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自然灾害报道的价值探析

《大公报》成功的原因之一——强有力的社评《大公报》是一份综合性报纸，内容丰富。

目前除在香港发行外，还营销中国大陆，发行网遍及全球五大洲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菲律宾马尼拉出版的《大公报》菲律宾版，是菲律宾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

此外，《大公报》还有海外版，营销欧美各地。

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至今，已拥有106年的历史。

其创办人是英敛之。

英敛之以“文人论政”为定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精神，创办了极具影响力的《大公报》。

《大公报》之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并且出版至今。

不过是因为它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责：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责。

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各方势力的纵横交错。

中国国民的言论自由不仅受到但是当权者的压迫，而且也受到的外国侵略者的威胁。

社评作为一张报纸最低限度的报纸职责却并非每一张报纸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它就一跳而享大名了。

作为以文人论政为宗旨的报纸，《大公报》特别重视对政治的言责，对社会的扶助与匡导。

它每天至少有一篇社评，国内外时事无所不评，对公共问题无不有主张。

其社评不但时效性强，而且往往对重大新闻作因果辨析和趋势判断，其预见之准确、分析之独到、文笔之犀利，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读者翻开《大公报》，无不以先读社评为快。

吴、胡、张接办《大公报》之初，就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

它有几个立言的原则：一是“公”，指动机无私，评述问题时竭力将“我”抛开，进行客观的探讨。

二是“诚”，指秉持诚意，尽研究之功，谙利害得失之数，而发诚心为国的言论。

三是“勇”，指勇于发表，包含“不畏强权”与“不媚时尚”两义。

最典型的例子是九一八事变后，许多报纸都主张立即对日宣战，《大公报》却主张“缓抗”。

大公报的作用或意义《大公报》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和「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这是一个响当当的报名，因此以「大公」为名的报纸特别多，历史上一共有七个，包括「五四」前后在湖南长沙出版的那一家，毛主席曾为长沙的这家《大公报》写过文章。

但坚持下来的只有目前在香港出版的这一家。

《大公报》创刊于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今年九十八年周年了。

她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家报纸，是中国报纸中的老寿星。

（已经超过《申报》和《字林西报》）。

《大公报》经历了四个阶段：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新记公司时期和一九四八年以来的后五十二年在香港办报的时期。

由满族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一份支持改革的报纸开始，经过受皖系政客把持的一个短暂时期，和资产阶级「文人论政」的一段时期，到在香港作为爱国爱港报纸的时期，整个报纸的历史是一以贯之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把她当作一个辞条合起来写的。

在旧中国，《大公报》具有崇高的声望。

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起过重大的影响。

是当时舆论界的重镇。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唯一的一名中国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胡政之。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唯一的一名长驻欧洲的中国的战地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萧乾，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东京湾的米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在场。

朱启平在米兰里号战舰上所写的那篇题为《日落》的通讯，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性的名篇。

第一个派记者（曹谷冰）到苏联采访，报道中苏建交后苏联情况的，是《大公报》。

第一个派记者（范长江）深入边区，发表系列通讯，向全国公斜ǖ篮炀?ふ鞯酱锷卤焙蟾鞣矫媲榭龅模?彩恰洞蠊?ā贰?lt;br> 在旧中国，《大公报》曾经出过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六个版，日总发行量接近二十万份，这在当时，是一个空前的数字。

现在还在出版的《大公报》香港版，创刊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复刊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一直是香港地区著名的爱国进步报纸，曾被推崇为香港「舆论之领导」。

重大自然灾害事件报道中广播的独特价值□李亚虹马静随着电视的普及和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作为传统媒体的广播在竞争中处于弱势。

然而，随着近年来世界各地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的频发，广播的作用再一次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在2008年国内发生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及汶川地震中，广播以其独到的贡献再—次证明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多变性、多方关联性等特点。

