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困难及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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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对于获得证据的合法性和适用性进行限制和排除,以保障诉讼公正、实现法律正义的一项重要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旨在保证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防止因非法证据导致的判决和裁定的不公正性,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律师的法律意识,纠正律师的不当行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形成和实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和演变过程。
在此过程中,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和强化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了其适用范围和具体规定,加强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力度,更好地实现了司法公正和合法性。
下面就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一些浅析。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适用于犯罪案件和民事案件中,对非法证据的获取、使用和适用进行限制和排除。
在犯罪案件中,对于非法证据的使用主要体现在对于刑讯逼供和非法搜查等手段获取的证据的排除,以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证据的合法性。
在民事案件中,对于非法证据的使用主要体现在对于违反证据收集规定和程序规定所获得的证据的排除,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诉讼公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涉及到证据的获取、保存、鉴定、运用等多个环节,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对于不同情况下的证据是否非法进行综合评判和处理。
在具体案件中,需要根据具体的案情和证据情况,按照法律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要求,对非法证据的使用进行严格限制和排除,以确保案件的公正和合法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主要包括临时性排除和永久性排除两种形式。
临时性排除是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有争议的证据进行临时性排除,暂时不纳入证据认定范围,待相关争议得到解决后再确定是否采纳。
永久性排除是指对于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和司法程序的证据进行永久性排除,一旦被排除就不再作为证据使用。
在具体案件中,根据证据的具体情况和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对证据采取临时性或永久性排除,以确保案件的审理和裁决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摘要: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不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威胁、引诱、欺骗等术语的界定、非法证据排除范围、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以及非法证据的证明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非法证据;范围;启动;证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以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规定的比较欠缺的部分虽然由陆续出台的司法解释加以完善,但是仍有许多有待探讨和商榷的地方。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法治的完善和发展,有必要对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深入探究。
本文探讨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完善的几个问题。
一、威胁、引诱、欺骗等术语的界定(一)法律界定缺失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以威胁、引诱、欺骗获得的证据是非法证据,但是何为威胁、引诱、欺骗?法律并没有予以明确界定与阐明。
虽然威胁、欺骗对被讯问(询问)者合法权益造成的威胁和损害程度小于刑讯逼供肉体强迫获得供述的程度,但是,通过威胁、引诱和欺骗获得的证据很可能会因非法而改变收集过程的真实性。
由于法律对威胁等主观程度较大的术语缺少明确的界定与解释,导致人们对于威胁、引诱、欺骗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有时会利用对方在讯问过程中暴露的缺陷和心理特点进行斗智斗勇从而获得有效的信息和证据。
欺骗、引诱性讯问与启发性、提示性发问等常规性讯问策略和方式难以区分。
由于法律比较抽象的规定了非法证据,缺少明确的规定,法官依据获得的案件事实去判断,很可能会导致法官依据其自由心证而加大主观任意性,可能会造成审判者知有其规定不知违规之后果[1],会损害司法权威与公平正义。
应当运用刑诉修正案以及司法解释等方式对于比较抽象的、在实践中公安司法人员难以把握的概念、规定等做出更为具体详细的规定,提高法律的统一适用性。
(二)一种界定尝试针对威胁、引诱、欺骗等术语描述不明确的问题,本文认为应当明确解释威胁、引诱、欺骗等抽象概念,并且以举例子的方式等,使司法工作人员对抽象法律概念、规定等有着明确的认识,减少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高法律适用的一致性。
No.3.2021(Serial No.193)贵州省党校学报Journal of Guizhou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2021年第3期(总第193期)监察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前提条件、现实困境及对策建议吴岸英,林艺芳(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5)摘 要:2018年《监察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化机制,赋予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为保障监察证据的合法性,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有着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意义。
然而,因立法规定不明确和实践运用不协调,导致监察证据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存在困境。
如两法规定的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种类不一致,两法在具体的取证程序方面存在区别,监察程序中缺乏证明非法取证的手段以及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监察证据排除难的问题。
对此,为构建和完善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完善两法关于监察证据的规定,明确非法监察证据的内涵和范围,新增非法监察证据的证明手段和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指导理念,以保障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
关键词:监察法;监察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监督制约机制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3 - 0066 - 10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我国近年来实施的事关全局的政治改革,它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的办理工作。
对于职务犯罪而言,如果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这就涉及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
在此过程中,产生于监察程序中的监察证据也将随之转化为刑事证据,并受到刑事诉讼中各种证据规则的约束。
