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税调整对中国钢铁出口的影响【开题报告】

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题目：出口退税调整对中国钢铁出口的影响一、选题的背景、意义当美国金融危机逐渐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时，其来势凶猛，已致使中国钢铁企业陷入极大地困境在大多数钢铁企业均陆续采用了一系列调整措施背景下，国家再度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以刺激钢铁行业的结构调整。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钢铁大国，每年无论产量出口量都是相当大的，但我国并非钢铁强国，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在面对铁矿石与海运市场主权等问题时，正经历着有史以来的一场革命，而当前世界经济均进入了反转时期，中国钢铁企业须借此机会，加快实质性兼并重组，推进各项资源优化整合，尤其需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提高原材料的利用效率，只有靠钢铁企业自生的努力和政府政策的支持才能顺利的完成这场革命。

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财政激励机制, 符合WTO 规则促进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宗旨, 已被WTO 诸多成员国家广泛应用，也是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建国期间我国就建立了出口退税政策，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一直进行改革并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成为我国进出口调节的杠杆。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出口退税一直在下调，特别是对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自然类产品的出口，钢铁行业首当其冲，因此研究近几次出口退税的调整状况，分析其对钢铁企业的影响，有深远的影响。

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态（一）国外关于出口退税的研究1、出口退税政策的理论依据关于出口退税的经济思想很早就有人提出,法国的重农学派的先驱布阿吉尔贝尔[1]最早提出进口商品征税出口商品免税的思想,他认为,“出口税丝毫不应轻饶,而应全部取消,因为它是国王和王国前所未有的敌人。

”亚当·斯密[2]在《国富论》则认为高关税比低关税危害更大,出口税比进口税危害更大。

他指出在各种奖励出口措施中,要数退税最合理。

商品输出国外时退回其国内交纳的一部分或全部税金,既不会使货物的输出量减少,也不会驱使资本违反自然趋势转投入某些特定产业,破坏社会资本的自然平衡和劳动的自然分配。

虽然亚当·斯密首先提出了出口退税的思想,但他仅从自由贸易有利于商品出口的角度考虑,没有从税收来源去认识。

直到大卫·李嘉图[3]才从税收来源及转嫁认识出口退税,他宣称如果没有出口退税,那么对出口商品的征税会完全落在外国消费者身上,该国政府支出的一部分就将由外国的土地和劳动所有者负担。

这些古典学者都是从总体上来阐述出口退税政策的必要性。

2、出口退税税率调整及其影响的研究关于退税率的调整对出口贸易产生的各种效应,首先Zingales L[4]指明出口退税政策比其他政策更容意操作，出口退税率的调整能够起到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各地区出口情况不同，出口税率不同引起的，另外他还提出出口退税有助于发证外向经济，扩大出口。

其次Levy [5]是从出口的成本方面考察出口退税的效应的，他认为出口退税税率的降低之所以能提高出口量在于它降低了出口的成本，出口退税税率提高的效应与之相反。

最后关于最优出口退税率的研究,哈维[6]借助由比利时自由大学物理学教授普里戈金(J.Pryogin)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The theory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通过综合考虑各项影响因素的变动情况,应适时调整本国的退税率结构,在各种动态因素的影响下把握一个最佳的退税率结构。

（二）国内关于出口退税的研究1、出口退税政策的理论依据除我国现在的一些学者也开始从更广的角度来阐述出口退税的理论依据,金兴健(2002)[7]主张采取出口退税这种十分必要的成本竞争手段来刺激出口,而不主张使用货币贬值这种价格竞争手段来刺激出口,而汤贡亮(2003)[8]认为,理性的出口退税是消除出口歧视的中性政策,而不是鼓励出口的优惠和补贴措施,他首先说明了彻底退税在按照消费地征税和生产地征税下的两种情况,提出理想的出口退税是“征多少、退多少、未征不退、彻底退税”,并分析关贸总协定中的条款,最后得出结论:理想的出口退税并不是鼓励出口的优惠和补贴政策,而是消除出口歧视的中性措施,现实的出口退税制度应该是中性与非中性税收政策的有机结合,在以理想的出口退税为目标的前提下,出口退税还可以服务于政府其他政策目标，因为出口退税作为一种特定的税收政策,与整个税收制度设置相比,既有共同的一面,又有特殊的一面。

共同面表现为出口退税设置同样应考虑理想状态与其他政策目标的统一,同样是中性与非中性政策的结合:特殊面表现为出口退税并不是单纯的国内税制度,而是一种涉外税收制度,因此其设置必须尽量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减少其对自由贸易产生的扭曲效应。

刘剑文(2004)[9]从间接税的转嫁性强调出口退税的必要性,指出出口退税作为一种宏观的调控政策,在各国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时代背景下,是WTO的公平贸易原则所认可,是鼓励各国商品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来竞争。

朱智强、张晓丽(2004)[10]则认为,出口退税制度的定性问题应该跳出从“中性税收原则”的角度去探讨,应该以是否实现政府既定的长期经济战略目标为依据,也就是当前的出口退税政策应该为现行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服务。

