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宗法政治体制

论中国古代宗法政治体制

在中国早期，国家初步建立之后，与西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那就是氏族血缘关系被保留和延续下来，并成功地将宗法制转变为宗法政治体制，而不是像古希腊那样，血缘关系被打破，出现了城邦林立的状况，在古希腊，存在多种政治体制，如斯巴达国王专权的寡头制；再如雅典政权相对分立的民主制；还有少数贵族统治的议会制等。中国上古时代生活于黄河流域的氏族群体，一直保持着浓厚的氏族血缘关系，这为宗法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后来演变为宗法制，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来分配国家权力，形成世袭统治。商朝中后期盘庚迁都之后，原本“兄终弟及”和“父子相传”两种世袭方式，逐步被较为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原则所替代，自此，原则上只允许正妻（王后）所生的长子才可以继承王位，这标志着宗法制已初步形成。

到了西周时期，宗法制的发展基本完备了，周代的宗法制有几个基本特征：其一，族分大小宗。宗族中，不是所有的宗派都是平等的，宗族中分大宗和小宗，周王是天子，于是，周王室是天下大宗，天子除了嫡长子以外，其他儿子皆被封为诸侯；此外，大小宗是相对而言的，诸侯对于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其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他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而卿大夫对于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其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亦是如此。其二，族内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中的大宗，大宗有各种权力，首先是对宗族成员具有统治权，后来，便将族权、政权、神权和夫权结合起来，形成严密的宗法体制。其三，嫡长子是法定的继承人，“立嫡不立长，立长不立幼”是其根本原则。周王、诸侯还是卿大夫、士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度，这是宗法制的核心规定性。而继承制决定了一整套土地、财产和政治地位的分配形式，保障各级贵族能够享受“世卿世禄”的特权，同时，利用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护政治关系的上下尊卑贵贱秩序的社会政治制度。其四，分封制与宗法制高度统一。分封制又叫“封邦建国”，周王将宗族姻亲和功臣分派到各地，广建封国，同姓亲族是分封的主体，而功臣、姻亲、殷商降族等是分封的属体；分封使诸侯国拥有在其封国内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但各诸侯国必须承认周王的权威，承担各种义务，成为维护周王室统治的屏障，即“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分封制使西周贵族集团形成了“周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序列。分封制是宗法制在政治上的体现，分封制是分配权力的制度，而宗法制则是分配权利的原则，是宗法制是分封制的血缘基础。

值得重视的是，宗法制和分封制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西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所形成的宗法政治体制的思想和观念不仅在古代各朝代有重大影响，而且，还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通过传统文化的传承，通过民俗文化的传播，至今让在影响着中国社会，是很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的。

第一，宗法与政体统一是宗法政治体制的根本特征。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复制宗法制的基本准则，宗法体制与政治体制不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且还具有结构上的相通性。

宗法制与分封制

其一，在宗族里，宗主具有各种特权，比如，宗主支配着家族其他成员，甚至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再如，父家长生前的权威在其去世后仍被敬畏，而祭祀祖先的仪式便是父家长特权的表现。又如，在财产上的特权，父家长拥有优先支配财产的特权，封地里的所有财产皆归“大宗”支配；此外，还有祭祀上的特权，例如，按照周代的规定，只有大宗才有祭祀祖先的权力，而小宗只能祭祀另立门户的始祖。如文王嫡长子姬发继位成为周武王，是天下的大宗，只有武王才有祭祀文王的特权。而武王之弟周公旦则不能祭祀文王，但是鲁国周公之后就祭祀周公。以此类推，在鲁国，只有伯禽及其嫡系子孙才有祭祀周公的特权。

在政体里，君主具有绝对权威，君权无法被超越的，君王可以独断专权，不受任何约束，不能被超越；臣下对于君王要绝对服从，君王的权威是不可冒犯的；君王的话就是圣旨，必须得到绝对的执行；君王是不会错的，错的只有大臣。宗主的权力和权威基本上皆被复制到政体中，成了君主的特权。

其二，在宗族里，宗法制具有严格的族规。而家规往往是族规的集中体现，因为宗族主要以家族方式来体现。而族权、祠堂、家谱等既是族规的体现，同时又反过来不断地对族规进行强化。祠堂主要供奉祖先的神主排位，表现着对祖先的崇拜，体现着前辈家长的权威性。而祠堂作为祭祀的主要场所，经常举行严肃的对祖先的祭祀活动，体现礼制。家谱是家庭的档案、经典以及家族法规的记录，同时也是保持和维护族规家规的重要手段。族权是族规所维护的基本权力形式，在族里是不可冒犯的。

在政体方面，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不受限制和约束，能独断专横地行使这权力而无相应的责任。君主独揽国家大权，用现在的观点看，是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君言即是法，号令如山，臣民要绝对遵行。族规转化成了君主政体的律法。比如，按宗法等级原则实行的分封制也成了最基本的政治法律，奠定了西周政权组织的基本形式，宗法制的法律规定直接成了政治律法，而周礼也成了西周政体的主要法律形式，周礼以“别贵贱”“序民人”为的是维护贵族统治体制，保证以周王室为代表的贵族的根本利益。

其三，宗法与政体统一体现在通过族规在传播道德观念、执行礼法上的作用，用以巩固君王的专制，维护统治秩序。同时，还体现在族规通过教化和惩罚的方式来维护统治秩序，保证社会稳定；体现在族规家规通过对其成员的约束来巩固统治秩序，大力协助地方政权消除干扰政权的因素，维护社会稳定。

