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有感

论杨庆堃对“民间信仰”与“弥散型宗教”的研究：贡献、问
题与超越
李华伟
【期刊名称】《宗教人类学》
【年(卷),期】2015(000)001
【摘要】杨庆堃关于弥散型宗教的概念极具洞察力,成为中国宗教研究的新起点与新高度,但中国学界对其的理解存在颇多争论与误解。

本文追问杨庆堃对民间信仰与弥散型宗教的界定与区分,校正学界常见的将杨庆堃的弥散型宗教等同于民间信仰的误区,辨析了民间信仰与儒教的关系,反思杨庆堃以功能论方法研究中国宗教的利弊得失。

文章认为不能单单关注民间信仰的功能,要兼顾功能分析与意义系统分析,兼顾主位和客位的视角,探讨民间信仰体系本身的内涵和特点。

文章指出,我们应将杨庆堃的理论放在学术史中来处理,不能忽略后世对其的继承、挑战与超越。

【总页数】23页(P89-110,5)
【作者】李华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920
【相关文献】
1.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 [J], 金耀基;范丽珠
2.杨庆堃宗教社会学思想与梁启超“中国无宗教论”——兼与黄进兴先生商榷 [J],
李华伟
3.“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为视角 [J], 李惠;张锡;
4.论杨庆堃对“民间信仰”与“弥散型宗教”的研究：贡献、问题与超越 [J], 李华伟
5.传统中国宗教的伦理特征及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形塑——从韦伯与杨庆堃关于中国宗教的论述谈起 [J], 郑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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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与“儒教”之间——读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引发的二三感想杨庆堃教授的这本《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写作于50年前，但其在宗教研究方面，特别是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甚至被著名中国宗教研究大师欧大年（Daniel Overmyer）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

我并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先前对宗教的探究甚少，有幸在“宗教社会学”课上获知了这本书的名字并得以了解其内容及意义。

以下我就这本书中对于“儒家学说及其仪式中的宗教面向”的问题谈一谈我自己的感受。

一、儒家思想可以称之为“儒教”吗？事实上，我在接触“宗教社会学”这门课程之前就一直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问题迷惑不已。

从古至今，全体的中国人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宗教吗？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

在中国，被公认为宗教，并且有极多信众的莫过于佛教和伊斯兰教了，其次还有基督教、天主教等等。

截至2008年底，中国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宗教教职人员约36万人。

在英国，居民多信奉基督教新教，主要教派有英格兰教会和苏格兰教会。

英格兰教会亦称英国国教圣公会，成员占英成人的60%。

苏格兰教会亦称长老会，成年教徒79万。

另有天主教徒570万，伊斯兰教徒150万，犹太教徒40万。

在美国所有的宗教派别中，新教教徒最多，约有7200万，几乎占基督教会员的58%。

加拿大全国主要宗教派别达30多个。

居民中信奉天主教的占47.3％，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占41.2％。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一亿的绝对信教人数并非小数字，但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这个比例还是很小的。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种属于大多数中国人的宗教呢？作为中国人，似乎时常忽略在我们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

从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来看——其宗教性影响不仅发生在读书人中间，也包括了普通的老百姓[1]，将儒家称为“儒教”，将其视为中国的传统宗教似乎不无道理。

我也赞成将儒家思想叫做“儒教”，称其为中国的“国教”。

读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有感读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有感柏宇航时至今日，中元节，终于把杨庆堃先生的大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细细地读完了。

与此书结缘，还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学同学刘欢是读宗教学的，此书为必读经典书目，导师要求他们每人一本。

由于，她本校图书馆没有收藏此书，故来师大找我复印，室友斌哥告知，此书确为研究宗教学或是社会学的经典，不妨多复印两本。

拿着复印本大致看了一些，当时就被其书中第二章“家庭整合中的宗教”中细致入微的描写所折服，之所以有此感触，主要在于书中的描写和分析与我的经验高度重合，让我有一种“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感觉。

后来，偶然机会买的07年上海人民出版的原版，在后来，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便又再买了一本【书影在最后】。

二书均被藏之书柜。

如今，打扫书柜，见之二书，便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一口气，将之读完。

心中无限满足之感不觉外溢，遂为之记。

诚如金耀基先生在序言中所言：《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可以成为现代经典的华丽的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更被著名的宗教研究大师欧大年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是不少社会学学者研究宗教的重要参考书。

