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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案件背景2014年，中国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中消协”）发布了一份名为《食品安全警示》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可口可乐公司生产的部分产品中含有过量的农药残留。
这一报告引起了消费者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可口可乐公司与中消协之间的法律纠纷。
二、案件经过1. 事件爆发2014年3月，中消协发布《食品安全警示》报告，指出可口可乐公司生产的部分产品中含有过量的农药残留。
该报告一经发布，便引发了消费者的恐慌和不满，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销量受到严重影响。
2. 双方交涉事件发生后，可口可乐公司立即与中消协进行交涉，要求中消协删除报告中的不实内容，并公开道歉。
然而，中消协并未接受可口可乐公司的要求。
3. 法律诉讼2014年4月，可口可乐公司以名誉侵权为由，将中消协告上法庭，要求中消协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
4. 法院审理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双方就以下争议焦点展开辩论：（1）中消协发布《食品安全警示》报告的行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2）如果构成名誉侵权，中消协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三、案件分析1. 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名誉侵权是指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他人精神痛苦的行为。
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包括：（1）侵权行为人实施了捏造、散布虚假事实的行为；（2）受害人的名誉受到损害；（3）侵权行为与受害人的名誉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2. 中消协发布报告的行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在本案中，中消协发布《食品安全警示》报告的行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量：（1）报告内容是否真实如果报告内容真实，即可口可乐公司生产的部分产品确实含有过量的农药残留，那么中消协的行为不构成名誉侵权。
反之，如果报告内容虚假，即捏造、散布虚假事实，则构成名誉侵权。
（2）报告是否损害了可口可乐公司的名誉在本案中，中消协发布的报告虽然引起了消费者的恐慌和不满，但并未直接对可口可乐公司的名誉造成损害。
第1篇一、案件背景1994年6月12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著名橄榄球运动员奥兰多·詹姆斯·辛普森的前妻尼科尔·布朗·辛普森和她的朋友罗纳德·高德曼在一场血腥的袭击中丧生。
这起案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因为辛普森是当时的体育明星，拥有大量的粉丝。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辛普森被控一级谋杀罪，然而，经过长达三个月的审理，陪审团最终宣判辛普森无罪。
二、案件审理过程1. 初审阶段在初审阶段，辛普森的律师团队采取了“证据排除”的策略，即通过各种手段排除控方证据，以证明辛普森的无罪。
在这个过程中，律师团队成功地使陪审团相信，警方在现场收集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无法证明辛普森的犯罪行为。
2. 重审阶段在初审结束后，控方对案件进行了重审。
在重审阶段，辛普森的律师团队再次采取“证据排除”的策略，并成功地使陪审团相信，警方在现场收集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
此外，律师团队还通过心理战术，使陪审团对辛普森产生同情。
3. 陪审团审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陪审团的作用至关重要。
根据美国法律，陪审团需要独立、公正地审理案件，并作出裁决。
然而，在辛普森案中，陪审团成员的背景和偏见对案件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
部分陪审团成员对辛普森的体育成就表示敬佩，认为他是一位好人，因此在审理过程中对辛普森产生了同情。
三、案件评价1. 案件审理程序公正尽管辛普森案最终宣判辛普森无罪，但案件的审理程序是公正的。
在美国，陪审团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旨在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在辛普森案中，陪审团成员经过严格的选拔，确保了案件的公正审理。
2. 证据排除策略有效辛普森案的审理过程中，律师团队采取的“证据排除”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
通过排除警方在现场收集的证据，律师团队成功地使陪审团相信，辛普森的无罪。
这一策略在美国法律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为被告人提供了有效的辩护手段。
