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的缘起、主要精神与内涵
后现代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系统或理论，因为「后」有两种意思：一为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其次为思想上的再批判，即对「现代」的思考逻辑或方法提出质疑。就此而言，后现代应该在现代之后，后现代思想也应该兴起于现代思考之后，后现代乃于现代走了一段路之后，有鉴于现代理性产生的偏失和不完足，尤其是自然科学理性彰显的封闭性、绝对性和普遍性所提出之质疑，并思解放现代主义思想而另辟蹊径所兴起的，Lyotard（1986:79）在比较现代与后现代时，也提出「毫无疑问的，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份」之见解。那么现代又是从何开始？所谓「现代」，大抵以启蒙运动为最具象征性的年代，而更早的足迹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人及人之主体理性的呼吁。文献的记载大抵是1750年代起，尤其是1890年到1945年；至于二次大战之后，尤其是1968年以降，后现代就如火如荼的展开了（Gromala & Bicket: 1998: 1）。依据R. Appignanesi（Appignanesi, 黄训庆译，1998:1）一书的数据显示：最早使用「后现代」一词的人是R. Pannwitz，他于1917年就使用过该词，其次是1970年代英国的艺术家J. W. Chapman；不过，「后」学的开端则应该从1880年代的「后印象派」（Post – impressionism）和1914-1922年的「后工业」（Post-industrial）开始算起。
虽然后现代思想家对现代性思维提出质疑、批判和重建，但此绝不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对立或否定思维。例如，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文明威权的批判、对因果逻辑思维的批判、对绝对与普遍化深信不疑的批判等，均属于对现代主义思潮的反思（Racevskis, 1993: introduction; Lψvlie, L. & Standish, 2002: 317, 320-321, 329-331），但此思想在存在主义、批判理论的思想中早已经看到；台湾较早专题探索现代与后现代教育的著作，可以参考中华民国比较教育学会主编（1995），由杨深坑主导撰述与讨论后出版的《教育：传统、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一书。
后现代思想的定义众说纷纭，故后现代并不易被周全地定义，这也是后现代被描述为「冲突和挑战的时刻」（the moment of contraction and challenges）（Usher & Edwards, 1994: 1）之主因。依据柯诺（Stephen Connor）（1989: 6）的说法，后现代在1970年代以前，尚未形成较稳定而扎实的概念，但是，现代并不因为后现代的兴起而死亡或完全终止，全球化热潮就是很好的明证。一言以蔽之，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思维可以同时并存，甚至是如影随形。现代性的发展虽然对人类生活的便捷和进步贡献良多，但也有负面效性，举凡工具理性和实证科学对人类生活面向的窄化，均属之，此等对现代主义理性的警觉、质疑、反省和批判，也是对人文性逐步被现代科技削弱的现象提出警讯。
析言之，后现代针对资本主义物化人性之思想，及其造成人性疏离等现象提出挑战；并对瓦解真实生活的工业化社会和文化现象加以批判，因此后现代也被称为「后工业」的资本主义时期（post-industrial capitalism）（Irvine, 1998）。由此可见，后现代基于反思的立场，扮演反省和解放的角色，较常出现对立、抗拒、颠覆、去中心、解构或再重构的形式和现象。
后现代发展至今，也逐渐有清晰明确的共识–如去中心化、多元化、去一元化（普遍化）、小叙事、重差异、混沌性、不稳定等概念。后现代性的教育特色也常与下列的名词有关，其中较常出现的用词大抵如：片段（fragment）、吊诡、隐喻、诗的语言、意识型态、论辩/论述（discourse）、权力、解构、解放、无序、随性、当下、冲突（或对立）、美学、大众、变革、游戏、去霸权、后工业、后殖民、反整体（anti-totalitarian）、去主流、在地化、重情感、关系取向、多元文化等；而较常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的理论则有：存在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结构主义、建构理论、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马克斯主义、语言游戏、女性主义、批判理论、殖民与后殖民理论等。至于涉及后现代理论之学者大抵有：Karl Marx (1818-1883)、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Antonio Gramsci (1881-1937)、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Martin Hdidegger (1889-1976)、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Jacques Lacan (1901-1981)、Jean-Paul Sartre (1905-1980)、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Louis Althusser (1918-1990)、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Gilles Deleuze (1925-1995)、Michel Foucault (1926-1984)、Jean Baudrillard (1929-)、Jurgen Habermas(1929-)、Jacques Derrida (1930-)、Richard Rorty (1931-)、Anthony Giddens(1938-)、David R. Griffin(1939-)等人，其中尤其以女性主义更被誉为后现代教育的主流思想（Hill, McLaren, Cole & Rikowski (Eds.), 2003: 1）。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在《查拉图斯如是说》（Thus Spoken Zarathustra）中（Nietzsche, 1961），曾大声呼喊着：「正是您和我，就是我们把上帝杀了！」（We have killed him – you and I.）而且「上帝已经死了，永远死了！」（God is dead. God remains dead.）其实此句话最早出现在《Gay Science》第108节的「新挑战」（New Struggle），再度出现在125节的「疯人」（The Madman），最后在《查拉图斯如是说》一书中又出现。就西方文化和思想言之，上帝扮演知识、理性和正义的主宰者或普遍性判准，故必须在上帝死亡之后，人类方可能真正拥有自我，真正的发挥自我的意志，并展现自我决定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唯有存在自我的真理，才能算是真正由人类自行决定、自行建构并自我负责的真理。
无论尼采或李欧塔均深刻的反思人类认识真理的意志和权力：前者提出追求真理就是追求权力（Will to truth leads to will to power）；后者则选择语言游戏的途径，一方面从巴赫松（T. Parsons，1902-1979）社会连结与功能论的观点，反省现代性知识的「功能性主义」（Functionalism）呈显的偏狭；另一方面更反对马克斯（K. Marx，1818-1883）物质辩证论，及其所论述的「机械化人性论」（cybernetics）（Lyotard, 1986:11）。李欧塔（Lyotard, 1986:11-12）认为，无论是功能论或机械论，均误导人去相信，只有现代化之理性系统，方是确保人类需求普遍获得满足的有效机制；现代性思维也过度乐观地视人类社会犹如制造物品的工厂，建立输出→输入的生产体系，将社会化约为一个能有效自我统整、自我管控的自动化体系。霍克海默(Horkheimer, 引自Lyotard, 1986:12）批驳此等方式就是「理性的偏执」(paranoia of reason)。简言之，后现代所批判的现代主义，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