在当前工作中,由于立法规定和理论研究的缺漏,监察证据如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成为现实难题之一。
监察证据如何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应符合何种证据合法性标准、应如何实现非法证据的排除等,这些问题在现实办案中仍然让人疑惑重重。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篇一一、引言在民事诉讼中,证据是认定事实、解决纠纷的关键依据。
然而,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对于案件的公正审理至关重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对于保障诉讼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问题,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如果证据的收集过程违反了法律规定,那么这部分证据将不能被法庭采纳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这一规则的设立旨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因非法取证而导致的冤假错案。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了明确规定。
例如,《民事诉讼法》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此外,我国还通过一系列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
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于所有违反法律规定取得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
在民事诉讼中,如果证据的收集过程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或者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这部分证据将被排除在法庭之外,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意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首先,它有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因非法取证而导致的冤假错案。
其次,它有助于维护司法公正,确保法庭认定的事实和依据具有合法性和公正性。
最后,它有助于促进法治建设,推动社会形成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良好风气。
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建议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实际运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和程序。
2. 加强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制定和发布,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明确依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
(一)非法证据何谓非法证据,《牛津法律词典》有个关于“非法获得证据”的词目,其释义为“通过某些非法手段而获得的证据”,我国《诉讼法大词典》列有“非法证据”的词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
非法证据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用非法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二是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
(二)国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现代国家均禁止非法取证。
对非法取证的主体的处理一般都通过实体法和内部的职业道德、纪律予以制裁。
对于言词证据,英、美、德、日、意等国均明确规定,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一律不能进入诉讼程序,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但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处理则大相径庭,即便是同法系的国家,做法也各不相同。
下面介绍几个主要国家的做法。
1、美国,采取严格排除法。
即违反联邦宪法的有关规定获得的证据在审判时一律不予采纳,又根据“毒树之果”理论,用最初非法获得的证据为线索而获得的证据也同样在排除之列,但近些年来,面对日益增多的犯罪活动,美国开始放弃极端做法,增加了“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善意的例外”,之后又有了“独立来源”“公共安全”等例外。
2、英国,采取衡量采证法。
以公正原则为出发,授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维护了公正进行取舍。
法官的职责,一方面,“对于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不应就警察或起诉方获得证据的方式问题,对他们施加惩罚权力。
如果证据是非法取得的,可以按民法实行民事补偿;如果证据是合法取得的,但违反了警察行为准则,这是由警察当局去处理的问题。
”另一方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女王诉桑”这一判例,确立在刑事审判中,如果初审法官认为证据不利作用超过了它提供证明的价值,那么,法官有不采纳这种证据的自由裁量权。
3、德国,采取部分排除法。
以宪法关于人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与“法治国家”的理念为基点,德国总的来说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适用时,法官对侵犯人的尊严和自由所取得的证据原则上予以禁用,只有对重大犯罪时才能有所让步。
《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理解和完善行政诉讼证据规定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对证据的收集、证明、运用等方面进行规定的法律规范。
其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是证据规定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本文将就该问题进行理解和完善分析。
一、非法证据排除的意义和基本规定非法证据指的是在取证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损害诉讼各方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获得的、法律不承认的证据。
非法证据不仅会直接影响案件的裁决结果,也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影响司法权威和公正性。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必须是合法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应当是真实、合法的。
法庭审理案件,应当就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辩论。
法庭不应当采信非法证据或者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
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首先要考虑的是证据的合法性,合法的证据才能应用于案件的审理中。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情形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违反法定程序的证据法定程序是指在法定的程序规定下行使权利、执行行政行为、进行审判等程序。
若在程序方面存在违反法定程序,证据就被认为是非法的。
具体情形包括,非法窃听、拍摄、录音等方式获取证据;未经许可进入他人住所搜查,或强制搜查等非法手段获得证据。
这些情况都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行政诉讼的主要争议是政府是否存在不当行为,因此,政府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的证据是重要的证明材料。
但是,如果证据是通过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式获取的,如欺骗、逼迫、胁迫或者诈骗等,就该视为非法证据,需要排除。
(三)违反法律规定的证据违反法律规定的证据,也属于非法证据。
例如,刑事诉讼中,酒精测试可能产生误差,需要符合规定的要求才能采用测试结果;行政诉讼中,调查取证受法律限制,如不能非法搜查、拘禁、刑讯逼供等。
