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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的概念越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陶瓷窑址，即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的越窑遗址。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而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直至宋代显赫一时。
越窑以其独特的瓷器制作工艺和卓越的艺术品质而闻名于世。
越窑的概念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指越窑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即越窑所在的地理位置以及它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
二是指越窑的陶瓷制作工艺和瓷器特点，即越窑所独具的制作技艺和创作风格。
首先，我们来介绍越窑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
越窑地处于中国的江南地区，位于长江、钱塘江和新安江的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这个地区的齐贤山被誉为“中国古代制瓷之母山”，具有丰富的陶土资源，有利于制作优质的陶瓷制品。
关于越窑的历史渊源，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
在东晋时期，越窑开始逐渐兴起，并于隋唐时期达到鼎盛。
隋唐时期是越窑的黄金时代，越窑的陶瓷制作工艺得到极大的发展和完善，瓷器的艺术品质更趋成熟。
唐代的瓷器制作技术突破了以往的传统，瓷器的设计、造型和装饰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在宋代，越窑的瓷器创作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宋代的越窑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精湛的造型和细腻的装饰而备受赞誉。
尤以青瓷为代表，其特点是色泽苍翠，并以青绿色釉面闻名。
宋代越窑瓷器的发展对中国古代陶瓷制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世界陶瓷制作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我们来了解越窑的陶瓷制作工艺和瓷器特点。
越窑以其独特的陶瓷制作工艺和精湛的瓷器技艺而闻名于世。
首先是陶瓷制作工艺。
越窑采用高温烧制技术，瓷器的烧制温度较高，可以达到1200以上。
这种高温烧制使得瓷器的质地更加致密，坚硬耐用。
其次是瓷器的特点。
越窑瓷器的最大特点是釉色纯净而均匀，釉面晶莹剔透。
越窑釉料主要有青绿色、白色、黄色等，其中以青瓷最为著名。
青瓷是越窑最具代表性的产品之一，以其鲜艳的青绿色釉面和独特的装饰纹样而闻名于世。
此外，越窑的瓷器形制也非常丰富多样。
其代表性的器型有瓜形瓶、八仙瓶、唐三彩等。
浅谈唐代越窑青瓷对外来文化和工艺的借鉴与吸收唐代越州窑生产的青瓷，是我国古代瓷器生产历史上重要的一yy级产品。
它不仅在工艺技术方面具有较高的瓷质和完备的工艺流程，还在图案和造型方面表现出了浓郁的文化特色。
越州窑的青瓷不仅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认可，还远销到了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对唐代文化和对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从越州窑青瓷的形制、工艺技术、纹饰图案等几个方面，探讨其在对外文化和工艺方面的吸收和借鉴。
一、形制：融合中原与海外文化的艺术表现越州窑生产的青瓷的形制，基本上是以中原地区为主体，同时融合了海外文化的影响。
这样的形制表现，不仅表明了唐代中国社会的多元和开放，也反映了唐代人的审美和文化观念的变化。
青瓷的盘器，表现出了既简约又精美的特点。
其造型大多是浅圆口、壁不高、平底，表面石墨斑点交错，质地厚重，形成石头的形象。
同时，越州窑青瓷的盘器在其造型上，也受到了中亚、西域国家的影响，在造型上加入了一些外来的特点。
例如，第一个尝试采用铸模法的盘器，在采用了铸模工艺后，青瓷的成品吸收了伊斯兰铜器的造型特点，刻画出了大胆简洁的线条，表现出了浓郁的异国情调。
这样的盘器出口到了海外国家和地区后，受到了良好的市场反响。
二、工艺技术：继承和创新的融合越州窑青瓷的工艺技术，传承着唐代晚期的梅岭窑或者坊子窑的青瓷生产工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完善。
这种继承和创新的融合，充分体现了唐代人民在工艺技术创新方面，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变革的勇气。
青瓷的成本有三个要素：瓷土、水、火。
越州窑青瓷在瓷土的选择上，采用的是当地的粘土和沙子混合的工艺，充分发挥了当地资源和技术的优势。
