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论文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论文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化大师和史学巨擎。
1929年，他归隐道山，去今虽历八十余载，但他所留下的史学遗产仍有认真梳理的必要。
本文瞩意于梁启超“新史学”与文化史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此前已有学者论及。
神谷正男认为，梁启超的史学前后两期在史观与方法上绝异，但都以文化史为主题。
葛志毅认为，梁启超心目中的历史，乃是包括社会文化各方面内容的广义文化史概念。
石川祯浩的《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文着眼点并不在史学，但注意到梁启超所受巴克尔文明史学的影响。
鲍绍霖、王晴佳在论述中国现代新史学的渊源时，也述及梁启超与欧日文明史学的联系。
鲍绍霖还明确指出:“梁的‘新史学’实在是文明或文化史学。
’动邹国义对梁启超新史学所援用的文献作了翔实考据，认为主要是源自日本的学原论文明史著作。
总体看来，这些论著多侧重于史源的考察，而从本体上对梁启超文化史理论的研究较为薄弱，对于梁启超如何理解和构建文化史缺乏专门性讨论。
笔者以为，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
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铸斤史学握U 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浓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
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从文化史角度看，它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
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
文明史是一个广阔无垠、难以划界的历史领域。
它的内涵不断变更，时至今日，仍在演变。
20世纪初，梁启超流亡日本，完成《中国史叙论》《惭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国民族外竞史》筹系列历史著作，奠定“史界革命”巨子的地位。
梁启超的这些新史学著作主要源自日本明治以来文明史学的影响，学界已有专论。
近代史人物梁启超论文梁启超倡导的近代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连接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桥梁。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梁启超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人物梁启超论文范文一：关于梁启超的小论文摘要：1922年梁启超撰文《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对近五十年中国的一些变化分三个时期作了总结。
中国在这之前的现代化改革困难重重，原因多种多样，不过总归认识逐渐深刻。
而文中只字未提孙中山与革命派，组件两派矛盾重重。
关键词：梁启超，旧民主主义革命，洋务运动，孙中山，新文化运动。
正文：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虽然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但是其见识以及思考却并没有局限于维新派的一次成败得失之中。
作为中华社会变革的先驱者，其在1922年的《50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以广博的视角分三期较完整地概括了鸦片战争以来至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社会对国家变革的探索路程。
第一期指的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中日海战开始深入转型这一段时间。
鸦片战争之前，其时闭关锁国了百年之久的中国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
鸦片战争开始，西方人用火枪大炮强硬的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兵甲之争从广东沿海起始一路北上直至江浙一带。
满清认输，割地赔款，开放边境人外国人驰骋往复，其后太平天国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俄罗斯趁火打劫等一系列重大打击接踵而至，将满清，将中国的大梦打击的支零破碎，中国人已经明白了自己有缺陷，但是在五千年来的文化积累毕竟还在，还没有人能从根源上找到中国的缺陷，只是觉得外国只是兵甲尖利罢了。
所以这一时期，众多晚清名臣组成了洋务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梁启超先生将之概括为弥补器物上的不足。
对西方“器”的学习一直进行到了1898年的甲午中日战争，黄海巍巍水师被日本人轰的七零八碎，中国人开始思考是不是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导致如今的国势积弱。
第二时期从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开始，零零散散的持续了近二十年。
中国近代史纲要关于梁启超论文梁启超，青年时期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纲要关于梁启超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纲要关于梁启超论文篇一《浅析梁启超的自由思想》【摘要】梁启超之于中国，犹如伏尔泰之于法国。
处于社会大动荡、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的梁启超是那个大变革时期东方文化圈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他致力于西方先进思想的中国化，力求通过对国人的思想改造，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
“虽时代嬗变不得不然，然名实之间却不可含糊而过。
”文章旨在从自由界限、个人自由与团体自由的关系、自由的类型三个方面，对梁任公的自由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
【关键词】梁启超;自由一、自由界限“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自卢梭慷慨激昂地宣告自由时代的来临开始，自由、民主、人权作为西方思想的三面旗帜也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
梁启超秉承了卢梭与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将自由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人人都拥有的天赋人权。
“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
”梁启超赋予了自由以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认为“(自由)不仅是个人生命存在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完全适用于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西方近世之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看作是一个追求自由的历史进程。
”在《论自由》一文中，他详细地列举了近代西方世界的争自由之世界大事，得出“由此观之，数百年来世界之大事，何一非以“自由”二字为之原动力者耶”、“ 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的观点。
然而梁启超并不是宣扬一种绝对的个人自由，相反，他所提倡的是一种相对的、有界限的个人自由，是一种与团体自由相统一、并在团体自由中得以实现的个人自由。
