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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上海周边市镇的城市化演进作者：***来源：《中州学刊》2020年第04期摘要：20世纪上半叶，上海周边的市镇在大都市中心的吸引与辐射下，发生了明显的结构重组和功能演替。
先是在上海近郊乡村兴起一批新市镇，暂时分担了城市的疏散功能，但很快就融入了中心城区。
其次是近郊地区的一批老市镇也在短暂承担了疏散功能之后，相继出现人口密集和环境污染，并很快融入中心城区。
该时期自然形成的卫星城角色不能持久延续，体现了工业城市“单中心摊大饼”式蔓延对周边地区的环境改造和强烈影响。
关键词：近代上海;卫星城;民国时期城乡关系一直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涵盖经济、人口、社会服务、住宅建设、旅游功能、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领域，研究主要从经济地理、城市规划、社会学等角度展开，时段则集中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
但目前的问题是，从历史学角度复原城市化早期城乡关系动态变化的研究几付阙如。
这与中国近代城市化开始较晚、发展历程较短有关。
城市发展的早期过程可为后来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基因性的答案，揭示现代城市问题的缘起和原初面貌。
在诸多城乡关系命题中，“卫星城”与中心城区的联系及其变迁尤其受到关注，但同样也需要立足于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基本情况，对其早期发展过程和机制进行梳理。
现代大都市的卫星城，大部分是由历史悠久并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县城或市镇转化而来，而在其成为卫星城之前，聚落形态和社会经济角色也在大城市中心的辐射下经过了一段时期的演化，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该过程进行详实的复原。
上海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卫星城规划及建设的先行者，对上海周边卫星城的早期机制进行探索，具有典型意义。
目前所见相关研究，主要是包树芳、忻平《20世纪50年代上海卫星城战略形成的历史考察》①一文。
但该文讨论的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海卫星城的规划及决策过程，对于这些城镇在成为卫星城之前，在大都市影响下经过了怎样的地理与人文变化，并不在该文讨论范围之内。
王勇 WANG Y ong 陈思思 CHEN Sisi 褚雨粟 CHU Y usu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200093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 echnology，200093 Shanghai）02摘要：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其城市与近郊区乡村之间的空间关系及要素关系与一般城市的城乡关系相比具有明显的独特性，这将对上海近郊区乡村环境景观设计特色产生直接影响。
为了充分利用超大城市优质资源，提升上海乡村活力，通过对上海周边的乡村实地调研及文献资料整理分析，建构超大城市优势资源与近郊区乡村特色田园景观一体化设计框架。
以上海市青浦区徐姚村为例，统筹考虑城市资源与徐姚村产业、宜居、治理、村民、游客等多重关系，进行特色田园景观设计，深入探究超大城市近郊区乡村特色人居环境设计方法，为超大城市乡村特色环境建设提供了经验。
关键词：超大城市；近郊区；乡村特色田园景观Abstract: As a mega city in China, Shanghai has many agglomeration economic effects, and its urban-rural gap is larger than that of other cities. Its suburban villages also have greater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n other urban suburbs. In order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rural advantages of the suburbs of megacities and enhance the rural vitality of Shanghai, the author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pastoral landscape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around Shanghai. The paper takes Xuyao Village in Qingpu District of Shanghai as an example, respecting the wishes of the villagers and guiding the villagers to build together as the basic principle.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method and path of rural pastoral landscape design and proposes a complete se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pastoral landscape design implementation plan in order to explore a super-city suburban rural development road.Key words: mega city ；inner suburbs ；rural characteristic pastoral landscape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2095-0705.2021.06.002收稿日期：2021-10-24作者简介：王勇（1964—），男，上海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景观规划设计；陈思思（1997—），女，上海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景观规划设计；褚雨粟（1996—），女，上海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景观规划设计。
