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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推解释刑法看基本原则的时候，碰到类推解释，当初讲课时老师是一带而过的，可是真题里有好几道题考到了类推解释，而且据解析看，采用的是张明楷的观点。
今天回来时到学校书店定了这本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
还好以前从网上下了这本书的电子版，便把相关的摘录下来，以作分析：禁止类推解释多数学者认为，禁止类推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内容。
类推解释是指，需要判断的具体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基本相似时，将后者的法律效果适用于前者，形式侧面的禁止类推解释，是禁止一切类推解释。
因为类推解释导致刑法的规定适用刁：相似的情况，“相似就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同与变异矛盾的统一”[24],两种现象之间只要存在相同之处，人们就可以说它们具有相似性。
这样一来，任何行为都可能与刑法规定的行为相似，都有被科处刑罚的危险。
禁止类推解释既可以由民主主义解释，也可以由预测可能性解释。
立法机关通过文字表述其立法意图，因此，在解释刑法时，只能在立法文字可能具有的含义内进行解释；同时，由于刑法本身有自己的体系，故在确定文字含义时，应当在维持刑法整体含义的前提下进行解释。
如果可以类推解释，则意味着成文刑法丧失了意义。
刑法通过其文字形成规范从而指引、指示人们的行为；或者说，国民通过刑法用语了解刑法禁止什么行为。
在了解的过程中，国民当然会想到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因此，在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做出解释，就不会损害其预测可能性；如果将国民根据刑法用语所预想不到的事项解释为刑法用语所包含的事项，就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从而导致国民实施原本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却受到了刑罚处罚。
所以，类推解释的结论，必然导致国民不能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后果，要么造成行为的萎缩，要么造成国民在不能预见的情况下受刑罚处罚。
禁止类推解释原本只是从形式侧面提出的要求，意在禁止对刑法做出任何类推解释，但是，如果同时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出发，对类推解释应当作两个方面的补充与发展。
其一，不仅应禁止类推解释，而且应禁止一切违反民主主义、违反预测可能性的不合理解释。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张明楷》在刑法体系中，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张明楷是一项重要的原则，它对于我们理解和适用刑法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对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张明楷进行全面评估，探讨其深度和广度，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
1. 刑法分则的基本概念刑法分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是对刑法规定的具体内容进行归类和分类，从而便于理解和适用刑法。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张明楷，则是在解释刑法分则时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分则的解释应当注重实践和效果，遵循法律的目的和价值导向，同时兼顾法律规定的结构和体系性。
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刑法分则的本质和意义具有重要启示。
2. 刑法分则的理论价值刑法分则不仅对于法律的适用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在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对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张明楷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刑法规定的内在逻辑和法律的本质，为我们掌握刑法理论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指导。
3. 刑法分则的具体应用在具体的刑法解释和适用中，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张明楷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根据刑法规定处理具体案件时，我们可以借鉴张明楷教授的理论观点，注重刑法规定的效果和实践意义，同时遵循刑法规定的结构和逻辑，从而更好地适用刑法规定，保障司法公正和法律效果。
通过对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张明楷的全面评估，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刑法分则的含义和意义，为我们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更好地运用刑法规定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指导。
在今后的刑法学习和研究中，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理解张明楷教授的理论观点，将其运用到刑法的具体实践中，从而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公正和效果。
