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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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机构: 湖南省博物馆
出版物刊名: 考古
页码: 223-230页
主题词: 隋唐五代;铺地砖;墓葬形制;宋墓;湖南省;长方形;古墓葬;口径;出土器物;资兴
摘要: <正> 1978年9月至1980年12月,湖南省博物馆组织了湖南省东江水力发电工程建设指挥部文物考古队,在资兴县发掘了586座古墓葬,其中春秋墓47座,战国墓80座,东汉墓107座,两晋南朝墓29座,已先后在《湖南考古辑刊》第一辑,《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1984年第1期和第3期发表。
这里发表的是隋唐五代宋墓,共18座墓的资料。
一、隋唐墓隋唐墓16座(M84、85、87、181、318、353、371、373、409、445、455、456、457、459、481、533),主要分布在资兴县旧市的送塘、旧市、杨柳塘、王家、曹原山以及厚。
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P1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P2 (北京⼈背⿅雕塑像 杨鹤 1950年作 第⼀部分:远古时期第⼀部分:远古时期(约(约200万年前-约公元前21世纪)纪)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P3(第⼀部分:远古时期(第⼀部分:远古时期(约(约200万年前-约公元前21世纪)世纪)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古代中国基本陈列)P4(第⼀部分:远古时期分:远古时期(约(约200万年万年前前-约公元前21世纪)世纪)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P 5 “后母戊”青铜⽅青铜⽅⿍⿍ 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化的代表作 传河南安阳出⼟(传河南安阳出⼟(第⼆部分:夏商西周时期第⼆部分:夏商西周时期(约公元前(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1年)P6“⼦龙”青铜青铜⿍⿍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出⼟(第⼆部分:夏商西周时期(第⼆部分:夏商西周时期(约(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1年)P7 “盂”青铜青铜⿍⿍ 周康王时期 传1849年出⼟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组,即李家村)。
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部分:夏商西周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1年)P8 青铜⼈⾸ 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 1986年四川⼴汉三星堆出⼟ 青铜⼈神情严肃、诡秘,⾯部上宽下窄,呈倒梯形。
宽眉,⽬呈杏核状,眼⾓上挑,宽⿐,⿐翼上⽅似戴⼀⾯罩,阔⼝,两⽿饰卷云纹,⽿垂有穿。
脑后梳⼀长辫,发丝根根可见。
(第⼆部分:夏商西周时期第⼆部分:夏商西周时期(约公元前(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1年)P9 青铜⾯具 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 1986年四川⼴汉三星堆出⼟(第⼆部分:夏商西周时期第⼆部分:夏商西周时期(约公元前(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1年)P10 (图为“曾仲斿⽗”青铜⽅壸 春秋 曾 1966年湖北省京⼭县苏家垅出⼟)(第三部分:春秋战国时期第三部分: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约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P11 “蔡候申”青铜⽅壸 春秋 蔡 1955年安徽寿县蔡候墓出⼟(第三部第三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分: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约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P12 朱绘兽绘兽⽿⽿陶壸 战国 燕 1958年北京昌平出⼟ (第三部分:春秋战国时期第三部分: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约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P13 ⽯编磬 战国 魏 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第三部分:春秋战国时期第三部分: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约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P14 (秦 兵马俑 西安临潼出⼟)临潼出⼟)(第四部分:秦汉时期第四部分:秦汉时期(公元前(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P15 秦 兵马俑 西安临潼出⼟临潼出⼟(第四部分:秦汉时期第四部分:秦汉时期(公元前(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P16 秦 兵马俑 西安临潼出⼟临潼出⼟(第四部分:秦汉时期第四部分:秦汉时期(公元前(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P17 秦 兵马俑 西安临潼出⼟ (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秦汉时期:秦汉时期(公元前(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P18 ⾦缕⽟柙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68年5⽉,1973年河北定年河北定县出⼟县出⼟(第四部分:秦汉时期第四部分:秦汉时期(公元前(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P19 ⽯天禄 东汉(公元前25年-公元220年)河南洛阳出⼟ (第四部分:秦汉时期第四部分:秦汉时期(公元前(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P20 