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中经验法则的运用存在的问题

小案件大影响——对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的法逻辑分析彭宇案本身并不复杂，但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一张判决书，不仅在被告、证人陈二春看来难以接受，而且在社会各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媒体评论、网络议论都直指中国人当下道德底线的沉沦与司法正义的泯灭，对这个自称以“公平原则”为依据的判决书的公正性产生了强烈质疑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但这些评论或批判大都对该判决书的不可接受性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即只知道法官的推理是错误的，但不知错在哪里，为什么是错误的？如果不能全面地将其所犯错误准确地揭示出来，不能说明其错误之所在以及具有何种危害，仅仅说该判决的推理技术是极其低劣的，其说服力是极其有限的，这对提高我国司法人员的论证水平并无太大助益。

本文试图用法律论证的逻辑规则、证据规则和论辩程序规则对该判决书进行检验，将其错误揭示出来，阐明它不具有可接受性的正当理由。

一、对该判决书的逻辑检验要用法律论证理论对该判决书进行评价，首先必须将该判决书所使用所有的推理展示出来，再按照法律论证理论的原理、方法进行评判。

（一）该判决书的内部证成及其评价1．判决结论的论证结构大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小前提：本案中，原告赶车到达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和刚从该车第一个下车的被告瞬间相撞，发生事故。

原告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被告相撞；同时，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故对本次事故双方均不具有过错。

第1篇一、引言彭宇案件是我国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起交通事故案件，该案件引发了社会对法律、道德、人性等方面的广泛讨论。

本文将从法律思维的角度，对彭宇案件进行分析，探讨法律在处理类似案件中的适用与不足，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彭宇案件的基本情况2010年，在南京市，彭宇驾车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导致骑车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彭宇与骑车人达成赔偿协议，但骑车人后来反悔，以彭宇未报警、未停车等为由，要求彭宇承担全部责任。

随后，骑车人将彭宇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其损失。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骑车人提供了彭宇未报警、未停车等证据，而彭宇则辩称自己已经停车并报警。

但法院最终判决彭宇承担全部责任，赔偿骑车人损失。

三、彭宇案件的法律分析1. 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应遵循以下原则：（1）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2）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在本案中，彭宇作为机动车驾驶人，与骑车人发生交通事故，按照法律规定，应由彭宇承担赔偿责任。

2. 赔偿责任的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在本案中，彭宇作为侵权人，应承担赔偿骑车人损失的责任。

3. 证据认定在本案中，骑车人提供了彭宇未报警、未停车等证据，而彭宇则辩称自己已经停车并报警。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为骑车人的证据更加充分，故判决彭宇承担全部责任。

四、彭宇案件的法律反思1. 法律适用问题彭宇案件暴露出我国法律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中的适用问题。

一方面，法律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对具体情况的细化；另一方面，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可能存在主观判断，导致判决结果与事实不符。

2. 证据认定问题本案中，骑车人提供的证据相对充分，而彭宇提供的证据相对薄弱。

从“彭宇案”看经验法则"彭宇案"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证人制度、视听资料、经验法则、证明责任的适用以及诉讼和解、调解与裁判的选择等。

从理论和司法政策视角来分析本案可以看到，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中应当妥善认定法院庭外调查收集证据的效力，法官应当以普通人的一般的社会认识为基准来运用经验法则，视听材料的证明效力要在考察其制作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认定，法院应严格按照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来审理案件，而且不应当盲目采取调解和和解手段来解决诉争。

一、问题的提出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像南京徐某某诉彭宇侵权赔偿案（以下简称"彭宇案"）这样能够引起社会如此强烈和广泛反响的可谓凤毛麟角。

与更多涉及人权保障、涉及人的自由，甚至生命的刑事诉讼案件不同，一般情形下，在实体上，民事诉讼案件通常仅涉及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及与财产相关的身份关系，绝大多数情形属于"私"的范畴，不太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在程序上，案件的程序问题又因为人们普遍存在的轻程序意识而往往容易被忽视，不太会引起社会的关注。

但"彭宇案"有所不同，由于媒体的介入，使得其中所涉及的诸多程序和实体问题被"放大"以后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并与司法中普遍存在和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如司法体制、司法权威、法官裁量权、事实认定与司法公正、司法与传媒的关系问题等。

"彭宇案"中还涉及"做好事"、"见义勇为"这样敏感的社会道德评价问题，而本案的一审裁判中对所谓"常理"的适用又似乎反映了审理法官对此类道德提倡的间接否定，因此深深地刺痛了人们的道德神经。

由于这一结果恰好印证了当下人们对道德危机的判断——"好人无好报"，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并借本案呐喊和呼吁。

人们如此关注本案也反映了对司法、对公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是在发泄一种对司法和公权力的怨气。

经验法则在刑事诉讼案件中的运用作者：王雪静来源：《山东青年》2020年第04期摘要：人们对事物的判断离不开生活经验，在诉讼中，当事人的证明和法官的事实认定也同样离不开生活经验。