结语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张明楷是一项重要的刑法理论，它对于我们理解和适用刑法规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过对这一原理的全面评估和深入探讨，我们不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刑法规定，还可以在实践中更好地运用刑法规定，从而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公正和效果。
张明楷：如何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标签：法律罪刑法定原则自然犯张明楷杂谈分类：它山之石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禁止类推解释，而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并不仅仅是用语界限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
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解释，但不禁止扩大解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扩大解释的结论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如何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就成为重要问题。
关于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从理论上可以列举许多：其一，从形式上说，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并未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而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内进行解释；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
其二，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
其三，从与立法者的意思的关系上说，扩大解释，是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确化；类推解释，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张解释者自己所设定的原理。
其四，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界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
其五，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
尽管如此，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仍然难以区分。
例如，“卖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间有偿的性行为、“同居”是否包括通奸行为、“财物”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就存在疑问。
笔者认为，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在考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
一个行为的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
因此，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扩大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
交叉式法条竞合关系下的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下）四、连带的思考笔者最后还想从两个⽅⾯进⾏⼀些连带性的相关思考。
（⼀）“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 在肯定了快递公司员⼯吴某某虽因未达到职务侵占罪的⼊罪标准因⽽不构成该罪，但却构成盗窃罪之后，检察机关⾯临的接下来的问题是，能否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2款的规定，予以酌定不起诉（相对不起诉）。
该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但我国《刑法》第37条也只是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没有任何⼀个刑法条⽂明确指出何时“不需要判处刑罚”。
我国《刑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中⽌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是该法典中唯⼀的“单⼀免除处罚情节”，其他的，⽐如防卫过当或者从犯等，都附有免除处罚之外的其他选择性后果。
那么，如何理解这⾥的“犯罪情节轻微”呢？⽆疑，“犯罪情节轻微”是介于“情节显著轻微”和“情节较轻”之间的⼀种中间情形。
在“情节显著轻微”（并且“危害不⼤”）时“不认为是犯罪”；⽽在“情节较轻”时符合相应犯罪的减轻犯罪构成，则需要结合其刑罚配置判处相应轻缓的法定刑。
介于两者之间的“犯罪情节轻微”，以成⽴犯罪为前提（因此是“犯罪情节”轻微），同时⼜因为较之“犯罪较轻”更轻，因此“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
其中的“依照刑法规定……免除刑罚”，是指相应案件中存在着刑法明⽂规定的“免除处罚”的情节，⽽所谓的“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实质性符合了“犯罪情节轻微”的要求，则出于刑罚谦抑（刑法谦抑原则的应有之意）的考虑，就应该认为是符合了条件。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判断是否属于“犯罪情节轻微”。
在以报应刑为基础、以预防刑为补充的现代量刑原理的指导之下，应该综合考虑案中情节与案外情节的轻重程度加以判断。
张明楷刑法解释的基础理念张明楷教授是中国知名刑法学者，他的刑法分则个罪观点被广泛引用和借鉴。
本文将介绍张明楷刑法解释的基础理念，包括其对于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方法论和具体应用的观点。