陶武⼠俑 陶⽜车 北魏(公元386--534年) 1953年陕西西安草场坡出⼟ (第五部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五部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公元220年-589年)P21 青瓷莲花尊 (公元386年-581年) 北朝时期 1948年,河北景县封⽒墓群陆续出⼟ (第五部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时期(公元(公元220年-589年)P22 陶骆驼 北齐(公元550年-577年)1955年⼭西太原圹坡出⼟ (第五部分:三国两晋南北朝北朝时期时期(公元(公元220年-589年)P23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 唐 开元(开元(公元公元723)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诲墓出⼟(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公(公元581-960年)P24 彩绘浮雕彩绘浮雕武⼠⽯武⼠⽯刻刻 后梁(公元907-923年) 河北曲阳王处真墓出⼟ (第六部(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分:隋唐五代时期(公元(公元581-960年)P25 武后从⾏图(摹本)原作传唐 张萱绘 (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公元(公元581-960年)P26 三彩釉陶镇墓兽 唐 开元(开元(公元公元723)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诲墓出⼟ (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公元(公元581-960年)P27 彩绘彩绘武武服陶俑 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 1972年陕西礼泉出⼟(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公元(公元581-960年) P28 三彩⿊釉陶马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72年河南洛阳出⼟ (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公元(公元581-960年)P29 彩塑供彩塑供养养菩萨 唐(公元618-907年) ⽢肃敦煌出⼟(第(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公元(公元581-960年)P30 三彩釉陶⼥俑 唐(公元618-907年)1957年陕西陕西西安⼟门村西安⼟门村出⼟出⼟(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公元(公元581-960年)P31 三彩釉陶胡⼈骑驼俑 唐 开元⼗⼀年 (公元723) 1957年陕西陕西西安西安出⼟出⼟(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公元(公元581-960年)年)(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公元(公元581-960年)P32 三彩釉陶马 唐 开元⼗⼀年开元⼗⼀年(公元(公元723) 1957年陕西西安出⼟ (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公元581-960年) P33 鎏⾦铜观⾳鎏⾦铜观⾳造像造像 吴越(吴越(公元公元893-978年) 1958年浙江省⾦华市区(原⾦华县)密印塔寺的万佛塔地宫出⼟。
060103考古学第一篇:060103 考古学业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考古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和能在考古、文物、博物馆等事业单位及国家机关从事研究、教学、管理等实际工作的考古学高级专门人才。
业务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技能,了解考古学的多学科交叉发展趋势和世界考古学发展概况,熟悉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现状;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博物馆学、文物学理论、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古代汉语、史料学、地理学、第四纪环境学、古人类学等方面受到基本训练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考古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方法与技能;2.能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整理及编写考古报告;3.掌握博物馆管理技能;4.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5.了解国内外考古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向;6.具有从事考古学及历史学研究的初步能力。
主干学科:历史学主要课程:中国通史、世界上古史、中国考古学、考古学导论、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宋元考古、博物馆学概论、文物学理论、考古绘图、田野考古学概论等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教学实习安排3~5个月。
修业年限:四年授予学位:历史学学士相近专业:历史学、博物馆学、民族学开设院校:西北大学山西大学郑州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第二篇:中国考古学中国考古学(上-1)(旧石器时代考古)一、基本目的本课程是考古系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
通过课堂讲授和教学实习,要求学生掌握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基础知识和方法,了解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和特征,人类体质特征的发展和演化,能进行一般的旧石器考古田野调查工作,辨别真假石器,为进一步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打下基础。