在书中，杨庆堃先生直言：“本书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与存在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形式来实现的？”针对上述问题，杨先生通过解读大量的地方志、田野和文献资料，深刻探讨了中国宗教的有无、中国宗教的特征及类型等问题，澄清了中国宗教的现状、形态、结构地位、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宗教有无的问题，或是说，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他认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先修正宗教的定义。

“从一个宽泛的视角看，宗教会被看成一个连续统一体，从类似于终极性、有情感特质的无神论信仰，到有终极价值、完全由超自然实体的象征和崇拜与组织模式来支撑的有神信仰。

社会2007・1S ociety 第27卷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3金耀基　范丽珠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范丽珠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3Yang,C .K .1961.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 2ti ons of Religi on and Some of Their H ist orical Fact or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 ornia Press .摘　要:本文通过杨庆堃教授对中国宗教极其卓越和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来审视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

杨氏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堪称现代经典的华丽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是社会学学者研究中国宗教的重要参考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

相对于西方宗教的制度性,杨氏提出发散性宗教的概念,指出散开宗教的信仰和仪式有机会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同时它是作为社会组织模式整体的一部分,在散开的形式中,宗教发挥着多样的功能,以组织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中。

杨氏是第一个从宽阔的社会学角度来证明中国宗教存在形式、合理性以及历史传统的华裔学者,对于其后学者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关键词:杨庆堃　中国宗教　宗教社会学 杨庆堃教授对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贡献决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他的研究涉猎于中国家庭和农村社区以及儒家传统等,而尤以杨氏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极其卓越且具有开创性。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堪称现代经典的华丽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被著名中国宗教研究大师欧大年(Daniel Over myer )赞誉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是不少社会学学者研究中国宗教的重要参考书。

此书于1961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即使在40年后的今天重读此书,我们仍然发现这本书充满着新意和启发性,并有极高的社会・2007・1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的意义。

评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评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徐思源一、缘起作为杨庆堃研究中国宗教的经典著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自出版甫始，1就颇受中国宗教研究者的瞩目。

评论者多以为该书对中国宗教与伦理体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综合分析，其中的诸多创见对研究中国宗教甚至研究宗教比较都有莫大启发，2以至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认为此书可被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

3这部早应被译出的学术佳作现在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无疑是憾事后的大幸事。

4 然而一如所有学术杰作，该书也饱受争议，其中之一便是批评杨氏力求巨细无遗，以至行文冗长、琐细。

5因学有未逮，笔者在试图把握杨氏思想观点时，更觉得很难在总体上加以分析。

职是之故，本文拟集中围绕《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的具体因素——家庭——去讨论杨氏笔下的中国宗教。

在材料运用上，我们将主要依靠对杨氏该书的评论、杨氏在该书中引述过的材料以及杨氏的其他著述去厘清相关问题。

之所以选取“家庭”作切入点去考察杨氏笔下的中国宗教，还有一个原因便在于这是杨氏的研究重点之一。

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出版之前，杨氏就曾出版过有关于中国家庭研究的专著，题为《共产革命时期的中国家庭》（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 The Familyand The Vill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59），着重考察了中国家庭中的妇女与婚姻问题的变迁以及家庭的经济、等级结构等。

6同年出版的《早期共产主义过渡中的一个中国乡村》（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59）也设专章考察“家族制度”（Kinship System）并讨论了它的变迁，直到198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与刘创楚合著）都在“社会制度”一章中专门讨论了家族制度。

杨庆堃与《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导读：杨庆堃（C.K.Yang，1911-1999）原籍广东南海，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1932年获燕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杨庆堃（C.K.Yang，1911-1999）原籍广东南海，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1932年获燕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1934年获该校硕士学位。

193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纽约商报编辑、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

回国后，1948年起任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并在广州近郊鹭江村从事农村社区的调查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在北京担任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工作。

1951年再度赴美国，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1953年后任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教授。

7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办社会学系，获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72年获匹兹堡大学卓越服务教授荣誉称号。

杨庆堃在社会学研究中，侧重于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研究，重视时空压缩理论，致力于社区调查，晚年尤其关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

1979年，杨庆堃多方筹集资金，邀请中美学者在北京先后举办了两期社会学暑期短训班。

1980年，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恢复以后，扬庆堃动员了大批中外社会学教授到该系任教，并筹集资金，资助青年学者出国深造，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中山大学授予他社会学名誉教授称号。

