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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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作者:苏从舜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35期摘要本文着重分析了当前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立完善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和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和改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非法证据检察机关自侦部门作者简介:苏从舜,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
一、概述(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概念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顾名思义,就是经过一定的程序把非法收集的证据排除出刑事诉讼程序的制度。
修改后《刑诉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包括:收集证据的原则、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非法证据的调查程序和排除程序。
其中,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核心内容是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即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的原则和非法实物证据裁量排除的原则。
(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意义新刑事诉讼法设制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保障人权和规范办案两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价值上和结果上都否定了非法证据,削弱了侦查机关非法取证的积极性,从而减少了刑讯逼供、暴力、胁迫取证,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生命、健康、自由等基本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也包括证据收集的原则,在指导侦查、规范取证、提高案件质量方面也有重要意义。
但在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因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散乱分布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法律位阶较低、内容也不成体系、缺乏操作性。
现在,新《刑诉法》以基本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地位,并全面系统的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内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必将充分体现其在保障人权和规范办案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自侦工作的影响和挑战(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加大了自侦部门的取证难度一直以来,由于人员配备少、侦查设备缺乏等客观原因,相比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在收集证据方面一直处于劣势。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摘要:在具体的刑事诉讼中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须要查明证据取得的合法与否,由此控辩双方将围绕此问题展开证明活动。
控方应就取证的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辩方有权就侦查中的取证非法提出证据;侦查人员应出庭就程序是否合法进行说明。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侦查人员作证一、非法证据排出规则内涵分析非法证据,指以非法手段通过违反法定程序以及其他非正常的情形收集、提供的含有违法特征和残缺因素的证据,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
[1]在实践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首先确定具体某一证据是否为非法证据。
虽然非法证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但在证据排除规则中,通说均在狭义的基础上去理解它,即认为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
结合司法实践,确定证据是否为非法取得的证据即成为要点和难点。
对于法官来说,则面临的是如何确定该证据是否为违法所得的证据;而对于刑事诉讼的控辩双方则围绕着此问题展开讨论。
笔者试以探讨关于取证合法与否的证明责任问题,并鉴于我国目前仅有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法律依据,故本文以非法言词证据为切入点做出如下探讨。
在排除非法证据的审理中,采集的证据是否合法应当由谁承担,对于有争议的问题谁来对其承担举证责任,这在刑事诉讼中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2]二、我国关于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我国关于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从理论上看举证责任无非有三种选择:有控诉方证明、由被告人证明、由双方分别证明。
我认为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应该作如下分配:控诉方需承担证明其没有非法取证行为的责任;被告人无需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存在而承担证明责任,但是其必须对其主张的事实(即为非法取证行为的存在)承担其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具体而言,如下所述:1、有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况分析从立法上说,根据《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诉讼申诉案件规定》第17条:检察院有权审查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在办理该案件的时候无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篇一摘要:本文对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
首先,文章概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概念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
接着,通过分析具体案例,探讨了检察机关在适用该规则时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最后,提出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以期提高司法公正性和效率。
一、引言在法治社会中,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遵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保案件的公正、公平审理。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检察机关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
本文旨在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这一规则的设立旨在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确保司法公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刑诉法领域,对其他诉讼程序也有一定影响。