3. 案件影响深远辛普森案在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1篇一、案例背景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竞争日益激烈，商业诽谤案件层出不穷。
商业诽谤是指恶意中伤他人商誉，损害他人商业利益的行为。
在美国，商业诽谤案件的法律问题备受关注。
本文将以一起美国商业诽谤案例为切入点，分析商业诽谤的法律问题。
二、案例简介原告：A公司，一家生产化妆品的企业被告：B公司，一家销售化妆品的企业案件起因：B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向消费者散布A公司生产的化妆品含有有害成分，对消费者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信息。
消费者信以为真，纷纷退货，A公司的销售业绩大幅下滑。
三、法律问题分析1. 商业诽谤的定义及构成要件商业诽谤是指通过口头、书面、电子等方式，对他人商誉进行恶意中伤，损害他人商业利益的行为。
根据美国法律，商业诽谤的构成要件包括：（1）诽谤内容的真实性：诽谤内容必须是真实的，如果内容虚假，则不构成商业诽谤。
（2）诽谤内容的恶意性：诽谤行为必须是出于恶意，即明知或应知诽谤内容虚假，仍然散布。
（3）诽谤行为的公开性：诽谤行为必须是公开的，即向不特定的人散布。
2. 商业诽谤的法律责任在美国，商业诽谤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1）民事责任：被告需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原告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害。
（2）刑事责任：如果诽谤行为构成犯罪，被告还需承担刑事责任。
3. 案例分析在本案中，B公司散布虚假信息，恶意中伤A公司产品，构成商业诽谤。
根据美国法律，A公司可以要求B公司承担以下法律责任：（1）赔偿经济损失：A公司可以要求B公司赔偿因其商业诽谤行为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包括销售业绩下滑、退货损失等。
（2）赔偿名誉损害：A公司可以要求B公司赔偿因商业诽谤行为而造成的精神损害和名誉损害。
（3）惩罚性赔偿：如果B公司的商业诽谤行为具有恶意、故意或严重后果，法院还可以判决B公司支付惩罚性赔偿。
四、结论商业诽谤在美国法律中属于侵权行为，被告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案中，B公司的商业诽谤行为给A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害。
浅谈美国环境犯罪认定的几个问题作者：靳婷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1年第12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在逐步升温。
环境污染持续侵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为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美国陆续出台了若干环境保护的法规。
最初只是将环境危害问题纳入民事法律调整范畴。
但在最近20多年，环境污染的责任已被纳入刑事处罚范畴。
一、环境犯罪的特点环境犯罪不同于传统的刑事犯罪，在犯意认定、责任人和证据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特点。
(一)犯意早期惩办环境犯罪分子，需要适用严格的犯意标准，由无辜的被侵害人来证明环境犯罪分子破坏环境的意图。
如果不能证明这种犯意，有关指控就不能成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刑法开始突破“无犯意(罪过)即无犯罪”的原则，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判例中对一些特殊犯罪(主要是公共利益方面和道德方面的犯罪)规定了严格责任。
所谓“严格责任”是指刑法规定的、只要行为人实施某一法定行为(或不作为)或导致某一法定结果就可不问其罪过之有无或推定其具有罪过而判令其承担的刑事责任。
对环境犯罪实施严格责任，可以提高行为人的责任感，有利于法规的执行和落实，保护公共利益。
(二)责任人几乎所有环境犯罪的动因都是为了赚钱。
企业负责人、管理人等明知要预防违法事项发生的人，还有低级的雇员，都要对发生的环境犯罪负责。
实践中，在雇主指示下肆意倾倒污染物的雇员，可能成为证人或共同被告。
检察官可以在起诉阶段，根据他们参与案件调查的情况，考虑他们的责任豁免问题。
(三)证据与专家i~-A，科学证据通常在环境犯罪案件中起着重要作用。
环境犯罪的认定需要化学、地理、热学、工程等方面的专家对有关环境数据进行评估和解释，帮助司法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取证与检测，以提出控诉、做出裁决。
例如在认定危险废物罪中。
需要以取样、检测、化学分析等手段取得证据，证明污染物的性质、废弃物的隐藏方式。
二、环境犯罪的种类在美国，环境犯罪包括以下几类：(1)固体废物犯罪。
环境保护：污染行为引发的法律争议案例分析案例名称：环境保护：污染行为引发的法律争议案例分析引言：环境保护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关注焦点，在近年来各国政府和公众的共同努力下，对污染行为进行严惩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本文将以一个具体的法律争议案例为例，详细分析在环境污染问题上引发的法律纠纷，进而探讨相关的法律问题和解决途径。
