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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然法学派在17、18世纪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以强调自然法为特征的一个法学派别。
一称自然法学派。
所以称“古典”自然法学派，是为了与其他时代（古代、中世纪或20世纪）的自然法学说相区别，并表示自然法学说在17、18世纪最为盛行。
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兰的H．格劳秀斯和B．de斯宾诺莎（1632～1677)，英国的T．霍布斯和J．洛克，意大利的C．B．贝卡里亚，德国的S．von普芬多夫和C．von沃尔夫（1679～1754)，法国的孟德斯鸠和J．－J．卢梭。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许多政治活动家，例如T．杰弗逊（1743～1526）、P．潘恩（1737～1809）、孔多塞（1743～1794）和M．－F．－M．－I．de罗伯斯庇尔等人，他们也都信仰古典自然法学。
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观点的比较古典自然法学和当时同样盛行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是密切相联的；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这两种理论。
他们一般都认为，人类在组成国家以前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受体现人的理性的自然法的支配，以后根据理性要求，订立契约，成立国家。
对于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如何生活，为什么要订立契约，契约的当事人是谁，契约内容如何，在成立国家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实在法与自然法的关系，他们又众说纷纭；特别是在政治上，他们虽然都以自然法学说为依据，却各自得出了十分不同的结论。
有的倾向君主专制（霍布斯），有的倾向君主立宪（洛克、孟德斯鸠），有的主张民主共和国（卢梭、杰弗逊和潘恩）；有的倾向温和的改良（孟德斯鸠），有的主张以武力推翻暴政（卢梭）。
同时，从他们对个人和国家或实在法与自然法的关系的不同解释中，也可以看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应服从自然法，国家不得侵犯自然法赋予个人的权利；另一种倾向则认为国家权力至上，实在法与自然法实质上是一致的。
在西方政治学和法学著作中，前一种倾向被通称为自由主义学说或个人主义学说；后一种倾向被通称为国家主义学说或绝对主义学说。
一、价值分析方法(一)价值分析方法的内涵所谓价值分析方法,是一种从价值入手,对法律进行分析、评价的研究方法,其追问的基本问题是“法律应当是怎样的?”也就是说,这种分析方法以超越现行制定法的姿态,用哲人的眼光和终极关怀的理念,分析法律为何存在以及应当如何存在的问题。
对法律中价值问题的重视,在西方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传统。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均是从“正义”这一基本价值入手,探讨法律的本质、特征以及功能的问题,由此形成了将法学研究与伦理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研究传统。
古罗马及中世纪时期,自然法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在启蒙运动时期,洛克、孟德斯鸠等著名理论家高举“自然法”的大旗,弘扬理性、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使用的方法也就是价值分析的方法。
〔1〕由这一分析方法所产生的著名论断就是“恶法非法”,它意味着,如果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是不人道、不正义的,那么,人民就有不服从的权利,因为严格说来,这样一类法律实际上就违反了法律的基本品格,因而也就丧失了法律所具有的要求人们遵从的属性。
这正如学者所言的,因为法律被定义为“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制定法律的人们制定的行为准则”这么一套司法规则,“所以,只有在它们被我们承认是…合理的‟时它们最终才能对我们有约束力。
”〔2〕价值分析的方法,在法律的发展史上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
首先,它促成了立法事业的飞速发展。
“最初,作为一种法理学学说的自然法理论,是有关制定法律的理论 必须经过改造以符合这一理想,若不能与这一理想相符合,则应被摒弃。
如果存在着需要填补的鸿沟,则应依据这一理想的方案填补之。
”〔3〕按照价值分析的理念,人类社会的良好法律完全可以通过人们自己的理性能力而获得。
理性可以用来重新塑造社会,更毋论自我。
伏尔泰就有一句关于“理性立法观”的名言:“如果你想要好的法律,那么就烧掉你现有的法律,并去制定新的法律。
”〔4〕《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法典》)就是人类社会运用理性能力进行法典编纂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