该规则的适用条件主要包括:证据的获取手段违法、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等。
三、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挑战与问题(一)挑战1. 法律适用难度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面广,具体案件情况复杂多样,检察人员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一定难度。
2. 监督力度不足:部分地区检察机关在监督非法证据排除方面存在力度不足的问题,导致部分违法证据得以进入审判程序。
3. 司法资源有限:检察机关在处理大量案件的同时,难以对每一起案件的证据进行详尽的审查和调查。
(二)问题1. 非法证据界定不清晰:当前法律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尚不清晰,导致实践中对某些证据是否属于非法证据存在争议。
2. 证据审查不严格:部分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时,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不够严格,导致部分违法证据被采纳。
3. 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检察机关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正当性分析[摘要]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增加了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自2013年新规定实施以来,围绕着侦查阶段如何排除非法证据这一课题,司法机关和学界都展开了探索和讨论。
对于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正当性,学界提出了质疑。
为了从回应学界的质疑,故立足于我国国情,从立法理由、我国司法权力配置和侦查行为合法性获得的角度,为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正当性提供辩护。
[关键词]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正当性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增加了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自2013年新规定实施以来,围绕着侦查阶段如何排除非法证据这一课题,司法机关和学界都展开了探索和讨论。
但在讨论中,学界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认为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其质疑焦点,既包括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机制本身的逻辑性,也涉及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正当性。
一、对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正当性的质疑《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由此款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立法机关对“排除非法证据、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视,其试图通过刑事诉讼各阶段的层层阻击来实现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目标,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2]立法机关的立法动机是好的,但有学者认为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做法存在逻辑矛盾,这使得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是“不可能的任务”。
[3](一)谁作为此阶段审查非法证据的主体即使不考虑上述外部原因,单从“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这一问题本身来说,就存在逻辑矛盾。
首先,证据非法和证据排除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判断证据非法是一个共性大于个性的问题。
[4]众所周知,大多数案件存在非法取证行为都发生在侦查阶段,按照常理,非法证据排除应该在审判阶段,即庭前会议或庭审中。
在侦查阶段就排除非法证据,这不符合习惯。
浅谈如何适用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制度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中采纳的规则。
该规则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逐渐为其他国家采纳。
在现代法治国家,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目标,这两大目标虽然在总体上是相互协调的,但仍然存在着不可协调的冲突,这在非法证据的排除上表现特别明显,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实务界。
就世界范围,通行的观点是对非法证据原则上应当排除。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意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于英美法系,其最本质的特征是非法获取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非法证据”的认定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就“非法证据”的认定,笔者认为应把握如下几点:(一)非法证据是指取得证据的手段非法,重在强调侦查人员取证的手段非法。
我们通常所说的证据的合法性包括:取证程序的合法性、证据形式的合法性及取证主体的合法性,因此非法证据应当是一种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
但是应注意的是:不合法的证据不等同于非法证据,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外延差异。
根据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界定,形式不合法不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畴,排除规则排除的是取证手段、取证程序不合法的证据。
(二)非法证据不仅仅局限于非法的言词证据。
非法证据从广义上包括四种证据:一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二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三是其他以违反程序手段获得的证据;四是“毒树之果”,即以非法言词证据、非法实物证据为线索而取得的证据。
可见,非法证据涵盖了法定的七种证据。
所谓排除,是指该非法证据应摒除在刑事诉讼之外,也即该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存在,不得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流通。
有学者认为,排除非法证据不等于该证据不能被使用,只是不能用作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依该学者之意,非法证据可以使用,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非法证据可以使用。
笔者认为,这有所违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之目的──维护程序正义、以程序护人权。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理解与适用来源:说刑品案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改革要求,严格落实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等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程》)。
《非法证据排除规程》共计36条,重申中央改革文件对非法证据范围的规定,重点针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适用中存在的启动难、证明难、认定难、排除难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规则和流程,有助于审判人员进一步树立规则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发生。