案例背景：2007年1月，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制药公司“绿色生化公司”（Green BioChem）被曝光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根据举报，该公司在制药过程中频繁地排放有害废气和废水，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健康状况。
此外，该公司还被指控在处理废弃物时存在不当操作，有可能导致地下水污染。
事件经过：2008年2月，加利福尼亚环境保护署（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CEPA）对绿色生化公司进行了调查，并发现了大量的违规行为。
根据调查结果，该公司在操作过程中无视环保要求，给周边环境和居民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
在调查结果公布后，一些受害居民和环保组织纷纷提起法律诉讼，要求绿色生化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他们认为，绿色生化公司的污染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损害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健康状况。
经过长时间的审理和调查，法院最终判决绿色生化公司需支付巨额赔偿金给受害居民和环保组织。
根据法庭判决，绿色生化公司应当支付总计1亿美元的赔偿金，其中包括健康损害赔偿金、环境修复费用和诉讼费用等。
律师的点评：本案例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环境污染的法律责任和赔偿标准。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须遵守环保要求，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要承担法律责任。
绿色生化公司的污染行为违反了环保要求，损害了居民的健康和环境的稳定性，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另外，本案中的赔偿标准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判决中，法院将赔偿金额定为1亿美元，其中包括了对受害居民健康损害的赔偿、环境修复费用和诉讼费用等。
浅析美国集团诉讼制度摘要：对于集团诉讼，在美国法院内部、公共部门之间以及学者之间展开的争论异常激烈，它在促进公共利益，节约诉讼成本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的问题。
在我国，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提到了美国集团诉讼的价值及其优越性，并提出了对该制度的引进的设想。
本文以美国集团诉讼的历史演变为切入点，对该制度的诉讼效益和正当性进行分析，同时研究美国集团诉讼出现的弊端，来探讨我国在引进该制度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和解决途径，以期推动我国群体诉讼的发展。
关键词：美国集团诉讼诉讼效益正当性困境一、集团诉讼在美国的演变一般认为，集团诉讼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的衡平法院。
17世纪，衡平法院的大法官通过“息诉状”（bill of peace）发展出了代表诉讼（representative action）制度，即准许具有共同利益的众多当事人构成临时的诉讼集团，由其中一人或数人代表共同利益的其他人提起诉讼，而且诉讼中被代表的其他人可以是不具名的，法院所作出的判决的效力及于所以共同的利益人。
这种代表诉讼可以说的是现今集团诉讼的前身。
集团诉讼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集团存在的拟制性。
人数众多而成为一个集团是出于诉讼程序技术上的考虑，它并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其诉讼权利能力自代表人以集团名义起诉时被法院认可而存在，同时将随程序的终结而自动消亡，代表人并无限制。
其次，集团成员利益实现的间接性。
集团诉讼是由代表人代表集团成员行使诉讼权利，集团其他成员不能直接参加诉讼，而是间接地参加诉讼，最终法院作出的判决对所有的集团成员有效。
判决效力的直接扩张性，判决对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被代表的成员以及未特别授权给代表人的那些集团成员也同样有拘束力。
判决这种扩张力，天然带有一定的群体性质，一般原告不需参加庭审，不需交纳诉讼费，不需聘请律师，总之甚至不必知道所发生的集团诉讼，却能受到判决的约束，享受到判决带来的利益，这对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简直就比行政命令还要好。
第1篇一、背景介绍安然公司（Enron Corporation）成立于1985年，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是一家主要从事能源、商品交易和金融服务的大型企业。
在20世纪90年代，安然公司凭借其创新的商业模式和卓越的业绩，一度被誉为“美国最成功的企业”之一。
然而，在2001年，安然公司因涉嫌财务造假和欺诈，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最终导致公司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破产案之一。