大型居住社区多元化管理模式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李玲玲【摘要】大型居住社区是郊区快速城市化的产物,其社区管理面临弱势群体集中、社区居民就业困难、社区自治程度低等困难.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探讨一种多元化的社区管理模式,正确定位多元管理主体的关系,以实现社区复合治理为目标,促进社区自治.【期刊名称】《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32)003【总页数】4页(P117-120)【关键词】大型居住社区;多元化;社区管理;上海市【作者】李玲玲【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24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12.8一、引言郊区化是城市化的一个阶段，它在改善城市中心区环境、缓解中心区的城市功能与人口压力、促进周边郊区的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1]大型居住社区是城市郊区快速城市化的产物，带来了社区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变化，为基层社区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需要探索一种更具包容性、多元化的社区管理模式。
社区是基层民主建设的舞台和载体，社区管理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结果，体现出国家基层治理从行政化向居民自治的转变趋势。
因此对社区管理模式的探讨有利于基层民主建设和居民自治。
大型居住社区是指用地规模约为5平方公里，人口规模约10万人，以居住功能为主体、生活与就业适当平衡、功能基本完善的城市社区。
上海自2003年起先后在7个区统一规划、组织实施大型居住社区建设，浦东新区范围内目前规划布点有12个大型居住社区，总建设用地约3 520公顷。
随着大批中心城区居民导入，大量动迁农民搬入，这些大型居住社区的建设、管理和服务任务不断加重，社会管理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亟须进行及时的研究和探索。
社区不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还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是一个“复合治理”的社区，包括社区自治、社区共治、社区公治三层次。
[2]本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型居住社区管理为个案，试图探讨一种促进大型居住社区居民自治、共治的有效的多元化社区管理模式。
2019年第1期·产业我国都市区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以上海市为例薛艳杰（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上海 200020）[摘要]本文简要分析探讨了都市区乡村的内涵、主要特征及大都市区的城乡关系，提出都市区乡村是一种重要的乡村地域类型，其乡村振兴的需求更迫切，条件更成熟。
保护和促进都市区乡村发展振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从基于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格局，进行乡村振兴战略顶层设计，回归农业农村的本真属性，重塑乡村功能与优势，循序渐进、分类施策等几方面，提出都市区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构想。
以上海市为例，分析了其乡村发展的现状特征及乡村振兴的总体思路，从相关规划、扶持政策、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制度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关于上海都市区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措施建议。
[关键词] 都市区乡村；乡村振兴战略；上海[中图分类号] F3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11(2019)01-0005-09. All Rights Reserved.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我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从现状来看，至2016年，我国约有55.6个村民委员会、4万多个涉农居委会，包括约317万个自然村、15万个2006年以后新建的农村居民点，约2.3亿农户、约3.1亿农业生产经营人员。
1我国乡村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发展基础、资源禀赋条件等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各地乡村振兴的阶段进程必将存在差异。
都市区乡村较其他地区的乡村更早、更强烈地受到城市发展的影响，一方面，乡村面临的问题更严峻，振兴发展的需求更迫切；另一方面，乡村振兴的支撑力和拉动力更强，有条件率先探索实践，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并对我国不断增多的城郊型、都市型乡村的发展振兴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一、都市区乡村发展的理论探讨关于都市区乡村发展还没有专门的理论，本文仅就其概念和相关理论做简要分析。
（一）都市区乡村的内涵都市区乡村不是一个专有名词，没有权威规范的概念界定。
10智城实践NO.23 2019智能城市 INTELLIGENT CITY乡村振兴背景下大都市郊野地区的规划探索——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郊野单元 （村庄） 规划为例蒋姣龙（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 200040）摘 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郊野单元（村庄）规划作为郊野地区发展的顶层设计必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海市郊野单元（村庄）规划是覆盖乡村地区、统筹全地类、全要素的综合性、统筹性、实施性和策略性规划。
