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与生活27、佃农的生活状况以上所涉及的，大都是有关自耕农在国家重赋之下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那么,佃农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又如何呢？王莽说：“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
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
”在王莽看来，西汉的自耕农与佃农所受的剥削，实际上并无二致。
西汉以后，佃农所受剥削的程度,与自耕农也比较接近。
据《晋书•傅玄传》，曹魏的屯田制，佃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
显然，前者的四六分成，是以后者的五五分成为依据的；而这个五五分成，实际上就是地主与佃农分成的一般标准，即《汉书•食货志》所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晋代的租佃分成，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比例。
据《隋书•食货志》，晋南渡之后，“诸王公贵人”的“佃客”，“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
这个“量分”，就是五五分成。
唐宋以下，租佃分成一般仍以五五开。
唐人陆贽述及当时京畿地区的租佃分成时说：“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降及中等，租犹半之”。
2历宋、元、明、清，租佃五五分成仍然非常普遍。
北宋苏洵论及地主将土地出租，而谓“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
3南宋洪迈论及汉代“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时，说自己家乡的租佃分成也是这样五五开的，叫作“主客分”。
“火佃出力，以得其半”，4是那时租佃分成之通例。
元代,成宗时曾下令：“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减二分，永为定例。
”5顺帝时也曾下令：“民间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
”6由国家下令减免私租，或可收一时之效。
一般而言，元代的租佃分成也还是五五开。
赵汸《黟令周侯政绩记》谓该县某地，经盗匪反复破坏，“里无居人，田皆芜秽不治”；而周侯担心“今兹艰食而田复不耕，则失业者无还期矣”，而命令“远近之民有能耕吾废田者，比秋成十分其入，耕者取其六，田主收其四”；结果“不十日，境内荒田皆莳矣”。
7 “耕者取其六，田主收其四”之所以具有如此吸引力，原因就在低于通常的租佃五五分成。
明朝租佃分成，一般也实行五五开。
据林俊《查勘畿内田土疏》，明初“凡公侯驸马伯禄米,皆给官田，令量其原定官粮私租之数，仍主佃分数收取”。
8此所谓“仍主佃分数”，就是按照习惯的五五分成。
清代，租佃分成在官方文件中或就以“主佃各半”8 概而言之。
可以认为,尽管实际的租佃分成亦或以四六或六四开，但五五分成在中国历史上的租佃关系中是具有历史的一贯性的。
在这种租佃分成制之下，佃农的生活同样非常艰苦。
董仲舒认为，汉代的自耕农与佃农，同样是“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1原因就在于国家和地主的剥削都太重。
据《新唐书》卷 153《段秀实传》记载：“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给与农,约熟归其半。
是岁大旱,农告无入。
令谌曰：“我知入，不知旱也。
”此于唐代佃农所受剥削之重，亦可见其一斑。
南宋时，佃农的生活同样非常艰难。
陈元晋《田家谣》：“长年饭不足/背裂赤日中/忍饥不肯懒/辛苦求年丰/今秋幸一熟/天意亦惮穷/庶几债可了/或有余粟舂/ 团乐共妻子/糠粃一笑同/焚香答天赐/力作人何功/君不见前年三百青铜米一斗/ 又不见去年蕨根掘尽不充口 /妻孥长恐不相守/敢拟如今苏息否。