在民事诉讼中，日常生活经验可以作为免证事实，当事人无需为此举证并承担证明责任，除此之外，推定出的事实也是经验法则的一部分。

然而在刑事诉讼案件中，由于刑事诉讼的定罪量刑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证明标准，加之刑事诉讼中禁止使用推定，因此，由经验法则作出的推断结论只能作为证据链的一部分，不具有作为证据独立存在的属性。

关键词：经验法則;证据;证明责任一、经验法则的概念2007年南京市某区法院审理的“彭宇案”将经验法则这一概念进一步推到了民众的视野之中，并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审判决书指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

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

本案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是公共场所，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

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在这一案件的一审判决书中，主审法官使用了“常理”，“日常生活经验”，“社会情理”这样的概念，并明确地指出本案争议的主要事实的认定是基于“常理”，“日常生活经验”、“社会情理”的分析。

《商场现代化》2012年9月（下旬刊）总第696期一、南京彭宇案情简析经验法则在我国学术界的研究中一直处于一种混沌状态，直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证据制度的研究不断深入，对于经验法则的探索才逐渐被提上日程。

尤其是发生于2007年1月4日的彭宇案件，更是将“经验法则”这一概念进一步地推向了社会大众和法学学者的视野之中。

在此，具体的案情笔者认为没必要赘述，我们着重需要研究的是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这一判决书，判决书中指出：“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从以上判决内容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法官运用了“常理”、“日常生活经验”、“社会情理”这一系列的概念术语，并将整个案件的事实认定以这样的分析为基础，很显然，法官将这些分析作为经验法则来适用。

然而，从社会反响来看，公众似乎对于这些“常理”、“日常生活经验”等概念的适用正当性存在着很多质疑，公众乃至是众多学者都普遍反映法官对于经验法则的理解未免过于偏颇，甚至是对于该判决法官的法学素养以及司法智慧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怀疑，这无疑给司法公信力和廉洁度在公众心目中的确立树立了重重障碍。

二、法官智慧研究的必要性由于法官地位的特殊，法官智慧的问题一直都被人们忽视，直到近些年来才慢慢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法官智慧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法官角色的多重、法律制度的局限、司法过程的难题和司法过程面临的挑战，一方面决定了法官运用智慧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法官必须合理运用智慧。

即在合法的前提下，调动法官的知识和经验储备，运用法律思维，进行恰当的价值判断，并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和德性的指引，实现法律的正义。

对彭宇案的证据法分析原告徐寿兰诉称，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水西门公交车站等车。

9点半左右，2辆83路公交车进站，原告准备坐后面的一辆。

在行至公交车后门时，被从车内冲下的被告撞到，致使左股骨颈骨折，住院手术治疗。

双方未能载公交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以下简称城中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配成原告治疗费、护理费、禅机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136419.3元.对于本案，法院认为存在三个焦点：一、原、被告是否相撞；二、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三、背后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

只有正确地解决这三个问题，才能使本案得到公正的判决，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

为此，围绕这三个焦点，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分析：民警所作陈诉是否为证据？不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证据种类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诉、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电子数据。

首先，该陈述并不属于八种证据中的一种。

其次，民警对相关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是处理治安纠纷的基本方法。

本案中民警所作陈诉是事发之后与当事人的谈话笔录，与询问笔录核对无误，并与案件相关证据形成证据链之后，可以作为证据。

《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经过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应当确认其效力。

但由于本案中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丢失，谈话笔录未得到相关核对，不能产生效力。

所以，民警所作陈诉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

电子文档是否为诉讼法上的证据？不能。

本案中的电子文档是对询问笔录的复制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

根据证据规则基本原理，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

由于本案中的电子文档无法核实真实性，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真实性的要求，不能作为证据。

被告申请证人陈二春是否为证人？证人证言是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或有关人员作的陈述。

陈二春未能提供身份证等能证明其公民身份的证件，法院无法对其身份进行核实，其所作陈诉不能生效。

其次，当事人双方都无法证明陈二春当时身在现场。

第1篇摘要：彭宇案是一起因见义勇为引发的争议案件，引发了社会对法律适用和道德责任的广泛讨论。

本文从彭宇案出发，分析法律适用中的问题，探讨如何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寻求平衡，以期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参考。

一、彭宇案简介彭宇案是指2006年江苏省南京市发生的“南京彭宇案”。

案件起因是南京市民彭宇在公交车上扶起一位摔倒的老太太，却被老太太诬陷为撞人。

随后，双方就赔偿问题产生纠纷，最终诉至法院。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出现了多种观点和争议。

二、法律适用问题分析1. 举证责任倒置在彭宇案中，法院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即由被告（彭宇）证明自己没有撞到老太太。

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原告（老太太）的权益，但同时也增加了被告的举证难度。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情况较多，若盲目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可能会导致被告权益受损。