人虽然生来是自由的，但如果不加限制地行使这种自由，将会破坏和失去这种自由。
有关梁启超近代史人物论文(2)有关梁启超近代史人物论文篇二《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内容》摘要：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其新史学思想的内容包括对旧史学的批判和改造，对治史目的的阐述，对历史发展因果关系的分析，对史学方法论的探讨，等等。
他的思想对其后史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近代文学史;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在近代史学史上，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奠基人。
他在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等方面建树颇多，并开拓了一系列崭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对当时及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现就其新史学思想的内容作简要概述。
一、关于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和改造梁氏运用近代资产阶级史学观，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
他将二十四史怒斥为“二十四姓之家谱”，着重抨击封建史学的正统观，揭露封建正统的反动本质，并再三强调：“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之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
”[1]3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体系，梁氏呼吁必须改造旧史学，进行“史界革命”。
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1]7为此，他提出改造旧史学的建议。
第一，要反对旧史的贵族性，反对“帝王中心论”和“正统观”，把旧史学从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中解脱出来，让它为国民服务，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的发展，[2]28使中华民族对世界有所贡献。
第二，要重新厘定史学范围。
梁氏指出，中国历代史家试图把人类知识的全部记录纳于史著，以致史籍繁琐庞杂，而其所记载又不够详尽。
他认为，当代科学日益发达，各种学问之间应该有较严密的分工，史学应从包容万象中分离出来，不必“越俎代庖”。
精品—中国近代史梁启超论文中国近代史梁启超论文《浅谈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摘要：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人的近代化这一重要的启蒙主题，他把;新民作为解救中国的方案加以论述，提出了国民性改造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文化重构议题，这在今天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民思想启蒙梁启超的;新民学说是对中国近代哲学的一个独特的贡献，他以;新民说回答了中国近代关于如何培养和造就近代的理想人格这一现实问题。
;新民这一词源自《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总体上是想通过做启蒙工作，把民众培育成具有新型人格的国民，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
一、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发展与内容十九世纪末，晚清社会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近代化伴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和;戊戌变法的失败，行程趋于停滞。
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多舛命运引起了进步人士更深层次的思考。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一方面广泛学习和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另一方面深刻地总结改良运动失败的原因。
他在经历一番痛苦的思考过程后逐渐认识到，近代中国由于缺少文化意识层面的改革所造成的国民性的愚弱是中国当前问题的病根。
梁启超因而将国人对近代文明的认识触角触碰到了;精神文化的层面。
紧接着，梁启超发表了《新民说》、《新民议》等一系列有着重大影响力的文章，由此也建构了他;新民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
该理论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对国民心理的摧残，从而洗涤国民奴性，提高国民素质，进而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培养出合格的国民。
梁漱溟明确指出;余为新民说，欲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从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之所在。
他认为;新国必先;新民，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将;新民视为中国当今第一急务，指出了;人的近代化对于;社会的近代化的重要意义。
有关梁启超近代史人物论文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广东新会人。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推荐的有关梁启超近代史人物论文，希望大家喜欢!有关梁启超近代史人物论文篇一《浅谈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摘要】梁启超宪政思想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到君主立宪，转向开明专制，又从主虚君到护共和立宪。
这看似前后矛盾又多变的宪政思想，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和理论知识的不断深入。
在其“善变”的背后“不变”的是梁启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立宪政治的追求。
【关键词】梁启超;宪政思想;多变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其学术思想包括宪政思想，曾经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产生过剧烈的影响。
在所有谈论梁启超的书中，几乎都会提到他的“多变”。
无论是赞美还是贬责，对他的“多变”这一点，确实众口一词。
康有为多次批评梁启超的“流质易变”，孙文也嘲笑梁启超的“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偶发呓语耳”。
面对人们的质疑，梁启超坦然回答道：“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文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绝对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
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
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一、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对于梁启超宪政思想的演变，主要有“四阶段说”、“三阶段说”、“两阶段说”等观点。
