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发源地文化生态的认识问题_近年有关渝东南民歌_黄杨扁担_的论争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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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江苏民歌的传统生态文化价值融入音乐美育的接受性江苏民歌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文化的传承,江苏民歌的传统生态文化价值也逐渐融入到音乐美育中,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接受。
本文将从江苏民歌的传统生态文化价值以及其融入音乐美育的接受性两个方面进行浅析。
一、江苏民歌的传统生态文化价值江苏民歌是指流传在江苏地区的民间歌曲,包括了山歌、田歌、船歌、渔歌、苗歌等多种类型。
这些歌曲多以朴实的语言和简单的旋律表达了当地人民对生活、爱情、自然等方面的情感和体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厚的生态文化气息。
江苏民歌反映了当地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
在江苏的山水田园间,民间歌手们以淳朴的歌声讴歌了江南水乡的秀美风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生动地描绘了自然界的美丽画卷。
一些渔歌船歌更是将江苏的河流、湖泊和海洋的特色表达得淋漓尽致,使人们仿佛置身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江苏民歌传承了丰富的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
在江苏的每一个村落,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山歌田歌,这些歌曲极富地方特色,记录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劳作、娱乐等方方面面。
通过歌曲传唱,人们可以感受到江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了解到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这既是一种文化传承,也是一种生活体验。
江苏民歌代代相传,传承了丰富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
在历史的长河中,江苏的民歌一直是人们情感传递的重要媒介,它们通过诙谐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传递了人们对家乡的眷恋、对生活的喜悦、对爱情的期许等丰富情感,成为了当地人民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纽带。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发展,江苏民歌的传统生态文化价值正在逐渐融入到音乐美育教育中,并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接受。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江苏民歌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底蕴,适合用于音乐美育教育。
传统的音乐美育教育往往注重对民歌的传承和发扬,江苏民歌作为当地的优秀音乐文化遗产,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歌词朴实真挚、旋律优美动人,这些都使得它成为音乐美育教育中非常重要的资源。
浅析江苏民歌的传统生态文化价值融入音乐美育的接受性江苏民歌作为江苏省特有的民间音乐艺术形式,承载了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价值。
这些价值因素融入到音乐美育中,不仅能够提升人们对民歌的接受性,还能使民歌艺术更加生动、鲜活。
本文将从江苏民歌的传统生态文化价值和音乐美育的关系角度,浅析江苏民歌在音乐美育中的接受性。
一、江苏民歌的传统生态文化价值江苏民歌是江苏省广大农村地区流传的一种民间音乐,它以其独特的旋律、歌词和表现形式,传承了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
江苏民歌以农耕文化为主题,反映了江苏农民的种植、耕作和生活状态。
它们以自然、农耕、生活、情感为主题,表现了江苏农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江苏民歌在表现形式上,充分展现了江苏人民的生存哲学和生活智慧。
歌词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和深刻道理,深受人们喜爱。
江苏民歌的传统生态文化价值丰富多彩,包括了对自然、对农耕、对生活、对情感的独特诠释,这些价值因素为音乐美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源。
江苏民歌的传统生态文化价值与音乐美育有着天然的联系。
