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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文/林毅夫一．充分发挥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经济学当中最古老的概念，在亚当·斯密１７７６年出版的《国富论》当中这个概念已被普遍运用，被认为是各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最主要原因。
现在经济学里面讲的比较优势，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地方拥有资本量的多少，二是地方拥有劳动力的多少，三是自然资源的多少。
如果一个地方劳动力相对少，资本相对多应该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品，使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
反过来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就应该发展资本相对比较密集的产业，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产品，使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
同样道理自然资源也是这样。
现在用比较优势理论结合美国哈佛大学迈克教授的竞争优势理论来阐明为什么各个地区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理论是指一个地方要形成竞争优势必须符合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即这个地方有什么廉价的要素，生产当中就要多利用这些廉价的要素，其实这一点也就是前面所讲的比较优势的概念，第二个条件是市场规模。
一个地区生产什么产品、发展什么产业，要看这个产品和产业在国内市场是否有很大的市场规模并且这个产业最好在当地已形成一个产业群。
三是这个产业是竞争性的产业。
形成产业群聚的前提是要发展的产业一定要符合这个地方的比较优势。
以美国为例，主要是人均资本拥有量非常多，造成劳动力相对昂贵，资本相对便宜。
美国这样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资本非常稀缺，非常昂贵的国家，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基本不可能，因为赚不到钱，只有在政府补贴保护下才能生存。
而浙江却可以利用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很多企业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
因此，如果发展产业的水平与发展阶段、要素结构水平不一致，即使在美国也没有办法靠扶持的方式让纺织业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形成大的纺织业中心，这个道理在国内也是一样的。
５０年代我国大力发展汽车产业，而汽车产业是一个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完全不相符合５０年代的生产要素结构，所以只在长春建立了一汽，在武汉建立了二汽，并且靠国家保护补贴才发展起来，这种情形下，当然就不会有很多企业进入，更不会形成群聚。
中国如何从比较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比较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和贸易大国而言是意义非凡的。
偌大的人口总量共享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发展成果，让我们并不具备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绝对实力。
因此，将比较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将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竞争优势是国家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国家更能带来利润或效益的优势。
相比较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当然更为可观。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竞争优势无疑是在国际贸易中所追求的对象，发展中国家基于本身已有的比较优势而进行发展创新，可以创造出自身的竞争优势，但这个过程必然是缓慢而艰辛的。
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大多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所以发展中国家会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产品而进口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
发达国家获利多而发展中国家获利少，发展中国家处于贸易的不利地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一直基于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地大物博的优势，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可是现在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土地、资源、劳动力等要素的供给不再无限，要素成本开始上升，人口增长与环境问题的冲突日益明显，这些问题无一不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曾经的低成本优势开始弱化，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
而与此同时，一些更具比较优势的国家正在渐渐压迫中国市场，主导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的发达国家同样在侵蚀中国市场。
这些问题都促使我们不断探寻由比较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的改革之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待业人口数量庞大，这是我国的国情。
因此，廉价劳动力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主要原因，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加速了中国的出口产业，另一方面为中国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劳动力优势也使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了发展。
但中国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导致中国产业结构的固化，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低，技术创新能力差。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深入探讨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系及其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文章首先将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明确两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
接着，文章将分析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探讨它们在经济发展中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
文章将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内在联系，分析两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二是新结构经济学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重新解读，探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如何为理解两者关系提供新的视角；三是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实际应用，分析如何有效结合两者，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通过对以上内容的深入分析和探讨，本文旨在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应用提供有益的参考，同时也为各国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如何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提供启示。
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系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两个在经济学中常被提及的概念，它们各自独立但又紧密相关。