分析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比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早十年。
梁启超的史学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史学，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 同时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最早的传播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
纵观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梁先生对史学研究有特别的偏爱，尤其在史学方法论和史料学等方面梁启超先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展现出了对封建史学批判的思想。
在戊戌维新期间他就曾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他把史学与救国联结在一起。
这是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一大特点。
一、史学史：梁启超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作为一个成长于传统封建士大夫家族的文人，梁启超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他建立的新史学正是在对封建史学的反思中形成和逐渐完善的。
因为“新”史学就是向传统旧史学的挑战和解构。
后世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内容，相当重要部分的内容与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史学理论的正统论、春秋笔法、史例史体等，都与经学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到了近代，特别是20 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加之新史学思潮和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科的出现对旧中国的影响，促使他举起史学革命的大旗，把传统经学放在审判的地位上。
可以说，他在努力摧毁经史之学，即对涉及古代史学思想的经学进行全面解剖，是一次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在梁启超先生1901年到1902年写的两篇文章《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中，他尖锐地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弊病。
他认为史学根本的弊病是封建政治，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新史学的建构，从而初步构筑起其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这些主张成为他日后治史的方针。
随后，1902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传统史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
指出封建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务的对象狭窄，只有君史而忽略了大众史。
他说:“质而言之,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 总不离贵族性, 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知识阶级。
浅谈梁启超的新史学（5篇范例）第一篇：浅谈梁启超的新史学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
“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
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
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
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
“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
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四病二弊民史影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
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
”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
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
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
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
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以近代史人物梁启超为题的论文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历史、法学、教育和文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以近代史人物梁启超为题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以近代史人物梁启超为题的论文篇一《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摘要：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
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
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
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
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
这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
关键词：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思想史，梁启超梁启超在1899年曾说：“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
”然而梁氏也曾明言：“吾国人称禹域为天下，纯是世界思想。
”其实过去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大致即钱穆所说的“心胸之知”和“耳目之知”。
但梁氏前一种“中国即世界”的表述影响甚大，研究梁启超的李文森(JosephR.Levenson)即曾提出，近代中国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天下”缩变(contracting)为“国家”的进程。
这个说法又影响了很多人。
如唐小兵先生就说他关于梁启超历史思想的专书就是在讨论这一缩变的影响。
“天下”之意义在近代的二分，反映出时人对于地理空间和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
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重心，说近代中国有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中国”的进程或大致不错;倘若侧重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
两者互为表里，既有紧张冲突的一面，又相辅相成，长期处于互动之中。