在水的使用上，越州窑青瓷特别强调水的纯净和澄清，采用山泉水，充分挖掘了资源的自然优势。
在火的使用上，越州窑青瓷窑火力更加旺盛，以达到完美的烧制效果。
青瓷的釉面表现出了光泽度高、色彩稳定的特点，更是在其他工艺方面进行了精益求精的追求，使得青瓷的美学价值更加完善。
汉代青瓷的文化艺术意蕴瓷器的发明与烧造，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一项重要贡献。
从商代中期开始烧造出了原始青瓷，经过西周、春秋战国、秦代、西汉的发展，到东汉中晚期浙江地区的古越窑就生产出了具有现代瓷器基本要素的成熟青瓷，又历经六朝艺术青瓷阶段、唐代越窑秘色青瓷阶段、宋代龙泉窑青瓷阶段的不断发展演进，青瓷的发展跨越了3000多年的历史，而且在宋代以前青瓷一直在瓷器发展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
由此我们可以说，青瓷在整个瓷器发展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
在青瓷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汉代青瓷又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这一时期正是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发展转变的重要历史节点。
汉代，包括西汉、东汉，共计426年。
在整个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汉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至今还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汉代青瓷，是汉文化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它有着深厚的文化艺术意蕴，值得我们今天去发现、认识和研究。
朴拙典雅的造型。
瓷器造型在不同时代或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往往会在一件瓷器的造型上留下制作这件瓷器的那个时代特定的文化印记。
汉代青瓷在四百多年的汉文化发展基础上形成了独具风格的造型艺术，具有质朴、典雅、秀美和大气的特点。
汉代青瓷主要器型有鼎、盒、壶、钫、钟、瓿、碗、盘、盏、钵、洗等。
汉代青瓷造型一方面学习摹仿了商代、西周、春秋战国青铜礼器的造型风格和特点，另一方面又在瓷器的实用性和造型艺术的结合上有新的突破。
图1为西汉越窑青瓷三足蒜头瓶，图2为西汉越窑青瓷三足直颈瓶，图3为西汉越窑青瓷三足盖鼎，图4为西汉越窑青瓷瓿，这四件汉代青瓷在造型风格和艺术上更多的是摹仿了青铜礼器，但从每个单体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每件作品的造型是那么朴拙和典雅，器型外观线条是那样优美和流畅，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给人以美的享受。
汉代青瓷造型从西汉初期到东汉结束，也是不断变化的过程。
汉代初期的青瓷造型一般在器型的底部都置有三足或高圈足，到西汉晚期和东汉初期各种青瓷底部都基本上变为平底和矮圈足了。
浅谈唐代越窑青瓷对外来文化和工艺的借鉴与吸收【摘要】唐代越窑青瓷是中国古代瓷器的珍稀代表之一，其在外来文化和工艺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独特的风格。
本文通过分析唐代越窑青瓷的特点、外来文化和工艺对其的影响，以及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和工艺的方式，探讨了越窑青瓷如何融合外来因素并发展壮大。
文章总结了唐代越窑青瓷对外来文化和工艺的借鉴与吸收的重要意义，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这些探讨，可以更好地理解唐代越窑青瓷的历史价值和重要性，为研究和保护这一珍贵文化遗产提供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指导。
【关键词】唐代越窑青瓷, 外来文化, 外来工艺, 借鉴, 吸收, 文化交流, 跨文化影响, 文化传播, 文化融合, 艺术历史, 文化传承, 研究意义, 研究方向1. 引言1.1 背景介绍唐代越窑青瓷作为中国古代瓷器的珍贵遗产，因其独特的工艺和美丽的造型而备受推崇。
唐代越窑青瓷是中国南方越州（今浙江绍兴）地区的一种特殊瓷器产品，其制作始于唐代中期，兴盛于唐代后期，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
在唐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和贸易交流日益频繁，外来文化和工艺对中国瓷器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
唐代越窑青瓷的出现，既受到本土传统工艺的启发和发展，又深受外来文化和工艺的影响和借鉴。
外来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使得越窑青瓷在造型、纹饰、釉色等方面展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同时也为中国瓷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的元素。