1987年他在匹兹堡大学退休。

主要著作有：《革命中的中国农村家庭》（A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1959）《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村落》（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1959），《中国社会中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1961），《过渡期中的中国农村》（1961），《19世纪中国群众行动某些统计模式》（1976）等。

杨庆堃宗教功能理论简评作者：陈晓聪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04期【摘要】杨庆堃先生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根据宗教社会功能将中国的宗教类型分为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两种。

文章旨在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它们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既相互依赖，又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的分工：制度性宗教注重人本的关怀，分散性宗教更着重强调权威；对当权者来说它们是相互制衡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宗教社会功能；制度性宗教；分散性宗教一、功能性角色定位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的两种类型宗教划分是借鉴了瓦哈的宗教社会学的理论。

瓦哈在《宗教社会学》中，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宗教组织：相同性的“自然团体”与“特殊性的宗教的”组织。

于是，杨庆堃先生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形，根据不同的社会功能，遴选出两大宗教模式：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

所谓制度性宗教是一种宗教生活体系，包括几个方面内容：（1）独立的关于世界和人类事务的神学观或宇宙观的解释；（2）一种包含象征（神、灵魂和他们的形象）和仪式的独立崇拜形式；（3）一种由人组成的独立组织，使神学观简明易解，同时注重仪式性崇拜。

借助于独立的概念、仪式和结构，宗教具有了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的属性，故而成为制度性宗教。

制度性宗教在传统中国以三种方式存在：其一是原始宗教的一部分，由一些专门人士来执掌，如风水师、占卜者、男巫和其他类型的术士。

这些人对中国传统宗教非常熟悉。

这一群体保留了传统神学思想和古代宗教的神秘法术，而且其成员大多将其宗教实践视为一种与其世俗社会成员地位相分离的角色。

其二是普世救赎性的高级宗教（或普世宗教），它获得了法律的承认并有公开存在的权力，最重要的代表是佛教和道教。

第三种形式是混合型的宗教团体，长期以来在政治镇压下，以地下或半隐蔽的方式存在。

杨庆堃先生主要阐述了佛教和道教来作为代表。

分散性宗教被理解为：拥有神学理论、崇拜对象及信仰者，于是能十分紧密地渗透进一种或多种的世俗制度中，从而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

论杨庆堃先生的分散性宗教陈伟涛摘要：杨庆堃先生通过“分散性宗教”这一概念准确地分析出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状态和性质，并有力地回应了一部分西方学者的“中国人无宗教信仰”的错误观点。

本文重点分析杨庆堃先生“分散性宗教”这一核心概念，并通过对其特性和社会作用的探讨来进一步加深对这一概念的认知。

陈伟涛，男，1979年出生，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07级博士研究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

关键词：分散性宗教特性社会作用华裔美籍社会学家杨庆堃先生（1911-1999）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做出过极其重要的贡献，他的一系列著作直至今日仍然在指引着中国社会学者前进的方向。

他在《中国社会的宗教》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宗教会被看成一个连续统一体，从近似于终极性、有强烈情感特质的无神论信仰，到有终极价值完全由超自然实体所象征和崇拜与组织模式来支撑的有神信仰。

”①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把制度性宗教与民间信仰严重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并大胆地提出“分散性宗教”这一重要概念。

一、分散性宗教提出的背景：西方宗教理论的水土不服“宗教”这个词是舶来品，最早于1890年被介绍来中国，本质上就是将一个西方的概念移植到中国。

而且，还是二次移植。

因为，与大多数舶来词汇一样，宗教等相关词汇基本上是20世纪初通过日语转译而来的。

众所周知，翻译必然带有意义的丧失甚至是扭曲。

最好的翻译效果也只是相近于词语的本意，更何况是二次转译！因此，中国的“宗教”一词无法完全对应于英文中的“religion”。

以“diffused religion”为例，有的人认为应当翻译为“扩散性宗教”（瞿海源教授），有的人认为应当翻译为“普化宗教”（李亦园），而欧大年则认为应该翻译为“散开性宗教”。

因为他认为“diffused”在英文里面是个贬义词，暗含有中国宗教是劣等的意思。

虽然杨庆堃先生精通英文，但仍然在用词上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微妙差别，这再一次证明了东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二者并没有简单的可比性。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书评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研究中国宗教、社会和文化的经典作品，被誉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

全书对中国宗教进行了非常全面的分析与阐述，详细考察了中国社会中各种类型的信仰，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和儒家学说的关系，描述了中国社会与宗教的整合状况。