文章结合浦东新区川沙新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实践，紧扣郊野地区的发展优势和发展困境，重点从发展定位、生态建设与风貌塑造、建设用地减量、农民集中居住、图则管理等多方面详细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规划思路和路径，以期能为其他大都市郊野地区的相关规划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乡村振兴；郊野地区；郊野单元The exploration on metropolitan rural areas plan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Pudong Chuansha countryside unit （village） planning in ShanghaiJIANG Jiao-long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country unit （village） planning wi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as a top-level design of rural areas. Shanghai country unit （village） planning is a comprehensive，overall and enforceable strategic planning covering all the elements in the whole rural areas. Taking a case study of Pudong Chuansha countryside unit （village） planning，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rural areas，tries to discuss the planning ideas and path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such as development orientation，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features shaping，construction land reduction，farmers' concentrated residence，map management，in order to be able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planning of other metropolitan rural areas.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areas ；country unit planning 1 研究背景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乡村振兴，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以上海市郊区为例(1)摘要：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既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非农化），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城市化），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过程（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一样将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城市化非农化一、问题的提出农民市民化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目标的过程。
其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要求，而且将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近几年来，“三农”问题与城市化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和焦点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和根本所在就是农民的最终出路与角色转型问题。
早在民主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当前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又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把农民从对土地的单一性依赖中解脱出来，实现农民市民化。
上海作为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世界级大都市，进入21世纪以后，在城市化发展上开始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率先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郊区发展战略，为今后上海“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和郊区城乡发展指明了方向。
可以说，上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其决定性的意义就在于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又是农民的最终出路问题。
然而，就在上海郊区许多地方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以后，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问题，使农民真正成为享受现代文明的新型市民，却是困扰上海城市化持续发展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具体发展道路的差异，有关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中西方具有较大的差异。
大都市郊野地区实用性村庄设计实践——以上海市惠南镇桥北村为例摘要：在国土空间统筹规划背景下，规划设计践行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更加重视“生态的承载力”，对生态空间与基本农田等实施最严格的刚性管控。
上海市将郊野地区视为超大城市的稀缺资源，近年来，城乡一体化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乡村建设缺乏有效的管控和引导，千村一面的问题显著。
如何立足村庄基底特色、在“土地指标刚性管控”的基础上做好“乡村空间统筹优化”，做出“能用、管用、好用”的实用性村庄设计，引导乡村后续建设项目落地，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并作为郊野村庄综合治理与精细化管控的路径，是本次研究需解决的重点问题。