江苏民歌的歌词中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和智慧,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感、思维情感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学生可以通过欣赏和学唱江苏民歌,感受其中蕴含的情感,提升自己的情感体验和表达能力。
江苏民歌的主题多为农村生活、自然景观等,这些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相符,有助于拉近学生和音乐的距离,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
江苏民歌的旋律优美、简单易学,适合于学生的音乐教学和学唱,是音乐美育的重要素材。
通过将江苏民歌的传统生态文化价值融入音乐美育,可以激发学生对民歌的兴趣和热爱,提高他们的音乐素养和文化修养,使民歌艺术更加生动、鲜活。
三、江苏民歌在音乐美育中的接受性江苏民歌的传统生态文化价值融入音乐美育,有助于丰富音乐美育的内容,提升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和理解,使他们更好地感受音乐的魅力,增强他们的音乐素养和审美情感。
为了充分发挥江苏民歌在音乐美育中的作用,我们需要加强对江苏民歌的推广和教学。
浅谈中国民歌的地域差异及其地域特色的成因论文导读:地域间的差异直接影响着民歌的风格特征,因此对于不同地区的语言特点、生活特点、地理环境的熟知,对于我们了解和欣赏中国民歌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一,四川号子:流行于四川境内长江流域的民歌以“号子”最具地域特色。
关键词:中国民歌,地域差异,地域特色,成因民歌,即民间歌曲的简称。
它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劳动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集体创造出来的,最能直接反映现实、被人民群众所普遍掌握、广泛流传的一种艺术作品。
我国的民歌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早在《诗经》中的“风”就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流行于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汉魏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唐宋的“曲子调”、元代的“小令”、“散曲”,明清的“歌谣”、“小曲”等。
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民歌也随之有了新的内容、精神风貌、音乐形式和艺术风格。
发表论文。
而其中幅员辽阔、复杂多样的地理背景则使我国民歌体裁丰富、风格多样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一、地域性的差异对民歌风格特征形成的影响地域间的差异直接影响着民歌的风格特征,因此对于不同地区的语言特点、生活特点、地理环境的熟知,对于我们了解和欣赏中国民歌具有重要的作用。
民歌中展现出了劳动人民多样的生活模式,如;与不同的劳动方式紧密相连的号子,与不同的生活场景、生活情趣紧密相连的小曲、小调等。
同时由于民歌受到不同地区的语言音调、生活特点、地理环境等的影响,使得民歌还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色彩。
如平原地区的民歌大多婉转流畅;山区的民歌比较高亢豪放;而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产生的民歌,则多是那音调悠长、气息宽广的长歌等等[1]。
第一,四川号子:流行于四川境内长江流域的民歌以“号子”最具地域特色。
号子是一种和劳动节奏密切结合的民歌,又称之为劳动号子。
如流行于四川境内长江流域的《川江船夫号子》,是在行船过程中为组织、协调纤夫们的动作而唱的,由于川江上的水路和气候险恶多变,纤夫们的工作不仅异常艰苦,而且常常性命攸关。
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问题及其对策作者:梁桂林翟丽丽来源:《当代旅游》2019年第01期摘要:渝东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多样,但目前其旅游资源发展不够积极,不够有吸引力。
本文总结了渝东南地区民俗文化的特征和发展状况,探讨了渝东南发展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必要可实施性,并从渝东南地区概况、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现况分析、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的问题及对策、四个方面构建了适合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关键词: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和核心,民俗文化旅游是一种高水平的旅游。
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是指可提供可以开发利用供旅游者参观游览的,少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具有独立性,不可再生性和原始性,是旅游业经济发展重要战略性旅游资源,拥有很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