一、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排除方式1.明确被告人供述的排除规则。
对被告人供述合法性的认定是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程》重申中央改革文件对非法证据范围的规定,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威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方法收集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同时,《非法证据排除规程》重点强调了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及两种例外情形: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但下列情形除外:(一)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主动发现等,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被告人自愿供述的;(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2.明确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的排除规则。
采取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方法收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仅严重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而且通过非法取证所刻意制造的虚假印证,极易导致冤假错案。
《非法证据排除规程》明确,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刑诉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研究刑诉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研究引言:在刑事诉讼中,证据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法庭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依据。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搜集到的证据可能存在非法性或不合法操作的问题。
这就引发了关于是否应该排除非法证据的争议。
本文将重点探讨刑诉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以期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非法证据的概念与特点非法证据是指在搜集、保管或使用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证据,其违法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违反了人权保护原则,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违反了搜集证据的程序规定,损害了刑事诉讼的公正性与正当性。
非法证据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违反法律规定:非法证据违背了搜集证据的法律程序,不符合法律对证据的要求和规定。
2. 影响客观公正:非法证据可能具有误导性,对法庭的认定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冤错案件的发生。
3. 侵犯人权:非法证据搜集过程中可能涉及侵犯当事人的人权,如非法搜查、非法拘禁等。
二、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与适用条件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公正性、法治原则与人权保障而确立的法律原则。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严格排除原则:对于以非法方式获得的证据,法院应予以排除,并不能用于指控被告或作为判决的依据。
这一原则主要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非法证据的误导性及对案件公正的影响。
2. 原则例外:在特殊情况下,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法院可以适度放宽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
这包括紧急情况下的紧急检查、证据的大意义等情况,但应予严格限制和审查。
3. 结果导向: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应以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为基础,不能因非法证据而导致对真相的遗漏或误判。
如果非法证据对查明案件真相起重大作用,法院有权权衡利弊,并适度考虑其对案件的重要性。
三、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问题1. 证据异议及合法性审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对涉及自身权益的证据提出异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案例分析题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第一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第二条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
(2)申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时间第五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
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
(3)申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第六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4)公诉人举证第七条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a)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b)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c)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d)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经依法通知,讯问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
e)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质证、辩论。
(5)休庭和延期第八条法庭对于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必要时,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
第九条庭审中,公诉人为提供新的证据需要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的,法庭应当同意。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00260《刑事诉讼法》考前重点复习一、选择题1.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制定法+司法解释+国际条约。
主要法律渊源为刑事诉讼法;除此还有宪法、法律(刑法、监察法等), 宪法是根据。
2.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1)告诉才处理的案件;A.侮辱诽谤;B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件(导致被害人死亡的除外);C.虐待案件(造成重伤、死亡的除外);D.侵占。
(2)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3)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 且有证据证明曾经提出控告, 而公、检不予追究的案件。