关键词：大都市郊野地区；实用性；村庄设计；桥北村1研究背景长期以来，由于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对城乡的重视程度、管控力度、资源配置等差异，导致乡村地区的总体发展滞后于城镇化进程，精细化管理水平落后于城市地区，面临着用地供需矛盾突出、规划统筹引领不足、实施执行存在偏差、建设项目落地困难、政策滞后实际需求、管理分割破碎化等问题[1]。
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强化规划引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规划先行、精准施策推动乡村振兴已成为广泛共识。
目前，国家对村庄规划逐渐聚焦在“多规合一”与“实用性”两个层面[2]，上海市已于2019年率先完成郊野单元村庄规划，解决了郊野地区的空间结构、用地指标等宏观管控问题，但对村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村庄风貌等缺乏有效控制与引导，造成村庄风貌特色缺失、具体项目落地难等诸多问题，需要思考上位规划限制与自身发展诉求的关系，在延续上位规划的基础上，关注规划设计的实用性与落地性。
村庄设计是乡村规划面向实施建设的末端环节，也是对村庄进行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举措[3]，上海市郊野地区亟需通过村庄设计搭建顶层设计与具体实施项目的桥梁。
2实用性村庄设计的规划思路2.1区域协同的发展思路，从单村作战到区域联动大都市郊野地区的村庄拥有独特色地缘区位优势，更需确立城乡一体、区域协同的发展思路，以开放性思维，打破乡村的地理和空间边界，着眼于乡村振兴时代城乡居民在消费、生活和生产方面的融合，有效统筹区域优势资源，实现城乡之间、各村之间要素流动与优势互补，从区域发展的全局出发明确村庄发展定位，村村联动共同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
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作者：王沪川来源：《现代经济信息》 2018年第11期引言随着东西方城市的社会经济转型，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居住空间的重构与分异现象开始显现。
在城市化进程较早的西方，郊区化、“全球城市”和社会空间极化、居住空间分异、防卫社区(gatedcommunity)、下层阶级聚居(ghettoization) 等社会空间演变和分异趋势所带来的社会空间不平等问题成为日益关注的焦点。
同样处于变革之中的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
随着住房、土地利用商品化进程的推进，商品房地段、豪宅别墅区、经济适用房集中区开始出现，新城市贫困在特定地域显现，“浙江村”、“城中村”等外来人口聚居现象引人关注，居住空间分异正成为大家关注的议题。
作为曾经的“东方巴黎”，历史上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工业基地，上海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发展的龙头和开放的门户，受到全球环境的一系列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开放的全球城市。
上海的“全球化”进程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个层面，其丰富而多元的社会环境和前沿的发展步伐使其成为社会阶层分化和居住空间分异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地区。
在上海的开放和发展进程中，浦东新区无疑充当着排头兵的重要角色。
浦东新区是上海市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副省级市辖区。
全区面积1210.41 平方公里，2012 年常住人口518.72 万人，国民生产总值达5929.91 亿元人民币。
外贸进出口总量占上海全市一半以上，世界500 强公司已有308 家在这里落户。
浦东经济以金融、贸易、高科技和高端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为主，这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环境使浦东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甚至是境外居民。
2013 年7 月上海自由贸易区规划方案的通过不仅会为浦东出入更多的经济发展动力，更会促使浦东的社会环境更加的多元和丰富。
因此，本文选择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在不同阶层不同环境的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的浦东新区，是否存在着在社会经济指标上的居住隔离和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并试图找寻其背后的原因和关系。
大都市郊区乡村治理的生活转向及其实践机制——以上海市为例马流辉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如何回应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由此乡村治理的实践呈现出明显的生活转向。
本文将这一转向置于乡村治理转型的学术脉络下，以上海郊区乡村治理经验为典型案例，构建三重结构转型的分析框架，以解释其背后的实践机制。
研究发现，无论是乡村治理任务的设置、村干部精力的分配，还是城乡居民对乡村治理的期待，都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调整、村级组织发展权与治权的分离以及乡村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动，这三大机制共同形塑了乡村治理的生活转向。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正视乡村治理生活转向的趋势，在后续实践中完善乡村生活治理需要激发城乡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平衡好治理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乡村治理；生活治理；美好生活作者简介：马流辉，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23）06-0170-13一、问题提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乡村社会的完整性受到冲击，原来集生产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21AZD03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同富裕进程中县域乡村振兴研究”（22VRC177）。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佘国梁同学对本文数据资料收集作出了贡献。