通过对唐代越窑青瓷对外来文化和工艺的借鉴与吸收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瓷器产业的历史发展进程，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为传承和发展中国瓷器工艺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1.2 研究意义唐代越窑青瓷是中国古代瓷器的珍贵遗产之一，其对外来文化和工艺的借鉴与吸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通过研究越窑青瓷借鉴外来文化和工艺的方式，可以深入了解唐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揭示中国古代瓷器工艺的发展轨迹。
越窑青瓷如何吸收外来文化和工艺的精华，可以为当今瓷器工艺的创新与传承提供借鉴和启示，对于繁荣发展我国传统工艺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我是小小解说员作文越窑青瓷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小解说员，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越窑青瓷。
你们知道越窑青瓷吗？别看它只是一块小小的瓷器，但是它可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哦！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越窑青瓷的来历吧。
越窑青瓷是中国古代陶瓷烧制技术的一种代表，它的产地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境内的越窑遗址。
越窑青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段时间里，越窑青瓷不仅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还远销到了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瓷器之一。
说到越窑青瓷的特点，那可真是数不胜数啊！它的釉色非常的漂亮，呈现出一种淡淡的青绿色。
这种颜色既清新又自然，让人看了心情愉悦。
而且，越窑青瓷的釉面非常的光滑，手感非常好。
你摸一摸，就会发现它的质感非常细腻，仿佛是一件艺术品一样。
越窑青瓷的造型也非常独特，有的是盘子形状，有的是杯子形状，还有的是壶形状等等。
这些造型既有实用性，又有观赏性，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
当然啦，越窑青瓷不仅仅是一件美丽的艺术品，它还有很多实用价值。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喝茶、喝酒等等。
而且，越窑青瓷还有很好的保温性能哦！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里，你手里拿着一杯热茶，感受着越窑青瓷带来的温暖和舒适，那种感觉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总之呢，越窑青瓷是中国古代陶瓷文化的瑰宝之一。
它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希望大家在欣赏越窑青瓷的也能够更加了解和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哦！。
第七讲：越窑青瓷的文化意义和世界影响越窑青瓷的文化意义一般地说，佛教是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
以前学术界对北传考察较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通过对江南早期佛教造像的深入研究后，相继提出了“佛教南传之路”、“佛教自海路传入中国”的崭新观点，在具体的论证中，越窑青瓷等早期艺术品无疑为刷新人们的眼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19世纪中后期,一位德国的地质学家载着对东方文化的钦羡,先后七次来到中国,渡过死海,越过沙漠,在长达几万公里的文化之路上艰难行进,最终用血汗铸成三卷本的《中国》一书,他就是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V.Richthofen1833—1905)．李希霍芬第一次用“丝绸之路”的概念将中国近五千年的文明史锁定于世界文化网络之巅．正是基于此，一个世纪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Silk Road Expedition）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Roads of Dialogue）,这一举措进一步奠定了中国丝路文化在世界学术界的坚实地位。
一、越窑青瓷中西域胡人形象与佛教文化的早期传播越窑青瓷上堆塑的西域胡人形象十分令人瞩目，透出了别样的历史信息。
