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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禄]探析“干禄不为贪”](https://img.taocdn.com/s1/m/af7dcc869b6648d7c0c7468a.png)
探析"干禄不为贪”对于中国古代的官僚俸禄制度，历代研究者一向着力颇多。
而作为这一制度的初始形态，秦汉时期的官俸制度，在既往相关研究过程中尤受重视。
但对于本文将要展开探讨的两汉士大夫官僚的食禄心态问题，此前既有研究似乎并未见太多涉及，惟在对秦汉俸禄制度的转变与特征问题进行讨论时，比如黄惠贤、陈锋先生的《中国俸禄制度史》和阎步克先生的《从稍食到月俸战国秦汉禄秩等级制新探》及《略谈汉代禄秩的特点与倾向》两文，都从客观上剖析过这一转变对当时官员的食俸行为可能带来的深刻彫响，却也并未能够从主观角度对当时官员因此可能产生的食禄心态的调整与因应之逍作进一步的分析说明。
笔者以下即想就此问题略陈戏见，以就教于方家。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但从过往的历史事实看，现实世界中，纯粹的谋道不谋食与忧道不忧贫却少有实现的可能。
谋道理想之外，谋食需要同样是古代中国士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中无法绕开的永恒主题。
而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以逝之后，对于以仕进食禄为主要谋食手段的士人们来说，食不食禄、食何人之禄、如何食禄更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关乎谋道名节的重大精神与道徳命题，士人们的食禄心态也因此变得复杂与微妙起来。
选择两汉时期的士人群体作为观察对象，固然是因为在秦汉新旧社会秩序更迭的冲击之下，其食禄心态与取向的变动情况会表现得尤为明显与直观，但引起我们考察兴趣的更直接原因之一，是《汉书叙传》中对班彪仕不为禄的褒词以及东汉《樊敏碑》中明确地以禄不为己作为对传主优异品质进行褒扬的美好赞语。
这样的提法，显然与我们今天俸禄是政府给予官吏的经济报酬，用以保证官员及家人的生活，并使英努力从事国家管理活动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出入，也和其前其后士人们的食禄心态有着不小的差异。
揆诸史籍，这种对于俸禄的非私有精神，在两汉时代的确广泛存在，概括来看，这一独特食禄心态的表现至少有三：仕不为禄，不贪恋禄位，轻去就；禄不为己，对自身食禄的淸教主义态度；多分俸之举，泰于待贤，狭于养己。
《论语》中“士”的思想探微《论语》是一部影响中国思想界几千年的著作，从古至今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心性的陶冶和行为的感化。
《论语》中多次论及“士”，大到安邦治国，小到修身养性，从多个方面对“士”形象进行了规定。
《论语》中的“士”是孔子对周代贵族所崇尚的士的重新阐释，是历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文化品格和行为境界。
目前学界关于《论语》中“士”的形象论述并不多见，本文试图从《论语》中“士”的道德修养、强烈的入世意识、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清高意识、重义轻利五个方面来探讨《论语》中“士”的形象。
第一、内外双修完满的人格士人知识群体形成以后，与其社会阶级、阶层、群体相比。
只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属性，就是注重个人修养，追求个人人格的完满。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虽流派不同，学术追求各异，但都注重个人内在的修养。
儒家士人强调志道，“子曰：‘士志于道。
而耻恶衣恶食者。
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下引只注篇名)就是说知识分子不仅仅要有知识，还要有精神层面的追求，而只注重物质文化追求的知识分子，就不能成为“士”，所以也就不屑于和这些人辩论，交谈。
把对个人修养，对仁义道德的追求作为士人的终生的奋斗目标，即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述而》)《论语》中还有一个讲士人的道德修养的例子：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日：“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曰：“是闻也，非达也。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
在邦必达，在家必达。
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
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颜渊》)子张问：“士怎样才可以叫做通达?”孔子说：“你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子张答道：“在国君的朝廷里必定有名望，在大夫的封地里也必定有名声。
”孔子说：“这只是虚假的名声，不是通达。
所谓达，那是要品质正直，遵从礼义，善于揣摩别人的话语，观察别人的脸色，经常想着谦恭待人。
这样的人，就可以在国君的朝廷和大夫的封地里通达。
东汉王符《赞学》“天地之所贵者人也”文言文阅读理解及译文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赞学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
