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校服百年变迁史

近代中小学生校服形制及沿革

作为近代教育制度一部分的学校校服，是学校文化形象和学生个人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学学生校服的形制和沿革，是我国近代教育史和服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现社会变革和时代发展的重要方面。

一、清朝时期

清朝时期的中小学校服形制主要借鉴了当时的士人礼服和官府制服，以大褂或长袍为主要服装形式。清末时期的名校，如京师大学堂、求是书院等，都有自己的校服规定。这些校服在不同的学校之间存在差异，但总体上与传统的士人礼服较为接近。

二、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学校校服开始凸显民族化特色。1928年创立的国立北京大学，虽然使用了西方学制和教学模式，但其校服却保留了中国传统服饰元素。北京大学的学生校服由长袍、腰带、靴子和阳笠（一种传统的圆顶帽子）组成，彰显了学校的中国特色。

同时，在民国时期，各地学校纷纷开始制定自己的校服规定。南京大学的校服采用了洋气的西装和领带，上海市立第一中学则规定学生必须穿着黑色旗袍。

三、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校服逐渐演变为军装式的统一着装。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规定全国中小学的学生校服统一为“军装式”，标志着学校校服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此后，学校校服的设计开发主要由国家相关部门指导，不断改进和完善，逐渐形成了现代化的校服系统。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校校服在款式、颜色、材质和特征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校服不再只是一件校内穿着的制式服装，而成为了学生个性展示和社会形象塑造的一种重要方式。现代化的学校校服注重保证学生穿着舒适度和安全性，同时也强调校园文化传承和学校品牌形象的展示。

四、未来展望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学校校服的设计和制作将逐步走向个性化、多元化的方向。学校校服作为学校文化和学生形象的代表，应该更好地体现学校文化建设和学生成长成才的目标。同时，也需要理性看待校服的价值和作用，以更好地发挥其教育功能和社会效益。

论百年中国变迁与发展

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

两次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所谓的西方文明国家的侵略扩张。第一次，是英国迫切需要对外夺取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从而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第二次是英、法、美等国，想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并使之合法化。所谓战争的导火线，仅是发动战争的借口。基于此，可廓清这一特定历史现象所反映的本质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中国的禁烟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试想，当时如果没有禁烟运动 ，没有两起事件的发生，它们就会偃旗息鼓吗？否。它们依然会寻找另外的借口发动战争。因为它们早已选中中国作为其侵略对象，蓄谋已久，战争迟早要爆发。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两次鸦片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都是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英、法、美等国是侵略者，是非正义的，而中国都是战败国。正义之师折旗受辱，究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造成的，尤其是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和军事落后，大刀长矛经不起洋枪洋炮的打击，也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落后的、腐朽的封建制度，铸成民族的奇耻大辱。

两次鸦片战争还给我们共同的教训和启示：锁国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近代百多年历史是贫穷落后屈辱挨打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作为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要了解祖国的过去，正如江泽民主席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50周年时讲的: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不忘昨天，珍惜今天，创建美好的明天。当今世界，列强林立，以强凌弱，以富欺穷的霸权主义行径并未改变，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没变.历史从来不怜悯弱者!要维护中华民族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振奋民族精神，集13亿人民之力量于一个合力,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现状。

中国民法百年变迁

美国学者亨廷顿说：“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①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第一部标志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民法草案——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诞生一百周年。辛亥革命吹响了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号角，《大清民律草案》则开启了中国固有法制向近现代法制变革的端倪。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民法及民法学自清末到1949年之前、②1949年至今60年③及改革开放以后30年④三种不同分期皆有研究，但是，研究百年中国民法史的文章并不多见。

百年中国民法史跌宕起伏，既是百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亦是浩瀚世界法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法百年史归其一点，就是为完成一部中国民法典而奋斗的历史，①因此，反思百年中国民法无疑应以历次民法典起草为路径。目前，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民法法典化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究其原因，既有技术上的原因，也有路线上的根本分歧。?下文的分析拟将百年中国民法史分为三个阶段，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法治观及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重要的民法草案或民事单行法的制定情况为依托，通过串联地标性的立法活动来述说百年中国民法史，并探究其背后的得失，说明民法典与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及民法典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以此突出民法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展望未来中国民法典之中国特色与文化内涵。

一、1911一1949:初期的移植与实践

(一)《大清民律草案》

在西方，“法律通常是尾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③但在近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建立却超越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清史稿?刑法志》在述及清末变法时说：“尔时所以急于改革者，亦曰取法东西列强，藉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也。”④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一日，沈家本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其中谓：“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方今改订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彼时，无论朝廷谕令，抑或大臣之上疏、奏折、议论，凡论及修律，“乃群措意于领事裁判权”。此属通过法权统一，以维护主权的燃眉之举，中国近代法制亦因此而发轫。⑤中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即在此背景下于1911年诞生。

中国民法百年变迁史（二）

作者：暂无

来源：《公民导刊》 2020年第2期

现代民法崇尚的基本观念是权利、契约、平等以及人格尊严之维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技术先进、体例完善而又洋溢着现代人文精神的民法典，足以构成现代法治文明大厦的基石。所谓“不立制度，则未之前闻”，中国历朝历代都将法典编纂与国史的撰写并列，视其为新秩序、新模式的奠基之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也开始了现代中国民事立法史的新篇章。民法典的编纂也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先后启动过五次民法典编纂的工作,其中前三次都是在上世纪进行。

第一次民法典编纂（1954—1956年）

“民法新一草”起草组挨着周总理办公

1954年，“五四宪法”——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诞生。当时，全社会都充盈着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气氛，于是诞生不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建了以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领衔的工作班子，组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决定组织起草刑法。

“民法典的起草几乎与宪法颁布是同时的。”西南政法大学资深法学教授，我国著名民法学家金平教授，曾先后三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法起草工作。他回忆说，当年民法起草小组的人员组成有“几个结合”：人大常委会自身的干部、从实际司法部门和有关经济部门抽调的干部，以及来自全国各大政法院系的专家学者。

“我们工作的地点就在中南海里面，挨着当时周总理办公的地方。”金平教授回忆说，他在中南海里为民法的起草一直工作到1956年，起草小组终于拟出了新中国民法典的第一稿。

据了解，该起草小组在对民事习惯广泛调查研究，批判地借鉴外国特别是苏联的民事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于1956年12月完成了《民法（草稿）》，也即“民法新一草”（加“新”字是为了区别于近代史上的“民律一草”，下文“民法新二草”同理）。草案包括总则、所有权、债和继承4编，共525条，加上已经公布的婚姻法，实际上为五编制的德国民法典体例。该草案主要受当时苏联的民事立法，尤其是1922年苏俄民法典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