2. 证据认定问题在彭宇案中，双方提供的证据存在矛盾。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证据的认定存在争议。

一方面，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无过错；另一方面，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无法直接证明被告有过错。

这种情况下，法院如何认定证据，成为案件审理的关键。

3.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彭宇案引发了社会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讨论。

一方面，法律强调公平、公正，要求当事人依法行事；另一方面，道德强调善良、正义，要求人们遵循社会公德。

在彭宇案中，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既要考虑法律的规定，又要考虑道德的要求，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成为案件审理的难点。

三、法律适用中的道德考量1. 法律适用应体现道德精神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充分考虑道德因素。

例如，在彭宇案中，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既要依法审理，又要考虑被告的见义勇为行为，体现道德精神。

2. 法律适用应尊重社会公德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尊重社会公德。

例如，在彭宇案中，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考虑到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可，以及道德观念对案件审理的影响。

3. 法律适用应注重调解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注重调解，以化解矛盾，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从举证责任分配角度谈南京彭宇判决的得失作者：王文卓来源：《大东方》2017年第03期摘要：2006年发生的南京彭宇案引发了社会广泛的讨论。

其中，法官的判决也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本文将在讨论事实推定的界限和条件的基础上，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对该案判决的得失进行评价。

关键词：南京彭宇案、事实推定、举证责任。

一、案情简介：本案中，徐寿兰是原告，彭宇是被告。

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南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候83路车，大约9时30分左右有2辆 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

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其行至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告第一个从该公交车后门下车。

原告跌倒致伤，被告发现后将原告扶至旁边，在原告的亲属到来后，被告又与原告亲属一起将原告送往医院治疗。

原告后被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并住院治疗，施行人造股骨头置换手术，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损失。

本案原告徐寿兰于2007年1月4日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鼓楼区法院于2007年9月4日一审宣判。

二、法院判决的得失：法官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没有适用证明责任判原告败诉，而是进行事实推定认定原告确与被告相撞致其摔倒受伤。

运用事实推定认定案件事实是法官避免适用证明责任判案的能动性努力的表现。

因为，依据证明责任判案是法官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只有在双方当事人对裁判上需要证明的要件事实存在争议，且用尽程序上所有许可的证明手段仍不能就事实的真伪得出结论的情况下，法官才能适用证明责任作出判决。

但依据证明责任下的裁判很有可能无法实现实质的正义，因为预先确定的证明责任归属，也就预先分配好了事实真伪不明时败诉风险的承担，这就促使证明责任归属方尽力收集证据，但由于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差异、证明手段的滞后性，证明责任归属方很可能因为“真相”以外的因素承担不利的后果，且案件的判决也有可能偏离客观的事实。

因此，本案的一审法官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没有直接适用证明责任而是尝试事实推定断案，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彭宇案”判决的思考“彭宇案”由于引发了人们对司法公正及社会道德价值的质疑，由一起民事案件演变成为社会事件。

本文将对一审判决中适用的经验法则、公平责任原则、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和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做浅显思考。

标签：经验法则；公平责任原则；证明力；证明责任的分配一、经验法则适用及评价在“彭宇案”一审判决中，法官大量运用了“常理”“日常生活经验”等经验法则来对“原被告是否相撞”进行事实推定。

以下我对具有争议的地方进行分析。

（一）原告倒地的原因笔者在这里质疑的一点是原告会不会为了获得金钱补偿，而故意隐瞒是因为自己的疏忽而绊倒或者摔倒的事实，仅仅由于双方没有陈述，就予以排除，存在些许不恰当。

（二）是否是见义勇为关于界定被告的行为是不是见义勇为，法官做出了以下推断：如果被告是做好事，应该当场抓住撞到原告的人，这才符合现实情况；同时，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被告完全可以离开，但被告并为如此，有违常理。

笔者先对第一条来进行反驳，如果被告下车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肇事罪，如何让他抓住呢？如果存在原告是自己滑到的情况，根本没有肇事者，这种要求似乎有点强人所难。

关于法官认为被告先行离开才是符合一般常理的推定，笔者认为太过片面，难道就不能存在好人做到底的情况吗？而且根据后来被告的说辞，他本来也想走，但是徐老太的儿子以自己忙不过来为借口，就请求他先将自己的母亲送到医院。

在这里，法官忽视了个人做好事方式的差异。

（三）.赔偿款还是借款在本案中法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认为原告和被告此前并无交集，不会贸然借款，而且在原告家属在场的情况下，向被告借款发生的可能性小。

但被告借了款，不符合常理，应认定为赔偿款，而不是借款。

笔者认为这种推定过于片面，可能存在原告的儿子听到母亲摔伤，就急忙赶了过来，身上没有带足够的钱，被告知道后就借钱给他的情况。

介于此，200元也有可能是借款。

（四）评价首先，经验法则是人类以经验归纳抽象后所获得的关于事物属性以及事物之间常态联系的一般性知识或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