如果证据的取得违反了这些限制,就属于非法证据,需要排除。
三、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完善综合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在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篇一摘要:本文对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
首先,文章概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概念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
接着,通过分析具体案例,探讨了检察机关在适用该规则时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最后,提出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以期提高司法公正性和效率。
一、引言在法治社会中,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遵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保案件的公正、公平审理。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检察机关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
本文旨在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这一规则的设立旨在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确保司法公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刑诉法领域,对其他诉讼程序也有一定影响。
该规则的适用条件主要包括:证据的获取手段违法、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等。
三、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挑战与问题(一)挑战1. 法律适用难度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面广,具体案件情况复杂多样,检察人员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一定难度。
2. 监督力度不足:部分地区检察机关在监督非法证据排除方面存在力度不足的问题,导致部分违法证据得以进入审判程序。
3. 司法资源有限:检察机关在处理大量案件的同时,难以对每一起案件的证据进行详尽的审查和调查。
(二)问题1. 非法证据界定不清晰:当前法律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尚不清晰,导致实践中对某些证据是否属于非法证据存在争议。
2. 证据审查不严格:部分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时,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不够严格,导致部分违法证据被采纳。
3. 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检察机关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困难及解决建议[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经过修订,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而这一规则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存在着刑讯逼供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和该规则确立给侦办案件人员带来巨大压力的问题和困难。
文章在对上述困难进行总结分析的同时,提出了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的三个方面建议,即录音录像制度的完善、律师讯问在场制度的建立以及看守机关和侦查机关管理主体分离的司法体制改革。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适用困难;解决建议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难(一)程序性裁判中的刑讯逼供证明责任分配刑讯逼供的事实认定在针对主诉讼被告人的程序中属于程序性裁判中的事实认定。
在这一诉讼中,公权力机关的取证行为是否合法、诉讼是否有效和合法是这个诉讼需要解决的重点。
“谁主张、谁举证” 是普通诉讼中的一般举证原则,这一原则在刑事诉讼中也是大致适用的。
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性裁判中,在诉讼中权利遭到侵害或有可能遭到侵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求提起程序性裁判,在诉讼体制中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并往往处于被逮捕被羁押状态,如果要求他们收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无异于法律苛求。
况且由于知识缺乏和侦查的隐密性,哪些是程序违法行为他们也很难知道,如果还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规定举证责任,则事实上颠覆了程序性裁判机制。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这就是将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赋予了控诉一方。
但是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
当事人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提供相关线索和材料。
”这就是说,除了审判人员认为存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并由控诉方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外,被告方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主体在提起该项程序时,还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而这种限制就是上文提到的“法律苛求”。
《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篇一一、引言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保障司法公正、维护人权的重要法律机制。
近年来,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完善措施,以期为相关法律的修订和完善提供参考。
二、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排除;二是非法证据对案件定罪量刑产生影响的,应当予以排除。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制裁、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以及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等。
这些规定在保障司法公正、维护人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存在的问题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部分地区对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不够明确,导致执法尺度不一。
其次,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制裁措施不够严厉,难以有效遏制非法取证行为。
此外,现有制度在操作上还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如证据审查机制的不足、司法资源的有限等。
四、完善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议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完善建议:1. 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
应当制定明确的法律标准,规范非法证据的认定程序,确保各地执法尺度的统一。
同时,应加强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发布,为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提供明确的参考。
2. 加大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制裁力度。
应制定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如加重刑事处罚、取消相关人员的执业资格等,以有效遏制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3. 完善证据审查机制。