一、渝东南地区概括介绍渝东南地区包括武隆、黔江、彭水县、秀山县、酉阳县和石柱县。
地处四川东南地区武陵山和大岭山的交汇之处,是重庆市唯一的少数民族聚集地,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地。
渝东南地区全面积约1.98万平方公里,占重庆市总面积20.6%。
现有总人口365万余,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国家重点保护区。
其中仙女山、天生三桥、芙蓉洞等自然景观丰富,大酉洞、龙谭古镇、乾隆行宫等人文景观众多。
在这片秀美的土地上,有陶渊明的名词佳作,也有解放军的剿匪名迹,还有张艺谋在三桥拍摄的黄金甲。
渝东南地区的天然形成的喀斯特地貌也是重庆市第一个产生的自然遗产。
二、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现状分析21世纪以来,渝东南地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还是依旧没有摆脱“老少边穷”的现象,区域经济总量偏低,是重庆市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一个区域。
综合考量地理位置、资源、政策、经济等各种因素,民俗文化旅游在渝东南地区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一)渝东南地区旅游资源渝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主要是依靠土家族和苗族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艺术、传统手工艺、风俗习惯等内容。
音乐文章发表之“原生态民歌”的几点思考音乐文章发表期刊推荐《无线音乐》杂志是中国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指导刊物、由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主管、当代黑龙江研究所主办,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教育综合性刊物。
现为半月刊,其中上半月刊为音乐艺术版,下半月为教育文化版。
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2-8882国内统一刊号CN23-1553/G0。
摘要:原生态民歌,是我国各族人民“原汁原味”的民间歌唱音乐形式,也是中华民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我们所熟悉的“原生态民歌”领军人物有奇富林、王文丽、扎西尼玛、卞英花、阿拉坦其其格、索南孙斌等,他们的嗓音有着独特的魅力,撼动人心,而最近的一系列音乐比赛节目也不断涌现出“原生态民歌”的新生命力,如吉克隽逸。
原汁原味的民歌是民族根源文化、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是我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活化石,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本文将对“原生态民歌”进行介绍并思考其未来如何发展。
关键词:原生态民歌,思考,未来发展原汁原味的民歌是民族根源文化的一部分,是我国民族的血肉和灵魂,是我国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活化石,民歌具有鲜明的地域风格和欣赏性。
我国有拥有56个民族的大国,有着深厚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个民歌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
民歌艺术作为我国音乐艺术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而不可分割的。
民歌是代表中国的民族音乐,通过音乐,弥补各民族语言的不通,传递心灵的力量。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了解“原生态民歌”,去细品它的滋味。
一、什么是原生态民歌“生态”是生物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而“原生态”是一切在自然状况下生存下来的东西。
民歌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生活的生动写照。
这些歌曲直接产生于民间,反映着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生活的生动画卷。
民歌的语言生动传神,它并不是将简简单单的生活语言直接拿来,而是也讲究韵律,讲究比兴等传统的诗歌手法,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是百姓的杰作,是大众语言的精华,所以民歌具备很高的艺术价值。