二、案件经过1. 财务造假安然公司为了美化其财务报表，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会计手段，将部分亏损业务隐藏在关联公司中，虚增了公司的利润。
例如，安然公司通过设立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Entities，简称SPEs），将这些亏损业务转移至SPEs，从而在主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呈现出良好的业绩。
2. 欺诈行为安然公司不仅通过财务造假，还通过欺诈手段误导投资者。
公司高管向投资者承诺，安然公司的业绩将持续增长，并暗示公司的股票具有巨大的投资价值。
然而，实际上，安然公司的业绩已经连续多年下滑，股票价格也不断下跌。
3. SEC调查2001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开始对安然公司进行调查。
经过调查，SEC发现安然公司存在严重的财务造假和欺诈行为，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4. 公司破产2001年12月2日，安然公司宣布破产。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破产案之一，涉及金额高达690亿美元。
三、法律制裁1. 安然公司高管被判刑在安然事件中，安然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和前首席财务官安德鲁·费斯顿（Andrea Fester）被指控犯有欺诈、内幕交易和虚假陈述等罪名。
2006年，斯基林被判处24年监禁，费斯顿被判处12年监禁。
2. 安然公司其他高管被判刑除了斯基林和费斯顿外，安然公司其他高管也因涉及安然事件而被判刑。
例如，前首席合规官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ice）被判处6年监禁，前财务总监大卫·德尔（David DelBalso）被判处4年监禁。
第1篇一、背景加利福尼亚州，作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州之一，其空气污染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加州的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洛杉矶等大城市，光化学烟雾、臭氧和颗粒物等污染物的浓度经常超过国家环境保护局（EPA）的标准。
为了改善空气质量，加州政府于1967年颁布了《加利福尼亚州清洁空气法》（California Clean Air Act，简称CCAA）。
然而，尽管CCAA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空气质量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因此，一些环保组织和公民开始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本案即围绕CCAA的实施和执行展开。
二、案情概述原告：环境保护组织A、B、C（以下简称“环保组织”）和个人原告D被告：加利福尼亚州环境保护局（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简称CARB）案件争议焦点：原告认为被告未能有效执行CCAA，导致空气质量未达到法定标准，请求法院判决被告采取更严格的措施以改善空气质量。
三、法院判决本案经过一审、二审，最终由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一审法院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CCAA的规定，被告有责任制定和执行具体措施以确保空气质量达到法定标准。
然而，被告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疏忽，未能采取足够的措施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败诉，并要求其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二审法院判决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同时指出被告在执行CCAA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1. 对某些污染源的监管力度不足；2. 未充分评估新技术的应用潜力；3. 未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四、最高法院判决最高法院在审理本案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1. CCAA的规定是否赋予了原告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2. 法院是否有权命令被告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最高法院认为：1. CCAA的规定并未明确赋予原告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但考虑到原告的利益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法院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原则，允许原告提起诉讼。
第1篇一、背景美国诉杜邦公司案（以下简称“杜邦案”）是美国环境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它涉及到了环境损害赔偿、污染责任和公众健康等多个法律问题。