应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完善证据审查机制,确保进入审判程序的证据合法、真实、可靠。
同时,应加强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和判断能力,确保其能够准确认定非法证据并予以排除。
4. 强化司法保障和投入。
应加大对司法机关的投入,提高司法保障水平,确保司法机关有足够的资源来履行职责。
《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篇一一、引言在刑事诉讼中,证据的合法性是确保司法公正和保护人权的重要基石。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这一基石的体现,其作用在于确保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从而维护司法公正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法律环境的变迁,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二、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的,旨在保障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该制度要求,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认定标准不统一等因素,导致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三、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存在的问题1. 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但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定义、认定标准及排除程序等方面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认定和排除存在困难。
2. 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不统一: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导致同一类型的非法取证行为在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的认定结果可能存在差异,影响了司法公正。
3. 监督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监督主要依赖于检察机关的监督和辩护人的申请排除,但监督机制尚不完善,导致部分非法取证行为难以被发现和纠正。
四、完善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议1. 完善法律规定:应对《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规定进行完善,明确非法取证行为的定义、认定标准及排除程序,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2. 统一司法认定标准:各级法院应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统一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认定标准,确保同一类型的非法取证行为在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的认定结果一致。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困难及解决建议[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经过修订,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而这一规则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存在着刑讯逼供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和该规则确立给侦办案件人员带来巨大压力的问题和困难。
文章在对上述困难进行总结分析的同时,提出了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的三个方面建议,即录音录像制度的完善、律师讯问在场制度的建立以及看守机关和侦查机关管理主体分离的司法体制改革。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适用困难;解决建议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难(一)程序性裁判中的刑讯逼供证明责任分配刑讯逼供的事实认定在针对主诉讼被告人的程序中属于程序性裁判中的事实认定。
在这一诉讼中,公权力机关的取证行为是否合法、诉讼是否有效和合法是这个诉讼需要解决的重点。
“谁主张、谁举证” 是普通诉讼中的一般举证原则,这一原则在刑事诉讼中也是大致适用的。
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性裁判中,在诉讼中权利遭到侵害或有可能遭到侵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求提起程序性裁判,在诉讼体制中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并往往处于被逮捕被羁押状态,如果要求他们收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无异于法律苛求。
况且由于知识缺乏和侦查的隐密性,哪些是程序违法行为他们也很难知道,如果还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规定举证责任,则事实上颠覆了程序性裁判机制。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这就是将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赋予了控诉一方。
但是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
当事人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提供相关线索和材料。
”这就是说,除了审判人员认为存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并由控诉方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外,被告方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主体在提起该项程序时,还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而这种限制就是上文提到的“法律苛求”。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给侦办案件人员带来了巨大压力现有的“由供到证”侦查模式的优势是侦查成本较低,一旦取得口供就能较为轻松地展开案件的纵深侦查,可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人力、物力和办案时间等司法资源。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如果没有了口供作基础,或者获取的口供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侦查机关将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采取其他手段来获得新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取证的要求高了、难度加大了,为了保证侦查工作的顺利完成,侦查机关必须付出更多的侦查成本。
在侦查讯问方面,目前公安机关的侦查讯问工作是难以适应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首先,绝大多数的侦查讯问只有侦查员和犯罪嫌疑人在场,没有其他人能够证明讯问是否合法;其次,对讯问过程的记录通常只有侦查人员制作的讯问笔录,无法全面、充分反映讯问的全过程;最后,一旦涉及非法证据的证明问题,公安机关出具的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明难以令人信服。
侦查人员的证言、讯问笔录、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在证明犯罪嫌疑人口供系合法获得这一问题时证明力很弱,一旦上法庭质证,也难以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
二、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困难的建议(一)录音录像制度1.从保护被讯问人员角度看同步录音录像的存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侦查讯问行为,防止非法取证。
这样,以非法手段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能够依据录音录像所反映出取证非法性来实现对该项证据的排除。