剖析重庆彭水县鞍子镇、梅子垭镇民歌的特点作者:李钢弦来源:《音乐时空》2015年第02期摘要:本文通过采风收录的民歌对位于渝东南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的鞍子镇和梅子垭镇的山歌从它的由来、声音特点、曲式曲调特点、类别、共性与区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关键词:鞍子镇梅子垭镇山歌情歌号子鞍子镇与梅子垭镇两镇中心相距二十多公里,是毗邻的两个乡镇,都属于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地处渝东南大山深处。
2008年那年,重庆音乐广播曾来到此地收录了在央视歌唱比赛上获得原生态唱法好评的民歌“娇阿咿”,同时也收录了一部份山歌民谣。
2014年5月,带着疑惑的心情我们再次踏上了相距主城三百多公里以外的鞍子镇和梅子垭镇进行音乐采风,没想此次收录却获得了意外的惊喜和收获,激起了笔者对该地民歌的深入思考。
一、当地基本情况重庆市东南地区处于和湖北、湖南、贵州三省的结合部位,由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武隆县等区县组成,历史上属于酉州,该地区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脍炙人口的民歌《黄杨扁担》和《太阳出来喜洋洋》即出自这里。
彭水县的鞍子镇、梅子垭镇就处在这一结合部之中。
其民俗民风保存较为完整,民歌便是代表之一。
30年前,这里几乎家家户户歌声嘹亮,村民个个会唱山歌,在当地,会唱歌受人尊重,被尊称为“歌师傅”,由此,鞍子镇也被重庆市政府命名为民歌之乡。
近年来,这里的民歌不断走出大山,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
二、当地民歌由来彭水县北接湖北,南连贵州,梅子垭镇与鞍子镇地处这一结合部的三县交汇处,在“湖广填四川”时期,梅子垭镇、鞍子镇是入川“酉州通道”上的重要落脚点。
明洪武年间以及天顺元年江西人冯廷俊、李铆学先后迁到今天的梅子垭镇和鞍子镇,成化二年(1466年),江西临江府任元也迁到今天的鞍子镇一带,再加上宋末、元代和明代多次“赶苗拓业”,苗族被迁出境外或赶入深山老林,“赶苗”之后各个家庭的家兵们又重编“部曲”寓兵于农,时间一长这些部曲便融入当地吸其语言、从其风俗并互通婚姻,于是,这里形成了多个族群以及富有特色的生活习俗和情趣。
渝东南地区民间音乐的艺术特征及其产业化研究作者:熊陈来源:《北方音乐》2014年第10期【摘要】渝东南地区民间音乐文化极具特色,尤其是民族民间音乐,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在树立良好地方文化形象、打造卓越民族民间艺术产业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
文章对渝东南地区民间音乐的艺术特征及产业化发展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
【关键词】渝东南地区;民间音乐;艺术特征;产业化发展;音乐文化渝东南地处武陵山区腹地,与湖北、湖南、贵州三省接壤,是重庆市连接东南沿海地区的最便捷通道。
渝东南地区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其民族民间文化繁荣多样、富有特色,尤其是民间音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且文化内涵深厚,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虽然渝东南地区民间文化繁盛,但是经济方面却相对落后。
如何利用渝东南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形象,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支柱产业,打造渝东南地区独特的产业化链条,促进该地区经济与文化共同繁荣的同时,将地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艺术推向全国乃至世界,已经成为一个迫切性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面对。
一、渝东南民间音乐概述渝东南地区包括了黔江区秀山、酉阳、彭水与石柱四个少数民族自治县。
生活在这里的民族有土家族、苗族、汉族等民族。
渝东南地区在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艺术文化形态,同时也吸纳了大量的外来音乐文化精髓。
创造出了具有民族特色又丰富多彩的特色民间音乐,比如花灯戏、土戏、三棒鼓、薅草锣鼓、酉阳竹琴、情歌、哭嫁歌、山歌、丧歌等等。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鼓水著名苗歌曲调“娇阿依”、黔江气势恢宏的“南溪号子”、酉阳纯朴自然的酉阳民歌以及抒情优美的“花灯歌舞”等,不仅在当地流传广泛,而且在全国也有很强的知名度,不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二、渝东南民间音乐的艺术特征(一)地域、民族特色鲜明渝东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造就了该地区独特的民族气质和审美标准。
收稿日期:2005-12-23基金项目:重庆市2005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批准号2005-YW06)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赵心宪(1948-),男,重庆市人,重庆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巴渝文化・名人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巴渝文化(名人)。
