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精选推荐

农耕⽂化

中国传统⽂化的务实精神;爱好和平,追求和谐;持续性与延续⼒;多样性和巨⼤的包容性;循环论所显⽰的凝重性;以中庸之道为⾼

级哲理;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等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农耕经济是中国传统⽂化产⽣和发展的经济

基础,它贯穿于中国传统⽂化发展的始终,对中国传统⽂化特征的形成产⽣过多⽅⾯的影响。

⼀、⽂化⼀词,在中国典籍中最初见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之

诗》:“⽂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化以怀远。”皆承其义,“⽂”“武”对举,⽂化即取“⽂治与教

化”义。⽂化原义,在中国先秦时代混同于“⽂明”、“⽂学”。《说⽂解字》:“⽂,错画也。”有三层意义:⼀是由语⾔⽂字象征符号引

申为⽂物典籍、礼乐制度;⼆是由伦理导出彩画、装饰、⼈为修养义;三是美善德⾏之义。⽽“化”则是配合“⽂”⽽取“化成”之义。

对⽂化的理解,有狭义与⼴义之分,狭义者专指⽂、史、哲,⼴义者则包括⼈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论其结构,⼜主要表现在器物、制度、⾏为、精神四个层⾯。⽂化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它由经济决定,⼜对

经济有巨⼤的反作⽤。中国传统⽂化的基本精神、类型特征、价值取向等受到中国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等历史因素的影响。

本⽂要讨论的是中国传统⽂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

———农耕经济对其特征的形成所产⽣的影响。

⼆、中华⼤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疆域辽阔,地理位置优越,⽓候温和,⼤河⼤陆型的⾃然地理⽣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

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产形态。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相当辽阔的地域。中国农业发⽣很早,考古资料证明,

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域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三代时期,农耕业已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活资料的主要来源。

秦汉以后,⼤⼀统的中华帝国更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汉晋以后,中国农耕区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中国

南⽅优良的⾃然⽓候条件和⽣态环境,使农耕经济进⼀步显⽰出巨⼤的发展潜⼒。中国的农业经济⼏千年⼀直稳定发展没有中

断过。稳定的农业⽣产,为中国传统⽂化的产⽣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华的农耕⽂明早就在河流相交的三⾓地带黄河中游

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化,⽆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在农业⽣产基础上的,它们形成

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传播。

三、农耕经济贯穿于中国传统⽂化发展的始终直到近代,中国传统⽂化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务实精神。长期的农耕⽣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精神。中国⽂化的重实际⽽黜⽞想的务实精神与农耕经济

中“⼀分耕耘⼀分收获”的⽣活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中领悟到:利不幸⾄,⼒不虚掷,说空话⽆补于事,实

⼼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不华,君⼦务实”是中国贤哲们⼀向倡导的精神。章太炎在《驳建⽴

孔教议》中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所务在⼯商耕稼,志尽于有⽣,语绝于⽆险。”作为农耕民族的国⼈从⼩农业的简单再⽣

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法是注意切实领会,中华民族被西⽅⼈称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2.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农耕经济的⽣产⽅式主要是劳动⼒与⼟地的结合,农耕民族的⽣活⽅式是建⽴在⼟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

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前提。这种⽣产⽅式和⽣活⽅式形成中国民众安天乐⼟的⽣活情趣。农民希望固守在⼟地上,起居

有定,耕作有时。他们追求安宁和稳定,以“耕读传家”⾃豪,以穷兵黩武为戒。《论语》云:“善⼈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墨⼦》⽈:“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有,君⾂⽗⼦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农耕民族反对敌对和

冲突。同时,因农业⽣产常常受天时和地理的影响,因此,古⼈崇拜⾃然、崇拜天地,⼗分重视宇宙⾃然的和谐、⼈与⾃然的和谐,

特别是⼈与⼈之间的和谐,主张天⼈协调、天⼈合⼀。这些都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民众爱和平、求和谐的理想。

3.持续性与延续⼒。⽣活在东亚⼤陆上的华夏⼈及以后的汉⼈,栖息于由⼤河灌溉的辽阔⽽肥沃的原野间,⾃结束流动性的渔猎

⽣活,很早就从事定居农业。定居农业的优越性诱使他们对于⼟地产⽣⼀种特别执著的感情。他们这样赞美⼤地:“⾄哉坤元,万

物资⽣,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疆,含弘光⼤,品物咸亨。”对⼟地的深深眷恋,使汉民族养成⼀种“故⼟重迁”的习惯,所谓“鸟飞

