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自由思想初探

老子的自由思想初探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的自由发展，也是社会历史的发展。

“毫无疑问，在西周以前，天就是上帝，这是大量文献可以证明的，不必详述；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历史巨变，‘天崩地裂’，上帝的权威发生了根本动摇，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空前的自由。

”由此可知，我国先民在“天”的意志控制之下，其生活是不自由的。

这就涉及对“自由”如何理解的问题，而东西方哲学存在不同的诠释模式。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自由”一语，就没有“自由”范畴的存在，这种以词语的存在来决定概念存在的思维方式，是有失公允的。

我认为，概念的原创性是人类原始自由，也是自由本真内涵。

老子的自由思想，即概念的原创性特色，它是中国哲学发展路径之一，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老子的自由思想主要包括：问题意识的民本情怀，思维探求的创新精神，自然适应的和谐理念。

本文就老子的自由思想作初步的探讨。

一、问题意识的民本情怀“民本”范畴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上一种以民众为其统治根基的意识形态。

《说文》说：“木下曰本。

”本即树根，引申为事物在空间上的基础，或者在时间上的起点，它是产生或维持其它事物发展条件之一。

将“本”的概念引入“民”与“君”的关系中，突出了君王对民众的依赖关系，体现了民众在君民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西周初期提出了“敬德保民”的理念，所谓“敬德”，就要求君王既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又要对民众施行仁德；所谓“保民”，就是君王勤政爱民，取得民众的支持与敬重。

鉴于“是日何尝伤乎？日亡，吾与汝偕丧亡”的教训，召公认为“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商。

”君王必须调整统治政策，顺乎民心，合乎民意，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天的视听来自于民众的视听，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而言，天意不可见，天意要表现为民意，突出了民意的重要性。

“民固邦本，本固邦宁。

”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能够安宁；民众安居乐业，社会才会稳定。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上天对民众既无亲疏，也不偏爱，它只是辅助圣明贤德的君王；民众的心不仅变化无常，而且向背没有准确的对象，只是暂时归附君王。

这些“民本”观念，其目的是让君王要勤政爱民，不要激起民变。

荀子说：“传曰：‘君，舟也；民，水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此之谓也。

”水不仅可以载舟，也能够覆舟。

春秋时期，诸侯国相互争斗，天下纷争，出现了“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的现象，民众此时如何自保，就成了老子特别关注的问题，老子对此倾注了民本情怀。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揭露君王“为”“争”的危害性。

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土地是民众生存之本，也是君王为政之资；民众既是官吏的奉养者，也是国家的守卫者；君王只有正确处理好民众与土地的关系，勤于政事，才能感召民众，巩固统治。

但是，当时君王过于重视“土地”与“政事”的重要性，却把“人民”摆在次要的位置上，过分地强调“为”与“争”的作用，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其行为突出在：一是构成了对民众的掠夺。

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多也，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

”国家饥荒，不是民众过度浪费，不思种植，而是君王苛捐杂税过重，荒淫无度造成的。

这样，民众心生怨恨，对君王不满情绪转化为反抗行为，局面自然就难以控制了。

同时，由于君王的高压政策导致了社会的动荡，老子警告说：“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

”民众所以看轻死，是由于君王“求生之厚”，食税太多，逼得民众没有活路，所以看轻死。

民众所以要不惜身家性命，铤而走险，正是为了谋求生存的强烈愿望所促使。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如果人们从来就不怕死的话，那又为何以死来相威胁呢？如果人们总是要死的，对守法而生活的人，我也将对其实施杀伐惩治，那怎么敢呢？“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如果民众不怕威胁，那么对君王来说，其可怕的情景就要出现了。

这些忠告是对君王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味地去“为”、去“争”所进行的无情揭露。

二是促成了对欲望的贪求。

老子说：“金玉盈室，莫之能守。

贵富而骄，自遗其咎。

”金玉之物充滿屋子，是守不住的；富贵且骄傲，导致散慢松懈，应当防危虑险，否则鼎倾炉倒，自取其辱。

因此，“罪莫大于可欲，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由于珍贵财物和永远满足不了的贪欲，必然造成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灾难。

“故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

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大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小国，小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大国。

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国与国之间相安无事，消除争端。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其智者不敢为也。

”圣贤之人治国，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对民众耐心引导规劝，使其行为得以规范，身心得以清净，私心杂念得以减少，精神得以充实，顾虑得以免除。

他们使民众安于现状，消磨斗志。

民众因减少了生存而引起的无味的争斗，不会去做那些徒劳无益的事情。

君王就能顺其自然，享受快乐，这对国家、对民众都是好事。

三是造成了对道德的破坏。

老子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天下治得好，战马生活悠闲；天下管得差，母马于野外产仔。