二、内容提要第一章序论和基础知识第一节序论第二节基础知识第二章旧石器时代早期第一节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第二节北京直立人及其文化第三节其他重要的直立人类化石和遗址第四节旧石器时代早期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经济生活第三章旧石器时代中期第一节概述第二节重要的人类化石和遗址第三节过渡时期的文化特征第四章旧石器时代晚期第一节概述第二节重要的人类化石和遗址第三节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的细石器第四节旧石器时代晚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和文化的发展三、教学方式课堂授课为主,结合教学参观和实习。
第五章中国文化的繁荣——隋唐五代时期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疆域辽阔,民族关系的主流比较协调,封建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状况良好,虽经8世纪中期“安史之乱”的干扰,一系列社会矛盾相继爆发,在前进的长河中激起不小的旋涡,但就这一历史阶段发育的整体而言,无论物质、精神、制度、风俗文化领域,均呈现出繁荣昌盛、朝气勃勃的气象,充溢着刚健自强,恢宏向上,开放开廓的精神,当时的许多成就,如“丝路”远伸,商队东来,科技、诗歌、乐舞艺术、佛教哲学、官制、兵制、科举制、胡汉交融的风习等等,直到今天仍对人们起到激励、鼓舞的作用,因而为学界所乐道,人们将唐朝与汉代文化的繁荣,并誉为“汉唐气象”,看作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两个亮点。
第一节繁华的物质文化一饮食隋唐五代时期饮食文化发展的表现,一是饮食品种增加,二是工艺技术提高。
主食原料仍是传统的黍(糜子,去壳为黄米)、稷(即粟,良种叫粱,去壳为小米)、麦(小麦)、麰(又作牟,即大麦)、菽(大豆)、麻(籽可食)、稻(果实去壳为粘米)、粳(米不粘者)、秫(shú,高粱)等。
用这些粮食做成的食物品种类繁多,主要有:b5E2RGbCAP饼包括现在的饼、馒头、包子、面条等。
细分有煎饼、蒸饼(即今馒头)、环饼、汤饼(即不托,宋人叫餺飥,即今面条)、薄饼、胡饼、齑饼、(音duī)饼、烧饼、毕罗等。
其中胡饼和毕罗都是向少数民族学来的。
胡饼是西北少数民族的食物,敦煌文书记载,唐代敦煌僧人和工匠都吃胡饼,每个饼用面半升,块头很大。
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期塔那唐墓出土了一枚胡饼,直径19.5厘米,很像今天维吾尔族人的素馕。
胡饼有素的、油加胡麻的和夹肉的几类。
毕罗是一种带馅的面点。
唐代从“蕃中”传入北方汉地,尤其在关中比较流行,当时长安有许多毕罗肆(店),家庭主食中,也有用樱桃等作馅做成毕罗的。
p1EanqFDPw饭包括北方人常食的黄米饭,荞麦、大麦饭,南方人多食的稻米、糯米、粳米饭和用菰米做的雕胡饭等。
隋唐时期的古代考古学家在隋唐时期,古代考古学家们对于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们的工作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地调查和挖掘,为中国的文化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隋唐古代考古学家的理论研究隋唐时期,古代考古学家们对于历史文化的探讨并不仅仅是实验性的挖掘和发掘,他们同样在没有工具和条件的情况下,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细腻的分析能力,对文化的起源和传承做出了理论性的研究。
其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房玄龄。
他认为文化的起源是从部落文化、祭祀文化到州县文化,最后达到国家文化。
他还将文化按其内容划分为史志、赋颂、经传、儒学四大部分。
这种划分方法至今被广泛应用在古代文化的研究中。
另外,孙伏伽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理论研究者,他认为文化的演变是从原始部落一步步发展出来的,文化中的羽毛、兽骨、竹简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他的文化演变论在当时的文人中颇为受到认可。
二、隋唐古代考古学家的实地考察与挖掘理论研究虽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实地考察、挖掘,也难以真正把历史文化还原出来。
在隋唐时期,古代考古学家也积极地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挖掘,对当时的文化和历史有着巨大的贡献。
其中最为著名的古代考古学家是也是当时比较活跃的文人之一,他亲自带队前往洛阳东南的郑县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
他们发掘出了众多汉代、唐代以及五代的文物,这些文物的出土对于黄河下游地区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一些有价值的地区建立了科学的机构,对于文物的整理、保护与研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人民群众对于他们的工作也十分支持,毕竟挖出历史文物不仅可以让人们追溯古人生活、考证历史背景,也为日后的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三、隋唐古代考古学家的政治意义当时,古代考古学家在进行考察和挖掘的同时,还尝试整理编纂古代文献,为历史记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
王勃就曾编撰过《唐书》,以至于到后来成为唐朝官方编撰的《旧唐书》中最为重要的一本。
他编写这些典籍的目的并非要取得政治利益,而是希望能够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更好地记录历史和文化传承,革新和优化中华文化。
中国国家博物馆之12古代中国-隋唐五代时期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
无论是隋唐前期的鼎盛局面,还是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的社会变革和发展转折,其宏大的格局、开放的气势、壮阔的场面,均为前代所无法比拟。
隋朝的统一--公元581年,外戚大丞相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
589年,隋灭南方的陈朝,统一全国,从而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局面。
隋朝后期,赋役繁重、刑罚苛酷,社会矛盾加剧,各地反隋武装暴动蜂起。
618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政变,隋王朝统治结束。