他们是古代江南与西域文化交融的重要物证，人们得以窥见被岁月烟云遮蔽了的一段历史印痕。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孤立的看问题，因为西域胡人的形象并非越窑青瓷所独有，它是广泛出土于东南沿海的一类艺术形象。
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广州地区西汉晚期墓中就出土了西域胡俑，表明早在纪元前后，西域胡人已经通过海路进入我国沿海地区。
大约东汉以来，西域胡人形象在各地的画像石、摩崖造像、堆塑罐等载体中殊为多见。
就浙东而论，最早见于东汉的越窑青瓷中，吴晋时出土最多，但成分复杂。
据李刚先生研究，越窑青瓷中的西域胡人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如上虞百官隐岭东汉墓出土的一件胡俑头，表面施黑釉，高20厘米，带尖顶帽，帽侧面有一穿孔，帽子前后左右各划线一条缝合缀线痕，帽子有两条系带。
越窑青瓷学徒-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越窑青瓷作为中国古代陶瓷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艺术价值。
它是中国历史上陶瓷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代表了中国古代陶瓷制作工艺的巅峰之作。
越窑青瓷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更为后世的陶瓷制作工艺和艺术造诣提供了宝贵的源泉和精神支撑。
在中国古代，瓷器由于其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一直备受推崇。
而越窑青瓷则以其一流的品质和高超的制作工艺在陶瓷界享有盛誉。
其釉色独特，青翠欲滴，釉面平整细腻，与其它瓷器相比更加出彩。
越窑青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采用了独特的釉色配方和制作工艺，使得瓷器表面呈现出质朴、大气而又独特的青色。
这种青色给人一种宁静、怡然自得的感觉，追求精神境界的人们对其崇拜有加。
在制作工艺上，越窑青瓷也有其独到之处。
它采用了高温烧制的方法，使得瓷器的质地更加坚硬、致密，敲击发出清脆的声音。
同时，越窑青瓷还采用了细腻均匀的釉料覆盖，使得瓷器的表面平整光滑，给人以润泽之感。
制作越窑青瓷需要经历多个复杂的工序，需要熟练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
因此，越窑青瓷的制作工艺对传承和发展后世的陶瓷制作工艺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越窑青瓷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其艺术价值上，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古代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习制作越窑青瓷，需要徒弟们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娴熟的技艺和不懈的努力精神。
通过徒弟制度的传承，越窑青瓷才能从一个时期传承到下一个时期，绵延不绝。
学徒们以跟随师傅学习为基础，通过实践、模仿和创新，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为越窑青瓷的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越窑青瓷作为中国古代陶瓷的珍贵遗产，其概念之独特、工艺之精湛以及文化之繁荣无疑令人惊叹。
同时，学徒制度对越窑青瓷传承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
通过学徒制度，越窑青瓷得以世代传承，保持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艺术魅力，为后世陶瓷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2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旨在说明整篇文章的组织结构和内容安排，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的逻辑框架。
青瓷读后感文化传承的瑰宝《青瓷读后感：文化传承的瑰宝》青瓷是中国传统陶瓷的代表之一，其独特的工艺和瓷质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
阅读了《青瓷》这本书之后，我深刻地感受到了青瓷所蕴含的文化传承的瑰宝。
本文将从青瓷的历史、工艺和意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青瓷对于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和价值。
一、青瓷的历史传承青瓷的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东汉时期，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