3.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1)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的;(3)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的;(4)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 采取监视居住更为适宜的;(5)羁押期限届满, 案件尚未办结, 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4.审判组织包括独任庭、合议庭, 是指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具体组织形式。
包括如下两种形式:(1)独任庭: 有1名审判员独自审判案件的审判组织。
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 3年以下刑罚, 可以合议庭或独任庭;对超过3年, 合议庭审理;独任审判过程中, 可以转为合议庭审理;是否独任审判以及独任法官的指定, 由院长或庭长决定。
(2)合议制: 由3名以上审判人员组成的审理案件的审判组织。
5.对于不立案决定的复议: 对公安机关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 如果控告人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后7日以内向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7日以内作出决定, 并书面通知控告人。
控告人对不予立案的复议决定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7日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核申请后7日以内作出决定。
6.延期审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 调取新的物证, 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2)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 提出建议的;(3)由于当事人申请回避而不能进行审判的。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及意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原则上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采纳。
既包括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也包括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产生于美国,最初只针对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而进行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1966年的米兰达案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扩大到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
此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广为接受。
我国在2010年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在司法层面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这标志着我国在人大立法层面上正式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一)非法证据的界定和排除范围何谓“非法证据”归结起来有狭义说与广义说两种观点。
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之所以不合法,是因为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内容,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这四个方面之一不合法,而造成证据不合法;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由于法定人员违反法定程序,用不正当方法收集证据材料,而致证据不合法。
按照广义说的定义,非法证据应该包含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如物证、书证等;二是用非法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证人证言等;三是以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言词证据为线索获得的证据,此种证据被称为“毒树之果”。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吸收了2010年六部委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非法证据概念的界定,将非法证据分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大类别。
案例背景在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是指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搜查、抽取、固定、检验、鉴定、认定等环节获得的证据。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非法证据是不允许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被告人和辩护人有权利向法庭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下面将以一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案例为例,详细介绍案件的背景、过程和结果,以展现该程序的代表性和启发性。
案件名称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案例分析案件背景该案涉及被告人李某在某商场盗窃行为。
据公安机关调查,商场监控录像显示李某进入商场并将一件衣物放入自己的包中,然后试图离开。
保安等工作人员当场将其拦截,随后将其交给公安机关。
案件过程1.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收到报案后,进行调查取证。
在审查李某的行为轨迹的过程中,发现了商场监控录像,录像中显示李某的行为,这成为公安机关的主要证据。
2.侦查终结:侦查阶段结束后,公安机关起诉李某,并将相关证据提交给检察机关。
3.诉讼阶段:李某的辩护人在审查案卷时,发现商场监控录像的获得过程可能存在违法行为。
他认为,商场录像的获取并无合法依据,涉嫌违反了李某的合法权益。
4.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的起草:李某的辩护人根据实际情况,起草了一份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
在申请书中,他详细列举了商场监控录像的获得过程,并指出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5.法庭审理:在法庭上,李某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并提出了排除商场监控录像作为证据的理由。
辩护人认为商场监控录像的获得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关程序,应当排除。
6.判决结果:经过法庭审理后,法庭确认商场监控录像的获得是违法的,属于非法证据。
法庭认为该录像的排除并不会导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产生严重影响,因此,法庭决定排除该证据,并作出判决:李某无罪。
案件结果最终,根据法庭的判决,李某被认定为无罪。
商场监控录像被排除作为证据的决定,为李某的辩护赢得了胜利。
同时,该案也成为了其他类似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典型案例,为类似案件的辩护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民司法|刑事案件中排除合理怀疑及⾮法证据排除的运⽤⽂章来源于:知更鸟刑辩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民司法2016.02.035)【裁判要旨】案件是否排除合理怀疑,⾸先看指控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否都有确定、合法的证据予以证实;其次要看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对抗的情况以及是否能将对抗解除;此外,还要看案件证据是否符合证明责任分配、⼝供补强及当⾯质诘等证据规则要求。