本书所获得的成功，也可以说是中国中心说的胜利。

近代以来的哲学史著作，常不自觉地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因而以西方古典哲学理论为普遍性，而视中国先秦以来诸家的哲学为特例。

这话用于宗教史论述也无不可。

围绕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功能，之所以产生诸多争议，乃是因为人们往往并没有回到中国本身来看待这一问题。

实际上，“宗教”、“社会”都是晚清以后才引进的外来语，现代人所争议的问题，传统上根本不存在，人们看待问题的态度也截然有别。

我所理解的宗教由《宗教与中国社会》这门课引发的思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变得越来越无所畏惧，因为我们变得没有了信仰。

没有了信仰，也就没有了敬畏，如同风筝挣脱了牵引的线，虽然有了所谓的“自由”，却注定坠落尘土之中。

题记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或者说，在别人面前，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对于超自然的力量，我会好奇，在某些方面，我也会相信它的存在，然而，当别人问起我的时候，我却总是坚定地否认着这些。

从小时候接触社会主流文化以来，对于那些“迷信”的事物，大家总是很歧视对它有所信仰的人。

印象里，人们总是喊着“人定胜天”，可是，在极端天气和恶劣灾害面前，人们又变得那么渺小，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

对于宗教，尤其是我国的宗教，大都是前人用东方感性对待自然的态度，经过认知自然、崇拜自然，进而抽象神化形成的产物。

其归根结底，是人类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一方面，人们从自然中获取各种生活所需的物质，另一方面，也将自己的收获献出一些感恩自然。

这样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们仅仅从自然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那一部分，从不过多的攫取自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力量变得日益强大，自然在我们面前也变得没有那么地可怕，我们利用我们所发现的知识开始试着了解自然。

自然在我们眼里变得愈发“简单”，我们开始轻视它们的力量，妄图用自己的力量去改造它们，让它们臣服于我们，被我们完全的利用。

然而，事实证明，在自然面前，我们还如同新生的婴儿一样无力。

那些被我们曾经“征服”的自然，带着它们的“报复”汹涌袭来，于是乎，在这场力量的对抗中，我们完败。

令人惊喜的是，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重新开始敬畏自然母亲，保护她，合理利用她。

与古时候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的人们不是在崇拜的基础上去敬畏它，只是在慌慌的惊恐中变得敬畏。

对于那些超自然的存在，我们将它们看作只是我们理解不了的存在，相信某一天，我们会解释它们。

所以，我们还是没有着信仰，没有着一分恭敬，有些人就变得愈发堕落，炫富，拼爹，各种物欲横流，成为了我们如今社会的主流意识，仿佛人的价值只能体现在金钱的定位，而对于社会价值的实现，都是浮云般。

[作者简介]谢艾迪,江苏泗阳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研究方向:社会学; 吴绍敏,河北保定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研究方向:社会学。

中国宗教的本土化阐释 ———述评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的宗教学思想○谢艾迪　吴绍敏(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摘　要]　杨庆堃先生反对以西方的宗教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认为宗教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当中。

并且创造性地提出“弥散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这对概念,强调宗教对家庭组织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但杨氏对于这两对概念的划分过于宏观,不适用于微观分析。

杨氏肯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但其一些观点在宗教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也面临着新挑战。

[关键词]　杨庆堃;　宗教;　弥散性;　制度性;　新挑战[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4)07-0060-03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一直存在着由于中西文化不同所造成的隔阂与困难。

近代以来,在跨文化的诠释中,中国学者的一直努力使用西方的概念、观点来解释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现象,从对“religion”一词的移植和不算恰当的翻译,到因为中国社会没有结构显著的、正式的、组织化的宗教便认为中国社会没有宗教信仰的推断,中国学者日渐表露出“以西观中”的“反向格义”倾向[1],是“明显地用不熟知的观念来诠释我们应该熟悉的思想”[2]。

故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发展一套适用于中国本土宗教与社会的理论乃是当务之急。

杨庆堃先生在中国宗教的本土化诠释中的研究对此便很有借鉴意义。

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下文均简称《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便是集其研究大成的一部著作,国际汉学大师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不吝溢美之词地称之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

他在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与生存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结构形式来实现的?”[3]19由此也可以看出,杨庆堃先生在这本书中进行的阐释远不止中国宗教,同时也将自己对中国家庭、农村社区和儒家传统等方面的研究与见解完美地融合了进去,所以他“实际上研究和描述的是中国社会和宗教的整合”[4]1。