虽有至圣，不生而智；虽有至材，不生而能。
故志曰：黄帝师风后，尧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墨如，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
夫此数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义，必先增其智。
是以人之有学也，犹物之有治也。
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虽有玉璞、卞和之资，不琢不错．，不离砾石。
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蚕茧之丝耳，使巧倕加绳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机杼，则皆成宗庙之器、黼黻【1】之章，可荐于鬼神，可御于王公。
而况君子敦贞之质，察敏之才，摄．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济乎？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
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矣。
君子忧道不忧贫。
”岂好贫而弗之忧邪？盖志有所专，昭其重也。
是故君子之求丰厚也，非为嘉馔、美服、声色也，乃将以致其道而勉其德也。
夫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
是故董仲舒终身不问家事，景君明经年不出户庭，得锐精其学而显昭其业者，家富也。
富逸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
倪宽卖力于都巷，匡衡自鬻于保徒者，身贫也。
贫厄若彼而能进学若此者，秀士也。
当世学士恒以万计，而究途者无数十焉。
其故何也？其富者则以贿玷精，贫者则以乏易计，此其所以逮初、丧功而及其童蒙者也。
夫此四子者，耳目聪明、忠信廉勇，未必无俦．也。
而及其成名立绩，德音令闻不已，而有所以然。
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托于先圣之典经，结心于夫子之遗训也。
是故君子者，性非绝世，善自托于物也。
君子之性，未必尽照，及学也，聪明无蔽，心智无滞。
此则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尔。
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
孔子君子人格思想的历史局限及负面影响【摘要】本文通过对孔子君子人格思想的考察与分析，试图从儒家自身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等方面阐述其历史局限、内在矛盾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说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已经不堪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重任。
【关键词】孔子；君子人格；权力；道德思想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家学说对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乃至个人的精神世界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按照其道德理论和实践谋取功名利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的理想信念、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中国社会的道德构成日趋多元化，传统儒家道德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这种情况下，关心中国传统文化命运和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走向的人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甚而提出新时期的“礼崩乐坏”是缘于对儒教长期的批判，试图重建儒家伦理以恢复传统道德观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并对抗当下的各色价值观。
然而，儒家道德学说因其历史局限性、自身理论困境等因素已不可能担当此任务。
一、“君子”辨正杨伯峻先生对《论语》中的“君子”有两种界定：一种是有道德的人，一种是身处高位的人。
这一论述比较符合史实，但是实际上有道德的人不一定身处高位，身处高位的人不一定有道德，那么孔子是怎样将它们结合为一体的呢？孔子的道德思想可以表述为“成圣之学”，即以一种理想的人格作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
可以说，儒家道德思想的全部内容和思维方式都是围绕着成圣之路而展开的。
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实践旨在成就一种圣人的品格，因此儒家思想的落实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可以承担这一理想的社会群体。
“君子”就是能够负载儒家道德理想，躬行儒家道德规范的理想群体。
