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的崩溃

读《清王朝的崩溃》有感1911年，这个短促的年代似乎包太多太多的内涵，留给我们咀嚼品味的东西和思维的空间都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年代。

60年前，张扬着“上帝”旗帜的洪秀全精心谋划了旨在颠覆清王朝的武装起义。

数十万肩着铁锄竹担从田间垄头走来的农民，共同撑起的“太平天国”的半壁江山，最终却被“书生将帅”拉起的同样出身于农家田土子弟的湘淮军，掩埋在历史的遗盆腔之中；60年中，由清王朝手创的“新军”士兵的一声不经意的枪声，却宣告了清王朝267年统治的终结。

1911年无疑属于社会历史节律的秋季。

正像田野里劳作一年的农人，只有面对秋果的厚薄肥瘦，才会更加认真同时也更加自觉地回头打量那个漫长的辛劳过程。

因而，当1911年洽谈室成为历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由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一个不容跨越的历史环节后，只有当我们再次处于历史转折的当口时，才会有足够的耐心比量着历史之果去挖掘已被岁月湮没的历史成因。

1911年4月的北京，已然失去了春天的意趣。

看完这本《清王朝的奔溃》，我认为清王朝奔溃的最主要原因为人心不和，并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我不仅想起孟子曾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在清王朝的斗争中，我认为其奔溃的最主要原因为人心不和。

所谓家和万事兴，我们作为家中的一名成员，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多与家人沟通、交流，使我们的家幸福美满。

而在这个大的家庭中，抑郁多病的光绪皇帝集肺结核、肝核、心脏病于一身，甚至逐渐变成心脏功能慢性衰竭，他气血两亏，御医也束手无策，最终形成由西太后养痈成患的内宫贿赂恶风，袁世凯送给西太后的一双四周镶有特大珍珠的“珠鞋”，算上成本就花去了七十万金；当然，光绪皇帝也不能幸免，皇帝每日向皇太后问安一次就得索贿五十金，其余后妃各有等差。

其次呢，作为学校的一名在校学生，必须求真务实、脚踏实地，通过与指导老师和热情同学的融洽合作共同创造辉煌的人生、多彩的大学，切勿为了期末考试试卷上那个虚假的高分而误入歧途。

而清王朝的朝臣们似乎不懂这个道理，仅从朝廷为百官设定的俸禄来看，官员们的生活是十分穷酸的。

但是作为官员，下级要不时对上司致送各种名目的节礼；夏日炎炎，下级会送上清暑的“冰敬”；冬日寒冷，下级就会奉上驱寒的“炭敬”；实在找不到什么正经名堂，也还有一种更为灵便的孝敬叫做“别敬”。

年幼无知的皇帝、毫无经验的摄政王、贪而无能的朝臣，挤在本就破烂不堪的王朝航船上，在人心黑暗的暗流翻涌之下，无可挽回地驶向倾覆的命运终点。

随着西方文化向中国的不断渗透，曾经独立存在并各自互不相交的两大文明，在相互对比和打量中，不断认知对方，同时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经过长时间的斗争，终于走上了“师夷长技”之路。

两种文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交流，中国人在脑海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终于有了一定的深度。

清王朝说得上没有一点成效的变法迫使朝廷不得不重新思索救亡图存的对策。

东亚小国日本在实施宪政后不久就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强大的帝俄，这使得朝廷上下对立宪政治的力量油然生出无尽的敬畏之情。

立宪在当时引起了一阵热潮。

朝廷派了五位对宪政略通一二的大臣到国外考察，然而这些大臣却另找了一些精通宪法政治的人来写游历报告，他们则只是负责观光旅游。

被立宪激发起来的民众，却对此次出国学习寄予了强烈的期望，希望由此能够改善清王朝的统治格局。

考察政治回国的五大臣提出谘政院官制草案，使宪政政体有了雏形。

在选举这一民主形式运作的过程中，被民意选出来的议员们扮演着民众的代表。

但现在的政治局面，距离晚清政体改革的构想还十分遥远。

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研究者认为，民主的广度是由社会成员是否普遍参与来决定的，而民主的深度则是由参与者是否充分参与进来决定的。

清末期间占总人口还不到1%的选民，无是法体现出现代意义上民主的广度的。

他们没有成熟的民主观念和权利制衡的政治，尚不能在最大程度上将个人独断专行的权力限制和减弱到最低程度，民主的理想和意愿在此时是得不到根本性的改革的。

1910年，钟情于宪政的精英们递上了一份又一份请愿书，这些请愿书从几十个人到全国动员，在朝廷的挣扎中从漠视到不得不重视，为宪政的成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心，人心所不向之，则国必亡；天道，即天理、天意、天下局势，局势不稳，违背天理，不顺天意，国将不久之。

但这时，出现了一“钓翁”，一百年的历程，一百年的沧桑，大清王朝在钓翁出现时已经是一个叶破旧不堪的小船，这神秘的钓翁在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可以顺流而上站在权利的最高位置。

袁世凯这个钓翁，不可否认，他有足够的耐心，他的入仕，他的官场生涯在自己的层层设计中，他在等待，等待清王朝崩溃的爆发点，便可垂钓成为最大赢家。

袁世凯一面与孙中山等人抗争，一面与没落的朝廷谈条件，两边都占了便宜，中央朝廷以为自己得到了一个忠心而且有谋略的可以托付的大臣，绝没想到自己只是养了一个白眼狼，你给他身份地位财产，他只想着扩大自己的势力，有朝一日给你沉头一击，大臣呀，心不向着朝廷，地方小官呀，又对袁世凯唯命是从。