我与宗教生活在农村免不了要与宗教打交道，农村有着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

记得儿时，每每家里进行一些宗教仪式的时候，父母总免不了要我们过去给各种神磕几个响头，心里总是生出几分抵抗情绪。

或许是那时学校教育我们那是封建迷信活动的缘故，脑海里想的都是迷信活动怎么危害社会；亦或许是我实在想不明白，像父母这么虔诚的信徒，又是烧香拜佛，又是好酒好肉供奉祖宗的，可这些诸天之上的佛祖菩萨、以及我们那祖宗可曾显灵过？反正我是未曾见过，也未曾感觉到跪拜他们有何作用。

也正是因为如此，从小就不喜欢参加这些活动。

更是由于自己的固执与偏见，没少和父母发生口角，也常常被长辈指责，但我依然我行我素，最终他们也拿我没办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长大，思想也慢慢的变化了。

这个时期的我不再刻意去排斥我之前一直以为的封建迷信活动了，倒不是我喜欢上它了。

只是每当家里搞一些祭拜时，父母叫我过去上香磕头，我乖乖的照做后，父母以及奶奶总是会心地笑着，而不是像以前父母长辈左拉右扯地把我拖过去，而我却过去对着神位点个头走人，惹得长辈的不高兴。

这应该就是人长大了，懂得妥协了。

上了高中后，接受了更高一级的教育，也渐渐地成熟，接触的人多了，碰到的事情也多了，思想也跟着开阔了。

现在已经不是旧社会了，小时候书中讲的迷信活动的危害，少有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于是我不再单纯的把家里举行的一些仪式定义为迷信活动，我开始更倾向与把它们归入到民间的风俗活动中。

觉得正是有这些活动的存在，才使得我们这个地方有别与其它地方；也这是有这些活动的存在，才使得我们的农村别具风情。

到了大学以后，特别是上了《宗教与中国社会》课后，才觉得自己其实一直不了解宗教，而在中国也有太多的人不了解宗教了。

或许是因为中国宗教的独特性导致的吧！在西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礼拜天要到教堂去的，要去做礼拜，要去祷告。

而在中国一个再虔诚的信徒也不可能每周都去寺庙烧香拜佛，他们更多的是过年、过节、旅游，或者是有事情才到庙里去。

浅论清末民初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活动摘要：本文考察了清末民初东北地区祈雨活动的具体状况，表明此时这类民间信仰活动，在面对干旱危机时起到了一定社会凝聚作用。

而政府对待祈雨行为的一系列转变，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民初东北社会变革之后政府与下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情况。

关键词：祈雨清末民初东北地区杨庆堃在其《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将公众民间信仰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时间如神明诞辰的节日祭祀，另一种则是特殊或突发情况下的祭祀活动。

{1}在清末民初的东北地区，公众民间信仰活动除了庙会之外，还包括突发性特殊集体祭祀，而干旱时的祈雨活动就是一个典型。

一、祈雨活动从1907年到1934年，东北地区共出现过八次大型旱灾。

{2}农民的丰收与社会各界息息相关，因此每年的祈雨在东北民间信仰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

林美容曾指出，一个祭祀圈基本上“以部落为最小的运作单位，而以乡镇为最大的范围。

”{3}祈雨活动的单位一般也是从本村屯到数个村屯联合，最后到全县。

刚开始干旱时一般先在村屯中进行祈雨，全村人在村中社坛，或是去村屯附近的龙王庙、关帝庙，这时人数一般为一个村，大概三四百人左右。

“城南浑河堡人民以该处未曾沾雨，忧心如焚，遂聚集乡民三百余人，相约设坛祈雨，并许愿演戏五天，全屯俱断宰杀，端午节亦不吃荤腥。

”{4}如若此时祈雨无效，则数个村屯联合到县镇上或附近的寺庙中祈雨，此时的人数可以达到四五千人。

{5}再无效果，县镇商民就会联合附近十几个村屯的民众或是由县镇长官率领共同祈雨，此时的人数也达到数千人。

“（海龙）保安镇，本镇区官有见及此（干旱）于月之八日招集各村长副计本镇绅商各界开会，提倡祈雨，当经同意，定于九日率农商千人设坛祈雨三日。

”{6}二、地方政府与祈雨活动的关系而随着干旱的逐渐严重，祈雨领导人的等级也是层层上升。

从村长或会首到区官、保长、工农商会长，最后到该县的军事或行政领袖。

清末东北地区祈雨一直保持着县长祈雨的传统。

民国初年在“破迷信”的口号下，有些县不由县长出面，而是由县长委任其他次级官员，率领人民进行祈雨。

读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有感_读后感_模板读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有感柏宇航时至今日，中元节（纯属偶然），终于把杨庆堃先生的大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细细地读完了。

