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里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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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诉讼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言词证据可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吗行政机关是有相应的执法权的,行政相对人在面临行政机关执法的时候,是需要予以配合调查的,行政机关有时候也可能会收集到一些言词证据。
那么,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言词证据可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吗?下面,赢了网小编详细为您介绍具体内容。
在刑事诉讼中,对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言词类证据材料,不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应由侦查机关重新收集、调取;对重新收集、调取的言词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且收集程序合法的,可作为定案根据。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1、审判机关取证原则刑诉法第43条、45条以及《解释》第54、55、56条分别规定了审判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义务和一些具体的操作程序。
前文已经提到,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我国现行的庭审方式并非典型的对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较大程度的法官职权运用。
在这里姑且不论法官积极运用职权收集证据、查明案情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这对矛盾统一体的利弊,至少现有立法已经明确了收集调取证据既是审判机关的权力,也是审判机关的义务。
这与当事人中心诉讼模式下法官居中裁判、不负有收集证据义务的原则完全不同,也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规则之一。
2、最佳证据规则按照法学理论界的通说,最佳证据规则适用于书证,是指原始文字材料的效力优于复制件,因而是“最佳证据”。
随着复制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这一原则也发生了一些变通,在法律规定的一些例外情况下,复制件的效力等同于原件。
最高法院《解释》第53条规定:“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
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是副本或复印件。
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
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内容的照片、录像。
……”这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所规定的最佳证据规则不仅适用于书证,而且适用于物证。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材料,应当以该机关的名义移送,经人民检察院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经人民检察院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对于有关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涉案人员供述或者相关人员的证言、陈述,应当重新收集;确有证据证实涉案人员或者相关人员因路途遥远、死亡、失踪或者丧失作证能力,无法重新收集,但供述、证言或者陈述的来源、收集程序合法,并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经人民检察院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根据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查处行政违法、违纪案件的组织属于本条规定的行政机关。
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的转换与运用对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应当通过司法机关重新提取,才能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运用。
证人在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出具的证言内容不一致,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书面证言大量存在。
虽然新刑诉法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制度,但仍有一定的前提条件。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仍难以做到。
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一般作为直接证据,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影响较大,而且这类证据在获取时难以排除提取任意的主观因素,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行政执法机关对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的询问往往着眼于行政违法事项的构成要件,而司法机关对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的询问或讯问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展开。
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要件并不是行政违法的要件,因而也不为行政执法机关所关注。
此外,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尊重和保障的诉讼目的,也是行政执法中缺失的。
在刑事诉讼中,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中国行刑衔接中证据使用问题及对策,学术2012年修订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这一规定确立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地位,意味着行政机关在执法办案中所收集的证据无需再经过转化即可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提高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两法衔接的办案效率,具有很高的证据价值和诉讼意义。
随着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一个急需厘清的问题也随之呈现,新法的出台是否意味着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自此在法律上已没有任何区别?换言之,任何行政证据是否都能毫无差别地直接进入刑事诉讼,对此问题尚存在诸多疑问需要认真梳理,妥善解决。
本文从行刑衔接中所涉及的行政证据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入手,考察其法律文本和司法实践两个面向的运作样态,由此剖析其内在运行的证据法理,并提供实践中该制度所暴露问题的破解路径,以期解决办案中对于此类问题的困惑,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一、行政证据在行刑衔接中使用的规范分析———法律文本的考察(一)行刑衔接中的证据种类行政办案涉及领域广泛,案件类型庞杂,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所收集的行政证据也繁杂多样,名称不一。