”2元明两代, 江南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江南佃户的日子也极为艰难。
元人唐元《田家苦》曰：“嘉禾洒洒沟塍间/有如少壮矜容颜/黄金散漫堆场圃/几年无此逢秋雨/东家打稻西家闻/细听声中含太古/问君如何是古声/七月豳风始西土 /人言田家乐/我言田家苦/春耕泥没膝/呼牛耳湿湿/禾长费周防/露草凭茵席/藜苋不充肠/憔悴见颜色/林寒向夕烟火微/主家扣户征租急/旧逋未了新逋积/倒瓮倾罃无一粒/田父拊膺向天啼/瑟瑟秋风吹四壁。
”3 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论及江南私租之重有言：“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
其亩甚窄，而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
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
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
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贵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
”[11]4王问《田家行》，写的也是江南小农之家：“田家场圃筑过畦/大儿当家小儿嬉/刈稻上场隐茆屋/ 黄日下檐鸡啄粟/人言亩收八斛余/官禀私租未及输/乐岁家家犹自苦/今日江南不如古。
”[12]5此诗不仅写了佃农，也写了自耕农。
清人李光地的《农民苦行》诗也是这样，但不以江南为限：“四民最苦是农家/食无兼设衣无华/遇歉已伤熟亦病/坐视大贾居赢邪/不受公廛佃富室/场登早已来分瓜/天行十八无盈数/私租岂肯毫厘差/朝廷时有蠲优诏/农钱多不上官衙/或逢繇役富者免/追胥仍向农家檛/初春指亩贷升斗/桀强收息数倍赊/年丰未足填债负/仳离荒岁又何嗟/冲炎冒雨敢辞避/但恐乾溢及桑麻/粒食之艰自古志/豳风缀景正而葩/前代贤君识此意/ 治效辄得史臣夸。
”[13]6而查慎行《悯农诗》则专写江南自耕农与佃农之苦：豳风本王业/稼穡知艰难/立政务明农/化理自古然/我从田间来/疾苦粗能言/请陈东南事/约略得其端/初冬下菽麦/深沟及春前/根株载培护/益使土力坚/麦黄未及秋/晩蚕又催眠/祈晴三四月/雨水翻连绵/针水分稻秧/襏襫行耨田/时方仰膏雨/杲杲恒当天/炎威一熏灼/泥淖同熬煎/委身沸汤中/辛苦少所便/好风槐柳下/欲往不暂闲/老稚亦靡宁/桔橰远吸川/或防雾损花/又恐虫伤根/半年垅亩畔/ 力竭心亦殚/如此冀西成/食报理或存/但令亩一钟/岁事幸告竣/私租入富室/公税输县官/所余尚无几/未足偿勤拳/况逢水旱加/往往多颠连。
” [14]7从两汉到明清，佃农的生活状况，与自耕农大致可以等量齐观，国家和地主在争夺农业劳动力方面逐渐形成某种均势。
这种均势的形成，与其各自都把对农民的剥削率维持在 50%左右有关。
实际上，这也正是农民所能承受的极限。
而这个极限的形成，则与“农桑”之外的粮食替代物的生产有关，否则农民将无以存活。
8、上述问题的提出及其相关意义一直到清代“康乾盛世”，上述的情况总体上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似乎还更为严重。
且看乾隆元年所下达的一道皇帝诏书：“谕各省地方偶有水旱，蠲免钱粮旧例，被灾十分者免钱粮十分之三，八分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六分者免十分之一。
雍正年间，我皇考特降谕旨，凡被灾十分者免钱粮十分之七，九分者免十分之六,八分者免十分之四，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六分者免十分之一。
实爱养黎元，轸恤民隐之至意也。
朕思田禾被灾五分，则收成仅得其半，输将国赋,未免艰难。
所当推广皇仁,使被灾较轻之地亩，亦得均沾恩泽。
嗣后着将被灾五分之处，亦准报灾。
地方官察勘明确，蠲免钱粮十分之一。
永着为例。
钦此。
”[15]1粮食虽颗粒无收，仍须交纳原额的十分之三；至有一半的收成，就不予分毫减免。
其中原因，就在于农民还有“桑枣”之收。
而乾隆皇帝对“被灾五分”的农家，同样酌减其赋税，当然是格外开恩了。
乾隆三十六年，皇帝东巡至山东，有诗云：“迤逦烟郊枣栗稠/ 小民生计自为谋/地方大吏来迎驾/先问潦乡安妥不。
”[16]2皇帝的诗兴，简单而耐人寻味。