与此书结缘，还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学同学刘欢是读宗教学的，此书为必读经典书目，导师要求他们每人一本。

由于，她本校图书馆没有收藏此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的是2016年才出现的），故来师大找我复印，室友斌哥告知，此书确为研究宗教学或是社会学的经典，不妨多复印两本（我二人也人手一本）。

拿着复印本大致看了一些，当时就被其书中第二章“家庭整合中的宗教”中细致入微的描写所折服，之所以有此感触，主要在于书中的描写和分析与我的经验高度重合（在老家，参加的葬礼也有很多次了），让我有一种“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感觉。

后来，偶然机会买的07年上海人民出版的原版，在后来，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便又再买了一本【书影在最后】。

二书均被藏之书柜。

如今，打扫书柜，见之二书，便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一口气，将之读完。

心中无限满足之感不觉外溢，遂为之记。

诚如金耀基先生在序言中所言：《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可以成为现代经典的华丽的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更被著名的宗教研究大师欧大年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是不少社会学学者研究宗教的重要参考书。

在书中，杨庆堃先生直言：“本书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与存在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形式来实现的？”针对上述问题，杨先生通过解读大量的地方志、田野和文献资料（当然时间有点远，该书英文版的成书时间是1961年），深刻探讨了中国宗教的有无、中国宗教的特征及类型等问题，澄清了中国宗教的现状、形态、结构地位、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宗教有无的问题，或是说，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他认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先修正宗教的定义。

宗教、秩序与隐喻：读《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作者：刘超来源：《民族学刊》2016年第04期[摘要]中国的宗教与仪式一直以来都是西方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近代以来涌现的大批西方汉学家们致力于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某些片段进行细致、长期深入的研究，以期能够解释中国人的信仰和实践。

由美国汉学家武雅士主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是一本集结了20世纪50-70年代以来十五位西方学者在台湾与香港等地关于中国宗教与仪式研究成果的著作，从该书收录的文章来看，中国宗教与仪式的多样性和整体性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而在多样性和整体性背后所展现的宗教的秩序与帝国的隐喻是学者们的最终共识。

[关键词]民间信仰；宗教仪式；帝国隐喻；《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4-0039-08自19世纪中国大门被西方打开以来，大批西方传教士与商人开始进入中国带回大量关于中国文明的信息，进而让西方感觉中国文明那层薄如蝉翼的面纱更加隐约而欲求探索之心。

20世纪30-40年代以费孝通、林耀华、许烺光等为代表的一批本土学者对中国经济、亲属制度、信仰仪式等方面的研究开启了社会人类学汉学研究的先河。

20世纪50-70年代以来以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和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为代表的学者从海外华人、明清史料或者以进入香港、台湾等地区进行田野的方式将汉学人类学研究推向顶峰。

[1]（P.15）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外中国研究开始转向逐渐开放的大陆地区，研究兴趣点也从东南和华北的宗族与宗教仪式研究转向族群与民族研究。

不同时期我们看世界的不同方式代表了不同时期我们被世界的认知程度，而我们被世界理解的高度也代表了我们对自己理解的高度。

本书所呈现的研究成果大多都是20世纪50-70年代西方汉学家们通过在香港和台湾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宗教与仪式研究①，那一时期的中国大陆由于在“文革”的影响之下进行学科调整而忽视了汉人社会的研究，大多民间信仰也因被定位于封建迷信而被学界所忽视。

作者： 孙庆忠
作者机构：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广州
出版物刊名：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69-74页
主题词： 杨庆坤;中国;宗教观;超自然因素;独立宗教;混合宗教;家;社会团体
摘要：杨庆坤先生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强调的是对其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和解释，依此他把中国宗教分成独立宗教和混合宗教两种类型，在历史纵伸和经验实证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宗教的存在，认为超自然因素是中国宗教生活的显著标志。