圣人是最高理想，非一般人可以达到，那么人们就应该按照君子的标准来实践儒家道德规范，不断“超凡入圣”。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君子”是对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的通称，所以君子这个概念自开始就是一种身份的认定，孔子虽然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界限，奉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但是身份本身就包含有对特定行为模式的要求，所以这种身份中包含了对一个人在被认定了的身份之后的道德评判。
安德义《论语解读·卫灵公第十五·...【原文】15.32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
耕也，馁在其中矣①;学也，禄在其中矣。
君子忧道不忧贫。
”【注释】① 馁(něi)：饥饿。
在其中：指在耕田中。
下面的“其”指代“学”。
孔子主张君子应该把眼光、精力放在学习、推行仁道上。
【语译】孔子说：“君子只谋求明道和行道，并不谋求衣食。
因为耕田，难免不饿肚子;而学道，就可以做官拿到俸禄。
所以只君子担心道不能明、不能行，而不担心贫穷。
”【解读】本章孔子谈君子之忧。
本章内容不能机械的理解为孔子重道轻食，重学轻耕。
子贡问政，孔子答以“足食，足兵，民信之。
”孔子问志，冉有答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
”足民，丰衣足食，孔子默许冉有之志。
孔子一向“重民食、丧、祭。
”何以轻食轻耕。
孔子在本章中强调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强调的是社会分工，“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君子当以学道为主，百姓当以农耕为主，正如樊迟学稼学圃，孔子斥为“小人哉!樊须也”。
斥其为“小人”，并不能说明孔子轻视劳动人民，轻视稼穑耕种，强调分工，不能理解为轻耕轻食。
孔子一边强调社会分工，一边劝君子勉力为学。
学礼，学义，学信，一言以蔽之，学道。
“君子学道则爱人。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子路篇》)上爱人，好礼，讲义，守信，“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所以“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学之不讲，德之不修，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吾忧”四事，即“道”。
“学”、“德”、“义”、“善”以及“礼”、“义”、“信”均为“道”之内涵，当是君子所谋所忧之道，谋道，不需谋食，食自至;忧道，无需忧贫，贫自去。
《大学》亦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乃)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有德乃有财，德者财之本也。
德者，道也，谋道，道在其中，禄在其中，食亦在其中。
谋道，食、贫自在不谋不忧之中。
古文学习的要点_1．注重远大其志教育学生以立志为学习之本，是古代教育家培养学生良好学习品质的首要条件。
孔子自十五岁志于学，数十年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在他看来，立志学习是人生第一大事，第一需要，而衣食住行荣华富贵都退居其次。
宋代教育家张载提出为学要立志，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
（《义理篇》）。
明代学者王阳明也很注重立志为先，他说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
清代王夫之更强调志必专一，他说人之所为，万变不齐，而志则必一，从无一人而两志者，志于彼又专于此，则不可名为志，而直谓无志。
（《俟解》），只有立定专一志向，才能认识事物，从事学习，获得高深而丰富知识。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引导学生立志学习，是激发他们学习兴趣的精神支柱，是端正其学习态度，培养其学习习惯，锻炼其学习意志，形成学生良好学习品质的根本保证。
于是我们学习心理教育入手，把改革试验的着力点首先放在学习动机的指导上。
2．提倡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向来是古代儒家学者认识事物，从事学习的一条重要途径。
王夫之说：夫知之方有二，二者相济也，而抑各有所从。
博取之象数，远征之古今，以求尽乎理，所谓格物也。
虚以生其明，思以穷其隐，所谓致知也（《尚书行代》）。
他认为格物，致知是认识过程的两阶段，两种境界。
格物是进行感性认识阶段，可获得初级的基础知识。
致知是进行理性认识阶段，可获得高深的规律性认识。
格物是致知的基础，致知是格物的升华，彼此相济，彼此相从。
北宋教育家程颐也曾总结了学习过程的三个递进阶段。
第一阶?入乎耳。
也就是通过各种感官而得到感性认识。
他主张博学善问，多识、多闻、多见。
第二阶段著乎心。
亦即感性认识经过思考进入理性认识。
这一阶段他强调默识心通、慎思明辩。
第三阶段见乎行事。
也就是把理性认识付诸实践阶段。
他主张此时学生要闻斯行，践行其言。
遵循格物致?学习原理，在开展初中学法指导试验中，强化帮助学生理解学习过程的具体指导。
何为士大夫？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被称为“士大夫”。
近代，传统士大夫逐步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型。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是“百家争鸣”的前奏。