只要枣栗都长得很好，皇帝就不必担心百姓饿肚子；所担心的只是百姓因灾荒无食而流离失所。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即便到了近代，上述情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
苑书义、董丛林二位先生所着《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一书中有关“小农家庭的经济状况”的讨论,根据乔启明对于1922至1925年间河北、河南、山西、安徽、江苏和福建六省的11个区县、13个调查点的2370农家的调查统计,以及同时期某外国学者的调查统计，参照1923年上海市场的一项平均米价，得出以家庭收入 135元计,仅能买1205斤米的结论,且指出即便按乔启明统计的平均每个家庭元计,也不过折合大约20斤米。
进而，他们运用恩格尔系数对上述统计材料进行衡量分析,得出结论：“从总体上看，当时农家生活水平很低，而北方地区要更低于 '中东部’地区。
而无论什么地方，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家庭的生活水平，是依次降低的。
”并且指出：“实际上，不论南方、北方,不论是沿海沿江还是广大内陆地区，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是普遍的。
如有记载，光绪年间在东南沿海的福建，‘丰年亦不足食，终岁啖红薯者十室而九’,[17]3云南富民县地方，‘贫寒者十之七八’，’其民甚苦，老既无帛可衣，幼复短褐不完，蒿目闾阎，殊堪叹息’。
[18]4 '佃户之苦,不必问其力作艰难,但观其居必草茅,不避风雨;食必粗粝,时杂糠秕；种种苦况,吞声独受。
偶有衣食完全,居处宽适者,不及百分之一 ’。
[19]5 像这样的情况，是就同治年间江苏的情况而言。
而江苏,我们知道还属相对富裕的 省份。
” [20]1苑、董二先生还引用“亲有见闻的外国人士”对当时中国北方农 民的描述：……在荒年，他们经常以野菜为食，甚至连野菜都找不着而成群饿时 死……在最好的年头，他们也是吃最低级的食物，穿着朴素的衣服。
他们的食物几 乎完全是同大豆或豆腐渣混合起来的高梁、 玉米及小米。
一块白面馒头便是一种 特别的款待，当然更难吃到任何肉食。
有一天一位贫农在叙述皇帝豁免田赋的时 候说道：“如果他是皇帝，他将成天都吃大饼，吃饱了就躺下休息。
这就是贫农对 生活享受的最高理想。
另一个贫苦的农民似乎也这样说过：如果他是皇帝，他将随 时他高兴把面条吃一个饱。
对于以高梁米为主食品的农民，毫无限制地吃面条， 旦一种理想的生活。
这些农民的家庭都是最简陋最不舒适的。
这些屋子一律是泥土筑成的三间矮房,屋顶是高梁杆，上面抹一层滑秸泥（用切细的麦秸调和的泥浆）。
中间的屋 子包括工作场所，里面可能有一捆麦草和一堆蔬菜，但一般是没有一点农具的。
两 边的屋子，每间里面都有一个占去整整半间屋子的土炕，白天供作座位，晚上用作 卧床。
一个小碗柜，一口衣箱，一面镜子,或许还有一个凳子（都是很脏的），就是房 间里的全部家具，有时屋角里有一两袋粮食。
墙壁一般没有粉刷过 ，地面就是土 地。
（《北华捷报》1883年8月3日，《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17 页）不过,他们指出：“当然,生活水平的弹性幅度很大，就非大灾大荒之年的 通常情况下来说，虽说不排除仍有一些极贫苦的农户连维持生计的最低限度也达 不到,生存都成问题，但就绝大多数农户来说,还是能够勉强度日的。
” [22]2而 根据李景汉1926年所作《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调查中所提供的挂甲屯 农户年食品消费金额分段统计资料所作的分析，苑、董二先生指出：“当时一般小农家庭,即使常年吃粗粮，也远不能尽足尽饱，所谓‘糠菜半年粮‘，当是这类家庭 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 [22]3以上苑、董二先生对前人研究的进一步总结分析， 对于揭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虽非“全面”，却显然是具有一 般性的意义的。
于此我们也不难想见，几千年来，中国的小农经济其实是非常顽强 的,完全已适应了其低投入-产出特性之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