由于中国宗教缺乏独立的组织系统，无法游离于世俗制度之外，因此与国家的政治权威相比，宗教只能在吸纳世俗道德以图生存发展的同时，又为政治统治提供超自然的依据。

这种与儒家道德之间的文化格局，决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持续效力，杨先生四十年前对宗教基于实证的阐释，至今依然是我国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经典之作。

宗教的价值与功能意义探析—《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读后感发表时间：2019-04-22T16:48:18.880Z 来源：《中国西部科技》2019年第4期作者：李攀攀[导读] 自古以来，宗教成为人们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从原始时期的巫术，人们在航海、旅行中的亲身经历，开始了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以此祛灾免祸，增强对于生活的信心。

宗教，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提供了一个信仰的场所，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家有趋同的价值观及信仰体系。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当看到宗教对于增强群体的凝聚力，维持团体的社会团结有积极的作用。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从传统到现代，宗教始终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原始社会，人们以巫术解生活中的难题，时至当代，宗教构成社会中重要的一部分，并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不可分割。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宗教自成系统，形成完整的信仰体系，对于人们施加影响。

同时，我们应该从整体上认知宗教的价值与功能，更全面地认识宗教对于民众设恶果的影响，从而探讨宗教对于整个社会系统所起的积极作用。

作者从深入剖析了中国社会中国宗教的发展及功能性影响，结合具体历史因素与时代背景，探讨宗教的发展的社会土壤。

本片文章，主要选取一个切入点，对于宗教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与影响，做简要的分析。

从传播的媒介看宗教的发展与变迁。

通过杨先生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的分析，从中国人的传统的的儒家信仰体系展开，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层层剖析，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民众信仰的大致情况。

其实，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社会，对于宗教的信仰一直与人们的生活直接相关，不过相比于传统农业社会，现代社会的信仰更制度化，多元化，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信仰体系，以明确的教义与对于群体的价值规范及典章制度。

同时，宗教凭借科学的发展，发展形式与传播渠道更趋于多元化，传统的以书，报纸为媒介的形式，借助互联网平台，使得宗教的发展与时俱进。

对于宗教与社会关系的探讨。

就个人理解而言，宗教有着一套完备的信仰体系，囊括了教义与规章制度，它代表一套特有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认同，成员共享基本的价值理念与行为，通过具体的仪式活动，与其他信仰体系相区别，体现自身的价值意义；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成员遵守法律制度，分工明确，在长期中建构一套秩序，以保证它的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

宗教在中国社会整体的重要性低估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实际上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

寺院、神坛散落于各处，比比皆是，表明宗教在中国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它们是一个社会现实的象征。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在我的老家——江苏如皋，几乎每个“队”都有自己的土地庙（此处的“队”产生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在一些反应那个年代的电影中常常会出现“第一生产队”、“第二生产队”……），偶尔有两个队共用一个土地庙，也是因为此地的土地庙位于两个生产队的交界处，两队的百姓过来烧香祈福都很方便。

前两年我家所在的乡因为城市规划要造马路、建工业园区被拆迁，大家大都搬到不远的几个新建小区里，去年回家的时候发现就在乡亲们的新住房旁边，也给每个队的百姓各新建了土地庙。

爸爸说这是因为领导干部也相信所谓的神灵，在我看来，这个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土地庙的稳定百姓的作用。

维稳是中央近几年来一直强调的重点，让这些安土重迁的农民拆房子搬家本来已经有了不稳定的因素，若是再断了他们的信仰，就是让已经失去依赖了一辈子土地的农民在终日无所事事的情况下再失去精神的寄托，那将是多么危险的境地啊。

虽然我是个大学生，根据我的专业来看以后也很难会在农村扎根，但是在农村长大的我能深刻体会那种没有地种又没有任何寄托的痛苦，这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抽离。

记得冯巩在春晚小品里的一句话：不管他多牛的城里人，往前推三代他还是个农村人，因此即使是在如皋城里，宗教对于人们的影响也是随处可见的。

清明时大部门城里人都要带着孩子回到老家上坟烧纸，除夕夜大家都等到过了十二点到位于市中心的定慧寺烧香为新年祈福，就是大街上的店铺里也很多都摆放着佛龛，希望菩萨保佑生意兴隆。

宗教的影响是传承着的。

表哥的女儿刚刚两岁，以前都是在南京生活。

今年过年随舅妈回如皋过年，她家旁边正好就是她们队的土地庙，近年来大家生活条件改善，过年的时候大家就请人把土地庙重新修葺粉刷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