这一语义的二分也给当时的读书人带来无穷的困惑。
2021梁启超的“新史学”及其评价范文 历史学是梁启超一生学问的中心，他所着书籍中学术价值最高的当属历史类。
他自幼跟随祖父认字识书，熟读史书，接受近代儒学经世致用思想，对清学主流经学知识知之甚少，因此其学术较易突破经学的藩篱，开辟新的学术领域。
1890年，梁启超北上参加进士会试落榜，灰心失望之余，在同学的引荐下，拜谒了康有为，两人相见恨晚，自此梁启超入万木草堂学习。
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梁启超否定、批判正统思想的种子得到催发，他完全放弃之前的旧学，开始学习西学。
这对梁启超来说无疑将要经历一场巨大的心灵震撼，也将改变他的人生方向。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主编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梁启超回国后，1902 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他的《新史学》，该文批判了封建主义的旧史学，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史学革命。
一、对封建主义“旧史学”的批判 梁启超在《论正统》一文开篇即讲“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正统和闰统之别。
正统出自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一书，既是历史观，也是政治观。
正统观念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中最深层的历史观念之一，使得我国历朝历代都将国家视为一国君主的私有产品，君主生而有特别的权利。
梁氏认为正统论严重危害中国封建史学，是造成我国史学为政治服务的根源。
因此，我国传统史学虽然史书众多，汗牛充栋，但是十之六七并非真正的史书，历代史书皆沿袭前人的风格，体裁和内容大体一致，并无创新之处。
他全盘否定了旧中国史学，提出封建史学存在的“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以及因中国数千年来史家作史之弊端，我国传统史学由此生出的“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合此四弊二病，读者读中国历史不免感到：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虽然遍读中国历史，但是依然不能激励国民的爱国之心，更逞论合全部国民之力，以应对今日中国之时势，使中国立于万国之中。
中国近代史梁启超论文概述：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文献作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其中，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尤其是在他的《新学伪经考》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文献中，深入剖析了中国近代史的演进过程与主要事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以及中国的近代化和民族复兴，在理论上都有着独到的见解。
一、《新学伪经考》《新学伪经考》是梁启超在1899年所写的一篇文献，此文系统地批判了新学派学者所著有的《新杂志》中关于伪经的论点，挑战了当时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引领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革新，并对传统思想进行了解构性的批判。
该文还深入剖析了中国官僚体制的危害和其对科学文化的阻碍。
同时，梁启超在文中提出了自我西化的思想，在近代化的背景下，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此文开创了近代中国思想层面的新局面，也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
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在1919年所写的一篇文献，其以具有宏大视野的历史纵览，全面地阐释了中国近现代学术的演进过程，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重要里程碑。
该文由三篇大篇幅组成，分别讲述近300年中国学术界的兴衰产生原因以及中国文化在近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其中，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思想历程中的几个重要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详细讲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觉醒、变革与复兴，指导了中国在近代文化与全球化下所应该走的道路。
该文是中国近代思想文献中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现代历史文化领域非常重要的典籍之一。
三、结语梁启超在研究和撰写中国近代史相关的论文时，秉持着自己的学术观和思想，对中国近代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论文不仅在思想层面为中国近代文化和现代化之路指明了迷津，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是持久而深刻的。
在当今时代，我们也应该继承和发扬其思想精神和部分理念，为民族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梁启超论文中国近代史梁启超论文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这篇论文的作者梁启超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学者、思想家和文化名人。
梁启超论文的发表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和中国晚清时期的变革思潮具有重要的影响。
本文从梁启超的背景、论文主要内容以及影响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梁启超的背景梁启超是清朝末年的杰出人物，生于1873年，逝于1929年。
他出生在古老的文化名城福州，成长于一个充满文化氛围的家庭。
他的祖父梁墉是清朝嘉庆年间的进士，他的父亲梁蕴承袭了家里的文化传统，是一位著名的文人。
梁启超自幼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博览群书，精通多种语言文字，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才。
二、论文主要内容梁启超论文的题目为《新学伟略》，全文分为序言、前言、绪论、四篇以及结语等几个部分。
在序言中，梁启超指出光绪中兴以来，中国面临种种问题，无论是国家和民族的面貌都在发生改变。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何以才能得民心导众力享文明之福？” 在前言中，梁启超认为学术和政治是分不开的，他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对政治的看法。
在绪论中，他以历史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应该遵循的基本精神。
文章的四篇主要是围绕“启蒙、改良、自强、立新”四个关键词阐述新学思想。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和传承是必要的，但不能仅仅停留在传承上，必须要更新进步，进行改良；还要鼓励公民自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时，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应该既要坚守自己的传统，又不应不尊重外来文化新品，需要在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文化体系。
这些观点与中国近代的社会、文化、政治变革密切相关。