该案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化学公司E.I. du 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以下简称“杜邦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工厂排放大量有害化学物质，对周边环境和居民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
二、案情简介1948年至1985年间，杜邦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工厂生产氯乙烯，并排放大量含有四氯乙烯（PCE）和全氟化合物（PFCs）的废水。
这些化学物质具有高度毒性和持久性，长期暴露可能导致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和生殖系统问题。
由于杜邦公司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这些有害物质渗入土壤和地下水，严重污染了周边环境和居民的生活用水。
1985年，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要求杜邦公司停止排放有害物质，并清理污染。
然而，杜邦公司并未完全履行这一义务。
此后，美国司法部（DOJ）代表美国政府向杜邦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环境污染责任。
三、判决结果经过长达数年的审理，美国联邦法院于2005年作出判决，认定杜邦公司对环境污染负有主要责任。
法院判决杜邦公司支付巨额罚款，用于清理污染和赔偿受害者的损失。
此外，杜邦公司还被责令采取以下措施：1. 对受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进行修复；2. 对受污染地区进行监测，确保污染物浓度降至安全水平；3. 为受害者提供医疗援助和赔偿。
四、案例评析杜邦案是美国环境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具有以下重要意义：1. 明确了环境污染责任：杜邦案明确了污染者对环境污染负有直接责任，无论其是否故意或过失。
这为后续环境污染案件的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2. 强化了公众健康保护：杜邦案强调了环境保护与公众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
法院判决杜邦公司赔偿受害者损失，并为受害者提供医疗援助，体现了对公众健康的重视。
3. 促进了环境保护法规的完善：杜邦案促使美国环境保护法规不断完善。
第1篇一、案件背景2016年，美国德克萨斯州农民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将农业巨头孟山都公司告上法庭，指控其生产的转基因种子导致其农作物减产，并对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此案引起了美国乃至全球的关注，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法律官司案例。
二、案件争议焦点1. 转基因种子是否对农作物产量造成影响？2. 孟山都公司是否应该对其产品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三、案件经过1. 原告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是一位德克萨斯州农民，他种植了孟山都公司生产的转基因玉米种子。
然而，他在收获季节发现，他的玉米产量远低于预期，甚至有些田地几乎颗粒无收。
2. 威廉姆斯对孟山都公司提出质疑，认为其转基因种子是导致农作物减产的原因。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威廉姆斯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土壤样本、作物样本以及相关农业专家的证词。
3. 孟山都公司则辩称，其转基因种子是经过严格测试的，不会对农作物产量造成影响。
同时，公司还指责威廉姆斯没有正确使用其产品，导致产量下降。
4. 在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和审理后，德克萨斯州法庭于2017年做出了判决，判定孟山都公司对威廉姆斯的损失负有责任。
四、判决结果1. 法庭判决孟山都公司向威廉姆斯支付赔偿金，金额为500万美元。
2. 法庭认为，孟山都公司提供的转基因种子在实验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减产风险，且公司在销售过程中未能充分告知农民。
3. 法庭还指出，孟山都公司在推广其产品时，存在误导农民的行为，使得农民在使用过程中产生误导。
五、案件影响1. 此案引发了全球对转基因种子安全性的关注，促使各国加强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
2. 案件结果对孟山都公司产生了负面影响，公司股价一度下跌。
3. 此案也为其他农民提供了维权依据，促使他们关注自身权益，勇敢地与农业巨头对抗。
六、总结孟山都公司诉德克萨斯州农民案是一个典型的法律官司案例，它揭示了农业巨头在推广转基因种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浅析美国环境集团诉讼———以阿特金斯等诉Harcros化学公司案为例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阿特金斯等诉Harcros化学公司案背景及诉讼过程(一)案件的开始1931年，汤普森-海沃德化学公司在毗邻美国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格特镇购买了一英亩土地，开始建造化工厂。