隋朝虽然立国只有38年,但在政治制度父母有新的建树,建立起了一整套严密的统治机构,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经济、文化方面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
隋文帝杨坚像,据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摹绘。
文帝杨坚(公元541-604年),隋朝开国皇帝,杰出政治家。
他统一全国,采取一系列打击豪强地主和巩固统一的措施,减轻民众赋役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隋朝大运河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它的开通,对加强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的联系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大运河开通后,隋炀帝曾三次从洛阳乘龙舟至江都考察。
他还在运河边上广植柳树,并顺便赐柳树“杨”姓,此后才有了“杨柳”之称。
笼冠陶俑隋 1956年湖北武汉周家大湾241号隋墓出土。
高65厘米.此俑褒衣博带,头戴笼冠,足穿舄,双手抬至胸前。
笼冠本为武官之冠,然隋时已非武官专用,皇帝的近臣等皆配戴。
彩绘骑马女陶俑隋。
1956年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桂子山出土。
女俑头梳双髻,左手牵缰绳,右手作握鞭状,骑于马上,形态生动逼真,不失为艺术珍品。
安济桥(赵州桥)石栏板隋。
1953年修复安济桥时从桥下淤泥中发现。
长方形,两面雕龙。
正面双龙周身鳞甲,身体相向似钻穿栏板,头相背,前爪互推。
背面两龙相对而驰,身体绞缠,后肢撑地。
此类栏板,石质青白,龙的形态生动有力,根据其造型风格及《石桥铭序》“其栏槛华柱,斵龙兽之状,蟠绕拏踞,睢盱翕歘,若飞若动”的描写,被认为是隋代安济桥的原物。
考古历史文献与文学史料统一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中,一直依赖于传世文献,将分朝代的作家作品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流。
而随着考古发现的成果不断增多,古代文学研究也不断产生新的学术生长点。
首先,早期简帛和中古石刻文献的不断出土与公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多古代甚至连司马迁都没有见过的史料,以这样的史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还原了很多历史事实,订正了许多传世文献的讹误。
就先秦两汉时期而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里耶秦简、尹湾汉简、马王堆帛书的发现,有力地推进了古代文学研究。
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孔子诗论》的发现引起人们探讨以前没有注意过甚至隐藏在传世文献背后的一些研究断层,如诗与志的关系、诗与情的关系、诗与乐的关系等,使得《诗经》的阐释与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二是众多新出简帛的发现扩充和拓展了“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自从20世纪初期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以后,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成为文史研究切实可行的方法,盛行了一个多世纪。
进入21世纪之后,考古发现较20世纪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资料不断涌现,研究方法也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不断多元化。
三是运用考古文献研究文学的重要成果也不断涌现,除了对于《孔子诗论》的研究催生出众多学术论文之外,专题研究著作有黄灵庚的《楚辞与简帛文献》,综合研究著作有廖群的《先秦两汉文学考古学研究》等。
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而言,考古发现集中于石刻碑志。
这些新材料对于文学研究极为有用,即以碑志而言,不仅是历史材料,同时也是一种文体,广义地说从史料到文体都具有文学上的价值。
21世纪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文学研究,也有三个方面的推进。
一是填补了北朝文学的空白,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一直呈现着不平衡的局面,长期以来,重视南朝而忽略北朝,谈到北朝文学,也仅仅注意南朝归北的庾信、王褒等人的诗赋和《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等为数不多的散文。
8.隋唐五代考古PART 1 城址&隋唐长安城隋代建立大兴宫,唐朝沿用为都,改称长安,并作了局部修建和扩充,毁于唐末。
位于今陕西西安。
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皇城和各坊、市构成。
(1)外郭城:又名罗城,平面呈方形。
东、西、南墙各开三门,北开四门。
其中南面正门明德门为5门道,其余均三门道。
城内南北向街道11条,东西向街道14条,街道相互交叉将城区除宫城、皇城和东西二市之外的地方分为110坊。
(2)坊:各坊四周夯筑高的坊墙,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仅东、西开二门,其余各坊东西南北各一门。
里坊内设置十字街道为主街道。
各坊除民宅外,国子监、京兆府署、道观、寺庙等都设在坊内。
里坊门早开晚闭,宵禁后禁止进入,以便控制与管理。
(4)市:城内中部设东西二市,为商业区。
二市均建夯土围墙,开8门,内有井字街道将市内划分为九区。
临街开店铺,主要有各种手工作坊、饮食店、珠宝店等。
(6)宫城位于外郭城内北部中央,整体为长方形, 四周围墙夯筑,南垣五门。
宫城内部被隔墙分为三个部分,正中为太极宫,为皇帝正衙所在,东侧为太子东宫,西侧为后宫人员居所掖庭宫。
宫城北为西内苑。
(8)皇城:位于宫城南。
其东西两垣与宫城东、西两垣相接,北面无墙垣。
朱雀门为南垣正门。
皇城内南北向街道5条,东西向街道7条,两侧分设中央衙署和太庙、社稷等。
(9)大明宫:唐玄宗时修建为“夏宫”,武则天时期将朝会之所由太极殿改为大明宫。
平面呈梯形,南垣即外郭城的北垣,四面都有门,正南为丹凤门。
以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玄武门为南北中轴线,别殿、官厅、亭台楼阁分布于东西两侧。
(10)兴庆宫:唐玄宗时期在外郭城东部兴庆坊修建兴庆宫,总之,唐长安城以宫城、皇城、外郭城的正南门构成南北中轴线,,布局方正严谨,是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布局的发展和完善。