三、影响梁启超论文的发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这篇论文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标志，它为中国晚清时期的变革思潮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它强调了中国要自强不息，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上，必须要借鉴西方文化，以创新精神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
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也十分重要。
中国近代史人物关于梁启超的论文(2)中国近代史人物关于梁启超的论文篇二《梁启超论国家“精神”》摘要：梁启超赋予国家一种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国家“活”了起来。
国家“精神”有三种外在表现形式，分别为法律、主权与文化，它们是梁启超有机体国家观的自然结果，并在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通过赋予国家以一种必不可缺的“精神”，梁启超的目的是解决二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
站在具体历史的角度，我们不能不承认梁启超的国家“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关键词：梁启超;国家;精神冯契认为梁启超是唯心主义，“他受西学自由和理性权威的影响,强烈要求培养独立自由的人格,去反对奴性,却陷入片面性,导致唯心主义。
”[1](P162)从以下这种意义上来看，冯契是对的，甚至有更多的证据可以支持他的判断：梁启超不仅仅认为作为自然人的国民个人应该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反对奴性”，而且国家也应当具备这些特征。
因为在梁启超看来，国家是有机体，类似有机体的自然人。
就像自然人一样，梁启超赋予其一种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国家“活”了起来。
精神是无形的，与形质相对应，相对形质来说，梁启超更重视精神：“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
[2](P267)它具有多个名称，最典型的是三个：元气、灵魂与国性，这三者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国家观的拟人属性—有机体。
这种有机体的精神是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提出来的，它能够让梁启超解决他所想要解决的二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
一、国家“精神”的表现形式就像人不可缺少“精神”一样，梁启超认为“精神”也是国家必须具备的。
它的表现形式为法律、主权与文化，梁启超分别称为“元气”、“灵魂”与“国性”。
(1)法律与元气。
精神是元气：“所谓精神者何?即国民之元气是矣。
”梁启超在多处都提及“元气”，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899年的《国民十大元气论》，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元气是人与国家皆有的：“爰有大物，听之无声，视之无形，不可以假借，不可以强取，发荣而滋长之，则可以保罗地球，鼓铸万物，摧残而压抑之，则忽焉萎缩，踪影俱绝。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史学史的影响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史学史是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
梁启超首次勾勒出中国史学史的轮廓，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问题,并对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作了初步论述,是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到过奠基作用。
梁启超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史学方法的创新，在当时学术界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后世的中国史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和参考价值。
近代中国史学史被称为中国新史学，指的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它萌芽于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前后，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在经过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史界革命”和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与积极努力下形成的。
因此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产生和完善。
中国的传统史学，是以封建君王为中心，记载一朝一代的兴衰，传统史家“以史为镜”作为治史要旨，一直把“存史”、“教化”、“资政”作为治史的目的，探查一治一乱王朝的兴衰之理。
我们从梁启超所作《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和《史学史的做法》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史学史问题上，无论编写体例，还是具体内容，梁启超受传统史学家刘知几、郑樵和章学诚三人的影响也是比较显著的。
关于具体内容，主要是特别注重古代史官的作用、修史制度的演变、史书体裁的进化、史学理论的意义，以及对一些史书、史家的评价等等方面，梁启超多引用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人的观点，加以自己的阐发。
他在文物专史上推崇通史，非难断代史，分明是依据郑樵的见解。
梁启超虽然也深受刘、郑、章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停留在封建时代史学的范畴上，而是大大地发展了。
这同他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密切的关系。
或者可以说，最先把有关中国史学发展的许多方面(诸如史学的起源、史官制度、正史和非正史的体裁的演化、理论和方法的进步等等)联系起来，作为“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的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开始用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概括分析的研究，并企图求其“进化之轨迹”的，则是梁启超。
从编辑视角探析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梁启超被誉为近代中国史学界的泰斗，其在中国现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被称为“新史学”，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从编辑视角出发，探析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
一、“新史学”的历史背景在近代中国，由于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制约和官方观念的影响，中国历史史学长期处于保守和封闭的状态。
直到近代以来，西方的近代史学思想传入中国，史学研究开始向现代化转型。
梁启超生于1873年，其思想和学问丰富多彩，按照时间顺序可分为改良主义、中国国粹主义、庶民文化主义、社会演化主义和“自强运动”。