青瓷以其独特的瓷质和色彩而备受推崇，成为古代中国瓷器的代表之一。
《青瓷》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青瓷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让我对青瓷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青瓷的工艺特点青瓷之所以能够成为瓷器中的瑰宝，离不开其独特的工艺特点。
青瓷采用了高温烧制的方法，使瓷体的密度更加均匀致密，同时还能保持其自然的清新色泽。
此外，青瓷的釉色鲜明并且具有耐热、不易磨损的特点，使得青瓷可以流传至今，并在艺术界和收藏界享有盛誉。
三、青瓷的意义和价值青瓷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青瓷在历史上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器物。
同时，青瓷还代表着中国古代陶瓷工艺的精湛和瓷器文化的繁荣。
通过阅读《青瓷》，我深深感受到青瓷这一文化的代表性存在，对于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通过阅读青瓷的历史，我了解到青瓷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制作工艺。
作为一种重要的陶瓷艺术品，青瓷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古代文明的繁荣和进步。
在现代社会，虽然青瓷的制作工艺已经不再是主流，但是青瓷的独特韵味和文化内涵却依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青瓷的传世之处在于其无尽魅力和自然之美。
青瓷瓶、盘、碗等器物以其特有的风格和造型吸引了无数的冶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瓷也是一种象征和寓意的载体，它所传达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引发了无数人的关注和思考。
总之，青瓷作为中国传统陶瓷的代表之一，其独特的工艺和瓷质成为世界瞩目的对象。
通过阅读《青瓷》这本书，我对青瓷的历史、工艺和意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第七讲：越窑青瓷的文化意义和世界影响越窑青瓷的文化意义一般地说，佛教是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
以前学术界对北传考察较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通过对江南早期佛教造像的深入研究后，相继提出了“佛教南传之路”、“佛教自海路传入中国”的崭新观点，在具体的论证中，越窑青瓷等早期艺术品无疑为刷新人们的眼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19世纪中后期,一位德国的地质学家载着对东方文化的钦羡,先后七次来到中国,渡过死海,越过沙漠,在长达几万公里的文化之路上艰难行进,最终用血汗铸成三卷本的《中国》一书,他就是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V.Richthofen1833—1905)．李希霍芬第一次用“丝绸之路”的概念将中国近五千年的文明史锁定于世界文化网络之巅．正是基于此，一个世纪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Silk Road Expedition）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Roads of Dialogue）,这一举措进一步奠定了中国丝路文化在世界学术界的坚实地位。
一、越窑青瓷中西域胡人形象与佛教文化的早期传播越窑青瓷上堆塑的西域胡人形象十分令人瞩目，透出了别样的历史信息。
他们是古代江南与西域文化交融的重要物证，人们得以窥见被岁月烟云遮蔽了的一段历史印痕。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孤立的看问题，因为西域胡人的形象并非越窑青瓷所独有，它是广泛出土于东南沿海的一类艺术形象。
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广州地区西汉晚期墓中就出土了西域胡俑，表明早在纪元前后，西域胡人已经通过海路进入我国沿海地区。
大约东汉以来，西域胡人形象在各地的画像石、摩崖造像、堆塑罐等载体中殊为多见。
就浙东而论，最早见于东汉的越窑青瓷中，吴晋时出土最多，但成分复杂。
据李刚先生研究，越窑青瓷中的西域胡人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如上虞百官隐岭东汉墓出土的一件胡俑头，表面施黑釉，高20厘米，带尖顶帽，帽侧面有一穿孔，帽子前后左右各划线一条缝合缀线痕，帽子有两条系带。
其脸部特征主要是深目高鼻，鼻梁较长，额部与下颌较窄，脸庞狭长，颧骨略显，络腮胡须。
李刚先生认为属于典型的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主要来自古罗马及地中海东部一些国家，他们多擅长魔术和杂技，曾陆续来到中国献艺。