居于城内北部正中的宫殿区、居于坡头高地的官衙府邸与一般居民区相互隔离,等级分明,突出帝王之居“建中立极”的都城建设模式,形象体现皇权至上和中央集权思想。
真知堂瓷器鉴定秘诀之七-隋唐五代瓷器鉴定与收藏瓷器鉴定真知堂真知堂鉴古上回说到中国早期的瓷器,从商代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实际上也是中国瓷器的萌芽阶段。
不是收藏爱好的朋友,看到这时期的瓷器,最大的直接感触,就是这些土罐子,谁要啊?放在马路边上,也不见得有人捡。
确实,这时期的瓷器,很多和陶器还不好严格区分。
瓷器虽然发明了上千年,但上千年来,由于一直处于青铜时代,(铁器直到汉代晚期才普及)这个阶段的瓷器一直进步不大,带有鲜明的早期瓷器的特点。
我们称之为原始阶段,最早的青瓷,称为原始青瓷。
俗话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短暂的隋代,结束了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以来的国家分裂,实现了统一。
接下来中国进入了长达近300年的太平盛世唐朝。
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待之而起的五代十国,我们一般在历史学上把它归拢到唐末。
那么从隋代(581-618年)到唐代(618-907年)再到五代(907-960年),这近400年的时间里,中国瓷器发生了那些进步和变化,出现了哪些瓷窑呢,这些瓷器都有什么特征呢?让我们慢慢道来。
隋代瓷器,目前发现有湘阴窑,淮南窑,安阳窑。
安阳窑应该就是北朝时期的相州窑。
隋代瓷器分为青釉和白釉瓷器两大类,应该还有黑釉瓷器,目前由于隋代时间短,科学考古发掘的墓葬数量少,还无法从出土文物中予以分别。
隋代瓷器多采用印花装饰,釉只施半截,下半截露胎。
这是隋代瓷器的一般规律。
常见的印花纹饰有条花,草叶,莲瓣,几何纹等,少见连续的纹饰。
隋代白瓷龙柄象首壶和熏炉隋代高足盘,是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器物,隋代龙柄双连瓶,是隋代北方白瓷的代表。
隋代器物器型少,造型古拙,半截釉,釉多脱落,平底,是非常容易鉴别的时代。
唐代瓷器,南方继续流行青瓷,北方流行白瓷。
独树一帜的还有湖南长沙的长沙窑,属于青釉釉下彩彩绘瓷器。
河南的鲁山窑,是黑釉花瓷,业内有人称之为“唐钧”,意思是唐代的均窑。
说到唐代瓷器,不可不知道的是陆羽的《茶经》和邢越二窑。
2.中国考古学发展史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
它是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
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
萌芽于春秋至隋唐五代,形成发展于北宋,兴盛于清代。
北宋曾巩最早在“金石录”中提出“金石”一词。
历代金石学研究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但未能发展成完整的学科体系。
近代考古学由西方传入中国后,金石学便逐渐演化为考古学的组成部分。
中国金石学的发展历程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
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中国金石学的发展经历四个时期,即:萌芽期、发展期、兴盛期和近代考古学期。
(1)萌芽期金石学的萌芽期是从春秋到隋唐五代。
春酒战国时期就有学者为了阐明古代文献或者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二注重实物资料的研究。
但这一时期研究者甚少,无专著问世,没有形成一门学科;(2)发展期北宋统治者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热潮;墨拓术及印刷术的发展,为金石文字流传提供了条件,金石学逐渐产生。
宋仁宗时的刘敞,刻《先秦古器图碑》,对研究金石有开创之功。
吕大临撰《考古图》,在编古器物书的体例方面多有建树,该书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图录。
(3)兴盛期清代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学进入鼎盛。
乾隆年间曾据清宫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
其后又出现了许多金石学著作。
这一时期研究范围扩大,对铜镜、兵符、砖瓦、封泥等开始有专门研究,鉴别和考释水平也显著提高。
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又包括新发现的甲骨和简牍,并扩及明器和各种杂器。
罗振玉和王国维是此时的集大成的学者。
马衡著《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4)近代考古学期金石学保存下许多有价值的铭刻资料,考证出不少古器物的名称和用途。
隋唐五代考古特点这一时期内容的考察主要是以唐代为主。
考古通论上519页的概述我觉得很重要,我这里标明了页码就是想让你们翻一下。
通论礼有各关于这个时期时间段阐述,是这样说的:“唐初,太宗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
随后高宗、武则天时期,保持了统一和强盛。
玄宗开元年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史称“开元盛世”。
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唐朝一直为内乱外患所困...”这个时间段几乎可以应用于所有唐代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比如说铜镜、石窟寺、壁画、瓷窑、墓葬等。
因为文化的的强盛是由经济政治所决定的,唐代的一强一盛自然导致了文化的明显分期。
而后是五代十国,因为战火大部分集中在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就得到了相对的稳定,所以出现了经济中心的南移,而考试要考五代的话肯定就更倾向于考南方地区。
(这就是我最开始跟大家说的,这些论述很重要,间接的让我把握住了通论的复习重点。
)一、隋唐两代考古学文化分期主要分为四期:1.隋朝(这一时期物质文化面貌还沿袭着不少北朝风格)2.唐建立到唐高宗时期即初唐时期(文化面貌既沿袭了隋朝风格,又有所创新,是唐初创阶段)3.武则天在位时至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即盛唐时期(大型墓葬、城址、制作精美的器物等多出现在这一期,各类文物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反映出唐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盛世气象)4.安史之乱后至唐朝灭亡,即晚唐时期(是唐朝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时期,这一期的墓葬规模、出土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大不如前,尤其是异域风格的器物大量减少,反映了唐王朝逐渐趋于保守,衰退的景象)(注:以下笔记的顺序是按照城址、墓葬、遗物的顺序来总结的。