【案号】⼀审:(2013)渝五中法刑初字第00069号⼆审:(2014)渝⾼法刑终字第00175号排除合理怀疑及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民司法2016.02.020)【裁判要旨】对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认定应当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性,才能认定为证据确实、充分;对⽆法查实犯罪⾏为发⽣时间的,在适⽤新旧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时,应当基于有利于被告⼈的考虑坚持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同⼀犯罪⾏为,应遵守禁⽌重复评价原则,不可既作为⼊罪标准⼜作为法定刑升格标准予以双重评价。
【案号】⼀审:(2014)沪⼆中刑初字第16号⾮法证据审查、处理的标准及原则(⼈民司法2016.05.004)【裁判要旨】对以⾮法搜查收集的物证、事先可能威胁了被告⼈的审讯录⾳录像、指事问供及在多项书证中夹带伪证等隐秘性强、评判标准模糊的证据,如何审查及处断,⽬前鲜有论及。
笔者认为,应当遵循查明侦查机关取证的过程是否客观真实,审查中贯彻直接⾔词证据原则,最终以相当理由判断合法与否的标准及原则,认定前述证据为⾮法证据并坚决予以排除。
【案号】⼀审:(2010)穗中法刑⼀初字第20号⼆审:(2012)粤⾼法刑三终字第251号重⼀审:(2013)穗中法刑⼀重字第16号⼆审:(2014)粤⾼法刑⼀终字第351号⾮法证据应当排除重复供述(⼈民司法2016.05.014)【裁判要旨】⾮法证据是否应当排除重复供述,法律对此未作明确规定。
重复供述的可采性关键在于其与原始供述之间因果关系的紧密程度。
是否排除重复供述,核⼼在于⾮法取证⽅式是否影响了供述的任意性。
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事诉讼法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健全和完善的标志之一,将其运用于侦查阶段,更凸显了我国在排除非法证据上的决心和勇气。
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强化监督,转变侦查人员的固有观念,提高素质,以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阶段的适用,保障人权。
标签:刑事诉讼侦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刑诉法第54条第二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通过该条款,我国试图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用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尤其是进行大胆的尝试与创新,将非法证据排除提前至侦查阶段。
对于这一创新设计,从刑事法理论的角度加以考量,具有很高的合理性。
但是,具体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却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是指凡属以非法的侵犯被取证人合法权利的方式取得的证据而在刑事诉讼中加以排除。
取证时没有侵犯被取证人的权利,仅仅是证据本身不符合法律的形式,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的对象。
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这方面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保护人权、防止警察违法,侵犯个人的宪法性权利方面的措施,又是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提供补救的措施。
刑事警察在与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中经常要实施强制性措施,限制人身的自由,搜查和扣押与犯罪有关的物品,采集与犯罪有关的证据。
因为这牵涉到个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警察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否则就是非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警察起到了教育和警示的作用,使他们意识到某些不适当的行为可能导致他们所得到的证据被排除,这样,他们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如果因为非法证据被排除而致使罪犯漏网,这个责任不能归罪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因为如果警察在收集证据过程中不违法,则不会发生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从而不会发生非法证据排除的现象。
法律和整个社会是期望警察依法办事的,法律和整个社会是要求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理的。
因为警察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发生了违法现象才产生了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这不是规则本身的错误,而是收集证据者违法行为所造成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不仅在于阻止警察的违法行为,而且还在于体现了司法的尊严。
前者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工具性价值,而后者自身就体现了法律是不可侵犯的和法院不偏袒政府的侦查起诉部门的公正性和尊严。
如果法院允许非法取得的证据在法庭上作为定罪的证据使用,法院也就参与和鼓励了警察的非法行为。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从法院作为公正的机构和自由的守护者的尊严考虑,法院不应当卷入这种“肮脏的交易”。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置还在于为了保护人权,这也是其主要价值之所在。
在刑事司法中,对人的尊重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作为刑事司法中的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尊重,二是对社会所有成员的尊重。
如果没有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尊重,即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确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通过法律正当的手续介入嫌疑人、被告人的某些权利,则社会所有的成员都有潜在的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有人的权利都有可能被侵犯或剥夺。
这就必然与个人所持有的自由权、财产权和隐私权发生冲突。
如果对这种冲突不加以限制,使其处于无序状态,所有的社会成员就没有安全感,整个社会将是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程序公正及实体公正的平衡。
非法证据之取得,一定是损害程序公正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损害实体公正。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一定有利于程序公正,排除得愈彻底,愈能在这个问题上体现程序公正。
由于排除的非法证据可能是虚假的,也可能是真实的,故我们又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排除了非法虚假证据,有利于实体公正;排除了非法真实证据,可能不利于实体公正。
如果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同样重要,二者的合体为司法公正,则似乎可以用数学的方法得出这样的结果:即排除非法证据从总体上分析有3/4有利于司法公正,1/4不利于司法公正;从任何一个个案分析,排除非法证据仍然是有利于程序公正。
二、侦查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的必要性侦查环节是对证据进行收集和固定的重要阶段,也是非法证据最容易产生的阶段。
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权时负有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举证责任,提出的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质疑,负有证明证据合法的义务。
这就要求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证据合法性进行严格的审查,在侦查终结之前就将非法证据排除。