在历史背景和自身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提出了“新史学”的创新理论和方法，旨在借鉴西方史学思想，深入挖掘中国历史，为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和进步提供思路和方法。
二、梁启超“新史学”的核心思想1.差异性历史观梁启超的历史思想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差异性历史观”，他认为：“历史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描述过去，而在于感知过去，从而使现在和未来获得指导意义。
”这样就提出了“差异性历史观”，他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风俗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历史上的差异性。
在相互比照、对照挖掘中，只有理解了过去的差异性，才能更好地实现现代化。
2.史学方法梁启超提出了史学方法的基本原则：“史义和史实统一”，通过对文献材料的挖掘、整理、比照，才能达到历史真相的追求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
他还常常强调，“原理即事实”，一个理论模型必须从一定的史实中得到支持、经验证后才有可能具有科学性，否则只是主观臆断的假设。
3.人类文明史的主线与支线梁启超认为，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两条重要线索：主线和支线。
其中主线是在世界各种文明的融合和交流之中，不断地重组和突破，并最终形成全球性的现代文明；而支线则是一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其他文明，在自身演进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特定成果和社会制度。
他认为，东方文明并不是一种“被动的”、一成不变的文化，而是经历过了与西方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一些自身的成果；同时，他还强调中国与西方文化在文明发展史上的结合，不单单是双向碰撞和调和，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相互照应和承认。
分析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史学
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比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早十年。
梁启超的史学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史学，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 同时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最早的传播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
纵观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梁先生对史学研究有特别的偏爱，尤其在史学方法论和史料学等方面梁启超先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展现出了对封建史学批判的思想。
在戊戌维新期间他就曾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他把史学与救国联结在一起。
这是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一大特点。
一、史学史：梁启超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作为一个成长于传统封建士大夫家族的文人，梁启超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他建立的新史学正是在对封建史学的反思中形成和逐渐完善的。
因为“新”史学就是向传统旧史学的挑战和解构。
后世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内容，相当重要部分的内容与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史学理论的正统论、春秋笔法、史例史体等，都与经学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到了近代，特别是20 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加之新史学思潮和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科的出现对旧中国的影响，促使他举起史学革命的大旗，把传统经学放在审判的地位上。
可以说，他在努力摧毁经史之学，即对涉及古代史学思想的经学进行全面解剖，是一次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在梁启超先生1901年到1902年写的两篇文章《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中，他尖锐地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弊病。
他认为史学根本的弊病是封建政治，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新史学的建构，从而初步构筑起其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这些主张成为他日后治史的方针。
随后，1902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传统史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
指出封建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务的对象狭窄，只有君史而忽略了大众史。
他说:“质而言之,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 总不离贵族性, 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知识阶级。
故其效果, 亦一如其所期, 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
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
”随即他又指出所谓旧史学有二病、四弊，认为这是中国旧史学最突出的问题。
第一，即“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反对封建王朝的历史，二十四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应建立国民的历史，应将过去“‘皇帝的教科书’变为‘国民资治通鉴’和‘人类资治通鉴’。
即‘质言之, 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
在他看来《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界的巨著，可是内容和体系安排上也是分周记、秦记、汉记，并没有对传统的封建王朝史的编纂体例有所突破，此外历史家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在考量其对封建王朝利害的基础上做出的。
同时，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过去所谓的正统无一不是君统。
过去的年号纪年也是非常不科学的，过去皇帝为了彰显权利所用年号无数，说年号不能明示距今有多少年。
他认为在中国最为科学的纪年应该用与西方耶稣纪年相似的孔子生年纪年。
第二，中国应该建立大众史，而非单一的个人史，中国过去写的都是个人的历史，这就难免会一叶障目，难以看清历史的全貌。
历史本身是由多个要素综合而产生的，人物只是历史的材料，而不是历史本身，人物只有附属在历史中才是鲜活的人物，而过去的历史却将人物看做是历史的唯一的一部分。
第三，“只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历史都是对过去事务的叙述，历史不仅记载过去还要益于今务，即经世致用，这是史学的功能。