比较优势源于大卫·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的相对成本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分工和利益分配。
新结构经济学则进一步指出，比较优势的实现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政府作用，以确保资源和要素能够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配置。
竞争优势则更多地关注企业在市场上的表现，它源于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强调企业通过创新、品质、成本、服务等方面的差异化来获得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竞争优势的获取不仅依赖于企业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下，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方面，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
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个产业或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该国的企业就有可能在该领域获得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竞争优势又可以强化比较优势。
我国出口贸易如何从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摘要：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也要由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的增长。
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解决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这就是如何认识和发挥自己的优势。
研究表明, 竞争优势更能体现一个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比较优势只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基础，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成为竞争优势，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对外贸易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比较忧势上，中国要在比较优势基础上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
关键词：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中国对外贸易，转变依据，战略一、古典经济学家提出并经完善的比较优势原理是中国参及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基本依据(一)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国际贸易的开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撑从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这部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中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当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成本低于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即在该产品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时，这个国家应该分工生产这种产品，然后用这种产品去换取本国的劣势产品，从中获利。
斯密的理论具有历史进步性，但他的理论只是回答了当某个国家在生产某种产品上具有绝对优势的时候，这个国家可以以此产业参及国际分工和交换，并从贸易中获取利益。
斯密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产业上都不具备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参及国际分工和交换并获取贸易利益吗?后来的学者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研究并解决了这个问题。
借助于2×2模型(假定国际贸易中只有2个国家，只生产2种产品)，他分析了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不具有绝对优势产业的国家参及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命题，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即使在任何产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但是，只要这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专门生产自已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开展国际交换，则这个国家就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取利益。
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的依据和路径论文报告：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的依据和路径一、引言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贸易竞争愈加激烈，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升级。
特别是当前国际贸易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协调发展受到严峻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构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是当前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重要方向。
本文将探讨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的依据和路径，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相关分析。
二、依据1.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随着中国经济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简单的比较优势已不能满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
转向更加以创新领导的竞争优势，对更多的技术、能力和资源要求也更高，具有更高的风险与变数，但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政治动荡等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因素正在加剧，国际贸易环境变得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加。
中国在这样的新环境下需要制定新的对策和政策以应对挑战。
3. 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走向竞争优势的关键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包括提升生产要素效率、技术创新能力、市场机制和行业协同效应等，中国对外贸易需要抓住新的机遇和优势资源，通过升级改造提高贸易水平和利润率。
三、路径1.转向以创新领导的竞争优势中国需要以创新为核心，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做大做强以创新驱动的企业、产业和技术。
比如，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和投入，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开拓新市场和新领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品牌含金量。
2. 提高服务贸易水平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较为滞后，而且国际市场的服务贸易需求正在扩大。
因此，中国应该加快推进服务业开放，积极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合作。
比如，要优化邮电快递、金融保险、旅游酒店等消费服务，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创意等创新型服务，构建以品质、标准、信誉等为核心的服务贸易体系。
