]的必然产物。
简单地说这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首先，中国社会从传统的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次，中国基层的社会关系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
正是这两方面的结构性巨变，使得这一制度立足的社会基础[xvi]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继而面临着继续存在的正当性诘难，也即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性危机[xvii]。
（一）市场经济对传统人民调解制度合法性的挑战市场经济对于人民调解制度的冲击最直接的表现为使社区纠纷的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说呈现以下新的特点：首先，纠纷形态的多样化。
当前的社区纠纷既包括传统的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也包括一些新的纠纷，如劳资纠纷、物业纠纷、“三失”带来的纠纷[xviii]。
而且，即使是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等传统纠纷也不像过去那么单一。
以邻里纠纷为例，当前新型社区的居住形态与传统单位型社区（家属院）已大不一样。
一方面，熟人社会的解体。
居住在同一社区里的人职业、身份都比较复杂，彼此互动较少，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另一方面，房产权的私有化和权利意识的增强。
计划经济时代，小区居民大多只拥有住房以及小区内公共设施的使用权，并无所有权。
现在则是产权私有化，“他我”观念非常明确，自己买来的权利是丝毫不容侵犯的。
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导致了邻里纠纷一旦发生就可能尖锐化。
其次，纠纷主体的复杂化。
随着现代社会利益的多元化，社区纠纷的主体也日趋复杂化。
传统的社区纠纷的主体主要是家庭内部成员、社区内部成员，而现在的社区纠纷除此之外，还包括大量的其它主体。
单就物业纠纷来说，业主、开发商、物业公司、房产主、租赁者、业主委员会、居委会等等各个行为主体之间都有可能发生错综复杂的矛盾。
此外，本地居民与外地居民、常住居民与流动人口、居民与地方政府、劳方与资方等都可能成为纠纷的主体。
再次，纠纷诉求的理性化。
传统调解面对纠纷的态度主要是“息事宁人”，给双方各自一个“说法”，而现代社区纠纷越的诉求越来越趋于理性化，即越来越诉求于维护自己实实在在的权利。
而且，现代社区居民都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在调解的过程中总是会与诉讼相对照，只有当调解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时，他们才会选择这种方式。
传统人民调解的制度设计主要是针对传统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下简单的纠纷形态，是可以通过不具备各种专业知识的社区权威就能够平息的。
而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这些新的纠纷形态使这一制度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二）陌生人社会对传统人民调解制度合法性的挑战社区关系的陌生化是传统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又一挑战。
传统社区基本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大多是因为一定的关联（或是单位同事、或是世代比邻而居）而居住在一起，而且流动性很小，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久的、多方面的。
这种传统的熟人社区中，社区秩序的维系的机制是“礼俗”而非规范性的法律[xix]，或用埃里克森的话来说是“无需法律的秩序”[xx]。
所以，梁漱溟说:“社会秩序所以维持,在西洋为法律,在中国则倚重习俗。
近代法律之本在权利,中国礼俗之本则情与义也。
”[xxi] 在这种文化中，“闹上法庭”对于当事人双方来说是恩断义绝的表现，而对于外人来说则是丢面子的事，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被人们所选择。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学者说“传统社会的核心（家庭、家族、村落、行会）的结合为法外调解创造了压力和制度”[xxii]。
而另一方面，调解在传统熟人社会中能够被广为接受还在于社区权威的存在并被广泛认同。
传统的社区权威通常是由具有一定阅历的族长、乡绅、长老等人担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维持礼的是传统，而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xxiii]，正是这些具有丰富人生和社会经验者被认为是传统的化身而被大家所认同。
换句话说，只有他们拥有足够的知识和威信使纠纷双方心服口服。
而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熟人社会的解体，社区关系陌生化。
正如郑杭生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结构转型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流动加快、社会分化加剧，经济体制转轨则不可阻挡地引发人际关系疏松，传统联系减弱——所有这些都从各个方面促进市场经济下陌生人世界的形成。
‘熟人社会’的分量渐次减少，‘生人世界’的成分快速增长。
”[xxiv]陌生人社会使得传统的人情、面子等机制在抑止诉讼上失去了作用，同时，传统的社区权威也一去不复返了。
这对于传统人民调解制度的合法性来说是颇具颠覆性的。
因为“基层调解最大的特点是利用地方资源，包括人际关系、公共道德、习惯和乡规民约等规则，以及特定的人际关系及环境等条件促成和解的氛围，一旦这些因素对当事人失去了约束力，基层调解自然会随之受到冷落。
”[xxv]传统的调解制度正是建立在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以及由此带来的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因此，这些变迁必然会使调解制度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
然而，正如庞德所言，“中国在寻找‘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
”[xxvi]是否能够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重新赋予其新的合法性，是决定其这一制度能否“起死回生”的关键。
在这个问题上，深圳市的实践探索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深圳市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占到总口数的70％以上，在绝大多数社区中，外来人口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深圳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也是处于中国的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