最初，工厂只生产干性杀虫剂，而且所有的生产都在室内进行。
到了40年代末，工厂开始在室外生产混合型的湿杀虫剂;50年代末，工厂开始在室外生产混合干湿除草剂。
这种程度的生产一直持续了20多年。
据当地居民回忆，有时室外的罐子会流出液体，建筑物里也会散发出灰尘和烟雾。
1961年，该工厂以及工厂名称被卖给了“TH农业和营养公司”(THAN)，该公司是北美菲力浦公司的子公司。
1975年，该公司的经营活动开始减弱，停止了湿杀虫剂和湿除草剂的生产，工厂的建筑物仅被用作储存产品的仓库。
1981年，该工厂及工厂名称又被卖给了Harcros 化学公司，该公司用工厂储藏工业化学品、干洗用品和杀虫用品。
该工厂于1986年最终完全关闭。
工厂在过去四五十年的经营时间里储存了各种各样的化学物品。
格特镇的人口情况这些年也有所变化，现在这里主要是美国黑人居住的社区，以工薪阶层和相对贫困人群为主。
许多距工厂较近的居民经常抱怨灰尘和刺激性气味对自己的影响，但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们并未采取重要的行动。
毕竟工厂为周围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也给该社区带来了外面的业务。
1987年，新奥尔良下水道和水务部的一名员工在对工厂附近下水道进行常规保养检查时因吸入有毒气体而昏倒，这起事故被报告给了水务部环境执行办公室，该部门在1987年10月对事故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显示工厂附近的下水道系统含有高浓度的三氯乙烷和四氯乙烷，这是有毒的干洗化学物四氯乙烯的组成部分。
1987年10月30日有关部门开始对工厂排水管到当地下水道进行清理净化工作。
清理工作在格特镇引起了轰动，特别是在工厂附近居住了多年的居民注意到政府派来的工人需要配备特殊装备才能接近工厂的物品时，他们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危。
随着清理修复工作的继续，格特镇的居民越来越担心工厂污染对自身健康的危害，因此开始联系当地的律师伦纳德·克鲁克斯，了解诉讼的可能性。
克鲁克斯律师建议在镇上召开邻里会议以建立社区合作机制来支持诉讼。
很快，镇上的一位居民通知了他的朋友弗兰克·爱德华兹。
爱德华兹以前是附近社区的治安官，现在是路易斯安那州哈蒙德一家公司的律师。
爱德华兹同意和克鲁克斯合作，并联系了路易斯安娜州的其他律师。
两人集合了在人身伤害、集团诉讼和环境问题领域的专家组成一个团队来代理原告进行诉讼。
(二)集团诉讼的确认1989年9月28日，集团诉讼代表人格雷西·S.阿特金斯在路易斯安那州法院起诉，以Harcrus、汤普森-海沃德和菲利普斯以及其他6位曾在工厂任经理的人为被告。
原告依据路易斯安那州法律，起诉汤普森-海沃德公司构成妨害。
被告在工厂的管理、有毒化学物品的处理方面存在过失，而且未能通知附近社区居民工厂对他们产生的潜在危害。
因为这种过失，有毒化学物质通过空气、地下水和地表雨水从工厂流出。
根据诉状所述，暴露于这些物质中的原告产生了一系列健康问题。
而且原告律师提出原告的财产价值因为污染而大幅度贬值。
原告在诉状中提出了赔偿，特别是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
被告于1989年12月26日提出了答辩状。
在答辩状中，被告否认了原告方的所有指控，并进一步提出抗辩，认为即使原告受到了伤害，也是被告控制力之外的因素或居民自身的多重过失造成的。
同时被告认为原告应当承担选择居住在离化工厂如此近距离所产生伤害的风险。
并且，原告的诉讼时效已过。
路易斯安那州初审法院Hufftt法官于1993年3月24日批准了集团诉讼确认申请，他命令该集团包括所有距工厂三个街区以内拥有或租赁财产的人。
根据距离工厂的远近，集团被划分为三个子集团，每一个子集团又根据拥有或租赁财产的时间不同作了进一步划分。
被告立即对初审法院的确认决定提起了上诉，上诉法院经审查支持了初审法院的确认决定。
其后，被告又申请州最高法院审查上诉法院的决定。
1994年11月11日，申请被驳回。
上诉法院维持了集团诉讼确认命令。
至此，从诉讼提起之时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
在集团确认问题解决之后，弗兰克·V.圣扎卡法官立即发布命令强制所有的集团成员选择是否在60天内退出诉讼，否则将要受到集团诉讼结果的约束。
和解协商的过程漫长而艰难，被告相信原告所受伤害与接触到工厂所排放的化学物质之间的联系非常脆弱。
双方各自聘请了专家证人，审理势必演变为专家证人之间的对抗。
同时原告主张，税收记录显示自从有毒物质被曝光后，格特镇的财产价值已经大幅下降，诉讼也受到了当地报纸的关注。
被告则担心新奥尔良民事地区法院会偏向原告，因为陪审团成员组成情况有可能对被告不利。
多阶段审理被安排在1996年春天，第一阶段的审理将决定被告的责任和对25位牵头原告的赔偿问题，这25位原告是作为其他集团成员的代表。
第一阶段也要决定被告是否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如果被告应负此责任的话，陪审团将确定一个单独的倍数以用来计算每位原告惩罚性赔偿金的合理标准。
被告对惩罚性赔偿裁决的预期极其担心，因为单此一项决定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在此情况下，被告立即决定与原告和解。
(三)和解结果1996年4月22日，也就是预定的选择陪审团和多阶段审理的前一天，原被告达成了和解，法院于5月31日初步同意了此和解协议。
原告同意被告支付51,575,000美元作为一个单独的基金用来赔偿原告、支付律师费、法院诉讼费和管理费，并支付管理和解的费用(见表1)。
基金的大多数资金来源于菲力浦公司，该公司代表自己和其附属子公司“TH农业和营养公司”(THAN)(见表2)。