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并不是所有的行政证据都可以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裁判的依据。
总的来说,立法者将行刑衔接中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的范围限定在了实物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四类。
然而,由于刑诉法在罗列了该四类证据后加了一个“等”字,导致学界和实务部门产生了不同认识。
一些学者认为应当严格限定行刑衔接中可以直接使用的证据范围,对“等”字仅做列举后煞尾的“等内等”解释,从而避免所有的行政证据尤其是言词证据毫无限制地涌入刑事司法领域,带来证据裁判和事实认定上的风险;同时也避免引发刑事司法活动倒流进入行政执法活动,出现刑事司法办案的“前置化”(汪建成,2010:54),引发刑事司法权对某些领域的超前介入。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研究--兼论《刑事诉讼
法》第52条的理解和适用
刘阳;胡文学
【期刊名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00)005
【摘要】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是两法衔接机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虽然对此作了一定的规范,但对该条的含义还有诸多不同的认识。
笔者从对《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入手,论述了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具体方式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总页数】6页(P112-117)
【作者】刘阳;胡文学
【作者单位】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检察院仙桃433000;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检察院仙桃433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
【相关文献】
1.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有效运用途径分析——兼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 [J], 吕保春;王小光
2.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理解与适用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J], 地力娜尔·君马克
3.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转换与运用——兼论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适用 [J], 陈卫国;胡巧绒
4.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兼论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J], 胡葵阳;王新颖
5.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 [J], 张慧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浅论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摘要:实践中,有大量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能否运用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问题。
本文拟通过若干典型案件对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问题简要谈一下看法,以期对相关理论研究形成借鉴。
关键词:行政执法证据;刑事证据;转化;典型案例《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有效打击了破坏社会秩序的各种经济犯罪行为,与此同时,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证据转化问题。
下面笔者拟从几种典型案例形态来具体分析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
一、涉税案件中的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本文所说的涉税案件是指经税务机关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税收管理行政法律立案调查后,发现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涉嫌构成犯罪,依法应当移送公安机关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立案侦查的案件。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等法律法规规章,税务执法机关在进行税收管理行政执法时,应遵守“实施检查时,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可以采取实地检查、调取账簿资料、询问、查询存款账户或者储蓄存款、异地协查等方法”,“实施检查时,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收集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
收集的证据材料应当真实,并与所证明的事项相关联”,“调查取证时,不得违反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材料”等相关规定,而这些规定与刑诉法对取证采证规则的要求是相近或相同的。
税务机关在税收管理执法中收集的账簿、记账凭证、报表、有关单据、凭证等书证、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场所和货物存放地纳税人应纳税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等物证、税控装置的电子报税资料等电子数据等证据,审查后,符合刑事证据属性的,都应予以转化,但应注意证据形式。
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录音、录像、照相等的视听资料,当事人、证人的陈述或者证言等的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除了要进行形式审查外,还要向犯罪嫌疑人进行核实,违法的或与案件无关的,一律排除。
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及其收集审查判断和运⽤规则是什么刑事证据的种类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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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及其收集审查判断和运⽤规则是什么刑事证据的种类: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材料。
证据种类,是指根据事实内容的各种外部表现形式对证据所作的分类。
证据种类实际上是证据在法律上的分类,是证据的法定种类。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证据包括:(1)物证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切物品和痕迹。
物证是以其外部特征、物品属性、存在状况起证明作⽤的,因此与其他证据相⽐,物证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稳定性。
(2)书证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和反映的思想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书⾯材料或其他物质材料。
书证的表现形式和制作⽅法多种多样,不限于“书写的⽂字材料”。
书证属于实物证据范围,客观性较强。