广播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其传播的信息符号是以声音符号(语言、音响、音乐)的形式表现的，广播媒体迅速传播、持久传播与互动传播的优势正好能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的以上特点。

—、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广播信息传播与通信双重功能的体现在灾害事件中，媒体提供信息的功能表现尤为明显，媒体通过有效的信息传播最大限度的满足受众的知情权。

而同时，政府和公众也通过媒体进行信息的交流与传递，媒体沟通作用得到加强，体现在对通信功能的拓展上。

在灾害事件的报道中，广播的信息传播功能和通信功能得到突出体现。

(一)灾害前期广播成为唯一有效、及时直达受众的媒体。

灾害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简明信息是必不可少的，但前提是传播渠道必须畅通。

在大范围交通中断、停电的情况下，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难以有效到达受众，在这一特殊传播环境里，广播媒体无缝覆盖、传递畅通、接受便利、低成本高效率的特性成为独特的优势，灾害前期广播成为唯一有效直达受众的媒体，也成为满足灾区受众和非灾区受众知情权的唯一有效媒体。

以汶川地震为例，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灾区电力、道路和通讯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

广大人民群众渴望了解灾区情况，灾区人民更急需有关地震和外界的详实信息。

而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大众媒体“集体失语”，报纸无法送达；电视光缆中断，网络无电使用；手机电话没有信号，灾区像一座孤岛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

此时，广播为人们架起了一座空中通途。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地震发生后，迅速启动应急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派记者前往一线，发回了很多第一手的报道，比如，在重灾区映秀音信全无的时候，中央台派出陆路、水路、空中三路记者跟随救援部队到达映秀，成为最早报道映秀灾情的媒体，及时的把灾情告诉了受众，也为政府组织救援提供了可以参考的信息。

建国初期《大公报》转型的社会动因探析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报纸之一，建国初期经历了一次转型。

这次转型的社会动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需求的变化也是《大公报》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

建国初期，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初级阶段，国家面临着巩固政权、改造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

社会舆论的方向和导向对于政府和人民来说至关重要。

《大公报》一直以来以其独立公正、深入调查的报道而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在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真实、客观和公正的信息需求更加迫切。

为了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大公报》在转型过程中提高了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继续扮演着报道真相和导向社会舆论的重要角色。

政治环境的变化、经济条件的变化和社会需求的变化是《大公报》转型的主要社会动因。

在这些动因的作用下，《大公报》适应了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格局，满足了社会对于信息的需求，实现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这次转型不仅使《大公报》得以继续发行和出版，也为新中国时期的新闻媒体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公报》广告分析以及近代天津社会的发展探究
《大公报》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从它的广告中，我们可以窥探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些特点和发展趋势。

其次，广告中出现了很多传统工艺和文化产业，比如“故宫瓷器公司”、“杨舍木器店”、“欧凯图案广告牌公司”等等。

这反映出在当时中国还未完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手工艺和文化产业仍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济和文化支柱。

《大公报》也在一定程度
上承担了推广这些传统文化产业的责任。

第三，广告中多数是针对富人阶层的，比如“作坊万全”洋货店、衣料饰物店等等。

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中，富人阶层的消费能力和社会地位仍然是极为重要的，他们对于商
业和文化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大公报》也在一定程度上因此而成为了这一阶层的
声音和平台。

最后，广告中还出现了不少政治宣传和军事招募的内容。

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
环境下，新军阀政权正在扶持各种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活动，并试图通过这些渠道来巩固其
对社会的统治地位。

总的来说，《大公报》的广告内容虽然看似琳琅满目，但它们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和文
化趋势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它们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方面和发展轨迹，也是我
们理解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历史资料和线索。

2010年第9期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No 19,2010第26卷JO UR NAL O F ED UCAT I O NAL INST ITUT E O F J I L IN PRO VINC EVol 126(总249期)To t a l No 1249收稿日期—6—3作者简介隋　芳(6—),女,福建福州人。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历史与文化。