朱维铮曾说“梁启超谈的‘经世致用’，不限定于清学史，并随即用‘学术主潮’‘一个直流’等提法，表明概念的时空限定”。
在这里梁启超所阐述的今务是指当时要起团结全体的作用;要起改造社会的作用。
第四，“只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旧史书只注重单纯的纪事, 不能从史实中总结出规律, 上升到理性, 然后开民智, 益国民。
”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梁启超的生长环境使得他对中国的传统经学有较深的研究和理解，而他正是在对传统经学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中国传统史学存在的四大问题。
这四大问题又引出二病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古代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这就使得大部分的古代书籍有着强烈的封建政治意识而这又对开启民智意义不大。
梁启超先生基于此得出中国古代的封建史学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体例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
与中国传统史学相比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有着许多可取之处，因此梁启超先生积极探索，努力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介绍到中国，并希望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
与胡适等人不同，梁先生并没有将中国传统史学全部否定，他所倡导建立的近代史学是在发现并继承中国史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可取之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梁启超对古代史学体系作了一些分析，大致勾勒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线索，高度评价了左丘明、司马迁、刘知几、郑樵、司
马光、章学诚等人的史学思想，并且注意到他们的史学思想与新史学的某种联系”。
二、新史学的建构
如前所述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在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上形成的, 但梁先生并没有简单地只是批判中国传统史学，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吸收和创新。
这里主要讲梁启超首创新史学在关于史学定义和史学史的专史学科上的构建。
梁启超在中国首次提出了创立中国自身的“新史学”。
他首先针对中国传统史学存在的“历史循环论”的观点, 提出西方史学的“历史进化论”对于探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指导。
他认为历史发展存在着“公理公例”。
关于史学的定义，他在《新史学》中为历史规定了三大“界说”：“历史者, 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
关于史学史的专史的架构，梁启超说：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学研究者;三、史学的发展进程;四、由清以来史学的趋势。
应当注意，梁启超这一构想，成为二十世纪史学史专书的基本结构，它直接影响到以后的史学史的写作，第一部分是史官，这在史学史专门之书中应当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外国也有史官，但不是很重要，在中国史官设置是很早，地位很重要，看待得很尊贵。
中国史官设立的时代，可能不如传说中那么早，《史通•史官建置》篇云：“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
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
”“可是，可以较确定的是夏商时代中国已经确立了史官制度。
夏代已有出土文字”。
“文字的创造人，可能兼有
史官的职务，商代的甲骨文，已是很进步的文字，殷墟卜辞是一种史事记载”。
中国史官保存着优良的传统，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史学，中国史学所以发达，所以有特色，与史官设置之早有关。
第二部分是史学研究者，第三部分史学的发展进程，这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
第四部分，讲有清以来史学的趋势。
梁启超主要分析了史学上治史的一些缺点，诸如缺乏史料的考证，经学沉溺等写作风气。
于是他认为：一是把史学史作为文化史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史学史更有特殊的地位;二是注重对史学史影响的大事，注意大势;三是注意史学史有关关键史学人的贡献，特别是注重史家在思想方面的贡献。
三、追求新意的历史著作
如前所述，梁先生一生在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
他不仅在中国史学理论、史学研究方法领域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著作，在文化史、宗教史以及世界史方面的理论著作的水平也很高。
这些文章显著的特点是，实践他的进化论史观和近代意义的历史研究法，提高国民素质，服务于社会。
他认为只有史学才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处在动荡变革之中，梁启超先生亲身参与了变革。
在此期间，梁启超先生写了大量宣扬变革中国社会，激发青年的著作，如《少年中国说》等。
这些著作对于激发民众参与变革，奋发图强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梁启超很注重当代史的研究, 他认为中国要图强，必须要知道外国史，于是在二十世纪初年，梁启超本着以戒鉴为目的，大量续写外国历史书籍，如《波兰灭亡记》，《越南亡国史》等介绍外国历史知识，可谓是世界史体系形成的雏形。
梁启超先生的这些论著写作目的在于告诉人民大众必
须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
随后，他又陆续写成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历程的著作，如《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再次宣扬中国必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同时介绍日本美国等国的世界史专著。
其次，为了消除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形成的民族自卑感，梁启超先生还写了介绍中国古代勇于冒险和富于创新的历史人物传记。
此外他在政治学、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
比如，他在担任财政总长时，曾经专心研究一些经济史方面的东西，如货币史，财政史，并且成就颇大。
四、结语
总地看来，梁启超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且勤于笔耕，一生著作繁富, 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近代中国正是因为梁先生的积极推动，才逐步建立史学史这门学科并在各大学开设史学史的相关课程。
各种史学史著作才出版，这些课程和著作的编写体例和指导思想都受到了梁启超先生巨大影响。
可以说中国史学史的形成及初步发展与梁启超先生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他的一生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以及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留下一批很有见地的论著。
总之，为近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