城址考试经常考的就是唐长安城,墓葬经常考的有唐帝陵、唐两京地区墓葬特征。
遗物最多的是考唐代铜镜的分期和特征了。
我大部分已经总结好了,考到就按照下面的笔记来写,不能说拿满分,但绝对不会低分的。
)二、城址考古(重点)唐长安城唐长安城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国际城市之一。
隋唐五代考古特点这一时期内容的考察主要是以唐代为主。
考古通论上519页的概述我觉得很重要,我这里标明了页码就是想让你们翻一下。
通论礼有各关于这个时期时间段阐述,是这样说的:“唐初,太宗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
随后高宗、武则天时期,保持了统一和强盛。
玄宗开元年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史称“开元盛世”。
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唐朝一直为内乱外患所困...”这个时间段几乎可以应用于所有唐代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比如说铜镜、石窟寺、壁画、瓷窑、墓葬等。
因为文化的的强盛是由经济政治所决定的,唐代的一强一盛自然导致了文化的明显分期。
而后是五代十国,因为战火大部分集中在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就得到了相对的稳定,所以出现了经济中心的南移,而考试要考五代的话肯定就更倾向于考南方地区。
(这就是我最开始跟大家说的,这些论述很重要,间接的让我把握住了通论的复习重点。
)一、隋唐两代考古学文化分期主要分为四期:1.隋朝(这一时期物质文化面貌还沿袭着不少北朝风格)2.唐建立到唐高宗时期即初唐时期(文化面貌既沿袭了隋朝风格,又有所创新,是唐初创阶段)3.武则天在位时至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即盛唐时期(大型墓葬、城址、制作精美的器物等多出现在这一期,各类文物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反映出唐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盛世气象)4.安史之乱后至唐朝灭亡,即晚唐时期(是唐朝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时期,这一期的墓葬规模、出土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大不如前,尤其是异域风格的器物大量减少,反映了唐王朝逐渐趋于保守,衰退的景象)(注:以下笔记的顺序是按照城址、墓葬、遗物的顺序来总结的。
城址考试经常考的就是唐长安城,墓葬经常考的有唐帝陵、唐两京地区墓葬特征。
遗物最多的是考唐代铜镜的分期和特征了。
我大部分已经总结好了,考到就按照下面的笔记来写,不能说拿满分,但绝对不会低分的。
)二、城址考古(重点)唐长安城唐长安城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国际城市之一。
辽宁大学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科目代码:625科目名称:考古学专业基础满分:300分考核目标1掌握考古学基本理论2掌握考古学主要发现3了解相关的历史常识4具有一定的文字逻辑表达能力考查范围一、考古学的基本涵义考古学的定义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的学科体系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二、考古学的基本方法田野考古考古年代学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层次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类型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学分期考古学基本方法及其主要内容三、中国考古学简史金石学的产生及其发展二十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及主要考古学家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及主要考古学家四、石器时代考古与史前社会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的分布、年代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分期与文化概述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与区系类型中国新石器时代重要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及特征氏族社会中国远古社会的传说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五、商周时期考古与社会夏、商、周族的起源夏朝的考古发现商周时期的主要的城址、建筑与墓葬商周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和社会经济商周时期的陶瓷器与青铜器甲骨文与金文春秋时期列国城市的兴起商周时期边远地区的青铜文化商周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商周时期的思想、文化与科技六、战国秦汉时期考古与社会战国时期都城与墓葬战国时期的农业、手工业与货币遗存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等级关系的变化、社会经济与变法、改革秦汉时期的城址与墓葬秦汉时期的农业、手工业与货币遗存战国秦汉时期的陶瓷器与青铜器大国争霸与秦统一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与经济制度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与科技战国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七、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考古与社会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城址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帝陵与墓葬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