从赈灾实录看民国《大公报》的媒介作用隋　芳(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16)摘要:民国四年,大小灾荒接连不断,尤以广东水火灾为甚,为求灾情的实录报道解析,本人从现实性最强的媒介———《大公报》入手,查阅其救助之详细过程。

其中也不乏国际友人等善心人的援助措施。

由于灾况都是有所关联的,本文以水火灾为主,并辅以蝗灾及疫情的救治与预防,作一系统的论述。

来进一步洞悉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心理动态,将人类与社会关系进一步推进,或者说也是从另一方面更真切的体现中国社会“以人为本”的精神历来就不曾离开我们的视线。

关键词:赈灾;大公报;灾荒;政府中图分类号:G 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0)09—0054—02 “从社会学上研究报纸,其重点在研究其对于某特别时代之特定社会文化所所发生而反应之各种特色,因此各特色之发生与达到之过程,而表明其性质,探讨其本源,以求所谓报纸原质之一物。

”现实性即为报纸之最大特色,今日之报纸,为社会自身的缩影或反映者,可见报纸有一个很重要的天职就在于改良社会。

其中最具显著的非社会救济慈善工作莫属,本文就拟从《大公报》民国四年的实录记载中来追寻社会灾荒的某些切实动态。

一民国四年七月间,广东省发生特大水灾。

被难之民数十万,特以广州为尤。

各被灾之地彼此信息杜绝,交通全断。

孰料到,广东省城于本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大水之中又遭大火,虽有侥幸逃于水者又复被火焚毙。

即使逃得生命者,更多为疫疠所袭,露宿风餐,凄惨之形实为耳目所不忍睹,真乃是雪上加霜。

80研究论文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提出的重要理论概念，被不少国内外学者应用于研究中国近代的社会形态。

哈贝马斯自己也认识到，他的“公共领域”具有源自中世纪欧洲“市民社会”的独特历史语境［1］。

“公共领域”能够帮助研究者厘清历史发展脉络，总结具有本土经验的规律。

许纪霖在谈论公共领域是否适用于中国语境的问题时，就提到了公共领域的跨文化普遍性。

他认为公共领域所涉及的现代政治合法性问题不止存在于欧洲的历史中，因此可以有效说明跨语境的历史中某些共同的、普遍性的要素和特质［2］。

而近代中国报刊建构下的“公共领域”则有其鲜明的历史语境与特殊的政治场域，这样的背景和特点，是我们分析的前提条件。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自传入中国，就有一批学者借此探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构建。

晚清时期，随着民族危机，西方思潮传入中国，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立志“开民智，富国家”，“公共领域”也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获得了发展空间。

早在戊戌变法之后，维新派报人就对近代公共领域的构建进行了有益探索。

《大公报》于1902年在天津成立，一直秉持“无私之谓大，忘己之谓公”的办报理念，作为民营报刊，独立于政府，具有批判意识和理性精神。

本文考察了英敛之主持期间《大公报》对于彼时公共领域的建设，这一建设是主要围绕作为报纸主体的《大公报》与作为社会团体的阅报社之间的互动展开的。

一、晚清维新派的“文人办报”与公共领域探索自东汉太学起，清议传统便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群体间流传下来，然而这种清议并不带有对政治权力的批判性特征。

这种敢于议政的公共领域产生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下，且主要由新型知识分子们大规模参与建构，而这又与西方公共领域从文学领域转变到政治领域的过程大相径庭。

但同时，哈贝马斯意义下的公共领域强调了报刊的作用，这一点与维新派的“文人办报”实践是不谋而合的。

自王韬的《循环日报》起，维新派文人便开始充分利用报纸宣传维新思想，广开民智。

除此之外，维新派将办报与办学、办会结合起来的特点，充分体现出公共领域特征的政治讨论空间。

灾难性新闻报道的浅析和启示（共5篇）第一篇：灾难性新闻报道的浅析和启示灾难性新闻报道的浅析和启示（一）灾难性报道关涉政府公信力所谓新闻传媒公信力指社会公众对于新闻传播媒介在新闻传播方面的真实性、可靠性及权威性等的总体评价。