下面是本店铺为大家精心编写的5篇《张明楷刑法解释的基础理念》，供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张明楷刑法解释的基础理念》篇1一、引言张明楷教授是中国刑法学界的知名学者，他的刑法分则个罪观点被广泛引用和借鉴。
张明楷教授的刑法解释观点具有鲜明的特色，其基础理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二、基本原则1. 法律文本主义：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解释的第一步是对法律文本进行准确理解。
法律文本主义强调法律文本的权威性和确定性，主张以法律文本为基础对刑法进行解释，而不是随意引申或扩张解释。
2. 刑法目的论：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解释应当结合刑法的目的进行解释。
刑法目的论强调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而不是惩罚犯罪。
因此，在解释刑法时，应当以保护法益为出发点，兼顾人权保障和犯罪惩罚。
三、方法论1. 体系解释方法：张明楷教授主张采用体系解释方法对刑法进行解释。
体系解释方法强调刑法条文之间的联系和逻辑关系，主张将刑法条文放在整个刑法体系中进行解释，而不是孤立地解释某个条文。
2. 比较法解释方法：张明楷教授认为，比较法解释方法是一种有效的刑法解释方法。
比较法解释方法强调比较国内外刑法的规定和实践，借鉴国外刑法的优秀经验和做法，从而完善国内刑法的规定和实践。
四、具体应用1. 刑法分则个罪观点：张明楷教授的刑法分则个罪观点被广泛引用和借鉴。
他主张，对刑法分则中的各个罪名进行详细分析，以确定各个罪名的构成要件和刑罚适用规则。
2. 犯罪构成要件论：张明楷教授认为，犯罪构成要件是刑法解释的核心。
他主张，犯罪构成要件应当包括客观要件、主观要件和因果关系要件，三者缺一不可。
3. 刑罚适用规则：张明楷教授认为，刑罚适用规则是刑法解释的重要内容。
他主张，刑罚适用规则应当根据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以确保刑罚的公正和合理。
《刑法学》张明楷作者介绍张明楷，男，1959年生，湖北仙桃人。
1982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
曾是日本东京大学客员研究员、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客员研究教授、德国波恩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中南政法学院)教授。
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理事。
独著《犯罪论原理》(1991年版)、《刑事责任论》(1992年版)、《刑法的基础观念》(1995年版)、《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犯罪与对策》(1995年版)、《刑法学(上、下)》(1997年第1版)、《未遂犯论》(1997年版)、《刑法格言的展开》(1999年第1版、2003年第2版)、《外国刑法纲要》(1999年版)、《刑法学(教学参考书)》(1999年版)、《法益初论》(2000年版、2003年修订版)、《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刑法》(2001年版)、《刑法的基本立场》(2002年版)；译《日本刑法典》(1998年版)。
出版说明二十多年前，当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勃兴，法律和法律教育开始再度崛起之时，法律出版社便以精诚态度和极大力度服务于中国的法律教育。
针对不同阶段的读者，本社陆续推出多种系列的法学教材，迄今已达数百种。
高等学校教材、教学参考书为其中主要部分。
而历年来逐步推出的"八五"、"九五"及正在推出的"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更为重点。
长期以来，"法律版"的众多教材，颇受学林瞩目。
在此，我们深深感谢读者和作者对我们的信任。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法律教育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积极酝酿和展开改革举措，培养高素质的现代法律人才成为法律教育的重要目标。
为此，本社应时而动，力求从教材的品种上、内容上、形式上实现更大突破，为新一代法律人学取专业知识提供更好读本。
就高等学校教材而言，我们立足两种进路：全面革新既有教材，或推出全新教材。
第一编刑法基础论第一章刑法概说司法法的指导原理是法的安定性，行政法的指导原理是合目的性。
本书认为，刑法的机能是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行为规制机能基本上是法益保护机能的反射效果。
规范与条文并非等同总则规范基本上是裁判规范，分则规范当然也是裁判规范但大多是行为规范。
立法解释：在刑法实行过程中，立法机关对发生歧义的规定所做的解释。
法治与人治的对立表现在：统治的主体是不是人？统治的方法是否恣意？法的制定者、执行者与裁判者必须分离。
刑法条文需要明确界限的问题与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难以甚至不可能区分。
本书认为，立法机关不宜做出立法解释。
针对司法解释，本书认为，合适的做法应是，最高法院以及高级法院开庭审理案件，制作有充分理由的裁决书，以其中的判决理由及判决理由所形成的规则指导下级法院。
“解释的实质的容许范围，与实质的正当性（处罚的必要性）成正比，与法文通常语义的距离成反比。
”（前田雅英）不是限制字面含义而是在刑法规定之外附加条件的，不是缩小解释，可能是目的性限缩。
遇到不明确的规定时，应当通过明确的规定阐释不明确的部分，而不应当以某种规定不明确为由而否定明确的规定。
对用语作相对解释，实质上也是体系解释。
历史解释并不意味着只是探讨立法原意，而是要根据历史参考资料得出符合时代的结论。
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多种结论或不能得出妥当结论时，就以目的解释来最终决定。
虽然刑法在制定时是国民意志的体现，但解释者的根本标准，是解释时的国民意志。
第二章刑罚的基本原则一般认为，从法律规定上看，罪刑法定原则的最先来源是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
现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渊源是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1791年的法国宪法与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
