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新途径

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新途径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全球配置催生了模块化生产、合同制造、服务外包等生产方式和商务模式的创新，促使价值链在各国之间持续延展细化。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形成，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全球化红利”释放创造了新的财富，而这些“全球化红利”被更多主体分享，从而在一定水准上改变了全球财富的分配和国际竞争格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深度调整，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和低碳经济发展，对中国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着重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型国际分工机理，提出要素全球配置条件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一、全球价值链解构与国际分工深化

20世纪末，国际分工的技术条件和制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和业务发包实现全球布点，加快了世界范围内制造业价值链向产业的上游和下游延展至国际分工覆盖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同时，在网络技术应用和要素跨国流动的支撑下，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可分解性、中间品（或服务）的可贸易性以及要素配置的分散水准日趋提升，全球价值链持续细分裂解。在全球价值链深度分解过程中，来自不同国家、掌握不同专业知识的企业和机构加入产业链条，使得全球价值链变粗变长，价值链的增值环节增多，更加趋于片断化、分散化。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分解不仅影响到行业领导型企业战略资源的构成，而且带动了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目前，传统意义上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逐步深入到了产品内部。相对于早期的产业间或产业内国际分工，产品内分工对分工参与国的技术和资本禀赋条件要求较低，并不拥有独立的产业链条、而仅具备某一环节生产条件、且符合行业领导型企业要求的企业（国家）也可以参与产品内分工，从而扩展了国际分工体系的外延。在国际分工的方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和产品内部分工延伸过程中，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产品分工、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国际分工新模式。国际分工呈现持续升级的演进态势，而要素禀赋差异、专业化和交易效率成为引发国际分工机理演进的主要因素。在各种分工方式并存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分工接点增多及其多样化一方面为后起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另一方面，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中往往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或服务环节。如果后起国家不能主动建立有效的学习机制和自主创新体系，则有可能导致其技术成长路线被锁定，落入“跟随式”的发展陷阱。

二、新型国际分工与全球竞争格局的动态演进

（一）后发优势、学习机会与分工收益

目前从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来看，全球价值链的推动者主要是行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大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新模式中，跨国公司仍然扮演着全球生产和交换“组织者”的角色。不过，在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仍有可能凭借后发优势，充分利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在流动中产生，获得并累积一定的分工收益，进而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考察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一般沿循以下路径———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最初主要是购买者驱动价值链的制造环节，随着外资进入和国内技术进步，逐步加入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并向价值链增值幅度更大的环节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原本拥有的初级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劳动力不仅得以有效开发利用，而且产品内分工还为其加速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资本等）积累提供新的渠道（张纪，2009）。后起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分工地位的提升固然离不开本国制度环境的优化和支撑，但其基于价值链的升级首先表现为本国企业能力的提升，从承接简单的加工组装订单之时起，通过持续升级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后起国家的企业逐步增强在某些特定环节上的竞争力，并有可能向全球领先企业迈进，进而带动本国产业的整体升级。值得注意的是，为应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跨国公司加快了业务整合和组织结构调整，对传统制造和服务业务实行剥离，转包给低成本的专业公司或供应商，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些供应商与传统的贴牌生产商相比，可为不同客户服务，因而其设备利用率和专业化水平较高，不仅实现了规模经济，而且还具备一定的技术和产品研发能力，可以为客户开发新产品，或对产品进行性能和制造工艺的改进，并承担相关的金融、物流以及技术支持等售后服务业务。在日益深化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拥有低成本、大规模制造或服务能力的供应商也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随着自身生产组织、产品设计、创新水平以及服务能力提升，大型专业化供应商的谈判地位进一步改善，进而与行业的领导企业之间建立新型的战略关系，包括长期合同、战略联盟等。从这一角度来看，不论是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特定环节还是受制于要素条件而被动地接入产品内分工体系，后起国家的企业惟有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利用学习机会，产生更多的溢出效应，持续积累、增强在全球分工网络中的“话语权”，并由特定环节的突破升级转向价值链条的升级。