近年来，我国媒体对灾难、突发事件的报道大大增加，反映出自2003年非典危机以来，政府在信息公开透明上出现了较大的飞跃。

在以民族国家为主题的社会，政府总是最重要和最有力的控制者和把关人，政府是网络时代的最终把关人。

甬温动车事故中政府在整个新闻报道中起着舵手，更起着发动机的作用。

当然，政府的新闻宣传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原则的，具体包括：党性原则；群众性原则；真实性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原则；社会效益优先原则。

政府有什么样的媒介观，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广大人民群众接收到的信息。

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事故灾难，无论出于良心道义还是出于社会公正，利用灾难进行宣传和感动是必然行不通的。

雷击还是天谴，无论是气候影响了通信还是上帝拨动了铁轨，也就是说，无论怎样解释这个事故，这个事故的发生都不能再归结为“技术”或者“自然”了，都不能用简单的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宣传来取代事故本身的震撼和愤怒。

这正是灾难美学和公众期待的落差所在。

从灾后救助到灾后重建，从社会性的慈善救助到政府性的物资调配，一场灾害，往往成为考察一个国家资源操控能力和权力道德水平的特殊视角。

灾难到来之时，也就到了人类生存的“临界时刻”，在这种情景中，我们的政府选择怎样的态度面对灾难，将直接影响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因为今天的受众已对新闻事件有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于是，总理所说的“回答”，也就不仅仅是解释，也是反思、问责和调整。

简单地说，这次动车事故所凸显出来的问题，必须用整个社会体制的自省来回答。

政府这个强势把关人也无法控制。

对于铁路部门来讲，事故频发民众怨，不能只用表歉意托词来敷衍。

当事故发生后最重要的不是急于去推卸责任，而应当是认真查找原因，做好善后工作，切实保障高铁生命线的安全运行。

《大公报》及其办报理念教学设计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彭巍然所属学科：新闻传播学专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课程：中国新闻史适用对象：广播电视新闻系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及网络传播专业四年制本科学生一、教学背景《大公报》是新闻专业必修课《中国新闻事业史》第四、七、八、九章中都有介绍的一份报纸。

《大公报》作为中国办刊历史最悠久、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其“四不”办刊理念体现了《大公报》对新闻事业的专业态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四不”办报理念对我国新闻事业和从业人员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也是《大公报》成功的最关键的因素。

因此有必要对《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做重点的学习。

二、教学目标《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报刊的佼佼者，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办报历史最悠久的一份报纸，历经一个多世纪，至今依然在香港出版。

《大公报》是以职业报人为核心，以“文人论政”为主要特征，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理念的政治性大报。

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东方最好的报纸之一，至今还是联合国认可并在联合国总部供人阅览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纵观《大公报》的辉煌历史，“四不方针”，办报理念，是它获得成功的关键和核心。

本节课以《大公报》“四不”方针为重点，对《大公报》成为“最受敬重”报纸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试图让学生在充分理解和掌握“四不”方针的基础上，思考《大公报》受人尊敬、赢得声誉的原因，以及今天的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1、通过介绍《大公报》的历史，让学生了解《大公报》提出“四不”方针的背景和缘由。

2、通过对“四不”方针的介绍和解读，让学生理解“四不”方针的精神内涵和具体要求。

3、通过对《大公报》对1942年河南旱灾引发的灾荒的具体报道和评论的介绍和分析，从具体案例探讨“四不”方针是如何落实并体现的，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让学生对“四不”方针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有深切的认识，也培养起学生的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

建国初期《大公报》转型的社会动因探析《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报纸之一，创办于1910年，最初是以发表革命激进文章为主。