170《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活于一体的乡村，其生产功能不断弱化，而生活功能进一步凸显。
在此背景下，如何关照和回应农民的各种生活需求，便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从目前我国发展的现状来说，最不平衡的发展就是城乡发展，最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农村发展。
本文中的上海郊区城市化指1949年以来,现在上海行政区范围内中心城区以外的乡村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分别以现在的四区六县(浦东新区、宝山、嘉定和闵行四区和青浦、松江、金山、奉贤、南汇、崇明六县)及六县作为上海郊区1992年以前和1992年以后郊区城市化的地域界定。
大城市郊区乡村城市化研究——以上海为例陈先毅 宁越敏 大城市郊区的乡村地区,地处城市地域向农村地域的过渡地带,其城市化过程既受大城市职能扩散的辐射,是城市化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又以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地域结构为基础,体现出城市化的初始特征,因而可通过对大城市郊区乡村城市化的研究来探索城市化过程中的规律性。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其城市的形成、城市地域结构、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经济体制下城市职能的对外扩散等方面的特征都很典型;另一方面上海郊区乡村自90年代以来的非农化、城市化发展迅速,因而可作为大城市郊区乡村城市化的典型来研究。
一、上海郊区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过程(1949-1991) 1.城市化动力特征的演变城市化的实质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空间组织形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的转变,因此,产业的非农化是农村城市化的经济基础。
根据上海郊区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过程,可把本时期乡村城市化过程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1)1949-1970年。
这一阶段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离的二元政策。
一方面乡村的非农产业发展被否定,农业剩余产品通过统购统销中的价格机制转化为城市的工业投入和城镇居民生活福利的一部分,难以形成向非农产业的投入;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随上海城市的工业职能的加强,为解决工业职能扩大和地域限制之间的矛盾,并配合新的工业项目的建设,从50年代中期开始,开辟了彭浦、漕河泾、北新泾、五角场、长桥、庆宁寺、高桥等近郊工业区。
50年代后期又开始建设闵行、吴泾、嘉定、安亭、松江等远郊工业卫星城。
但是,尽管有工业区向郊区乡村延伸和工业卫星城市的飞地型布局,却没有资本、技术向乡村的扩散而带动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致使城市工业对郊区城市化的影响局限在工业区和卫星城市的内部,广域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则相当缓慢。
(2)1970-1991年。
1970年以后,发展农村“五小工业”被肯定。
上海郊区非农产业也因劳动就业和市场供应的需要开始发展。
因所有制限制,当时农村工业以社队工业为主。
到1978年,上海郊区社队工业产值达28.99亿元,占社队工农业总产值的52.15%,表明70年代上海郊区农村的产业转移已经开始。
1978年以后,国家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通过市场机制的城乡联系得到恢复。
1984年以后,农民获准进城务工经商。
1986年,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针,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联系的加强及政府的政策措施,都促进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其非农化发展过程主要通过以下两条途径实现:一是城市工业向郊区的扩散。
城市工业向郊区的扩散既有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主动扩散,也有因市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市政动迁、“三废”拔点等的被动扩散。
无论是主动扩散还是被动扩散,无论是整厂或部分车间向外搬迁的有形扩散还是通过产品、技术、工艺的无形扩散,其本质都是市区企业的资本、技术到郊区寻求与土地、劳动力的结合。
这种结合对于郊区农村地域而言,就是利用土地资源吸引城市资本与技术投入,实现产业非农化的过程。
到1992年,上海郊区联营企业户数达1238个,产值达60.3亿元,占郊区工业总产值的44%。
二是原乡村地区积累转向非农产业的投入。
由于农业生产资料(土地)的绝对减少、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农业积累以及市场需求的拉动,使得上海郊区依靠自身投入的乡镇工业迅速发展。
从1983年到1993年十年间,乡镇工业的户数增加了7倍,总产值增加了16.4倍。
这其中有中心城市工业扩散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乡村农业及非农产业积累的不断投入和滚动发展。
2.城市化过程的地域表现在上述动力机制下,上海郊区的乡村城市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中心城区面积的扩大(由1949年的86平方公里增加到1992年的280平方公里)。
这种由于中心城市的职能扩散和地域推进的城市化过程是大城市周围郊区乡村城市化的特有表现。
(2)城镇数目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见表1)。
表1 上海市建制镇的规模演变人口规模(万人)镇 数(个)人口(万人)城镇人口比重(%) 198219901982199019821990>6.02513.241.320.237.75.0-6.02- 5.4-8.2-4.0-5.015 4.021.46.119.53.0-4.024 6.113.29.412.02.0-3.07616.014.424.513.21.0-2.07711.89.418.18.50.5-1.01097.5 6.711.5 6.1<0.5310 1.4 3.4 2.1 3.1 资料来源:上海市第四次人口普查论文选集《九十年代上海人口》。