从比较优势理论到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作者：杨思振来源：《柴达木开发研究》2009年第01期一、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在斯密的关于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说”的基础上，由大卫·李嘉图创建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国际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是国际贸易的惟一决定因素，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使得不同国家在生产相同产品时存在不同的机会成本。
即使一国并不拥有任何绝对优势，但只要该国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如果每个国家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那么他们都将在贸易中受益。
这就是说，在各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优势相对更大的产品，而在各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劣势更小的产品，即“两利取重，两害取轻”。
该理论突出强调的是所谓“比较的特性”，即相对竞争原理，而不是绝对竞争原理。
但是，该理论对比较优势是为什么和怎样决定的，却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赫克歇尔与俄林进一步发扬了比较优势理论，他们的观点假设在各国的技术相等的情形下，比较优势会决定于土地、劳动力、天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
每个国家比较了本国于其他国家在生产要素上的差异以后，选择发展条件最佳的产业，出口比较优势高的产品，进口比较优势低的产品。
概括地说就是“一个国家同外国相比，在较多使用便宜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1990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其中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发展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飞跃。
在《国家竞争优势》发表之前，波特研究的重点是企业战略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
随后，波特将其研究的企业竞争力扩展到产业和国家，进而形成了其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来指导所有产业从事国际竞争。
竞争优势表现为两个不同层次的优势。
一是低层次的竞争优势，主要是指由于自然资源、自然禀赋等优势所赋予的，如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丰富的自然资源、规模经济和简单生产方法等，不需要太大的代价就可以获得的较低层次的优势。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西方自由贸易理论的演变轨迹及其启示【文章日期】2005-05-20【作者】郭波/吕守庆【正文】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1-0071-06由托伦斯首先提出并由李嘉图系统创建起来的比较优势学说，是西方自由贸易理论的核心。
20世纪中期以后，以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出现为标志，它又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传统的比较优势学说从理论上证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各国都会得到比较利益。
一二百年来，这个理论一直受人称颂，反复论证，成为经典。
但在国际经济现实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这就促使人们思考：比较优势学说究竟是否正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参加WTO 能否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得到比较利益？如果能，其条件又是什么？为此，本文试对自由贸易理论的演变作一番回顾和分析，以便从其变化的轨迹中找到解答问题的线索来。
一、自由贸易理论的演变轨迹(一)古典阶段的李嘉图贸易理论作为国际贸易成因的比较优势，其来源是比较成本。
虽然首先提出比较成本这一观点是托伦斯(R. Torrens)，①但注意到比较成本的重大意义并对此进行系统论证用以解释国际贸易现实的却是李嘉图。
李嘉图首先注意到比较成本的重大意义，他说：“使我们决定输入商品的动机是发现外国的价格比较便宜，是商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的比较。
如果一国输出帽子，输入毛呢，那是因为制造帽子以交换毛呢比自己制造毛呢所得更多。
”②李嘉图曾以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模型来说明比较优势以及比较利益的形成。
他假设英国和葡萄牙生产酒和呢绒的单位劳动成本如下表所示：表1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分析单位：人/年呢绒酒英国 100 120葡萄牙 90 80比较成本(英/葡) 100/90=1.1 120/80=1.5从表中可以看出，英国生产酒和呢绒的单位劳动成本都比葡萄牙高，但比较起来，英国生产呢绒的效率相对高一些(或者说成本相对低一些)，即英国生产呢绒具有相对优势，通过交换可获得比较利益；而葡萄牙尽管在两种商品生产上都占绝对优势，但两相比较，生产酒的优势更大，故生产酒更有利，生产呢绒则相对不利。
李嘉图借此说明：当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生产成本存在比较差异时，只要两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两种商品的产量都会增加，通过交换各国都能得到比较利益。
当我们将上述结论进一步推广到三个国家三种商品的交换活动进行验证，发现它仍然适用，这就证明比较成本说的基本原理是完全科学的。
对此，马克思事实上也曾予以肯定。
③重视比较成本差异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比较优势学说，是李嘉图对国际贸易学说的巨大贡献。
斯密曾从劳动分工原理提出了“绝对优势论”，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理，批判了重商主义者认为国际贸易只对单方面有利(即一国所得必然是另一国所失去)的片面看法。
但在具体的贸易格局上，斯密把互利性贸易限制在绝对成本优势的范围内，其理论的局限性是明显的。
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第一次以无可比拟的逻辑力量，揭示并论证了国际贸易领域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和规律：只要按照比较成本差异进行国际分工，各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开展贸易，就可获得比较利益。
这就为解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利益分配提供了一把钥匙，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李嘉图比较优势学说的问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建立。
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萨谬尔森称他的理论为“国际贸易不可动摇的基础”。
但在理论分析中，由于李嘉图采用的是与斯密绝对优势说相似的劳动单因素模型，在假设资本和劳动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以活劳动耗费多少来区别成本差异以及所用的隐含假定④背离现实，这就使得李嘉图的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新古典阶段的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以生产要素自然禀赋为立论基础，探讨了国际贸易产生的更深一层原因，论证了国际分工的好处和自由贸易的必要性。
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实际上是师承赫克谢尔，⑤因此又被国际贸易界称为“赫克谢尔—俄林模式(H—O模式)”。
1941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谬尔森和斯托尔伯在美国经济统计周报上发表了《实际工资和保护主义》一文，用数学方法论证了俄林提出的由贸易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
为此，国际贸易界有时又将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称之为“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