返故乡兮,狐死必⾸丘”。除少数⾏商⾛贩和从事“宦游”的⼠⼦外,⼤多数汉⼈,尤其是农民,终⾝固着在⼟地上,“⽇出⽽作,⽇⼊⽽

息”。如果没有极端严重的灾荒和战乱,⼀般是不愿脱离故⼟的。由于⼈员少有迁徙,商品⽣产和流通规模有限,从⽒族社会遗留

下来的,由⾎缘家族组合⽽成的农村乡社,便世世代代得以保存。这种可变性少的农耕经济,求延续、重稳定的特征,影响产⽣的中

国⽂化就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延续⼒。《易传》所谓“可久可⼤”,《⽼⼦》所谓“天长地久”,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都是

求“久”观念的典型表述。中国传统⽂化的持续性与延续⼒是⼗分明显的,从先秦诸⼦到汉代经学到唐代义疏到宋明理学,有着⼀

条传统的横线延续。

4.多样性和巨⼤的包容性。由于中国疆域辽阔,有着各种不同的⾃然地理区域,因此,在农耕⽂明⽇益发展的时候,中国北⽅的游牧

民族也在不断繁衍⽣存,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促进两者之间经济⽂化互补和民族的融合。⼀⽅⾯北⽅民族的勇猛善

战、粗犷强劲,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带来的异域⽂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化的补强剂;另⼀⽅⾯农耕民族的先进⽣

产⽅式、政治制度和⽂化技术,促进游牧民族社会形态的变化。这⼀切形成了古代中国不同区域⽂化格局,如秦晋⽂化、吴越⽂

化、齐鲁⽂化、楚宋⽂化,使中国⽂化具有了多样化特点。农耕⽂明的源远流长,使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从纵的⽅⾯讲始终保留

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从横的⽅⾯讲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产为界限,⽽是包含着⼿⼯业、商业等多⽅⾯的经

济成分。从历史发展看,中国经济在三代时是原始协作式农业⾃然经济,秦汉⾄明清则为农业与家庭⼿⼯业相结合的经济,⾄近代

始出现农业与⼯商业并存的经济形态。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造就了中国传统⽂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点。《易传·

系辞下》提出“天下百虑⽽⼀致,同归⽽殊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百家、秦汉时期的儒道融合,这些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之间

思想⽂化的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表现了中国⽂化“有容乃⼤”的宏伟⽓魄。

5.循环论所显⽰的凝重性。中国农业⽂化成熟较早,农业⽣产周期和植物从种⼦到种⼦周⽽复始衍化以及四时、四季循环的现象,启⽰了中国⽂化中循环论的思维⽅式。这种思维⽅式长期制约着中国⼈的思想⽅法。政治⽣活中朝代的盛衰更迭,治

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世间的种种变幻离合,更强化了⼈们的循环观念。⾦、⽊、⽔、

⽕、⼟“五⾏相⽣、相克”的观念,便是循环论的表现。在循环论思维⽅式的制约下,农业社会中的⼈们满⾜于维持简单再⽣产,缺

乏扩⼤社会再⽣产的能⼒,社会运⾏缓慢迟滞。在这样的⽣活环境中⼈们容易滋⽣永恒意识,认为时间是悠久的、静定的,因⽽往

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使中国⽂化显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保守的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普遍安于现状,缺乏远见和开

拓精神。

6.以中庸之道为⾼级哲理。中国传统⽂化重和谐与统⼀,崇尚中庸。中庸是中国传统⽂化中的⼀个重要概念。《中庸》说:“喜怒

哀乐未发谓之中,发⽽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着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承认

对⽴⾯的对⽴、统⼀,强调⽤缓和、和谐、适度的⽅法来解决⽭盾。在中国古代,中庸之道可以说是⼀种调节社会⽭盾使之达到

中和状态的⾼级哲理。它是⼀种⽣存智慧,它把⽆过⽆不及的庸常之道作为天下的定理、正道,它要求⼈们凡事要适中、适度,不

偏不倚,保持均衡。这种⼈⽣智慧,源⾃农耕经济的⼟壤。

7.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中国传统⽂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集权政治是相反相成的,这是由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特⾊形

成的。中国农业社会⽐较分散,为抵御外敌,维持社会安定,就需要君主集权政体,建⽴统⼀的、权威巨⼤的帝国。在中国古代,多

数学派的思想家都有程度不同的尊君思想。与集权主义相伴⽽⽣的就是民本主义。⼀个集权政体赖以⽣存的物质资料,都要由

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产出来。民众安居乐业,农业宗法社会才能正常运转,社稷家国才得以保全。⼀个以农业为⽣存根基的中

国,必然产⽣尚农、重农的社会共识,统治者要求得社会的安定,⾸先必须懂得农耕的重要和农⼈的艰⾟,体民恤民。集权政治和民

本思想两者是在相互依存、相互冲突的关系中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