(3)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郊区城市化水平由11.8%提高到27.2%。
但是尽管如此,上海郊区的城市化水平与非农化水平是不相适应的。
这可通过NU比得到反映(N指以劳动力计的非农化率,U指人口城市化水平),1990年上海郊区的NU比为2.57,而发达国家1978年、发展中国家1980年和中国1983年NU比分别为1.19, 1.19和1.40。
这表明上海郊区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产业非农化,城市化进程有待由产业非农化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变。
二、1992年以来上海郊区乡村城市化的新发展 1990年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浦东,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城市功能定位的调整,引起了新的城市功能对原有城市空间区位的竞争,而使城市原有的工业职能在引进外资实现高度调整的同时,在地域上不断向外扩散,而郊区的乡村工业化、城市化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1.外商投资对城市化的推动截止到1994年底,郊区六县共批准外资企业2381家,总投资额32.82亿美元,协议吸收外资26.92亿美元。
外商投资对于城市化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土地批租、上缴税金、支付职工工资增加政府和居民的收入,提供城市化成本的一部分;其次通过投资企业的区位行为(进入开发区)促进产业的集聚;再次是通过就业机制吸引人口集聚。
2.开发区的设立形成各级城镇新的发展空间由于浦东开发开放中以小区(功能区)开发为建设重点的开发引资模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为县级行政区开发引资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郊区原有分散布局的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开发引资中集中发展的思路以及投资外商对厂区内外基础设施要求的一致性,使得开发区成为郊区工业发展最好的空间组织形式。
截止到1995年底,设立于郊区六县的市级开发区已达7个,总面积118平方公里,另设立了7个县级开发区、196个乡镇工业小区,以便为外商投资、接纳市区工业扩散、乡镇的工业集中提供发展空间。
开发区的设立,一方面为郊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发展场所,促进产业和人口向城镇的集中;另一方面由于开发区多以城镇为依托,在开发区的建设过程中,城镇的基础设施得到配套改建增建,从而提高了原有城镇对人口的接纳能力。
3.人口向城镇转移,城市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口的空间转移是指人口常驻地的改变,它主要是由于人口(经济活动人口)经济活动和谋求生活方式的改变所决定的。
上海郊区劳动力的非农化率到1992年即已达到72.9%,为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转移提供了可能,但较大规模的人口转移过程还是发生在1992年以后。
这是因为:(1)开发区的设立使工业发展走向集中,人口向城镇的集中是人口在地域上与经济的自然结合。
(2)乡镇级的房地产开发产业开始形成,从而确立了新的镇区人口集聚机制。
仅青浦县1994年竣工的商品房就达4687套,售出2565套,在建4140套。
除此之外,镇政府利用集资建房的方式,由镇政府组织成立房产开发公司,以农民集资为开发资本,以政府行为开发“机制房”,以微利价格向进镇的农民出售,吸引农民进镇居住。
(3)人均收入的提高使城市化人口的支付能力增强。
农村兼业农民的收入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企业工资、农业收入、集体经济收益分配。
在松江县泗泾镇的调查表明,1992年农民人均收入2378元;1995年达到4825元,企业职工人均工资收入4968元,劳动力人均年收入7476元。
这样双职工农民家庭3年左右的积蓄就可支付迁居城镇所需的基本支出(购房或集资建房以及交纳各种市政建设费用)。
(4)农业经营方式推行土地适当集中,使职业转移人口进一步摆脱了土地的束缚。
配合开发区建设,工业向开发区集中,人口向镇区集中,同时郊区农村开始了农业经营方式的深度转变,土地向种粮大户和农场集中。
在所调查的松江县小昆山镇,全镇已办起合作农场9个,其中县级2个,镇级4个,村级3个,全镇土地已有60%集中到农场经营,从而解决了由农村向镇区迁居人口的后顾之忧。
随着开发区建设、人口的转移,乡镇级小城镇迅速兴起和发展,以镇域为单位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
在所调查的奉贤、青浦、松江三县的洪庙、徐泾、金泽、泗泾、小昆山五镇,1995年城市化水平分别达到了60%,38%,16%,27%和45%。
三、大城市郊区城市化的理论探讨 通过以上对上海郊区乡村城市化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上海郊区乡村城市化包含两个方面的过程:一是以非农经济发展为标志的职能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大致起始于70年代以后;二是以城镇兴起发展、人口向城镇集中为特征的人口城市化过程,以1992年以来城镇的迅速兴起和发展较为典型。
这一完整的过程是一定城市化机制下城市化主体行为的综合结果,并产生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城市化效益。
1.关于农村城市化的实质农村城市化过程,表现为非农产业向城镇的集聚并带动城镇的兴起、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即城镇的成长。
因此可以从城镇的成长机制中去探寻城市化过程的本质。
从经济及社会运行方式的角度,可将城市划分为城镇主体、城镇产业、城镇设施三个子系统,其相互关系表现如图1。
在城镇子系统中,城镇经济运行主体指城镇的投资者、政府和迁居人口;城镇的产业系统指城镇的一、二、三次产业和各项社会事业;城镇设施子系统是指为城镇主体和城镇产业服务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生活设施。
城镇的兴起发展过程表现为城镇主体、城镇产业、城镇设施三个子系统的增长及其相互关系的不断整合过程。
由于这一过程的主体是城镇的政府、投资者、居民,因而城市化过程也就表现为主体的行为以及它们行为的总和。
(1)投资者。
指市区外迁企业、镇村两级集体企业、投资外商、私营个体业主等投资主体。
其投资动力来自于对资本增值的追求,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和劳动力的雇用,完成资本与土地、劳动力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