但是,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是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和其他重大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必然地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而对于其他的可能量刑或罪质轻于该条规定的被录音录像的情形,侦查人员则享有是否录音录像的选择权。
这样看来,针对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侦查人员可以根据案件是否有利于侦破和便捷便利考虑而不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在这种情形下,法律做如此的规定虽然现实地考虑到适用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可操作性,但留给非法讯问、非法取证以较大的存在空间,这就对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殊为不利。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现实的操作困难而去否定制度设计的进步,不能因为现实的条件制约而不断地将先进的制度建设一拖再拖。
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在被合法的限制人身自由而参与案件的侦破时,都应享有平等地获得人身合法权益不被非法取证行为侵害的保护。
而这种对非法讯问、非法取证行为的有效监控和防范的录音录像就应当不加以区别对待地适用于所有犯罪嫌疑人。
另外,刑事诉讼法对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仅仅是适用于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而在其他犯罪嫌疑人人身被侦查机关控制的场合和时间内,是否也应有相应的录音录像进行权益保障?因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侦查人员在没有充分线索时,为了获得嫌疑人的口供,或由此口供进而获得其他犯罪证据,而在有录音录像保障的讯问之前,对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
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强大的生理和心理的刑讯后,其意志防线已经彻底崩溃,不得不在接下来的讯问中按照侦查人员安排好的讯问答案进行“供述”。
这样,即使有讯问的录音录像制度的保障,仍使得行刑讯逼供的现象出现。
2.从保护侦查讯问人员的角度看录音录像制度同时也是防止冤假错案形成,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保障。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被告人在审查起诉或者在审判阶段翻供,通常的理由是讯问阶段存在刑讯逼供。
如果讯问过程是合法的,不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侦查机关可以据录音录像来证明取证的合法性。
这也为侦查人员在适用录音录像提供了内在的主动性诉求,从而防止诬告,节约司法资源。
(二)律师讯问在场制度侦查方在力量对比上比犯罪嫌疑人方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在犯罪事实和证据的知悉上,却处于明显的劣势。
因为侦查人员在实施侦查时,犯罪事实已经成为过去,这就需要侦查人员运用各种方法尽可能再现犯罪事实。
并且这种“再现”还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所以对于侦查人员发现犯罪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刑事法律就是在协调各方主体的利益价值。
这些利益主体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国家对于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价值追求、民众对于自身权利得到安宁保障的价值追求、被害人对于自身权益实现有效补偿和精神恢复的价值追求以及被告人人权保障的价值追求四个方面。
我们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要考量被告人人权的保护,在通过刑事制裁实现特殊预防的同时也要考虑实现一般预防的实现。
因此,学者提出的过于强调对被告人权利的重视保障不利于遏制和打击犯罪的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如何在各种具有矛盾的价值主体之间找到平衡才是最为关键的。
我们大力强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是无可厚非的,但又要兼顾对犯罪的打击。
辩护律师讯问在场制度对于我国现在的刑事侦查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来讲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侦查讯问时律师间接在场制度,即允许律师在侦查讯问时观看经过消音处理的同步录像。
这样,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辩护律师并不和犯罪嫌疑人及讯问人员同处一室,犯罪嫌疑人也就不会得到律师“不合理”的防范讯问技巧的传达。
而律师在另一处同步地观看讯问室内实时录像,又可以对侦查人员是否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刑讯逼供进行有效监督。
(三)看守机关和侦查机关管理主体分离的司法体制改革在我国,对于未决犯的羁押管理场所是看守所,而对看守机关的管理主体是公安部门,后者承担着刑事案件主要的侦查职能。
这就是说,公安机关不仅负责刑事案件的侦破,还对案件侦破的对象实行羁押,以服务于侦查的需要。
这种羁押和侦查所对应的刑事司法权力——羁押权和侦查权集中于一个主体就很容易产生为了满足权力主体破案需求而影响或损害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问题。
羁押机关的性质类似于监狱,因此可以将羁押机关从公安机关的管理中分离出去,交由对监狱管理具有丰富经验的司法行政部门来管理,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制约侦查机关对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非法侵犯。
从作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制度保障上来看,看守机关和侦查机关的管理主体相分离也保证了前文所述的录音录像制度和律师讯问在场制度。
如果看守机关仍被侦查部门所管理,基于侦破案件的需要,在看守所内的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就很难落实。
刑事案件侦查本身具有的封闭性特点决定了由侦查部门负责的羁押场所自然很难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而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主要体现在立案监督的问题上。
在立案之前的侦查环节的监督很少,基本都由公安机关自身决定。
那么,即使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但公安部门自己掌握着对非重大犯罪是否录音录像权力。
而且对于录音录像的录制、保存、剪辑等问题也由其自己掌握,这就使得如果在审判时需要出示讯问录音录像时,侦查机关可以有选择性地出示针对有利于控诉的证据材料,录音录像的客观性、真实性、完整性、连贯性等方面也难以令人信服。
对于律师讯问在场制度来讲,由于侦查方和辩护方天然处于对立状态,由公安部门管理的看守机关能无条件地给辩护律师提供在场监督讯问过程的机会也必然不多。
而若将上述两种重要的刑事司法权力归属于不同的管理机关,尤其是将羁押权力交由司法行政部门,才有可能对侦查行为的违法性进行有效的制约。
由前述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制度保障的录音录像、律师在场等才能真正有效运行起来。
三、结论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和刑事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制度设计的层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是从司法实践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实的状况没有因此而得到显著的改观。
这反映了立法进步的同时,尚且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制度设计要考量制度之间的相互配合才能将整个体系的“机器”运转起来。
正是因为如此,我国在刑事证据的立法和制度设计层面应进一步完善,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1]卞建林,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2]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杨宇冠.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