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制度中的规范

国际气候制度中的规范

摘要：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而艰难，充满矛盾与变数的过程。在传统理性思维仍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领域中，理性主义对国际气候制度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相反,理性主义有时不但无助于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反而会削弱现有气候制度的有效性。建构主义者对规范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来解释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其关注的规范性因素在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领导层对安全和发展的认知规范发生了变化，从而成为推动国际气候制度发展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国际气候制度；规范；安全；发展

全球气候变化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政治议程之一，其可能导致的全球性气候灾难已经愈来愈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作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已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

气候变化

全球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全球环境问题，从深层次讲，更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但是，与国际军事，国际安全，世界金融等传统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相比，全球气候变化又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气候具有公共产品性。公共产品是公共拥有的资源和财产。由于它的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人都可以不受限制的对其加以利用，同时每个人都可以从别人对它的治理和保护中获取利益而无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在公共产品的使用上，个体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行为往往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并最终损害个体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公共产品的悲剧”。①气候就是这样的公共产品，存在于任何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外，是人类所共有的公共产品。所以世界各国都不愿意承担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埋单的责任，却又想享受他国治理和保护气候所带来的利益，都想成为公共利益的“搭便车者”。

其次，气候变化具有广泛性。全球气候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不以国家的行政疆界为限的。温室气体一经排放便会影响全球气候系统。气候变化的这种广泛性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通过其自身力量治理和保护全球气候系统，也无法通过设关立卡来阻止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见，全球气候关系不是一般的国家间关系，而是一种紧密的全球关系。

最后，气候变化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逆转性。温室气体可以长久的存在于大气层中，对全球气候产生长远影响。现今的气候变暖就是由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间人类社会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而且，全球气候一旦受到污染和破坏，就难以恢复，无法逆转。气候变暖不仅影响着当代人的生活，而且会威胁全球后代人的生活。

气候变化的特殊性说明国家传统的政治-军事权力在处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作用大大下降，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久的把保护本国气候建立在他国气候恶化的基础之上，也无法凭借本国的实力来确保本国的气候安全。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在认识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又从保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视角出发，加强国际合作，并以一种新的思路创建有效地国际气候制度。

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

国际气候制度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自1979年2月世界气象组织主持召开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后，气候变化问题开始进入全球公众的视野。随着1985年“国际温室

①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p9-10。 气体讨论会”的召开，科学界就全球气候变暖基本达成共识，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实质性的国际问题。

1988年6月，世界环境保护会议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是任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主席的布伦特兰提出了保护大气层的五点计划，并提倡建立一整套新的全球气候道德规范。会议最后发表了《变化中的大气——对全球安全的影响》的声明，呼吁世界各国这种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以应对日益恶化的全球气候环境，并敦促各国政府积极探讨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具体措施。自此，气候变化问题开始成为一项国际政治议程。国际社会除了继续组织召开各种国际会议之外，也开始就开展国际合作的途径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措施进行实质性磋商，其主要措施就是通过国际制度来明确世界各国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保护全球气候方面应承担的重任和义务。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4年，《公约》生效。由此，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由舆论阶段进入行动阶段，此后气候谈判的重点集中于如何具体落实《公约》的规定。自1995年起，《公约》缔结方大会（COP）每年召开一次，就履行《公约》规定开展国际谈判。1997年在日本举行的COP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了的减排协议——《京都议定书》，成为国际社会强化国际气候制度的里程碑。虽然关于《京都议定书》具体细则的国际谈判困难重重（美欧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性质方面意见相左，南北双方也在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方面争执不下），但谈判并没有中止，《京都议定书》也在2005年生效。随着2011年德班世界气候大会（COP17）的召开，保护全球气候的“绿色气候基金”得到落实，《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也开始实施。