但在建国初期，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大公报》进行了转型。

本文将从社会动因的角度探析《大公报》转型的原因。

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是社会动因之一。

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国家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改革。

中央政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媒体的审查力度加大，对于报纸的资金来源和经营方式有一定的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大公报》需要适应新的经济环境，改变其经营模式，以便在新的经济体制下生存和发展。

社会需求的变化也是引发《大公报》转型的原因。

社会发展带来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对于报纸内容和形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建国初期，社会对于新闻资讯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读者对于报纸的希望不再仅仅满足于政治宣传和革命斗争的内容，而更加关注生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信息。

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大公报》必须转型，调整其内容和版式，提供更多样化的信息和服务。

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也是社会动因之一。

建国初期，中国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

国内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国际间由列强的统治向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这些变化都对中国的报纸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公报》面临着来自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压力，需要改变自身的经营策略和发展方向，以适应新的国内外环境。

建国初期《大公报》的转型是受到多方面的社会动因的影响。

政治形势的变化、经济环境的改变、社会需求的转变以及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这些动因共同促使着《大公报》进行了转型，使之能够适应新的时代背景和读者需求。

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大公报》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最终成为了一家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报纸。

《大公报》自然灾害报道的价值探析作者：秦斌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7年第09期【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自然灾害报道的三种模式：一是以灾情为主，二是以人为主的报道，三是综合型报道。

接着介绍了《大公报》概况。

《大公报》是一个综合性刊物，是中国现今发行的报刊杂志中最公正、权威的报刊之一。

最后深入探究了《大公报》自然灾害报道的价值。

《大公报》自然灾害报道的价值有三个方面：一是认识自然灾害；二是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心；三是联结社会力量。

【关键词】自然灾害报道；《大公报》；价值自然灾害是一种自然变异现象，其发生范围局限于人类社会，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新闻报道就是对社会层面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进行真是可靠的报道，将与事件信息通过报道的形式传递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使更多的人了解事件的真相，并做出应对措施，因此自然灾害报道是现代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

自然灾害报道有其固有的报道价值和新闻价值，笔者在本文中结合《大公报》的报道对其自然灾害报道的价值进行浅析。

一、自然灾害报道概述一般来说我国新闻界将以自然变异为诱因的灾害称为自然灾害，常见的自然灾害有地震、海啸、冰雪、风暴、旱涝等，这些灾害是以自然因素为主导，其发生不以人类的抑制而转移。

对于这类灾害只能通过强化应对与救治的方法来降低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损害结果，并不会因为人类意志或活动而消除或改变。

在这个背景下，媒体应当如何报道自然灾害，就成为新闻报道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个问题从媒体的基本使命出发就可以理解为媒体如何报道自然灾害。

通常媒体在自然灾害报道中有主要三种报道模式，一种是以灾情为主，主要报道自然灾害本身的情况，例如风暴形成的地点，冰雪的影响范围等；另一种是以人为主的报道，主要报道人类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受到的影响，例如受灾人数、人类在面对灾害时的精神面貌等；最后一种自然灾害报道是一种综合型报道，以客观的“灾情”报道为基础来报道“人情”情况或变化等，这也是现代新闻报道中主要采取的自然灾害报道模式。

《申报》《大公报》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比较作者：余迎刘文君来源：《新闻世界》2011年第07期【摘要】本文从《申报》和《大公报》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结合它们的办报理念，比较两报在报道形式和报道内容上的不同。

【关键词】卢沟桥事变《申报》《大公报》1937年7月7日晚11时，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被拒绝后又要求中国军队后撤。

正在交涉间，日军向宛平城发起进攻，炮轰卢沟桥。

事变发生后，国内外一片哗然，中国人民极度愤慨，英美等国也颇有微辞。

作为当时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民营大报，《申报》和《大公报》也以积极的态度对事件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报道。