罪刑法定原则严格意义上的思想渊源，是三权分立思想与心理强制说。
现在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主要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或者说是民主与自由。
虽然习惯法不能成为刑罚的渊源，但它仍然是人们在解释犯罪构成要件和判断违法性、有责性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张明楷使法律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Revised by BLUE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2,2020.张明楷使法律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台湾刑法学者蔡敦铭先生曾说，刑法之解释不啻予刑法以生命。
刑法适用离不开对刑法的解释，刑事审判工作与刑法解释紧密相连。
由于刑法奉行罪刑法定原则，如何确保刑法解释的客观性、科学性，直接关系到刑法正义性的实现。
“刑法解释”系列专题希冀通过学理解释为法官增强司法能力提供参考。
“使法律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是一句法律格言，其字面含义相当明确：只有将法律之间、同一法律的条文之间解释得协调一致，才是最好的解释；如果将法律之间、同一法律的条文之间解释得自相矛盾、相互冲突，则是最糟的解释。
从实质上说，成文法是正义的文字表述。
而正义的基本要求是，对于相同的事项应相同处理，对于不同的事项应不同处理。
所以，使刑法条文之间保持协调，使相同的犯罪得到相同的处理，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非正义的。
例如，在刑法上，如果某种解释导致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无罪，而轻微侵害法益的行为有罪，或者解释导致重罪只能判处轻刑，轻罪反而应当判处重刑，那么，这种解释就是不协调的，因而也是不正义的。
要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就必须保持刑法的协调性。
从解释论上而言，首先，只有将刑法作为一个整体，才能理解各个条文的含义；但对各个条文的理解，又有赖于对刑法这一整体的理解。
例如，如果离开了规定“贩卖”、“倒卖”概念的条文，解释者便不能理解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所规定的“贩卖”是否包括单纯的出卖行为。
其次，当解释者对某个用语得出某种解释结论时，常常会心存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解释结论能够得到其他条文的印证，解释者便会解消疑虑。
例如，孤立地将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的“贩卖”解释为出卖时，解释者或许感到不安，因为贩卖的通常含义是买进后再卖出。
但当将“贩卖”解释为出卖能够得到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百四十条、第三百四十七条的印证时，不仅会消除解释者不安的感觉，而且会使解释者坚定其解释结论。
【晓安说法】关于销售没有进口批文药品的认定关于销售没有进口批文的药品的认定——在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立法体例下的刑罚适用现实中大量销售没有批文的进口药品的行为被司法机关以销售假药罪立案侦查、起诉、追究刑事责任，原因在于其所销售（代购）药品没有取得我国药品批准文号，属于销售了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按照假药论处的假药的情形。
而此种销售（代购）药品行为客观上却为很多有需求的患者提供了方便之门，于社会非但无害且有益。
正是此种情与法的纠葛，引发了社会公众对销售（代购）药品案件的关注，以及对该罪名认定合理性的质疑。
一、假药认定的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1、现行立法对假药认定的形式标准。
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款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或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
”由此可知，刑法对于假药的认定只做了形式上的规定，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解释，刑法将假药认定的权力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般性法律，需要查找相关低位阶法律的内容进行具体认定，故该条款属于需要参照的附属刑法。
而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论处:（一）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二）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三）变质的；（四）被污染的；（五）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六）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
”据此，假药包括药品本身成分不具备真药实质内容以及视为假药的两种认定标准。
在按假药论处情形中，除了药品本身已事实上无法使用（如变质、被污染的），其余都是出于药品管理部门特定行政监管的需要而进行的形式认定，并非针对药品本身功效进行成分内容的实质性认定，属于法律拟制的假药，最典型的就是以是否经过批准或取得批准文号来认定药品真假。
2、假药认定的实质标准。
我国《药品管理法》总则第1条即规定“为加强药品监督管理，保证药品质量，保障人体用药安全，维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用药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法”。
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立法体例下的实质解释张明楷2015/1/13 13:43:46点击率[156]评论[0] 分享到∨【法宝引证码】CLI.A.088881【学科类别】刑法总则【出处】《法商研究》(武汉)2013年4期【写作时间】2013年【中文摘要】由于我国立法者将自然犯与法定犯规定在一个刑法典中，因此存在大量的较重的自然犯规定中包含较轻的法定犯、较轻的法定犯规定中包含较重的自然犯的现象。