“竖子亦成名”，袁世凯家道中落，但他军事能力过人，且视“官场如戏场”，便也算成了个名。

北洋军阀，在民国时甚是有名，是袁世凯的力量根源所在，在清末时他便在北洋开府，足以见得他早已为自己建立政权想好了谋略，城府之深，借同盟会之手灭掉清王朝，再坐收鱼翁之利。

心系官场的人物，就像赌场上的赌徒，决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冒险的赌注。

在重重叠架的权利构成的缝隙中，任何一次手段和心机的运用，都有可能超越同僚甚至上峰继而获得更高的权力与地位的跳板，这就是上位者脚下的鲜血与生命的遗恨，袁世凯恰好就有这种上位者残忍的心与手段。

他养了一批既精通外文又熟悉条约和国际法规的幕僚们，就这样，在条约的空挡上为自己的权力运作动些必要的小聪明绝非难事。

此外，他的北洋军队几乎占据了中国第一代警察武装力量的全部，长远上成就了他，却也永久的损伤了清王朝。

在八国联军攻进京城的时候，李鸿章忙着外交事务，袁世凯却供进现银让宫里继续纸醉金迷的生活，不知进取。

他用钱财打点内宫，掌握着最顶端决策中心的一举一动以及皇太后的想法和谋略。

一个国家，领导集团如果不能忠诚上心，国家必将迎来风雨飘摇，袁世凯生于乱世，也让乱世更加乱，他的野心他的图谋，把清王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加速了王朝的灭亡与瓦解。

中国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最伟大的革命运动之一。

辛亥革命虽然有很多局限性,革命的果实最终也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但辛亥革命在结束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传播民主革命思想,促进国人思想解放,打开中国进步闸门,开辟中国继续革命的道路等层面,具有伟大的历史性意义。

读了这本书，我才明白四川之所以被称为中国辛亥革命的“发祥地”,是由于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特点及其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等因素所决定的。

讲讲四川辛亥革命的主要特点:一、时间上早。

中国辛亥革命是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爆发时间为1911年10月;四川保路运动是以保路风潮的开始为标志,爆发时间是1911年5月下旬。

就其发生重大事件的标志性时间而言,四川保路运动时间显然比中国辛亥革命时间要早半年左右,与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辛亥革命爆发的时间相比,至少也要早一个月左右。

二、内容上实。

中国辛亥革命与四川保路运动虽然都是以反帝反封建为核心内容,但四川一开始就紧紧围绕保护修筑自汉口、宜昌、重庆到成都的川汉铁路,筹措铁路股款的权力等内容展开,并针对帝国主义对清政府的威逼、引诱和清政府的卖国丧权行为依次推进。

三、阶级基础广。

中国辛亥革命‚与中国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

四川保路运动却具有比中国辛亥革命更为广泛的阶级基础,因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不借外债,不招外股,主要采取“田亩加赋”、抽取“租股”的集资方式筹集修路资金。

这种办法就使全川人民不论贫富,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直接的利益关系。

同时，不少革命前辈和革命团体对革命思想的大力宣传,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所以,当保路同志会、咨议局和股东会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遭遇四川总督赵尔丰诱骗和逮捕后,消息迅速传开,成都全城震动,‚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勿论老幼男女,各出一人，或头顶光绪牌位,或手握一炷香,到督署请愿,城内外普通群众和一般市民均参与到抗议示威队伍之中,遭遇到赵尔丰的血腥镇压。

成都血案发生后,‚总计20多万人的各支保路同志军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奔集成都城下,展开了对成都的围城之战。

四、组织有序。

‚四川的保路运动经历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到保路运动群众风潮再到武装起义推倒清王朝在四川的政权这样一个艰苦斗争过程。

五、斗争激烈。

中国辛亥革命在武昌的起义固然场面壮观、斗争不可谓不激烈,但在整个中国大地上,这只是一个点;而四川辛亥革命从保路运动开始,就牵动了整个四川,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进行着反复的殊死搏斗和较量。

从革命力量看,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前,全省已有76个州、县成立了保路同志会。

四川省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爱国民众都被动员和组织起来了,迅速地形成了从城市到乡乡村、具有广泛爱国联合阵线性质的保路大军;1911年8月24日开始,成都商家开始关店罢市,而且罢市罢课号召得到全省各地的热烈响应。

保路同志会、咨议局和股东会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人对反动势力也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四川群众在遭遇赵尔丰的残酷镇压后,不是退缩,而是在同志军的领导下,组织了20多万人对成都展开围城之战;后来,又在同盟会和同志军的领导下,果断地镇压了赵尔丰发动的兵变,并在四川军政府杀死了赵尔丰。

从反动力量来看,四川总督赵尔丰代表着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势力,手握四川军政大权,素有“屠夫”臭名,屠杀群众颇有经验,其手下盛宣怀、端方等人,更是政治手腕卑鄙,不仅积极参与赵尔丰的镇压行动,而且‚还收买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将公司现存股款700多万元换成国有铁路股票以此分化瓦解保路斗争。

后来,端方还奉清廷之命率2000余清兵从湖北入川,拟对四川的武装起义进行镇压;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以赵尔丰为代表的封建旧势力策动巡防军以索饷为名,发动兵变,企图复辟。

这些史实,无不证明着当时四川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斗争激烈。

六、成果显著。

四川保路运动最直接的成果是成功地由保路风潮发展武装起义,并推翻了清王朝在四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由资产阶级立宪派主张的四川军政府。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

研究历史，就是应该吸取历史所提供的那些失败的教训，进行自我批判，以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清王朝的崩溃》给予了我们更深层次的真相，一个超越“爱国”和“卖国”简单道德评判的发人深省的真相。

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