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可以描述为：不同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相对来说是不同的，各国在那些能较密集地利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生产商品时，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
所以，每个国家最终将出口能利用其充裕生产要素的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较密集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
俄林论证的逻辑思路是：商品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而商品价格的差异是由于商品生产的成本比率不同；商品生产成本比率不同，是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比率不同，而生产要素价格比率不同，则是由于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不同。
因此，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基础。
这样，他就把国际贸易的成因进一步建立在外生性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基础之上。
H—O模式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但又有新的发展：第一，李嘉图用比较成本差异论证了贸易互利性的普遍原理，而俄林进一步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
第二，俄林把李嘉图的个量分析扩大为总量分析，不是仅比较两国两种产品的单位劳动耗费的差异，而是从一国经济结构中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最基本生产要素的总供给差异来解释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
第三，H—O模式还进一步揭示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因为国际贸易可以引起一国不同生产要素的供求变化并导致其价格变化(即贸易前相对丰富的要素价格上涨，相对稀少的要素价格下降，最后逐渐达到要素价格比率的国际均等化)，从而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使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实现收入增加。
这些分析对于一国如何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并获得利益，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俄林因此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0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以美国进出口结构为案例进行验证分析时，发现美国出口的竟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却是资本密集型产品。
这一结论与H—O模式推断的贸易格局相反而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由此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模式的激烈争论：一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里昂惕夫之谜的经验论据推翻了H—O模式，并提出了要素密集度变换论、要素非同质论、新要素贸易理论等对此加以解释；二是有的经济学家对H—O模式的假设条件进行证伪，认为要素禀赋理论只论述了贸易量及模式与相对要素禀赋的关系，忽略了需求、技术差别等内在因素。
⑥上述种种，其实是对H—O模式的误读：前者提出的一些新理论当然是对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但就分析方法而言，大都没有离开H—O模式的基本分析方法，即一国要素禀赋比率决定其产业(或产品)比较优势的方法。
后者则是对俄林建立经济模型运用的抽象法缺乏足够理解。
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假设，不运用抽象法，将无法进行任何经济分析。
俄林为了建立这一经济模型所作的一系列的假设，从当时的国际贸易条件看是基本合理的，因此得出的结论在那个时代具有普遍意义。
至于后来因技术进步和市场条件变化使一些假设条件改变，当然需要对这一理论进行创新以适应今天的国际贸易现实。
(三)战后涌现的新贸易理论二战以后，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体制的变革，国际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化。
与战前相比，这种巨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看，由战前的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为主转向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为主；第二，从国际贸易的市场结构看，由战前的完全竞争市场为主转向垄断竞争市场为主；第三，从国际贸易的主体看，从战前的中小企业为主变为大型跨国公司占据主导地位。
对于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新变化，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为根本前提的传统贸易理论是难以解释的。
因而战后国际贸易的重大变化呼唤贸易理论的创新。
随着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20年的大发展，又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整合归纳，涌现出一系列新贸易理论。
这些新贸易理论在比较优势的范畴内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
被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诸多理论分别引入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内生性的生产要素，丰富了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
格雷和兰卡斯特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引入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异质性为每种商品提供了有别于其它同类商品的特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对于同类商品的非价格形式的垄断优势。
商品的异质性成为了继商品价格的国别差异之外另一种引发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
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摆脱了以往从供给角度阐述国际贸易成因的束缚，开辟了从需求角度研究比较优势的新视角。
此外，战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比较优势研究的动态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贸易格局变化较战前更为显著，传统贸易理论的静态分析方法已远不能适应当代国际贸易的现实变化。
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分析的是初级产品和已经标准化商品的贸易，它取出发展阶段静止的断面，在严格假定的基础上分析贸易形式，从福利角度解释对外贸易产生的利益；它假定技术和生产要素不变，从而导致比较优势格局固定。
战后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则以生产技术的变动为出发点，注重研究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比较利益结构的动态变化，并注意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策略和贸易政策对建立动态比较优势的作用，诸如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的“动态比较成本说”、⑦赤松要的“雁行形态理论”⑧和小岛清的“推进国民生产过程的国际互补原理”⑨等都深刻地反映了这个特点。
由此可见，通过强调内生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引入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和关注需求因素，同时提出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观念，国际贸易新理论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国际贸易的解释，使当代的比较优势理论远远超越了新古典要素禀赋论的理念。
当然，从总体上看，汇聚于比较优势范畴内的理论为数众多，略显纷繁，缺乏有机的联系。
对此，尚需人们继续深入探讨，以形成统一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
(四)走向整合的竞争优势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