……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并已努力给他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材料二就宋代士大夫心目中的政治理念而言：一，致力于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名分井然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二，为保证理想政治秩序的建立，必须“致其君为尧舜之君”。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讲义材料三（传统儒生）一旦抛弃了这种认同于“祖宗礼制”的陈腐思维范式，晚清知识分子群体中之先觉者就会以一种全方位的变革姿态出现于政治角逐场中。
──许纪霖等《中国现代化史》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指出，相对于西周的“士”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士”有何新发展？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孔子所希望建立的理想社会。
（9分）（2）结合朱熹的社会政治理论，说明材料二的观点。
概述朱熹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10分）（3）结合维新变法思想，论述材料三中“全方位的变革姿态”的涵义。
（7分）"士大夫"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
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士"。
《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
"《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
"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前后颠倒了一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
分而言之，无论在春秋以前或战国，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职和爵位的人，社会地位比士高。
为什么从战国开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呢?这是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士大显身手的结果。
谋道谋食可兼得，亦儒亦商两相宜——读《聊斋志异·黄英》作者：暂无来源：《中学生百科·大语文》 2017年第12期【作者简介】蒲松龄(1640-1715)，清代著名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属淄博）人。
蒲松龄一生广读经史，学识渊博，但屡试不第，贫困潦倒，主要靠做塾师为生。
舌耕之余，笔耕不辍，著有《聊斋志异》等多部著作。
《聊斋志异》集志怪传奇小说之大成，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马子才，顺天人。
世好菊，至才尤甚，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
一日，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亲有一二种，为北方所无。
①马欣动，即刻治装，从客至金陵。
客多方为之营求，得两芽，裹藏如宝。
归至中途，遇一少年，跨蹇从油碧车，丰姿洒落。
②渐近与语，少年自言：“陶姓。
”谈言骚雅。
因问马所自来，实告之。
少年日：“种无不佳，培溉在人。
”因与论艺菊之法。
马大悦，问：“将何往？”答云：“姊厌金陵，欲卜居于河朔耳。
”③马欣然日：“仆虽固贫，茅庐可以寄榻。
不嫌荒陋，无烦他适。
”陶趋车前向姊咨禀，车中人推帘语，乃二十许绝世美人也。
顾弟言：“屋不厌卑，而院宜得广。
”马代诺之，遂与俱归。
第南有荒圃，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
日过北院为马洽菊，菊已枯，拔根再植之，无不活。
然家清贫，陶日与马共饮食，而察其家似不举火。
马妻吕，亦爱陶姊，不时以升斗馈恤之。
陶姊小字黄英，雅善谈，辄过吕所，与共纫绩。
④陶一日谓马日：“君家固不丰，仆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为常！为今计，卖菊亦足谋生。
”马素介，闻陶言，甚鄙之，日：“仆以君风流雅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
”⑤陶笑日：“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
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
”马不语，陶起而出。
自是马所弃残枝劣种，陶悉掇拾而去。
由此不复就马寝食，招之始一至。
未几菊将开，闻其门嚣喧如市。
怪之，过而窥焉，见市人买花者，车载肩负，道相属也。
第31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7月 Vol. 31 No. 4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ul. 2009 ──────────收稿日期：2009-02-11作者简介：倪武业（1982-），男，江苏宿迁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17-徘徊于“谋道”与“谋食”之间── 古代读书人历史性格解倪武业（徐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摘 要：回望历史，我们看到了读书人在“谋道”与“谋食”之间的“此意徘徊”。