在这种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的立法体例下，尤其应当同时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对刑法分则条文进行实质解释，充分考虑法条的法益保护目的和法条适用的后果。
对于法益侵害轻微的行为，即使其处于刑法分则条文的字面含义之内，也应当排除在犯罪之外；对应当科处较轻刑罚的行为适用重罪法条明显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在没有可以适用的轻罪法条时，只能将其排除在犯罪之外；某种行为如果符合重罪法条对构成要件的表述，但实际上并不具有重罪的违法性和有责性，那么对其不应当适用重罪法条；如果该种行为既符合轻罪法条的文字表述，又值得以轻罪处罚，那么只能按轻罪论处；当行为严重侵害法益并符合重罪法条时，应当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想象竞合犯的原理，适用重罪法条，而不能基于其他理由适用轻罪法条。
【中文关键字】自然犯；法定犯；一体化立法体例；实质解释；想象竞合犯【全文】一、问题的提出自然犯(与刑事犯的概念大体相同)与法定犯(与行政犯的概念大体相同)的分类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但其区分标准却因人而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侵害法益的犯罪是自然犯，威胁法益的犯罪是法定犯；(2)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犯罪是自然犯，纯粹或者单纯不服从法规的犯罪为法定犯；(3)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犯罪是自然犯，违反公共秩序的犯罪是法定犯；(4)同时包含形式要素(违反法规)与实质要素(侵害法益)的犯罪是自然犯，只具备形式要素的犯罪是法定犯；(5)以侵害个人利益为前提、直接引起社会、国家损害的犯罪是自然犯，不以侵害个人利益为前提引起社会、国家损害的犯罪是法定犯；(6)同时违反法规范及文化规范的犯罪是自然犯，只违反法规范的犯罪是法定犯；(7)违反伦理道德，即使没有法律规定也属犯罪的行为是自然犯，没有违反伦理道德，只是由于法律规定才成为犯罪的行为是法定犯；(8)违反基本生活秩序的犯罪是自然犯，违反派生生活秩序的犯罪是法定犯；等等。
由于上述任何一种区分都存在缺陷，因此有人提出了否定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分的观点。
[1]其实，刑法理论未必只能以一个标准区分自然犯与法定犯。
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同的需要以不同的标准来区分二者。
例如，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时，大抵可以根据上述第7种观点来区分自然犯与法定犯。
于是，自然犯的违法性容易被一般人认识(不借助法律便可认识)，法定犯的违法性可能难以被一般人认识(通常需要借助法律来认识)；自然犯法益侵害程度的变易性较小，法定犯法益侵害程度的变易性较大。
虽然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在不断变化，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具有相对性，但是这样的区分对于解决法律认识错误等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再如，在判断行为的违法程度与责任程度时，或许可以根据上述第8种观点来区分自然犯与法定犯。
例如，为了制造爆炸事故而非法购买爆炸物的行为违反了基本的生活秩序，而基于合理需要没有经过合法程序购买爆炸物的行为只是侵犯了派生的生活秩序。
与之相适应，前者的责任明显重于后者。
笔者在本文中使用的自然犯与法定犯概念，大体采用了上述第8种观点，当然也并不是十分严格。
在外国的刑事立法体例上，自然犯被规定在刑法典中，法定犯则被规定在附属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或者特别刑法中。
这是因为刑法典是规范基本生活秩序的法律，直接关系到国民基本生活的安定，属于司法法；司法法最重要的指导原理是法的安定性。
[2]行政刑法、经济刑法是为了实现行政规制、经济管理目的而借用刑罚手段的法律，其指导原理主要是合目的性。
法定犯的变易性较大，而刑法典则相对稳定，将法定犯规定在行政法、经济法中，有利于随时修改法定犯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实现行政刑法、经济刑法的合目的性，而不至于损害刑法典的稳定性。
法定犯以违反行政法、经济法为前提，在行政法、经济法中直接规定法定犯，避免了法定犯与相关法律的脱节，有利于法定犯的认定。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犯罪类型会越来越多，一部刑法典事实上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犯罪，在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中直接规定法定犯就不可避免。
[3]虽然将法定犯直接规定在行政法、经济法中可能导致威慑力减小，但是由于法定犯的违法程度一般要轻于自然犯的违法程度，因此，将法定犯规定在刑法典之外也是合适的。
20世纪末期，当我国刑事立法正要走上分散型立法的正道时，199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却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变：要制定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
基于这一考虑，所有的单行刑法均纳入刑法典；附属刑法的部分规定成为刑法分则的具体条款。
[4]根据上述指导思想，法定犯被全部纳入刑法典，使法定犯与自然犯均规定在一部刑法典中，于是形成了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的立法体例。
其中，既有分别规定，也有混同规定。
分别规定，是指在刑法分则的不同法条中分别规定自然犯与法定犯并规定不同的法定刑。
例如，1997年《刑法》第125条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可谓自然犯，法定刑较重；第126条规定的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则是法定犯，法定刑较轻。