一、报道形式上的比较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九日，也就是1937年7月9日，《申报》和《大公报》分别在国内新闻版和要闻版发出消息，《大公报》以特大标题刊出《卢沟桥中日军冲突》（副标：日军猛烈进攻我军沉着应付迄昨夜止双方交涉尚无结果日方正增兵我军决死守）。

《申报》也在同日刊出《日军炮轰宛平县城》（副标：两度冲突伤亡者颇多入晚又开炮声双方对峙中日竟要求我方军队撤退我驻军坚决表示愿与卢沟桥共存亡）。

两报同在9日刊出消息，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从新闻报道的及时性来说是不足的。

从报道的标题看，《申报》的标题，主标、副标、引标层次分明，和现今的新闻标题相仿，《大公报》上的标题也分主标、副标，但是标题多用连接符相连，看起来杂乱无序。

在报道形式上，《大公报》对事件的报道形式丰富、生动。

以消息为主，兼有通讯、评论，有时还配发图片。

消息有长有短，长则千字，短则百字余。

消息中出现了组合消息，如7月13日在大标题《日军继续增兵运械前方形势仍甚严重》下面，有《外部郑重声明》《陈介报告现势》《日军源源开来》《前方形势一斑》四个消息。

7月9日的消息除了报道了卢沟桥事变的状况，还附带刊登卢沟桥的照片，介绍其地理位置等基本信息，给读者提供一定的背景知识。

评论形式多样，有本报评论、社评、短评、时评等。

关于《大公报》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作者：陆治琴来源：《今传媒》2013年第01期摘要：大公报作为文人办报，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能超然于各种利益之上，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去看待社会各种现象，而且它的评价也会相对公允。

这样，我感觉《大公报》这份报纸上反映的清末社会可能就比我们的教科书和我们现在历史研究的成果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历史；研究；价值中图分类号：G25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1-0121-02曾几何时，我们的教科书让人感到1900年后中国似乎到处都是革命党，所有的舆论阵地也都被革命党所占领。

即使我们历史研究的成果也让人感觉到，清末到处是一片新气象，由于新政，学堂林立，然后不缠足运动，社会进步很快等等。

而且人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总是着重于几个人物身上，比如像袁世凯、张之洞、盛宣怀、张謇等，另外再就是革命党人。

似乎就是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上是最具有影响力，对当时的全局最有关系的人。

而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一、文化教育价值意义1904年8月27日，北京报馆在《大公报》上登出“征文要启”的广告。

开列了庚子以后于我国全局最有关系的人名，如庆亲王、袁世凯、鹿传霖、那桐、岑春煊；次有关系的醇亲王、伦贝子、伍廷芳等共三十余人，公开征求撰写其事或详论其人之文，备集众说酌选登报，以昭公论。

在我看的那一段时间的报纸里，荣禄的影响力很大，而且载振的活动也不少。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西太后，她当时仍然是中国最具有决定性的人物。

正是以上这些人才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人。

即使后来形式朝着革命党人的方向发展，那也不能说明当时对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人是革命党人，是革命党人一手造成了革命的形势。

而更客观的情况，我想应该是当时的当权者们由于一系列的政策失误，而一步步把全国的形势推向革命。

如果没有他们的推动，我想，就是革命党人再怎么闹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现在的清末时期的历史研究，主要就是集中于新政，集中于社会的演变，或者集中于革命党人活动的研究，即使研究当权者的活动，我们最多只是简单的说他们政策失误，而对于当权者本身，尤其是那些在我们传统的评价中总是用昏庸无能来形容的满清贵族，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

浅析天津《大公报》娱乐报道的内容和特征天津《大公报》是天津地区的一家知名报纸，其娱乐报道一直备受读者关注。

本文将从内容和特征两个方面对《大公报》的娱乐报道进行分析。

一、内容分析1. 影视娱乐报道《大公报》的娱乐报道涵盖了丰富多彩的影视娱乐内容，包括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等方面的报道。