也可以说，“谋道”与“谋食”的问题贯穿于我国古代读书人历史性格形成之中，也正是在“谋道”与“谋食”的相互扭结、缠扯甚至冲突、分裂之下，我国古代读书人艰难地作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关键词：读书人；谋道；谋食；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 G 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15(2009)04-0017-03Wandering between “Plan of Seeking Road” and “Plan of Seeking Food”──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cient ScholarsNI Wu-ye(School of Liberal Arts,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Abstract: Looking back on history, it is found that the ancient scholar were wandering between the "plan" of "seeking road" and "plan" of "seeking food". It is said that the problem of "plan" of "seeking food" or "plan" of "seeking road" are throughout the formation of ancient scholar’s characteristics. And it is under the mutual kink, pestering pull even conflict of "plan" of "seeking food" or "plan" of "seeking road", the scholars of ancient China have been difficult to make their own choices in life.Key words: Scholar; plan of seeking road; plan of seeking food; intellectuals理性地审视我国古代读书人的历史性格，可以发现，他们饱尝着“谋道”还是“谋食”的精神痛楚和灵魂煎熬。
而这样心灵的徘徊与矛盾直到现在仍然不时地彰显于当代知识分子身上。
基于此，笔者认为，回望古代读书人的历史性格也是在对当代知识分子进行灵魂拷问，其意义自不待言。
一、“谋道”关于我国古代社会中的“道”，从分类上说，它大体包括“天道”和“人道”两方面，春秋子产就曾在著名的“天道远，人道迩”命题中把两者对举。
但古代读书人所谋之“道”重在“人道”，也就是社会规范和文化、政治理想。
诚如黄克剑先生所言：“到老子和孔子出现时，这在往后依然持续着眷顾着的焦点发生了意味深长的转换，这种转换一言以蔽之为：由‘命’而‘道’。
”[1]即是指人们由关注带有宗教色彩的“命运”转为涉及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的“境界”追求。
而从“道”的具体内涵上说，它又不具有“有形式的组织”[2,p100]，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
至于荀子所问的“何法之道”，那真是“一树的梨花百首诗”。
在我国传统社会里，读书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虽有多方面组成，但很重要一点就是“谋道”（主要是孔孟之道）。
正是在“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3]的信念鼓舞下，中国的读书人踏上了艰难的“谋道”之路。
他们黄卷青灯，孜孜讫讫，吟哦讽咏，琅琅达旦；他们设帐授徒，开坛立教，传道明理，尊才慕学；他们周游四方，力行践履，修明法度，移风易俗。
古代读书人自任为“道”的承担者，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敢于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承担社会第31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7月-18-责任、进行社会批判；他们更乐于以“道术将为天下裂”和“欲以其道易天下”的豪情“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
这是一种宏大、张扬的精神气象和人格结构，是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
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
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
”[2,p101]而历经历史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这个传统从春秋到近代一直保持在知识分子身上。
”[4]天清地明，中国的读书人心志高远；山高水阔，中国的读书人气贯长虹。
他们在“谋道”之路上“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彰显的是中国读书人的高贵和大气，而这份高贵和大气唤起的是呼啸的山风，是滚滚的波涛，是华夏民族的正气和英姿。
二、“谋食”只要我们稍稍考察一下我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尽管古代的读书人对“谋道”的呼声一直十分高涨，但仍有另一种情思在纠缠着他们，那就是“谋食”。