多事之秋，民众流离失所，更何况战马呢？然而，“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

”人类在失道以后，必然按照失德、失仁、失义、失礼不同阶段变动，随着忠信的严重丧失，仁义礼智失去信德之土的承载，乱象频生，最后进入混乱的状态。

其二，探索民众的生存之道。

民众的生存是社会赖以发展的基础，动乱的社会民众的生存更引起注意，老子能够加以探讨。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倡自然纯朴之风。

《说文》：“朴，木素也。

”它是指尚未雕琢成器的木料。

老子说：“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虽知尊荣却甘守屈辱之位，如同山水所归的谷地；它德善充足，必然回归到朴素境界。

“道”能够衍生万物，却能够保持原始的状态；那么，人民也应该返朴归真，不竞逐荣华，才能保全自己。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让民众不要追求圣智、仁义、巧利等文饰的东西，减少诱惑，就能够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无名之朴，夫亦將不欲。

不欲以静，天地將自正。

”“道”没有意志与目的作为，就能够任万物自为。

君王守道无为，事物则自然顺化。

民众顺化后又有欲望产生，就用淳朴之风感化他们，使之不欲而静，天下自然安定。

同时，老子主张“小国寡民。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更是对古朴纯正之风的积极提倡。

二是主张向“善”。

《说文》：“善，吉也”。

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调和双方大的恩怨，必然留下别的恩怨，这怎么能够称为善呢？他认为要化解彼此的恩怨，最根本的方法是大家都向“善”，不互相结怨，这样以前因为种种原因所结的怨，就会自然化解了。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德善之人不巧辩，巧辩之人德不善。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虽然民众因为离道失德而对德和道的理解以及表現各不相同，但圣人一視同仁，善良的人善待之，不善良者也善待之。

这是因为德是上善的，对善与不善沒有区別，让其自化，结果便得到善。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予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上善好象水一样，它能够有利于万物生长，就在于它能够随遇而安，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众人深恶痛觉的地方泰然处之，它与道相接近。

安身立命要像水那样安于卑下，思情虑事要像水那样宽广深远，施恩授惠要像水那样不求回报，行文立论要像水那样不言而信，为政处事要像水那样清静无为，办事行动要像水那样顺应自然。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

”老子从民本的角度提出“不争”的观点，与当时著名军事家孙武在《谋攻》中的思想不谋而合，他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武主要从军事角度来挖掘“不争”的价值，在于达到向“善”的最高境界，这表明了孙武对战争的看法是谋求民生的安定，并不是一味地为了欲望的满足；而老子却是从哲学上来谈论“不争”的生存智慧，他所追求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善与恶，更主要是把形上的“善”（即探求促进人们对善恶的认识）与形下的“善”（即怎样在社会生活中谋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净化生存环境的目的。

因此，老子比孙武的视野更开阔、更全面。

二、思维探求的创新精神思维方式是人脑活动的内在形式，它对人的言语与行动起决定性作用。

老子对“道”的体认中，其思维方式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1、思维的抽象性增强。

所谓抽象思维方式，是指按照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构建的，也就是在概念的基础上构成判断，在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推理。

而老子生活的时代思维方式是以直觉思维为主要特征，它注重直观经验，习惯于直觉体悟，擅长思辨，靠直觉直指问题的本质和核心，即由日常事物概括其本质。

老子思维的直观方面是其主要形式，但在他的思维方式中出现了抽象思维的萌芽，成为庄子思想发展的基础。

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戶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车、器、室的构造是具体事物的“有”与“无”，车轮中的毂木、器皿中的陶土、宫室中的窗户，具体存在的，即“有”；车轮中的毂木之间空处、器皿内的空的地方、宫室的窗户中空隙，实际不存在，即“无”。

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观察，使人们对“有”与“无”概念有一个初步印象，然后经过总结与抽象，形成一般意义上的“有”与“无”概念。

概念在形成初期需要直觉体悟的，当这种概念加以运用时，超出了直觉思维的范畴，达到抽象思维的境界。

因此，“有”因“无”而用，“无”为“有”成利。

这样，“无”与“有”的关系，既是具体的“利”与“用”的关系，也是抽象的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关系。

老子在此基础上，归纳并概括了“有名”与“无名”、“有为”与“无为”、“美”与“恶”、“善”与“不善”等概念的关系，更进一步地论证了“有”与“无”关系的普适性，也扩大了对“有”与“无”关系的认识与理解。

同时，他还论证了“道”就是“有”与“无”的统一。

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