这一分别规定使这两个犯罪在解释论上不存在明显的问题，或者说，在刑法适用上不会造成不公正、不合理的后果。
[5]混同规定，是指刑法分则将行为外表相同但对违法(法益侵害)与责任程度不同的自然犯与法定犯规定在同一法条中，导致法定犯与自然犯相混同。
混同规定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种情形：第一，将较轻的法定犯当作较重的自然犯规定(或者说使较重的自然犯规定中包含较轻的法定犯)给刑法的适用造成了困难。
例如，未经行政许可运输爆炸物的行为，不管是为了正当的生产经营还是为了实施恐怖犯罪都适用1997年《刑法》第125条的规定，于是就导致罪刑不相适应。
司法解释内容的变迁足以说明这一点。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5月15日发布的《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个人或者单位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炸药、发射药、黑火药1000克以上或者烟火药3000克以上、雷管30枚以上或者导火索、导爆索30米以上的，或者具有生产爆炸物品资格的单位不按照规定的品种制造，或者具有销售、使用爆炸物品资格的单位超过限额买卖炸药、发射药、黑火药10000克以上或者烟火药30000克以上、雷管300枚以上或者导火索、导爆索300米以上的，依照1997年《刑法》第125条第1款的规定，以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物罪定罪处罚。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物的数量达到上述最低数量标准5倍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与1997年《刑法》第125条的规定一样，上述司法解释也没有考虑到自然犯(如为了实施恐怖犯罪而非法购买和运输爆炸物)与法定犯(因合法生产需要而未经许可购买和运输爆炸物)的区别，导致下级司法机关难以按上述解释适用1997年《刑法》第125条的规定。
鉴此，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于2001年9月17日发出《对执行〈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问题的通知》：“一、对于《解释》施行前，行为人因生产、生活所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依照《刑法》第13条的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
二、对于《解释》施行后发生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和《解释》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行为人确因生产、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
可是，一方面免除处罚似乎缺乏法律根据；[6]另一方面，即使是从轻处罚也可能导致量刑畸重(因为确因生产、生活所需而非法购买、运输爆炸物的数量通常都特别巨大)。
显然，这里的问题出在立法者将自然犯与法定犯作一体化的立法上。
第二，将较重的自然犯当作较轻的法定犯规定(有的表现为在自然犯之外又规定不必要的法定犯)，或者使较轻的法定犯规定中包含了较重的自然犯，从而给刑法的适用造成困难。
例如，嫖宿幼女是典型的奸淫幼女，但1997年《刑法》第360条却规定了嫖宿幼女罪。
应该说此罪是强调行政管理的产物，然而其法定最低刑高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法定刑，最高刑却低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法定刑，导致本罪的适用备受争议。
又如，抽逃出资行为原本成立职务侵占罪(在少数情况下也可能成立挪用资金罪)，但抽逃出资罪的设立却导致对部分职务侵占罪仅以较轻的法定犯处罚。
显然，这里的问题也出在立法者将自然犯与法定犯作一体化的立法上。
从立法论上讲，如果我国以后也采取自然犯与法定犯分散立法的体例，那么上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但是，在现行刑法的立法体例还没有作出修改的情况下，只能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通过进行妥当的实质解释使案件的处理公正化、合理化。
二、部分行为非罪化犯罪的实体是违法与责任。
[7]对违法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使行为的违法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对责任要件的解释，必须使行为的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
[8]易言之，必须将从字面上看符合犯罪成立的条件但从实质上看不具有可罚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
提出上述观点的基本理由在于：语言是不准确的，常常包含一些可能被误解的因素；许多定义的外延总是会宽于被定义的事项；刑法只处罚值得科处刑罚的违法且有责的行为。
也正因如此，我国刑法对许多犯罪特别规定了定量要素，以便区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
但是，也有很多刑法条文没有设置定量要素，如果对构成要件作形式的解释，那么必然使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也符合构成要件；只有对构成要件作实质的解释，才能将刑罚处罚控制在合理和必要的范围之内。
例如，1997年《刑法》第245条第1款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0条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处拘留和罚款。
虽然二者的表述相同，但不意味着对非法侵入住宅与非法搜查的行为可以任意按照其中一种规定处罚。
易言之，并不是任何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行为都值得科处刑罚。
因此，应当根据实质的合理性解释1997年《刑法》第245条规定的构成要件，将不值得科处刑罚的非法侵入住宅和非法搜查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