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包拯的执法思想
- 格式：docx
- 大小：25.24 KB
- 文档页数：8
试论包拯的执法思想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
ＸＵＥＢＡＯ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３１［作者简介］杨东欣（１９６５－），男，安徽安庆人，安徽警官职业学院讲师。
包拯（公元９９９—１０６２年）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清官，他铁面无私，明察善断，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历史犹如大江东去，包拯的名字却长留人间，这是人民对他做出的肯定评价。
包拯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灿若明星的时代，如著名的政治改革家范仲淹，主持熙宁变法的王安石，史学巨子司马光，自然科学家沈括，等等，数不胜数。和这些人相比，包拯并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然而，包拯身后的名声却越来越大，超越了他的同辈人。明代曾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宋之名臣彬彬其盛，何独公之名愈久而愈彰？”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但是毫无疑问，包拯执法如山，刚直不阿的法律思想，是他取得后人敬仰的主要原因。
（一）
法律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包拯把法律看作是“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可见他对法律的重视。包拯的全部政治活动集中为一点，就是为法律的严格执行而斗争。
为了使法律对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起到保障的作用，包拯认为，必须注意法令的统一和稳定，做到“法存画一，国有常格”。宋代立法存在着影响法律的统一和稳定的严重弊端。宋代的法律形式由唐代的“律、令、格、式”发展为“敕、令、格、式”。所谓“敕”，即皇帝随时发布的政令，成了宋代法律的主要渊源。作为“常律”的《宋刑统》，“恒存乎敕之外”，虽然存在，却形同虚设，实际上的作用已为“敕”所取代。把“敕”摆在律令之上，以至以“敕”代律，是宋代强化君主专制的一个表现。“敕”的特点是灵活方便，可以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随时发布。然而，每日每时随时发布的“敕”，数量繁多，变动无常，必然形成今是而昨非、朝令而夕改的局面，影响到整个法律体系的统一和稳定。针对这一弊端，包拯在《论
诏令数改易》中指出：“朝廷凡降诏令，行之未久，即有更张，……缘累年以来，此弊尤甚；制敕才下，未逾期而辄更；请奏方行，又随时而追改。”他认为，随意发布政令和轻易改变政令不利于发挥法律的作用。因为“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则赏罚何以沮劝乎？”要使法律取信于民，必须保持法律的统一和稳定。为此包拯提出了“慎法”的主张，那就是“凡处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或臣僚上言利害，并请先下两制集议，如可为经久之制，方许颁行；于后或小有异同，非蠢政害民者，不可数有更易。”意思是在法令颁布之前，经过一定程序讨论，衡量一下是否能长久的实行，然后颁布；法令一经颁布，除非有严重的弊害，不要轻易地更改。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存画一，国有常格”。
（二）
在包拯看来，法律的统一和稳定是法律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而更重要的是法律的严格执行，这是法律发挥作用的关键。包拯指出：“发号施令，在乎必行”。颁布了法律之后，“若有司承受，委而不顾，乃是命令之不足遵守，俾四方何以取信？则朝廷纲纪亦缘此寝堕矣！”如果有关国家机构对于朝廷法令置之不顾，各行其是，法令就变成了一纸空文，还会有什么实际作用呢？而且，保证整个国家机器按着统一意志运转的“纲纪”也会无从维持。“纲纪”是封建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它要求国家机器的各个组成部分服从国家中枢的统一指挥，保证法律的严格执行。“纲纪”不存，何以为国？从这样一个高度提出法律的严格执行问题，表明了包拯的卓越见地。
在封建社会里，法律的严格执行遇到困难，原因很多。最高统治者自己不按法律办事；特权阶层干予司法；官场内部“官官相护”等等，便是最重要的原因。对这些问题，包拯的态度是鲜明的。
他清醒地认识到，法之不行自上始，最高统治者根据
试论包拯的执法思想 杨东欣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法律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包拯把法律看作是“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可见他对法律的重视。包拯的全部政治活动集中为一点，就是为法律的实施贯彻执行而斗争。
［关键词］包拯；执法思想；依法办事；法律［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０．４［文献标识码］Ａ
Ｎｏ．５２００７
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３２Ｖｏｌ．６
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６卷（总第３２期）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ＨＵＩ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０２Ｘ（２００７）０５－００９１－０３
９１
自己的喜怒好恶滥施赏罚，必然会导致法制的破坏。为此他提出赏罚“无间于疏昵”的原则，要求“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为贯彻这一原则，他不惜犯颜直谏。当时，宋仁宗皇帝有一个宠妃，姓张，死后追封为温成皇后。由于张贵妃受到庞爱，其从父张尧佐屡受恩赏、加官晋爵，甚至于一日之间连授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等四项官职。包拯曾数次激切上书进谏，请求罢去张尧佐的显要官职。朱弁在《曲洧旧闻》中对此有一段生动记载：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欲申前令。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慨，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这段记述形象地反映了包拯刚正不阿的性格。