陶瓷、青铜器、金银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与中外交流有关的遗物的发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佛教遗存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与制度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思想、文化与科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隋唐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八、宋元时期考古与社会宋元的城址及都城的格局与变化宋元的帝陵及墓葬辽金城址、帝陵及墓葬宋辽金元的陶瓷宋辽金元的农业、手工业与货币遗存契丹、女真、蒙古族起源宋辽金元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宋辽金元的社会经济与经济制度宋辽金元的思想、文化与科技宋元时期的边疆民族及民族政策宋元时期的中外关系九、明清明清帝陵明清北京城明清时期中外交流的遗迹与文物明清时期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与经济制度满族的兴起与建国明清时期的边疆民族、民族政策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明清时期的中外关系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与科技十、公共考古学公共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公共考古学的发展趋势。
隋唐五代时期考古2015年度,隋唐五代时期考古各领域都有新发现和新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的考古简报、专刊报告、论文、论著等约150篇(部)。
现谨按城市及建筑遗址、陵墓及墓葬、手工业遗存、墓志碑刻、石窟寺遗存、边疆民族与中外交流遗存、学术活动等几个方面,择要概括如下。
一城市及建筑遗址河南省洛阳市隋东都回洛仓遗址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共清理出漕运渠道1条、道路4处、晚唐至五代时期墓葬11座。
渠道位于回洛仓城管理区的南部,呈南北走向,渠道口宽25.5米、深6.5米~7米。
道路均位于北部仓储区的北墙外,路宽4米、13米、19.5米、22米不等,宽路面车辙均稀少(《洛阳考古》2期)。
江苏省扬州市唐扬州城遗址考古也取得了新进展,在蜀岗南缘城址西城墙的考古发掘中,明确了西城门以北主城壕的尺度及与主城墙的间距等问题(《考古》9期)。
2015年度出版的《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则详细报道了4年间的发掘成果,对扬州蜀岗城址范围、唐罗城修建及沿革、蜀岗下城城门、扬州城城砖等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四川省成都市唐代益州城址获得了新发现,在通锦路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揭示出盛唐时期“净众寺”内的砖砌沟渠和人工池塘等园林式景观遗迹,出土了大量唐、五代时期建筑构件及青羊宫窑、琉璃厂窑和邛窑等瓷器(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丁垚、张思锐等人在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观察到大量很可能属于唐时期风格的彩画遗存,与整个大殿一起,可视为长安佛寺建筑风格的代表(《文物》10期)。
樊瑞平、刘友恒在对河北省正定县盛唐开元寺遗址保存的三门楼12残柱和一段阑额进行拼对、测量和记录的基础上,对残存石柱上的文字(功德主的题名、经文)和线刻(佛像和供养人像)进行了初步研究,并依据有关资料对三门楼式样进行了初步复原(《文物春秋》1期)。
周源认为文献仅载洛阳含嘉仓有三座城门,因此学者们根据出土铭文砖而提出的“东门”说值得商榷,“东门”实指的是仓城“含嘉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汪勃对唐扬州罗城墙调查发掘资料进行了梳理,认为天宝九年(750)已建罗城,中唐时粗具规模,到晚唐乾符六年(879)时则进行了修缮(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庆贺徐光冀》);李裕群对山西省太原市蒙山开化寺遗址上的两尊铁佛像(坐佛和迦叶弟子像)做了较细致的描述,就年代和佛像的名谓与禅法的关系做了考证和讨论,进而认为铁佛的年代在唐高宗末至武周时期,迦叶弟子像应在初唐唐高宗至武周时期,佛像禅定手法可与开化寺崇尚禅法有关(《庆贺徐光冀》);贺大龙的《长治唐五代建筑新考》(文物出版社)一书,通过对山西省平顺县天台庵弥陀殿、龙门寺西配殿、大云院弥陀殿、长子县布村玉皇庙前殿、潞城市原起寺大雄宝殿、长子县小张碧云寺正殿等建筑实例的调查,对每处建筑的布局、年代、细部结构、建筑方法等进行了讨论研究。
二陵墓及墓葬隋唐陵墓考古方面。
张建林结合文献记载,在2005年至2015年关中唐陵调查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学界常称的所谓“下宫”,实际上应为用于祭祀的寝宫,“下宫”的称呼始于晚唐。
关中18座唐陵除唐僖宗的靖陵外,都发现有寝宫,通常位于陵园西南第一、第二阙的西侧,周有城垣,南面设门(早期昭陵和乾陵北面也设门)。
初唐时期寝宫规模稍小,盛唐时增大,有内外城垣,晚唐时又变小。
寝宫内有寝殿、便殿、廊庑等建筑(《庆贺徐光冀》)。
程旭、杨瑾、王建荣主编《皇后的天堂——唐敬陵贞顺皇后石椁研究》(文物出版社)记述了敬陵石椁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曲折历程,重点对石椁的形制、彩绘和线刻图案等进行了较深入的综合性研究。
五代时期南唐二陵的考古继1950~1951年陵墓本身发掘之后,又有了新的发现和重要补充。
在南京市江宁区祖堂山南麓对南唐钦陵和顺陵的陵园的勘探和试掘中,发现陵垣、陵门、夯土建筑台基、道路、窑址、墓葬等重要遗迹,出土了数量众多、时代特征明显的筒瓦、板瓦、莲花纹瓦当、滴水、鸱吻、兽面脊瓦等建筑遗物,明确了陵园的四界、方向、时代与性质(《文物》3期)。
发掘者王志高结合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对南唐二陵的陵园进行了复原研究,认为南唐诸陵共用一个封闭的不规整近方形陵园,陵园坐北朝南,陵垣四面辟门,陵园内设献殿和下宫,是对唐陵陵园布局制度的继承与创新。
祖堂山南唐陵园在营建之初,堪舆、礼制、将作等众多职能部门曾进行了共同规划设计(《文物》3期)。
2015年度全国各地均有隋唐五代时期的贵族及平民墓葬发掘出土。
西安市南郊西安理工大学新校区发掘唐代墓葬一百余座,其中唐王朝宗室后裔李倕墓未经盗掘,形制完整,出土随葬品丰富,尤以金冠、金配饰最为精湛(《考古与文物》6期)。
在河南省洛阳市通衢路南、洛龙路西发现唐武攸宜夫人李氏墓,出土陶人物俑、动物俑和墓志等随葬物(《洛阳考古》3期)。