March,2006第19卷第2期重庆教育学院学报Vol.19No.22006年3月JournalofChongqingCollegeofEducation秀山民歌《黄杨扁担》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是1957年四川歌唱家朱宝勇、戴启煌演唱录制的唱片第二年在全国发行开始的。
同年《黄杨扁担》改编的男声小合唱(梁上泉词金干曲)在重庆地区获得声誉,1959年9月,作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献礼节目晋京。
随着赴上海、南京、武汉、长沙、西安等十省市庆典巡回演出活动的进行,《黄杨扁担》的优美曲调流行全国。
1960年,国家文化部组建艺术团参加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后赴黎巴嫩、阿尔巴尼亚等友好国家演出,《黄杨扁担》从此蜚声世界。
《中国民歌》(第二集)、《中国民歌选400首》、《中国百唱不厌歌曲》等10余种较权威的中国民歌及其配曲选本,都将《黄杨扁担》列入其中。
1980年代更因为国内著名歌唱家李双江、蒋大为等的演唱,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同名交响乐播出等因素,《黄杨扁担》名声日隆,成为渝东南地区国际知名民歌的第一品牌。
新千年伊始,围绕着民歌《黄杨扁担》发源地的论争,显示出《黄杨扁担》作为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巨大商业价值,更涉及到民歌传承生态“语境”认识的深层次问题。
学术探讨这样的课题,在国家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大力推进的今天,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近年有关《黄杨扁担》发源地的论争,由于未能实际上升到文化思考需要的认识层面更深入地讨论下去,最后因缺失话题而终场,文化生态保护的时代意义和区域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揭示。
《黄杨扁担》不仅仅是经过文人定型的一种民歌的歌词,更重要的是与区域民间音乐曲调不分家的多种民俗歌谣,离开秀山花灯民俗文化的生态“语境”,秀山作为《黄杨扁担》发源地的依据就不可能真正阐释清楚。
其他地方也因为不具有秀山花灯民俗音乐的文化生态条件,所以只可能成为《黄杨扁担》的传唱地,而不可能成为《黄杨扁担》的发源地。
一、近年围绕《黄杨扁担》发源地引发的论争过程及焦点问题围绕民歌《黄杨扁担》发源地引发的论争,从2000年11月起,到2002年8月止差不多两年时间。
翻阅报刊有关的近30余篇论争文章及报道①,论争的缘起、发展与结束过程有清楚的阶段轨迹显示。
(一)论争的缘起。
2000年11月17日《重庆日报》“巴渝风”专栏发表《〈黄杨扁担〉出自酉阳东流口》一文,推断酉阳东流口是民歌《黄杨扁担》的发源地,依据有三:(1)《中国民族音乐大全》明确记载《黄民歌发源地文化生态的认识问题———近年有关渝东南民歌《黄杨扁担》的论争及其反思赵心宪(重庆教育学院中文系,重庆400067)摘要:近年有关《黄杨扁担》发源地的论争,由于未能实际上升到文化思考需要的认识层面更深入地讨论下去,最后因缺失话题而终场,文化生态保护的时代意义和区域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揭示。
《黄杨扁担》不仅仅是经过文人定型的一种民歌的歌词,更重要的是与区域民间音乐曲调不分家的多种民俗歌谣,离开秀山花灯民俗文化的生态“语境”,秀山作为《黄杨扁担》发源地的依据就不可能真正阐释清楚。
关键词:《黄杨扁担》;民歌发源地;文化生态;秀山花灯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390(2006)02-0005-07杨扁担》是酉阳民歌,音乐界的权威人士在国内的权威赛事上亦有此认同①。
(2)酉阳当地流传的《黄杨扁担》歌词及衬词“哥呀呀依哟”就“极具地域性”。
(3)酉阳历来被称为“世外桃源”,是民歌的海洋,国内流行的民歌《黄杨扁担》就是据酉阳采风改编推出的。
这篇引起争论的文章不足千字,作者的观点并没有扎实的资料支撑真正展开,这样,文章立论依据的事实几乎都只能存疑而不很可靠。
随后展开的论争,双方似乎都围绕着民歌歌词中“下酉州”或“下柳州”的“事实”诘难或者补充,徘徊于事实现象的层面上探讨,你来我往持续一年多,论争一时颇有些动感情。
(二)论争的发展。
《引起〈黄杨扁担〉争论的原因在哪里?》(2001年3月3日)[1]、《由权威人士解释〈黄杨扁担〉所想到的》(2001年6月10日)[2]两文,对《中国民族音乐大全》有关记载,作了事实的澄清:(1)1982年四川出版的《秀山花灯选集》的音乐资料中,在未加考证核实情况下,误将《黄杨扁担》唱词中的“下柳州”改为“下酉州”,导致《中国民歌》(第二集)、《中国民歌选400首》、《中国百唱不厌歌曲》等书籍的“仿效刊载”,直接影响到音乐界权威人士的知识了解与认同。
(2)作为秀山花灯本地专家的40年从艺经历所见,据1963年四川省歌舞团内部编印的《四川民歌》(油印本)、秀山花灯歌舞剧团1965年内部编印的《秀山花灯集》(油印本)等原始记载,国内普遍传唱的《黄杨扁担》,其发源地在秀山县玉屏乡的白粉墙村,“歌词中的‘下柳州’指的就是广西柳州。
秀山人讲‘下柳州’,就像北方人讲‘闯关东’、‘走西口’一样,含有泛指的意思。
”两文话题的由来,出自《重庆日报》上《我所了解的〈黄杨扁担〉》(2001年1月12日)一文。