包拯坚决反对特权阶层干予司法。他上书要求“止绝内降”。所谓“内降”，是皇帝左右的后妃从宫廷内部发出的指示、命令，其内容往往是要求某个国家机构的官员按照她们的愿望处理某一具体案件，这是当时特权阶层利用特权干予司法的一种形式。包拯指出：“凡有内降，莫测夤缘，尽由请托。盖倾邪之辈，因左右之容，假援中闱，久读圣化。”所以他认为“妨公害政，莫甚于此”。他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鲜明态度，使人不禁想起在戏剧舞台上置皇姑、皇太后的命令于不顾，力斩驸马陈世美的“铁面包公”的形象。
对于“官官相护”的官场恶习，包拯是深恶痛绝的。他在知谏院这一官职上，曾“数论斥大臣权幸。”在任开封知府时，惠民河泛滥成灾，包拯了解到这是由于一些势家权贵在河上修建楼台园榭使河道堵塞、水流不畅造成的，就下令把这些势家权贵的楼台园榭全部拆掉。对于倚仗权势抗拒不拆的，包拯亲自核实，弄清情况后，毫不客气地严肃处理。包拯在开封，威严刚毅，“不可干以私”，人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他不搞“官官相护”那一套，因此，“贵族宦官为之敛手”，不敢为非作歹。
（三）
主张依法办事，严厉打击贪官污吏的犯罪活动，是包拯执法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包拯之所以成为清官的典型，当然首先是由于他本身以清廉自持。他在端州做知州，那里出产一种名贵的砚台，号称“端砚”，每年都要给皇帝进贡一定数量。前任的很多知州借给皇帝进贡之名，定额之外加倍勒索，带走送给当朝权贵，以求升迁。包拯则不然，定额之外，一块也不多取；进贡之外，一人也不馈送；离任之时，一砚也不带走。传说在他离任时有个随从偷偷地把一方“端砚”藏在他的行装里，船行至中途被他发现，就把那方“端砚”投入江中。至今还有一处古迹，说是当年包拯投砚于江的地方。“岁满不持一砚归”传为千古美谈。
然而，包拯作为清官，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主张无情地打击贪官污吏，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封建官吏的贪污行为是一把双面刃的刀子，一方面，它敲骨吸髓地侵夺劳动人民的利益，逼得百姓倾家荡产；另一方面，它侵吞国家财政收入，中饱私囊，危害封建国家。基于上述原因，封建国家也建立了一些打击贪官污吏的法律。宋代开国之初，曾以重刑惩治贪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到了包拯生活的时代，情况有了变化。贪官污吏横行不法，“赃污擿发，无日无之”。统治阶级则置若罔闻，“洎具案来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而除其衅”，形成了“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的局面。包拯对这种现象做了深刻的揭露。他指出，贪官污吏之所以横行不法，是由于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优容”、“诏奖”。当这些贪官污吏把聚敛来的钱财，一部分作为“羡余”送入国库，那么，最高统治者对他们把另一部分装入自己的腰包就会睁一眼闭一眼装作看不见，“前者增几十万，遂用之；后者则又增几十万，以图优赏。”于是，贪官污吏“竞以相胜”，造成“疮痏天下，于今未息。”
包拯尖锐地指出，宋代的治吏政策是“政失于宽而弊于姑息”，可谓一语中的。宋王朝统治者标榜要“与士大夫共天下”，一方面，“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用从人民身上剥削的血汗供养官吏，给以极优厚的俸禄和大量的赏赐，使其为封建国家卖力；一方面，包庇纵容犯有各种不法行为的官吏，即使他们罪行被揭露出来了，也不过给一个降调处分，照旧当官供职。这种姑息政策不啻是对贪赃枉法之徒的公开鼓励。包拯坚决主张严厉打击贪脏污吏，“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具有强烈的针对性。
包拯的依法严惩贪官污吏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触及到了封建官吏的法律特权问题。在刑罚的运用上，就一般情况来说，包拯主张“不宜过用重典”。但对贪官污吏，他却主张“法外重行，以警贪猥”。所谓“法外重行”，包拯的意思实际是“不从原减之例”。什么是“原减之例”呢？原来是封建法律公开赋予官吏的特权。根据封建法律的规定，封建官吏犯法，可以根据他们的品级高低，在量刑定罪时“议”、“请”、“减”、“赎”和“官当”，即“以官抵罪”。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包拯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废除官吏法律特权的主张。但是，他主张对于贪官污吏从严惩处，“不从原减之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据说，包拯死前曾让工匠刻一块石碑，竖于家中堂屋东壁，作为家训，上写道：“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这充分表现了包拯对贪赃枉法行为的深恶痛绝
９２
ＸＵＥＢＡＯ２００７．１０．２０
和毫不宽容的精神。
（四）
包拯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的执法思想，而且还在执法中身体力行，这是尤为可贵的。虽然历史上留下记述不多，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包拯执法严明，公正廉明的一斑。
他在执法中不徇私情。脍炙人口的“铡包勉”的故事诚然是戏剧家的虚构，于史无据。但史书上留下的包拯鞭笞其从舅的故事也同样感人。当时，他在故乡庐州做官。亲友故旧听说他作了顶头的州官，许多人便仗势欺人，多为不法，下边的官府都不大敢管。有一次，包拯的从舅犯了法，他知道后，亲自依照法律处其从舅笞刑。这一下，亲友故旧才知道包拯是不讲情面的，都变得规矩起来。从舅犯法也不饶，没有执法如山的精神显然是做不到的。
针对当时请托成风、徇私枉法的弊端，包拯对下属官吏严加约束。在任开封知府时，他发现属下的司录司和左右军巡院的官吏，在审案时随意进出办公堂，专门干些请谒求情、徇私舞弊的勾当，便请准皇帝下令，凡审重大案件，官吏一概不准随意进出，以杜绝徇情枉法的弊病。同时，他还对诉讼方法做了方便老百姓的改革。原先打官司告状的人不能直接进到府门之内，而要把诉状先交给把守府门的府吏。这些府吏自然不会放过勒索钱财的机会，有理无钱的穷苦人不免受到刁难阻挠。包拯命令把府衙正门大开，告状的人可以径自到大堂之下诉说曲直，避免了府吏的中间作弊。
包拯明察善断。明察善断，即周密地了解情况、正确地判断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