河南省开封市小店王发掘出隋唐墓葬2座(《华夏考古》1期)。
洛阳市工业园区衔山路东发掘唐代刀形土洞墓1座,据出土墓志,墓主为河南尹达奚珣及妻寇氏的夫妇合葬墓(《洛阳考古》1期)。
河南省卫辉市大司马墓地发掘出隋末唐初乞扶令和夫妇合葬墓(《考古》2期)。
河南省泌阳县发现了唐代宗室幼童李洪钧之墓,出土了红陶羯鼓等一批小巧玲珑的陶器、带有明确纪年的墓志等(《洛阳考古》1期)。
其他地区的墓葬有:在郑州市罗庄城中村改造工程项目中,清理出隋代单室砖券墓1座,出土隋大业六年(610)墓志1合,另有出土红陶俑、辟雍砚、瓷器、铁镜、墓志等随葬品(《中原文物》6期)。
山西省临汾市西赵遗址三座唐墓出土有隋大业十年(614)、永隆二年(681)墓志以及玻璃器等随葬物(《考古》6期);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海子塬墓地清理出隋墓5座(《考古与文物》3期);北京市大兴区三合庄清理唐代墓葬33座,均保存完好,形制既有小型砖室墓,又有大型的“甲”字形墓,墓室内出现了砖仿木结构和砖仿家具装饰,墓室内出土有白瓷器和漆器等(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北京市通州区次渠镇发掘清理出唐墓5座,应属同一家族墓地,墓道均为斜坡状,墓室有弧边方形、圆形和长方形三种,这批墓葬的年代应该在唐末辽初时期,出土铜镜、铁釜、陶罐、釉陶罐、三彩鸭形盂等随葬品(《文物春秋》1期)。
山东省济阳县垛石镇发现唐代临济县令顾忖家族墓葬2座。
其中,一号墓出土墓志表明墓主人为顾忖,为单室穹隆顶砖室墓,四壁残留彩绘壁画,墓室内饰有砖雕斗拱、桌、椅、窗,均有红色彩绘,前后室连接处上部出檐(《中国文物报》6月19日)。
墓葬研究方面。
何伟、李卓中采用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的方法对宁夏地区原州唐代中小型墓葬的分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进行分析,将该地区唐代墓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华夏考古》3期)。
李明据以考古发现的唐昭容上官氏墓等毁墓的特殊现象,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遗迹入手,分析了毁墓行为的实施主体、动机及期望的效果,试图还原唐代毁墓的具体做法,揭示出毁墓暴尸现象所反映的自武则天开始的复杂政治斗争和心理威慑因素(《考古与文物》3期)。
西安市长安区唐韩休墓自发掘以后,学者们对其精美的壁画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葛承雍将新出土的唐韩休墓山水壁画与日本正仓院南仓藏琵琶山水画做比较,认为唐代山水画家已经熟练运用“日出”为焦点的透视画法,为中国山水画变化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史料(《美术研究》6期)。
郑岩围绕韩休墓墓室北壁的山水图像的内容、图式与母题进行了讨论,探讨了其与敦煌观无量寿佛经变“日想观”图式的共同性以及早期山水画与佛教净土信仰的复杂互动关系等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
郭晓涛对《陕西凤翔隋唐墓》发掘报告中凤南—17唐墓中出土的丝绢质品经咒残图进行了分析、释读和校正,认为该经咒文本是《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以及《佛说救护身命经》相关片段的合体。
经咒中“王公主”的题记,应该是凤翔经咒的受持供养人,同时也应与墓主人相关(《考古》1期)。
杨效俊通过对隋仁寿年间舍利瘞埋制度的讨论,认为隋代京畿地区神德寺舍利石函图像以石函四面八树为特征,寓意释迦牟尼涅槃的过程和涅槃四德“常、乐、我、净”,石函精致繁复的风格融合了隋代陵墓石质葬具和佛教纪念碑艺术的装饰风格(《考古与文物》5期)。
郭物根据伊朗德黑兰大学教授释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唐史诃耽墓出土的蓝宝石戒面印章文字,结合祆教经典文献的记载及相关考古发现,认为印章上狮子和植物纹样可能与墓主崇拜阿娜希塔女神和阿什女神有关(《考古与文物》5期)。
沈睿文《安禄山服散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对安禄山墓葬壁画中人物服装细节进行了观察,分析了其体现出来的中原道教文化和中亚祆教文化的特色,进而讨论了安禄山墓葬所用的服散状况,是对墓葬考古资料再开发的一次有效尝试。
三手工业遗存手工业遗存包括陶瓷窑址及出土的铜镜和金银玉饰等遗物及装饰。
陶瓷窑址考古方面。
西安市唐长安城延平门遗址西侧发掘一处唐代中晚期陶窑3组9座,其中6座陶窑共用一个操作间,从出土遗物综合判断,这些陶窑既烧造砖瓦、日用器皿,也烧制墓葬使用的明器(《洛阳考古》5期)。
袁胜文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对南方地区唐宋时期馒头窑进行了分区和分期探讨,认为四川盆地唐代初期的馒头窑技术有源于北方的可能,而广东地区唐代馒头窑技术则可能是当地砖瓦窑技术与同时期北方馒头窑技术传入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期)。
越窑是本时期南方重要的窑业生产基地,近年来考古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王轶凌、郑建明把浙江隋唐时期窑业按区域划分成沿海型、内陆型。
沿海型包括越窑与瓯窑,生产规模庞大、产品种类丰富、质量高超,产品广泛见于国内外的遗址、墓葬与沉船中,远及东非;内陆型包括婺州窑与德清窑,相对而言规模较小,种类较少,质量一般,多售卖于当地,区域外极少见(《东南文化》2期)。
郭璐莎回顾和总结了80多年来越窑遗址的调查、发掘及考古研究方面取得的诸多成果,从自下而上视角、透物见人、文化生态学、实验考古方法等方面展示了越窑遗址研究的发展方向(《东南文化》4期)。
徐忠文、徐仁雨、周长源《扬州出土唐代长沙窑瓷器研究》(文物出版社),对扬州唐城遗址历年来出土的唐长沙窑瓷器的主要地点、重要器物进行了统计,总结了这些瓷器在器类、釉色、纹饰、模印贴花主题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并对瓷器输来的时期、运输工具、扬州港作为瓷器贸易中心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
何俊的《湖田古窑》(科学出版社)认为湖田窑率先烧制出胎白质坚的白釉瓷器,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至五代后期,又创烧了一种胎薄体轻、青白相间的最名贵的青白瓷,不愧为“青白瓷的故里”。
徐殿魁就河南偃师杏园唐墓中出土的59面铜镜做了系统的列表统计(按墓号、墓主、纪年、镜名等栏),同时根据51面有明确纪年的铜镜,判断出新镜的出现年代:菱花镜出现于武则天长寿元年(692)、葵花镜出现于开元十年(722)、四方委角镜则出现于德宗贞元十年(794)、葡萄镜出现于高宗时期而盛行于武则天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