因为读书人乃常人耳，他们有心、有肝、有感情，绝非高蹈不识烟火者。
同时，在皇权专制社会，能够在仕途搏杀中胜出的读书人恍如“沧海之一粟”。
因此，困于场屋、宦海沉浮的读书人难免产生“几为儒冠误此身”的精神动摇。
具体言之，读书人的“谋食”至少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衣食父母”方面的。
“衣食”需求实乃人之本能和基础，更何况，我国古代的大多数读书人是孤寒之士，他们对“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追求更强烈，他们为自己特别是父母的饥肠碌碌而承受的痛苦也更为巨大而惨烈。
《儒林外史》中就有言曰：“也要须有本钱奉养父母才得有念头读书。
”可见，对“衣食父母”方面的追求确实萦绕在古代读书人心头，读书人认为“值那一死”。
其次是“情欲”方面的。
所谓“人非草木，岂得无情”。
读书人一腔抱负，难舍的是红颜。
因而，对于一生爱好天然而不得的古代读书人来说，潇洒书斋也愁煞了读书人，真是“香香小姐住梅村”，春怀可怜！文笔太妙的《西厢》等书，着实害了天下无数读书人！只是当下知识分子对“温柔乡”的向往较之于古人表达得更为直率，因为对于古代读书人来说，虽是“情甚相得”、“思之不已”，但多是“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
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记》），读书人的“谋食”大体就是“人之性情”、“人伦物理”的食、色之性。
它们是人的基本也是正常生理需求，是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无恒产”、“无定主”的我国古代读书人来说。
笔者认为，“谋食”也是古代读书人心中一个不变的梦、美丽的梦。
套用陈平原先生的话就是“千古书生衣食梦”，只是他们遮遮掩掩、羞于表达而已。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读书人不善谋生、疏于应世。
他们久乐诗书，骨子里的那份清高、孤傲、狂狷和耿直使其难容于俗不可耐的封建社会，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嬴弱之躯又使其与现实世界颇有距离。
无怪乎李敖先生直言我国古代的读书人“急于用世，拙于谋食”。
后世许多人也鄙视读书人百无一用，为其“拿不得轻，负不得重”，惟知坐而论道，文行出处。
“怪不得人说你们‘诗云子曰’的人难讲话。
”[5]毛泽东也称梁漱溟为代表的读书人为秀才，一个字“酸”。
因此，读书人在现实世界的无能与迂拙，成为人们嘲笑的最好题材，而这与读书人自认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形成极大反差，岂不怪哉？三、“谋道”与“谋食”追求超越性的价值理想是我国古代社会极力提倡的，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事者也。
”（《论语·里仁》）然而这种实现理想方式的独断性又会带来许多困扰。
比如笔者心中一直纠缠着一个心结，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古代社会，自身衣食、父母衣食等方面都无法得到基本满足的古代读书人何以能“孔颜乐处”？又何以能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的一箪食、一豆羹“固其本心”？因为，对于在孔孟之道中的照顾亲族、友爱弟兄、孝娣、亲亲等纲常德目浸淫深厚的我国古代读书人来说，亲人的一缕白发足以摧毁他们高山深海般的信念，他们无法背对现实，无法不顾现实的炎热而只做清凉的美梦。
后世就有许多人质疑：无“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的支撑，中国知识分子怎么能牢固地很好追求精神？古代读书人的代表──孔子本人不也曾经不忍目睹“母亲与年龄不相称的衰老”[6]而背着母亲扔掉所有的圣贤书吗？不也无数次对着纤妻弱子进行灵魂的挣扎吗？可见，即使古代读书人“受礼教毒害之深”，也无法摆脱深入骨髓的“日用伦理”和“相生养之道”。
“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孔圣人都没有完全做到，何况我们呢？由此可以想见，读书人在“谋道”与“谋食”纠缠下的痛苦和煎熬。
笔者也一直持一种个人化的观点：贫苦的读书人不要去深入地读《论语》，因为它内部诸多无法解开的矛盾和抵牾足以使人陷入人格分裂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当然也得承认，在把“谋道”不断强化为读书人神圣追求的古代社会，有着“一朝心定，终生不改”信念的人有之，他们认为追名逐利的儒生学士真是“愧杀读书人”，但毕竟这样的人少之又少。
也就是说，食人间烟火的读书人又始终无法“忘却营营”，无法摆脱“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纠缠。
“谋道”抑或“谋食”？这确实成了问题。
我们也看到了读书人在此两难中的“此意徘徊”。
古代的多数读书人行“中庸之道”，他们高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儒道互补”为精神皈依和心灵安慰。
然而，在封建专制社会要想真正做到“用退进藏”倪武业：徘徊于“谋道”与“谋食”之间-19-又是多么的艰难！因为中国的读书人较之于宗教熏陶下的西方知识分子显得小气、委琐得多，他们深知感情的辩证法，拿不起又放不下，更别谈“青天一鹤见精神”。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中国的读书人永远是“身在江湖，心系魏阙”，所谓“进亦忧，退亦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