这⾥需要注意书证与物证的区别是“书证以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物证以物质属性和外观特征证明案件事实”。
书证与物证的共同特点主要是都要有实物载体,属于实物证据。
如果⼀个物体可以同时以上述两种⽅式发挥证明作⽤,它既是书证⼜是物证。
(3)证⼈证⾔证⼈证⾔是指证⼈就其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证⼈是犯罪嫌疑⼈、被告⼈、被害⼈以外的⼈,其陈述的是亲⾝感知的事实。
证⼈证⾔往往会受到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影响。
这⾥需要注意的是“单位”不能作为证⼈。
(4)被害⼈的陈述被害⼈陈述是指刑事被害⼈就其受害情况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被害⼈对犯罪有较多了解,但也容易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被害⼈既可以是⾃然⼈,也可以是法⼈。
(5)犯罪嫌疑⼈、被告⼈的供述和辩解犯罪嫌疑⼈、被告⼈的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被告⼈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和审判⼈员所作的陈述,通常称为⼝供。
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里的应用证据是执法与司法活动的凭仗与依据,不论是在行政执法还是刑事司法过程,判明是非、分清对错、追究责任,都要依靠证据。
在我国,每年都会有很多行政执法机关如工商、税务、质监、环保等部门,将大量的行政执法案件移送司法处理。
为使行政执法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顺畅衔接(以下简称“两法衔接”),我国制定了相应适用的行政法规与规范性文件①,但其内容主要是强调行政机关应及时将涉嫌犯罪的案件向公安机关移送、避免“以罚代刑”,规定了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应妥善收集、固定证据,但未涉及证据如何转化并能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
而虽然于法无凭,但实践中,由侦查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取得的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进行刑事证据转化是通用做法。
20XX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在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最高人民法院在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进一步阐释,此证据若经法庭查证属实,且收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至此,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无需再进行转化,解决了身份不明在实际适用中的尴尬。
但是现有法律规定仍十分原则,基于刑事诉讼对证据的高要求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这一证据规则的确立,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仍有诸多疑难之处值得研究。
一、行政证据及相关概念辨析(一)证据与事实证据在学理上并无统一定义,有学者总结了十数种之多,包括“原因说”、“结果说”、“手段说”、“材料说”、“事实说”、“证明说”等等。
通常认为,证据就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一切材料和事实。
国外学者不太注重给证据下一个定义,多是根据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给予一个针对性的界定。
也有人将证据概括为一种事实,如英国法学家边沁认为“在最广泛意义上将证据假定为一种真实的事实,把它看作是一种成为相信另一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理由的当然事实”。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既是我国行政机关执法活动的行为准则,又是司法机关审查案件的根本标准。
我国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证据的种类,但只有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证据的概念,即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事实究竟意指为何,学界有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界分。
前者强调必须是完全符合客观事实、能够还原案件过程的才是事实,后者注重符合法律要求、达到法定证明标准就是事实。
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并非总能一致。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深刻剖析了这一点。
他指出,人类思维在连续的人类世代系列中是绝对至上的,此时人的认识力可以说是无限的;但另一方面,在对具体的个人而言,人类的认识力又是有限的。
“根据其本性、使命、可能、及其历史最终目标,是至上的,无限的,根据其个别的表现及其在各该现实时机的实现,又是非至上的、有限的。
”如果要求每一个案件都能够完全被认识、达到客观真实的标准,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
明确事实是指法律真实,这需要用证据来加以证明,以事实为依据也可看做是以证据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即采用了法律真实说。
①(二)行政证据与诉讼证据证据应当包括诉讼类证据与非诉讼类证据。
长期以来,在谈到行政证据②时,人们往往将其与行政诉讼证据归为一处,甚至只谈诉讼证据或用诉讼证据规则来看待行政证据。
但究其本源,二者并非同一概念。
行政证据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收集或由当事人向行政机关提供的,行政机关据以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材料”,而行政诉讼证据是指“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一切用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材料。
它既包括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也包括人民法院在必要情况下依法收集的证据”。
由于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适用于不同的程序中,决定了两者在范围上有所差异。
行政证据的收集发生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只有进入行政诉讼阶段、提交给法院的才能成为行政诉讼证据,若没有提交就仅是行政证据。
同时,行政诉讼证据还可由法院自行收集,诉讼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在行政执法环节没有的新证据。
行政证据主要是行政机关证明自身执法行为的正当性,而行政诉讼证据的运用是法院来审查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是否正当,二者的判断结果并非总是一致。
行政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相比较,差异更为明显。
刑事诉讼程序对证明标准的要求最高,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proofbeyondareasonabledoubt)的程度。
③可以说,刑事诉讼要求在最后定案时,证据能够无限趋近或还原案件事实。
至于什么是“合理怀疑”,英国上议院和上诉法院认定的定义是:“合理怀疑是一种当你在处理有关自身事务的重要问题时,能以各种方式影响你作出决定的那种性质和种类的怀疑。
”美国联邦法院在1990年的cage案的判决中指出:“合理怀疑不仅是指可能性很大的怀疑,而且是充分的、现实存在的怀疑。
是有正当理性的人类能完全接受的怀疑。