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并不是在超级大国——美国的主导下发展的，相反，在某种程度还违背了美国的意志。虽然谈判各方关于气候变化的博弈相当激烈，但总体的谈判进程并没有反应出各国对自身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过多考虑，而反应了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将自身利益融入全球共同利益的意愿。谈判的不断发展和协议的达成就是最好的说明，而这也是《京都议定书》能最终实施的动因所在。虽然这一谈判在许多方面是“博弈”（game）性的，但其本质上是“争论”（debate）性的。在博弈中，每一方都试图依照其预期收益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期望改变他方的预期收益；在争论中，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政策是建立在某一重要的事实基础之上的，这会使他方意识到这一事实基础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即在争论性的谈判中，各国间的互动是主体间性的，这种过程不但具有战略性，而且具有交流性。②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美国单方面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后，其他工业国家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承诺；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本，俄罗斯表示不愿意续签《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后，其他国家依然能够达成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的协议。

由此可见，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基础的国际气候制度发展过程中，虽然物质收益这个因素在发挥着作用，但政治领导层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观念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此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发展也并不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和现实权力结构的反映。它们所反映的是政治领导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所达成的认知上的一致。如果说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最初是作为一种自在的事实进入人们的视野，那么他一旦被人们所认识并着手进行处理，就不再是自在的事实，而成为一种通过主体间性的理解被建构出来的事实。③也就是说，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规范和认同在全球气候制度安排的过程中是真实存在的。

② Roderick Ogley,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Law of the Sea: the generatio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norms”, in John Vogler(ed), The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61.

③ 同上，p165. 规范与国际气候制度

以传统的理性主义视角分析，国际气候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应属另类，因为它与常见的权力政治以及利益分配是不相符的。新现实主义者对规范和认同等观念性因素的分析是以权力分配为核心的。观念只有在服务于权力结构时才可能发挥影响。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虽然开始关注观念，但也只有在国际制度的物质性功能相对弱小的时候，才姑且承认观念性因素的独立作用。总之，理性主义者把行为体的利益以及定义其利益的规范性背景看作既定存在的事实而不加以探讨。考虑到国际气候的发展过程，这种排除观念性因素而做出的解释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在推动国际气候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所谋求的利益是什么？现实主义者和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观念性因素的忽视和弱化使得他们阐述的权力政治和经济利益不能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建构主义者并不否认权力和利益的重要性，但他们质疑理性主义中收益的给定性。建构主义探寻的是“什么是利益以及利益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对规范的研究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对规范的研究就是对利益变化方式的研究。国际政治的社会性创造了行为体间的规范共识，反过来协调了价值观、期望和行为。正是由于规范的作用，对相异的行为体具有了相似的利益需求，进而对行为体提出了相似的行为要求。④也就是说，规范塑造了利益，利益塑造了行为。在国际气候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安全和发展就是两个至关重要的规范性因素。

共同安全

安全无论是作为一种状态还是一种感觉在不同的社会学科中都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安全研究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的国际安全研究基本上是一种以军事战略为中心的研究。传统观念中的安全即国家防止外部军事武力威胁以及防止这种威胁所应该具备的本国军事实力。安全研究即研究军事力量的威胁、运用和管制。⑤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安全研究的视野变宽了，出现了新的安全观念。国际关系领域中经济和环境议程的出现使人们从过去仅仅关注政治-军事安全问题发展到同时关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问题。安全视角的不断拓宽促进了所谓“新安全观”的形成，即把原来以国家为中心，以政治-军事为重心的安全研究视角扩大到上至全球，下至个人，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生态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广阔范围。⑥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和冷战的结束，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也从传统的政治

–军事安全转向注重非传统的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就生态环境而言，从形势上看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问题，但实际上又体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当一个国家任意破坏环境时，会导致其他国家生态环境的恶化，进而变成国家安全问题。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生态环境的核心问题。由于气候资源的溢出效应，一国对气候资源的破坏所引起的气候变化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由此，国家意识到自己在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一种“不损害”原则，即本国的发展不应该损害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身的发展和安全。这一目标的达成有赖于国际合作，即遵循共同安全的规范。这种规范可以表现为一种原则信念，成为判别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这种共同安全规范要求各国在制定自身经济发展和气候政策的时候，要有意识的规范本国行为，不能危机他国和全球的气候环境。这种规范具有主体间性，各国也就会据此来重新定义利益，进而调整自身行为。

可持续发展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向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压力下，人类开始对传统工业文明进程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