根据法院的批准，集团律师将获得基金中大约1/3的钱作为律师费，另加15%偿还成本，50万美元用作管理和解的费用。
另有100万美元作为惩罚性赔偿，这笔钱将捐赠给当地的慈善机构。
剩余的大约25,175,000美元将对集团成员所受到的伤害进行赔偿。
作为交换条件，集团成员放弃对被告的所有有关汤普森-海沃德工厂有毒化学物质侵权的诉讼请求。
根据和解协议，法院有责任保证赔偿金公平分配给集团成员，1996年5月31日，法院任命了一位专家制订分配计划，主要确定了四种类型的赔偿：对污染担忧和恐惧的精神损害赔偿、对接触化学物质的赔偿、对疾病的赔偿和对财产损失的赔偿。
各类赔偿相加的总额即为每个原告得到的总赔偿额。
所有诉讼请求人共计将得到25，175，000美元。
每位原告都通过邮件接到了自己所得赔偿的通知，大约675名原告(共3800名集团成员提出了诉讼请求)反对初步的和解协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反对的是对自己诉讼请求赔偿额的计算结果。
另有数百位住在工厂附近但离工厂三个街区以外的居民反对地理划分的界线将自己排除在集团范围之外。
审理结束时，最初675名异议者中有635名撤回了异议，法院纠正或调整了一些人的赔偿金。
没有及时提出诉讼请求的人仍然没有获得赔偿，定义集团的分界线也没有作出变化。
圣扎卡法官认为Hufftt法官在集团确认命令中确定的分界线是公正合理的。
最终的和解协议于1996年10月17日获得法院批准。
法院保留对和解基金的管理权，并命令和解管理人提供年度财务报告。
二、环境集团诉讼在本案中的运用本案是一起运用集团诉讼来解决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大规模侵权的典型案件。
环境集团诉讼在美国集团诉讼法和环境法自身的发展中都起着关键作用。
从2010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漏油案件到工厂周边居民财产损害侵权赔偿案件，作为一种救济环境侵权请求的机制，集团诉讼经常为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的环境侵权诉讼请求提供了最终解决的有效途径。
但环境集团诉讼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顾问委员会起草新集团诉讼规则之时并未关注大规模侵权问题，而是重点关注人数众多的小额诉讼。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邦法院开始尝试采用集团诉讼来合并审理涉及因有毒化学制品或产品而导致的大规模诉讼案件。
实践表明，集团诉讼适合用来解决某些类型的环境诉讼，特别是一起伤害事件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伤害到众多人的案件，环境侵权引起的医疗监控案件也特别适合用集团诉讼方式解决，因为这种案件很少涉及责任或因果关系的个别性问题。
另外，有的法院认为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财产损害诉讼也适合用集团诉讼来解决，因为这种案件一般很少显示个别性特征。
一般来说，法院会用集团诉讼来确定责任和一般性因果关系，而个别因果关系和赔偿问题则个别确定。
法院拒绝确认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大规模侵权案件，通常是因为考虑到影响群体成员的个别性问题占据了优势地位。
因为环境侵权诉讼请求总是会包含原告自身和(或者)原告的财产接触到有害物质并受到了损害，但通常原告在时间和空间上总是处于分散状态(接触有害物质的时间和持续的期间不同)。
此外，被告的行为也处于变化中。
许多法院认为这些问题没有办法用一套固定的标准来证明责任，也没有单一的适用于所有集团成员的最接近的因果关系，此类案件不适合用集团诉讼来解决。
因此，个别问题占据主导地位成了法院确认环境侵权案件的重要障碍。
法院经常将优越性分析和优势地位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因为审理个别问题占优势地位的集团诉讼案件明显是无效率的，这正反映了顾问委员会所持的“名义上的集团诉讼将实际上演变为分别审理的众多的单独诉讼”的观点。
在本案中，被告对初审法院确认集团诉讼的命令提起了上诉。
在上诉状中被告认为集团并没有满足《路易斯安那州民事诉讼规则》第591条和第592条规定的集团诉讼的请求。
特别是被告认为集团诉讼请求没有共同性，而且集团成员的权利并没有被充分代表。
被告在抗辩中指出该集团缺乏共同特征，集团成员主张所受伤害和疾病的类型是如此不同，因为行为的范围和工厂排放化学物质的类型这些年来是不断变化的，期间居民们不断从工厂附近搬入或搬出。
尽管被告提出了这些抗辩理由，上诉法院还是在公开发表的意见中支持了集团诉讼确认命令。
法院注意到“共同特征”的要求“基本上是平衡性标准”，而且这一要求的目的是“识别那些集团诉讼能带来效率及结果一致性这些重要利益的案件”。
换句话说，只要效率和一致性所带来的利益高于诉讼请求合并所带来的困难，集团成员之间可以存在差别。
上诉法院引用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在McCastle V. Rollins环境服务一案中的意见，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该案中，我们的结论是共同问题比个别问题占优势。
这些共同问题包括工厂生产或储藏的物品是否有毒;这些有毒物质是否排放或泄露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什么时候，排放或泄露量有多少;这些有毒物质的浓度是否足以威胁到排放地理范围内的人们的健康;被告是否有责任预见到并采取措施来预防这一危险，是否可运用惩罚性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