1.保证实现侦查目的的需要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
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依法先行拘留,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逮捕。
”可见,在我国,侦查的基本任务就是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缉捕犯罪嫌疑人、追缴赃款赃物、保障无罪的人不被追究刑事责任、防范控制犯罪、减少刑事案件的发生[1],其目的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
而非法证据的存在无法保证实现侦查的任务,与侦查的目的背道而驰。
在侦查过程中,非法证据的形成会使侦查人员对案件事实形成错误认识,并可能贻误战机,导致无法查明案情,不能缉捕真正的犯罪行为人,难以追回赃款赃物,还极有可能使无罪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防范控制犯罪的任务更是难以完成。
2.有利于提高侦查效率近年来,司法程序效益原則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侦查是一种法律活动,理应把效益原则放在重要位置,并接受该原则的指导。
非法取证作为侦查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可以用侦查效益原理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得知非法证据对侦查活动所起的负作用。
侦查机关在进行案件调查、收集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势必要投入一定的警力、财力、物力等侦查资源,如果收集证据不合法,致使证据在后来的起诉、审判环节被排除,或者说因违法收集证据导致错案发生,把无辜者当成犯罪嫌疑人,最终移送起诉,就会产生波斯纳提出的“错误成本”,即错误的司法判决会导致资源的无效益使用,是一种资源浪费[2]。
在我国侦查资源稀缺的情况下,非法证据的存在无疑会给这种情况雪上加霜。
另外,非法取证也会使公众产生对法律制度的不信任感和对行为规范的误解[3]。
3.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整个刑事诉讼中,侦查程序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威胁最大的阶段。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不仅是国家对个人的保护,同时也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本身的保护。
任何人在面临刑事追诉时要有正当的理由和一系列的保障,这样才能使社会大众生活在安定、祥和、有序的环境中。
从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犯罪嫌疑人所处的特殊地位,其合法权益和正当的诉讼权利最容易受到侵犯,特别是在我国现行的侦查程序运行中,除逮捕、延长羁押期限等需要批准外,拘留、搜查等大部分侦查措施均由侦查部门单独实施。
为了获取案件的相关证据,侦查机关更容易侵害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一些侦查人员,将刑诉法视为保证实体法实施的工具,而忽视了刑诉法本身的程序价值,也在一定程序上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在侦查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路径选择1.转变侦查人员的固有观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也被社会的管理者和立法者所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于2004 年被写入宪法,新刑诉法也贯彻了这一理念。
可以说,人权观念已经充斥了从政治国家到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
伴随着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和法治理念的不断普及,重实体、轻程序,重国家、轻个人的文化理念也在随着法治的发展而转变,这必将给我国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特别是在侦查阶段实施该规则提供适宜生长的阳光雨露和广袤沃土。
但是,文化理念的转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美国,传入亚洲国家是近二三十年人权意识高涨的结果,亚洲国家法治教育与守法观念的成熟度,与美国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一步到位地套用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然引发文化冲突。
因此纵使各国学界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保障人权上的价值,但仍需思考如何引进的步骤,以避免冒进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4]。
从国家层面来说,在尽职尽责履行处罚罪犯、扼阻犯罪以维护社会秩序,并藉此保障民众安全的职责的同时,要时刻防止公权力的行使侵犯民众权益,特别是侵犯“并非犯罪者”的权利,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高举人权保障与法治治国的大旗,在自由与秩序之间进行公正的权衡。
从一般民众层面来说,要摒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应观念,在注重结果公正的同时亦注重程序的公正,给国家、政府和公安司法机关一个宽容的社会舆论环境。
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使人权之树在我国的大地上茁壮成长,使法治之魂深入内心,以人权和法治作为终极目标,把个体的人从国家观念、群体观念的树荫下解放出来,注重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
2.完善相关配套制度2.1明确排除的具体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第54 条虽然规定在侦查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但是,这一规定却并没有明确排除的主体、程序等具体内容,而且,整个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都是围绕法庭审理进行的。
在公权力的行使遵循“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原则之下,这样的规定恐怕只能成为“纸面上的法”。
因此,对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制度设计应当通过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加以明确,使得操作程序明确化,即明确规定由谁来排除、程序如何启动、由谁来主持、依据何种标准进行审查等。
2.2完善检警关系。
改变目前检警分离的模式,重新配置检察权和侦查权,构建一种检察控制侦查的检警关系模式,使得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处于专业性较强、法律知识丰富和素养较高的检察官的控制之下,使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落到实处。
通过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及时、有效的行使,来对侦查机关侦查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和科学性进行有效引导、规范和监督,从而减少或者避免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的产生。
具体来说,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的制约性权力,如公安机关的拘留、逮捕、扣押、冻结、搜查等强制性的侦查措施应当得到检察机关的审查同意;保障检察机关的知情权,使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在检察机关的视野中进行;赋予检察机关对实施违法侦查行为人员的制裁权,如停止其职务等实质性制裁[5]。
2.3设计合理的考核制度。
偵查人员之所以铤而走险采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除了观念制约、舆论压力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现存考核制度背后折射出的利益驱使,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利用利益驱使手段激发工作积极性,这本身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