这是亲历者对《黄杨扁担》从民间采集,名家记谱、演唱与改编,国内流行的形式和经过所作简明的陈述,文章重点落实于为什么同意歌词应该是“下柳州”而不是“下酉州”的说法,作者的结论是:“《黄杨扁担》产生地秀山县溶溪区,顺溶溪沟出沟进酉阳县‘龙潭’,当地人称为‘上龙潭’或‘上酉阳’,而并未称为‘下龙潭’或‘下酉阳’,因此,‘下酉州’的说法不能成立。
”[3]上述两文的内容,沿着《我所了解的〈黄杨扁担〉》话题的引导,主要集中于《黄杨扁担》“下柳州”而非“下酉州”的唱词辩难。
理由有三:其一,地理位置可见。
“秀山在南居下,地理条件一马平川,素有小成都之称。
酉阳在北居上,位于大山环抱之中。
两地相距二百多里,其间群山叠障、道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俗话说,“提起上酉阳,叫苦喊爹娘”,挑担“下酉州”与民俗不合。
其二,历史上秀山的商贸往来与湖广关系更密切。
秀山地处渝、湘、黔、鄂四省市边界结合部,虽然曾经与酉阳、黔江、彭水同属一州管辖,但秀山系沅水水系,而酉、黔、彭属于乌江水系,旧时交通惯例,秀山商贸取道境内酉水河、洪安河直达湖广。
有秀山花灯的“刷白”歌可证:“花子莫刷白,刷白了不得,三岁到湖广,四岁到常德……”,“下柳州”就是经过湖南水道而去的。
其三,就秀山花灯的源流而言,与湖广地区的文化往来是可信的。
作者认同这样的研究结论:“秀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得以形成,其传播途径与湖广有直接关系。
秀山平凯字灯,一种用花灯摆字的舞灯术,受到皇帝的恩宠,经湖广上京表演受封”。
而且,秀山流行的《黄杨扁担》,还有这样的演唱内容:“黄杨扁担软溜溜,挑担白米下柳州,柳州爱我白米好,我爱柳州好丫头,有钱的大哥讨过去,我们无钱干发愁”。
认为“下柳州”的唱词足可采信。
反驳上述观点的意见,主要是发表于《重庆日报》(2001年8月22日)等报刊的几篇文章提出的。
《〈黄杨扁担〉“酉”“柳”考辨》、《再谈〈黄杨扁担〉的故乡是酉阳东流口》,“引经据典”考证秀山、酉阳行政区划“曾是一家”,统称酉阳州的历史,而“改土归流”之前更有800年“封闭”管理土司制度的史实,针锋相对驳斥“下柳州”的说法缺乏历史根据,以下诸方面的“典籍”资料,可认为“《黄杨扁担》的根在酉阳,故乡在酉阳”[4]:(1)历史上“酉秀两县(州)的土司时代的土民,绝不可能去‘柳州’,就是越出司界州界,也是困难重重,不大容易的”,《大清会典事例》、清《户部则例》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如前者的有关条文:“土官土民因公赴外省者(包括三年或一年一次的朝贡),均计程立限,不许逗留。
有不行申报、擅自出境者,土官革职,土民照无引渡私渡关律,杖八十。
”后者的清规戒律更是严厉:“民人无故擅入苗地,苗人无故擅入民地,均照越渡沿关边寨治罪,失察各官议处……民人有往苗地贸易者,令开明所贸货物,运往某司寨贸易,行户姓名,自限何日回籍,取具行户邻保佑。
逾期不出报明文武官弁,严加究拟”。
清湖广总督《大司马张公檄》有这样的律例:“令各关堡防守,官兵俱需在扼要之处,严加盘诘,昼夜巡缉,勿致土人出入滋害”,还规定汉人不得任意进入土司土官地区。
(2)酉秀两县(州)的历史渊源和地缘关系是分不开、割不开的。
“秀产”大米出口柳州的说法更可疑,明清两朝、民国时期酉秀两地的社会经济密切往来的关系有案可查,不是《由权威人士解释〈黄杨扁担〉所想到的》等文所说酉秀区间疏于往来的情形。
《明史・土官传》载:“洪武五年(1372年),仍设酉阳州,兼置酉阳宣慰司。
领有平茶(今秀山龙凤),邑梅(今秀山梅江),石耶(今秀山石耶),麻兔(今贵州松桃县甘龙口)四洞长官……每三年一入贡,石耶不能亲至京,命附于酉阳。
”光绪《秀山县志》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地坝洞者,石耶分地也”,“从酉阳司使朝觐入京,授副长官”。
明嘉靖时曾“撤溶溪(今秀山溶溪)芝麻子坪长官司,辖地改属酉司”。
嘉靖《四川通志》载:明清两朝,济今秀山及湘西各县之川盐,均由酉西龚滩经酉阳州府所在地今钟多镇(忠孝里),再转龙潭;一部分船载往湘西,一部分肩挑背扛,沿酉秀传统古道远至秀山销售。
光绪《秀山县志》云:“皇朝书言,酉阳土产水银、丹砂、布、桐油四者,秀产为多”。
表明酉阳改直隶州而秀山建县前,手工业品、农业品等土产,是纳入酉阳州统计的。
而秀山“出口”的贡米,据考证每年的总产量不超过250千克[5]。
(3)秀山系沅水水系,而酉阳、黔江、彭水属乌江水系的说法也是“不尽妥当”的。
酉阳作为重庆市辖区最大的县,东部的兴隆、大溪、酉酬、麻旺、龙潭等镇隶属于酉水、沅江水系;西部的苍岭、龚滩、丁市、双河和南部李溪属于乌江水系。
酉水流经渝东南总长105公里,其中酉阳境内72公里,秀山境内33公里。
如果说因为酉水的关系秀山与湖广有经贸往来,酉阳与湖广的经贸往来就不可能不存在。
(三)论争的结束。
《〈黄杨扁担〉“酉”“柳”考辨》等文的发表再掀论争的波澜,是中央电视台拟作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类似节目而触发的②。
2002年7月1日、7月24日《秀山报》跟踪报道,《中国民族报》记者深入秀山农村调查民歌《黄杨扁担》的起源、传播与现状的新闻。
同期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让〈黄杨扁担〉唱得更响》、《再度认识〈黄杨扁担〉》,配合同年8月13日《中国民族报》记者秀山采访综述《〈黄杨扁担〉惹了谁?》,借权威媒介的报道和民间音乐专家的认定方式,确认《黄杨扁担》的发源地在秀山,之后,反对、商榷的文章再也没有出现过,可视为这场论争的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