他们分析了“中性税收政策”虽然是理想状态,但由于现实困难所以难以实现,如果还要坚持以此为目标,会影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降低征退效率,并且容易丧失出口退税政策的灵活性和权威性,因此以中性政策作为其理论依据是不合适的。

而“非中性税收政策”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多征少退”虽然是目前中国长期施用的政策,但会导致出口商品成本的增加,降低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进而挫伤出口企业的积极性,而“少征多退”的模式一方面会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是被视为出口补贴,有招致其他贸易国报复的风险。

而“中性和非中性相结合的税收政策”似乎也并没有把出口退税的理论依据阐述的更有说服力,反而是更模糊,所以他们提出跳出是否属于中性政策的框架来讨论,以服务于当前的外贸政策作为其政策目标和理论依据。

2、出口退税率调整及其影响研究出口退税率调整是出口退税政策的中心环节,我国出口退税率的调整经过了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1985年4月1日至1993年12月31日):退税率按出口货物的种类确定,档次多,矛盾大,比较复杂,难以掌握。

第二阶段(1994年1月1日至1995年6月30日):退税率比较简便,在实施增值税零税率的同时增加了适用消费税应税货物的退税额,从理论上讲,这一阶段的退税率或退税额在形式上,体现了出口货物“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彻底退税”的原则。

第三阶段(1995年7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出口退税率变动比较频繁。

体现了出口退税与外贸发展,国家财政收支状况之间紧密的关系。

1995年起退税率平均降低3个百分点,由原来的17%、13%、6%下调到14%、10%、3%,1996年进一步下调到9%、6%、3%。

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上调为14%、11%、9%,1999年再次上调为17%、15%、13%。

第四阶段(2004年1月1日至今):新机制实施中,出口退税率调整进入频繁调整阶段,为了适应结构性调整出口产品的需要,实施的出口退税率包括了17%、16%、15%、14%、13%、11%、9%、5%七个档次,其中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

出口退税率调整是出口退税政策中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影响最为广泛和深刻的因素,关于出口退税率的研究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关于退税率的调整对出口贸易产生的各种效应,李万甫、马衍伟(2000)[11]指明出口退税政策时效性和可操作性更强,出口退税率的调整能够产生以下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提高出口商品非价格竞争力的替代效应、扩大海外净需求的出口效应、平衡预算收支的财政效应。

2004年1月1日中国出口退税率平均水平降低了3个百分点,扈启曙、李双燕(2004)[12]就通过分析这次调整对政府和企业以及对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可能带来的后果,阐述了此次调整对于缓解中央政府财政压力,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促进企业资金周转的正面效应,同时也指出了可能带来的出口增长率下降、部分出口企业面临压力、地方政府受到冲击等负面效应,但是他是着重从理论上进行了定性的分析,而陈平和黄健梅(2003)[13]不仅从理论上系统阐述出口退税对出口盈利性,继而对出口规模的作用,而且他还运用基于ECM模型的协整分析、Panel Data分析等实证分析工具来探究这种出口退税率调整的双面效应。

董皓、陈飞翔(2004)[14]在基于1985到2001年滞后一期的时间序列数据,定量研究退税政策的出口鼓励效应。

谢丽芬、谭晶(2005)[15]通过分析2004年新出口退税政策对加工贸易的效应,得出了此次调整可以产生促进产业升级和出口产品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但是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效应,比如影响国内的价值链,增大贸易摩擦,加剧利用加工贸易走私等等。

严选晨、夏鸣、王进猛(2001)[16]分析了1994年以来各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所引起的出口贸易增幅的变化,以及各年份中出口退税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得出结论:出口退税是对出口贸易的有力支持,而净出口增加能带动国内经济的增长,所以出口退税实际上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器,而出口贸易的增加又会导致出口退税的增长。

张友仁(2003)[17]则以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运用库诺双头模型(Coumot Duopoly),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其基本观点是:出口退税不仅有利于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中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即出口促进效应) ,而且还可以增加本国厂商的利润(即利润转移效应),改善本国厂商在与其他国家厂商的非合作性竞争中的相对地位。

熊效冉(2008)[18]针对2007年7月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中主要涉及“取消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商品的出口退税,下调2 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商品的出口退税”,研究了2007年1月至9月的出口总值尤其是退税率调整的产品出口变化,分析了退税率调整的正面影响有防止国内资源流失、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良性循环、缩减贸易顺差间隙、缓解国际贸易摩擦、优化产业结构、改变外贸出口增长方式,同时对企业或行业有负面作用主要是出口成本增加、减少了经营利润。

其次,关于出口退税率的结构性调整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阎坤、陈昌盛(2003)[19]利用1985—200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OLS分析,得出结论,政府调整出口退税率仅仅影响从事一般贸易出口企业的行为与决策,从贸易结构来看,一般贸易基本上占总体贸易的不到五成,所以应该对出口退税率作结构性调整。

屠庆忠(2003)[20]通过建立国家层次出口退税行为的概念模型,其中指出了国家对外贸出口的预期增长率应构成决定出口退税率的约束条件,并且进一步说明了针对不同的出口商品,退税率的设定应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按照结构优化的要求,突出重点,许多资源性产品与初级产品的出口设置较低的退税率有利于改善出口国的国民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