在电影方面，报道涵盖了新片上映、电影节活动、影视明星访谈等内容，使读者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的影视动态。

在电视剧方面，报道内容通常会包括剧集介绍、剧情分析、演员访谈等，为读者提供了全面的电视剧信息。

综艺节目也是《大公报》娱乐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报道内容包括节目预告、嘉宾线报、节目评论等，为读者呈现了全方位的综艺娱乐。

2. 文艺演出报道除了影视娱乐，文艺演出也是《大公报》娱乐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

报纸会对天津市内外的音乐会、戏剧演出、舞蹈表演等进行报道，为读者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资讯。

报道中通常包括演出信息、演出评述、艺术家采访等内容，为读者提供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文艺演出报道。

3. 明星专访报道《大公报》在娱乐报道中也会邀请知名明星进行专访，报道内容通常会涵盖明星的生活趣事、工作经历、新作品宣传等内容。

通过这些专访报道，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明星的内心世界，增加了报道的亲和力和趣味性。

二、特征分析1. 情感化报道《大公报》的娱乐报道在语言表达上往往具有一定的情感化特征。

无论是对影视娱乐或文艺演出的评论，还是对明星的专访报道，都充满了作者自身的情感色彩。

这种情感化的报道形式能够更好地引发读者的共鸣，增加了报道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2. 多角度报道《大公报》的娱乐报道通常会从多个角度对同一事件进行报道，让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

无论是对一部电影的报道，还是对一场演出的评论，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使报道更加客观、全面。

3. 专业评论《大公报》在娱乐报道中也注重专业评论的撰写。

对于影视剧作品或文艺演出，报纸会邀请专业评论员进行评论和评述，使报道更加客观、权威。

浅析天津《大公报》娱乐报道的内容和特征天津《大公报》是一家具有悠久历史的报纸，其娱乐报道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娱乐报道作为《大公报》的一大特色，不仅报道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还涵盖了娱乐圈中的种种时事和八卦。

本文将从内容和特征两个方面对天津《大公报》的娱乐报道进行浅析。

从内容方面来看，《大公报》的娱乐报道内容涵盖了广泛的范围，包括了电影、电视、音乐、综艺节目、明星动态等各个方面。

在电影报道中，《大公报》报道了各类电影的上映信息、影评和票房情况，同时也会对电影中的故事情节、演员表现等进行深入分析。

在电视报道中，《大公报》关注最新的电视剧播出信息、收视率等，还会对一些电视剧中的话题性事件进行追踪报道。

在音乐报道方面，《大公报》对国内外音乐界的动态都有所涉及，并且会对一些音乐活动进行报道和评述。

在综艺节目报道中，《大公报》会对一些热门的综艺节目进行热评和解读，使读者更好地了解综艺节目内容和价值。

《大公报》还会不定期地对一些明星的生活动态、绯闻八卦等进行报道，进一步加大了娱乐报道的吸引力和趣味性。

从特征方面来看，《大公报》的娱乐报道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它注重真实性和客观性。

在报道明星动态的《大公报》会力求客观评价，不偏袒任何一方，使读者更能够了解事件的全貌和内情。

娱乐报道富有深度。

在报道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时，不仅仅会停留在表面的信息呈现，而是会对其进行分析解读，为读者呈现更多的背后故事和内涵。

娱乐报道具有时效性。

《大公报》会及时报道新近发生的娱乐事件和新闻，使读者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的娱乐资讯。

娱乐报道具有一定的思想性。

在娱乐报道中，《大公报》不仅仅注重事件本身，还会对其中蕴含的思想意义进行探讨和反思，为读者提供更为丰富的审美体验。

天津《大公报》的娱乐报道内容丰富多样，特点鲜明，不仅具有一定的信息传递功能，更有着较高的观赏性和阅读性。

通过对娱乐圈中各种事件的报道和解读，不仅能够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还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娱乐圈的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