”虽然“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因其含义过于抽象模糊、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其界定矛盾重重而在西方面临很多挑战,但这一标准也明示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要求远高于其他诉讼及非诉程序。
因此,行政证据要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必须符合比一般行政执法过程中适用更严苛的条件。
当然,行政证据如果进入诉讼领域,因涉及同一案件事实,这决定了其与诉讼证据存在大量交叉。
行政诉讼有关的证据种类和收集要求,适用于行政证据。
行政证据要进入刑事诉讼领域,也需符合相应法律的规定。
二、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适用溯源(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转化立法肇始我国各部门法律中有一个共同的习惯用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仅存在这一原则性规定,对如何移交、证据转换没有细则性规定。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及时移送至公安司法机关,禁止以罚代刑。
此规定在行政法领域最早出现在1996年制定的《行政处罚法》第61条,国务院20XX年制定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首次就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作出了具体规定,此后,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国务院多个部委分别就本领域内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衔接问题作出了多项规定。
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涉及证据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应当收集证据、怎样收集证据以及移送何种证据资料。
①由于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存在的诸多差异使其不能直接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但很多行刑交叉的案件中,行政证据又关系到刑事案件能否最终定罪量刑。
因此,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实践中还是出现了若干行政证据转化的途径与规则。
(二)证据转化规则简析证据转化,顾名思义,就是将证据通过变化进行转移,使其符合不同诉讼程序的要求。
我国20XX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法律上并没有明示行政证据可以适用于刑事诉讼②,但司法实践中存在有大量移送刑事司法的行政执法案件,如果行政证据一概不准采用,需公安机关重新侦查、收集证据,不论办案效率还是效果显然无法令人满意。
特别是一些专业性强的行政执法案件,如环境、税务、质量监督等,公安机关的资源配备无法满足这些领域的特殊要求。
因此,将行政证据加以转化进而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是实践中的惯常做法。
证据要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才能跨入诉讼的门槛,合法性要求收集证据的主体合法、收集的证据形式合法以及收集证据的程序合法。
行政证据的收集主体是行政执法机关,不符合刑事诉讼的要求,因此需要根据收集的证据种类进行相应的转化。
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典,三大诉讼法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制定了证据制度,行政证据的规定散见于行政法律法规之中,种类与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据种类相同,主要有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这些证据可分为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两大类。
在进行证据转化之时,根据不同分类也有不同的对应转化形式。
第一,实物证据的转化。
实物证据最大的特点就是客观性强,较少受到人的主观意志影响,需及时收集防止灭失。
实物证据已经被行政执法机关收集保管,刑事诉讼中没有必要再次进行收集,只要确定其证据来源、收集程序、保全方式符合法律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在补办相应手续后可将其直接适用于刑事诉讼过程。
第二,言词证据的转化。
相较于实物证据,言词证据是对人主观认识的重新还原,主要以陈述与笔录的方式表现。
其最大的特点是证据源不易灭失,但因较易参杂主观因素而出现虚假失真。
因此,公安司法机关为明确其内容的真实可靠性,需要重新对相关主题进行询问、讯问。
(三)证据转化未得到法律认可行政证据通过转化适用于刑事诉讼,直观的好处就是节约大量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但其毕竟没有法律依托、不够名正言顺。
从法律规定来看,20XX年之前的《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除前述《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之外,并未出现允许行政证据使用于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
而允许证据转化的规则散见于一些行政规章或司法意见中,且并不统一也没有细则规定,更多的是强调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应当妥善保存案件的相关证据。
实践中对收集的证据如何使用,也存在直接适用、分类选择适用、以其为线索重新侦查等不同做法。
从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也并没有明确行政证据可否转化为刑事证据,以及应当如何转化的问题。
行政证据因收集主体“不合法”无法直接适用于刑事诉讼,实践中还有一种通过刑事侦查机关提前介入而进行证据转化的做法,也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支持。
①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刑事初查行为,发生在刑事立案之前,严格意义而言初查并非我国刑事诉讼的开始。
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刑事初查”字眼见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并未涉及,但实践中公安机关亦大量使用初查行为。
对于刑事初查所获证据能否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理论上有不同的认定,包括“肯定说”、“否定说”与“转化说”,实践中不同法院也有全盘接受与限制使用的不同做法。
相应地,公安机关提前介入行政执法过程获取的证据,也要通过转化才能适用于刑事诉讼。
从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行政证据如何转化为刑事证据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
总之,证据的使用是“两法衔接”工作的一个亟需关注的问题。
三、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分解(一)解读《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了行政证据可以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但法条本身还有一些相关概念需要界定明晰。
1.对行政证据收集主体“行政机关”的认识行政机关是经常出现在法律条文中的一个法律术语,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定义。
学界从不同角度有多种界定,其概念可表述为:行政机关是指依照宪法和组织法设立,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国家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11]行政机关范围很大,享有或不享有行政执法权的机关都囊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