（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与结构互动

国际分工深入到产品内部的工序或环节使得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增强。一方面，发达国家将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部分环节以及依托IT技术的中低端服务业务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加快了世界范围内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产业有序更替；另一方面，随着跨国公司全球扩张以及部分供应商能力持续提升，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某些特定环节的配置区位呈现固化趋势。如很多终端产品的加工组装环节集中在中国，而中低水平的服务由印度企业承担。同时，因为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丧失制造成本优势，将很多产品的生产能力全部或部分转移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凝结了最新创新成果的产品从一开始就被布点到发展中国家生产，而不再遵循先在发达国家制造，待产品进入成熟期，成本压力上升后再转由低成本国家和地区生产的产品生命周期路径，如苹果公司的ipod、iphone、ipad每一代新产品都直接由设在中国的富士康加工组装，并输送到全球市场。这种研发设计和营销主要在发达国家，而加工组装配置在中国等发展中制造大国的模式，成为当今高技术产品内分工与交换的典型形式。不过，相对于研发、品牌、营销这些核心优势，全球价值链上制造加工等非战略性环节的进入壁垒较低，竞争激烈，表现为非战略性环节上的优势不稳定，可持续性相对较弱。尤其是对于国内市场有限的国家和地区，一旦失去成本优势而被行业的主导企业“抛弃”，则有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空心化”。另外，一些学者（Mani，2009；Srholec，2007）也对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产品内分工，实现出口增长和结构优化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爆发式”增长实际上是一种“统计假象”，指出这些国家和地区仅在价值链的制造环节实现了专业化，甚至这种专业化也只不过是全球生产片段化的结果，而在价值链制造环节分工地位的日益强化会使发展中国家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即使大规模出口高技术产品也无助于其分工收益的改善。这表明，仅凭非战略性环节上的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或国家，其在产品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维系。总体而言，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全球价值链上的各个参与者共同构成产业发展的动力体系，从而大大提升了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度和开放效应，并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但同时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自主性也受到冲击，从而增加了一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而唯有技术和配套能力的积累才能促使企业（国家）获得在全球价值链上更大的延展空间。

（三）分工深化与全球竞争格局变动

价值链的深度分解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参与分割“全球化红利”的主体逐步增多，并在一定水准上改变着分工收益的分配格局。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持续深化，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大量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业务外包到国外，充分利用国外相对低成本的资源，使发达国家国内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促使其将优质资源投入到创新活动和高附加值的业务环节中。这不仅有利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分工深化有效地降低了发达国家企业的运营成本，改善了其经营绩效，并将在新兴产业领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同时，产业转移导致发达国家部分工作岗位流失。在制造业领域，合同制造和海外投资使发达国家劳工阶层的就业岗位被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的工人所替代，而在服务领域，服务外包则影响到发达国家所谓白领阶层的就业形势。大量印度、中国的工程师承担起软件开发、资产管理、产品设计、药剂改良等工作，这大大降低了发达国家白领工作中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甚至对这些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和社会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从本质上看，这是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势力扩张、话语权增强的表现，全球化强化了资本在更大范围内压低成本、攫取利润的动机和能力。就分工的机理而言，基于全球价值链产品内分工的成本导向性仍十分突出，因而，对于后起国家来说，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充裕人才储备、较完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且持续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制度环境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分工深化过程中，其比较优势得以充分释放，分享了更多的“全球化红利”，并表现出在价值链上更大的纵向和横向升级潜力。①尤其是那些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并提供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印度）以及石油、天然气、矿产品、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如俄罗斯、澳大利亚、欧佩克国家和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其在全球财富中的份额增加。新兴经济国家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显示，高收入国家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由1961年的85.3%下降到2009年的75.5%，而同期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占世界GDP比重则由14.7%上升为24.5%。其中，作为新兴经济代表的“金砖国家”（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在全球GDP中的份额由3.6%提升到13.3%。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快了对国际竞争格局的调整。金融危机发端于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造成的危害相对更大，而新兴市场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2007—2009年，高收入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1961—1990年的近三十年中这一比值降幅仅为1.9个百分点（见表1）。再从增长趋势来看，新兴经济体凭借着更具活力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的重要力量，表现为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弱化。高收入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61年的92.4%大幅下降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53.1%，危机影响最严重的2009年，高收入国家的贡献率更是跌至-133.1%，而“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1961年的-1.3%上升为2007年的30.5%，到2008年进一步升至52.1%。另据IMF预测，2009—2012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均较大幅度地超过发达国家（见表2）。这意味着，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局面正逐步被打破。同时，因为要素和制度条件的差异，分工深化的收益并未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平均分配。缺乏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和相关基础设施（交通通信设施落后、“数字鸿沟”等）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仍很难接入全球价值链。如在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拥有大量年轻、低成本的劳动力，但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未能建立起适应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发展的开放政策体系，致使这些劳动力被排除在现代国际分工之外，其社会经济体制无法有效地“吸纳、教化”年轻一代，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引发政局动荡和政权更迭，这将在一定水准上加快了国际竞争主体的分化，并有可能引发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新对立与冲突。全球竞争格局的演进还反映在国际贸易地区结构和各国竞争优势的变化中。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制造能力持续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国际贸易增长的地区性差距拉大，在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带动下，亚太地区成为全球货物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据WTO统计，2000—2009年，世界货物出口年均增速为3%。其中，美国、欧盟（27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货物出口年均增长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仅为2%、1%和2%，而亚太地区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中国和印度出口年增长速度更是分别高达17%和12%。出口增速差距拉大导致各国国际市场份额的此消彼长，并引发贸易地区格局的变化。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货物出口占世界的比重由1993年的48.3%大幅降至2009年的32.9%，而同期中国、巴西、印度三个国家在全球货物出口中的份额则由4.0%上升到12.5%。从更长的历史趋势来看，非洲、拉美以及亚洲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经历了由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下降之后，开始逐步进入上升轨道，而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出口则恰恰出现了相反的增长轨迹，其出口地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后，呈持续下滑态势。自20世纪60年代，正是发达国家开始加快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