第二，君主与君父的同一是宗法、政治统一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古代，政体上的“君主”，同时也是天下臣民的“君父”。“君父”被用来特指“天子”。唐元稹《赠田弘正父庭玠等》中曰:“朕以眇身，钦承大寳，为亿兆人之君父，奉十一圣之宗祧。”“君父”指国君，而“宗祧”一词既可指宗嗣，亦可指王位。鲁迅先生在《热风·随感录三十三》中说:“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这里的“君父”说的也是君王。由于宗法制观念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君王”也就是“君父”，二者是同一的。西周宗法制用血缘关系来维系政治上等级关系，宗族的凝聚性强化了政治上的贵族统治，这有利于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周王既是周氏一族的父系家长，同时也是天下臣民的“君父”，宗族、家族与与政体统一起来，宗族血缘关系的凝聚力成了政治体制上的团结力量。后来，“君王”同时是“君父”的思想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即便是分封制被冲破了，而这宗法政治一体化的观念也一直没有消失，继续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秦汉以后，皇帝多是以“天子”自居，视天下百姓为他的“子民”，而皇帝被称为“君父”，皇帝显然成了整个天下的父系家长。

第三，“家天下”与“父母官”的观念是政治复制宗族体制的典型观念。

中国历来有“家天下”的观念，实际上，这是把家族体制的结构和机制复制到政体上，君王将权力集中在一个家族，王室既是天下的第一家族，又是拥有天下的贵族的最高代表。在宗法制度里，父系家长是最高族权的掌握者，而在国家里，君王也是君父，既是国家权力的掌控者，又是王室家族权力的掌控者。“国”成了放大了的“家”。而“家”成了缩小了的“国”，家国一体，家国同构。

家国一体

“家”与“国”同一结构成了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结构特征，西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结构在中国封建社会被长期保留下来，家庭或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统一性甚至共同性，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国家，他们在组织机制和权力结构皆是相同的，都是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在家庭或家族内，父家长位尊权大；在国家里，君主的地位至尊，权力至上。因而，一方面，“家为小国”，家长在家庭中就像君主一样，古语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周易·家天下》）另一方面，“国为大家”，君主即是“君父”，是天下臣民的严父，朝中官员更是在国君这位“大家长”的管理下治理着国家。

同时，在全国各地，各级行政长官也象是“家长”一样，被百姓视为“父母”，成了“父母官”，即所谓“夫君者，民众父母也。”（《新唐书·礼三本》）在中国古代，一直有“父母官”的归属和救赎观念，民众很少有自主自觉自救的观念，都是朝廷的“君父”能为他们做主，同时也希望地方官能把他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他们不自觉自救，而总是寄托于“父母官”能够救赎他们。这种“靠官做主”情节是一种非常落后的奴性观念。由于宗法政治体制的基本观念的影响，皇帝一直被尊为全国民众的“君父”，而皇帝在各地所命名的官吏也就成了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内的“父权家长”的代表，于是，成了“父母官”。在“家国同构”的宗法政治一体化的理念下，君为国父，君与父互为表里；官为地方上的“父母”，成了当地的“家长”。中国古代在政治管理上强调，“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礼记·杂记》）。培养政治人才，必须先从学会管理家庭、家族开始，先齐家再治国。因而，儒家有一整套“修齐治平”的培养“君子”和“贤者”的理论。同时，这也表明，“家国同构”，“家天下”“父母官”等观念，便是宗法关系对于政体的渗透，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四，忠孝统一与王道三纲是宗法政治体制的根本性的伦理观念。

在中国古代，“忠”“孝”观念在整个伦理体系中的地位尤其显著，无论是朝廷还是家族、家庭里，“忠”“孝”观念都是被反复强调的。而“忠孝统一”便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在伦理观念领域的典型和集中的体现。对于君王的“忠”是臣民的根本信念，而“忠”从德性的角度看，其核心内容是为君王而尽心尽力，朱熹说：“尽己之心为忠。”（《中庸章句》）《忠经》曰：“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

忠孝统一

与此相应，“孝”是“忠”的一种实践方式或表现形式，从根本上说，“孝”也是“忠”，是对长辈们的“尽忠”。从德性上看，“孝”有两种伦理内涵：一是在宗教伦理方面的尊祖敬亲，敬奉祖先们；二是在家庭伦理方面的善事父母，同时也包括传宗接代。善事父母是“孝”的核心内容。

“忠”和“孝”具有统一性，从性质上看，两者都是伦理意义上的善德、善行。而从政治管理的角度看，“孝”是统一于“忠”的，孝敬观念服从于忠君观念，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常常牺牲“孝”而服从于“忠”。《孝经·开宗明义》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行孝与“事君”紧密结合在一起，“事亲”“事君”是统一的，“事君”常被看成是最大的孝，是尽孝道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事君”既是“孝”也是“忠”，所以，宗法上的基本诉求“孝”因此也成了政治上的一种要求，忠孝统一。一部《孝经》所强调的基本主题，就是“孝”通向“忠”，其中反复讲到“治”“顺”，行孝道才能“治天下”“顺天下”。

“家国同构”直接导致了家庭或家庭成员和国家子民品质上的统一，于是，“忠”“孝”有相同的基本义，历来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这与“修齐治平”其实也是统一的。“孝”自觉服从于族权，而忠绝对服从于王权，他们都顺从于宗法政治体制。《孝经》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忠和孝后来成为中国古代的道德本位和伦理本位的基本观念，对于维护君王统治具有重要影响。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把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孟子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进行发挥，依照他的“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进行改造，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