所以东汉、三国、两晋时期越窑青瓷堆塑罐上那些头戴尖顶帽耍杂技的胡人，极有可能来自这些地方。
第二类胡佣的面部特征为大眼，鼻子高而大，颧骨略显，多须，脸庞较窄且中部突出，属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他们主要来自南亚次大陆及孟加拉湾东北沿岸地区。
其中如鄞县东汉墓出土的“蒜头壶”堆塑器，器座上塑有两个胡人，一人在前手牵异兽作回首顾盼状，另一人随后手牵猎获的猛虎，当为喜爱猎虎娶亲的古印度泰米尔人，他们也擅长杂技，故而在器柱上塑有攀高、倒立的两个胡人。
从文献上求证，最早具体提到东西海路交通的《汉书.地理志》，描述了从今广东海路经中南半岛、东南亚前往“黄之国”和“已程不国”的海路。
“黄之国”应为今印度南部东海岸泰米尔那度省的首府马德拉斯以南的建志补罗，“已程不国”应为今斯里兰卡，这两地均为泰米尔人聚居地。
西汉以来，“黄之国”人曾多次万里迢迢向中国贡献海外物产，他们辗转来到东南沿海殊有可能。
第三类多见于江浙一带出土的越窑青瓷堆塑罐上，面部特征与第一类近似，有的戴尖顶帽，有的带船行帽，也有的头上披巾，其中上虞五驿三国墓出土的一胡人，手持一种叫乌特的拨弦乐器，此种乐器为阿拉伯半岛所持有，亦流行于土耳其、伊朗等地。
上虞崧厦三国墓出土堆塑罐上的6个胡佣，帽式各不相同，其中有一顶帽子的帽圈是用网格纹布带缠绕而成，中间隆起，与今阿拉伯等地民族的传统装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这类胡人当主要来自阿拉伯半岛及波斯湾北岸的一些地区。
这些西域胡人，他们的衣着打扮、乐舞姿态、表情动作完全不同于汉民族。
他们多数是从海路迁徙过来的，以经商、卖艺甚或传教为生。
他们的大量涌入，有意无意地将异质文化播入民风浮薄的东南沿海地区，至今在东汉以来西域文化已渗透到浙东地区。
西域胡人的到来，首先是带来了域外的商品。
1998年，鄞县高钱村钱大上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串琉璃珠项链共269颗，呈腰鼓状，晶莹剔透，光泽亮丽，其中一枚胸坠，长2.6厘米，中间束腰，蓝色透明，小巧精致。
据专家鉴定，这类出土的琉璃珠乃早期的玻璃器，当时我国还不能制作如此精致纯洁的项珠，仅域外才有，所以，它应属于海外的舶来品。
依据越窑青瓷，其时西域胡人开始进入宁波活动，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将两者联系起来看，宁波发现的海外商品极有可能是西域胡人带入境内的。
其次，西域胡人的到来，丰富了沿海人民的艺术活动。
从越窑青瓷上的造型看，西域胡人形象大多塑造了他们的一些从艺动作，他们姿态各异，有舞蹈、杂技，或奏箫抚琴、或拨弦吹笛，异彩纷呈。
尤其是箫，于汉吴间倡行于丧葬仪式中，可能与胡人有关。
然而他们给予中国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还是佛教文化。
如“玺堵波”是佛教出现、流前分布最广的佛教象征物和崇拜物，鄞县出土的东汉黑釉“蒜头壶”，有学者认为其特殊造型应是佛教“玺堵波”的变形，上塑西域胡人、若干鸽子和一只鸵鸟，显然象征了一种西域文化。
上虞东汉墓出土同类型的褐釉堆塑器，下部为覆钵行塔身，器身上下分别塑有若干鸽子和3只坐熊，顶上的那只鸽子造型较大，其宗教寓意昭然若揭。
如果这个观点得以成立，那就意味着佛教文化观念和艺术可能早已在东汉通过西域胡人为中介先行传入了浙东。
佛教能在江南这样的滨海地域得风气之先，是因为海外交通发展的缘故。
梁启超曾非常直接的说：“举而要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有海,……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
凡此皆足证明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
”（1）只是东汉堆塑器上佛教文化的含义还不是一目了然的，后人必须对之进行一系列的文化解码程序后，才能感受到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的内容，所以我们把东汉越窑青瓷传播佛教文化视为隐性传播方式，这也是佛教南传的原初阶段。
二、越窑青瓷中佛教造像与佛教文化的早期传播越窑瓷器受佛教的影响，据考古资料表明约在三国时期。
1990年3月在浙江绍兴福全镇王家山遗址出土的三国时期越窑瓷罐，明显受佛教影响；这是一件越窑青瓷器，直口、平唇、斜肩、鼓腹、平底微内凹；肩部是联珠纹，斜方格网纹，间隔弦纹组成的花纹带，肩两旁置竖耳一对，另两旁堆贴小佛像各一个；佛像结跏跌座，螺发肉髻，脸部方正，身披袈裟，双手置胸前，执佛珠一串，上有头光一圈。
东吴西晋时期，我国长江中下流地区的砖室墓中，经常出土带有佛教色彩或内容的器物。
如果说上面所述器物的佛教意义带有隐性色彩、其遮蔽的内容尚让人难探究竟的话，那么这一时期佛教文化在江南已是赫然登场了。
在手工艺品上，它主要附丽于青瓷器皿（包括日常用品和明器）和铜镜身上，图形是简单的，也没有以单独的形象出现，和此后单独雕铸作为供养的佛教不同，但它的意义却不可等闲视之。
因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留下在江南的早期造像，佛教只有在其造像传入后才真正踏上它在异国的蓬勃发展之路，越窑青瓷对于佛教文化也由隐性一变而为显性和具象的传播，这对于了解早期佛教的传播状况，及人们对这一外来宗教的认识程度等，都有重要的价值。
我国佛教造像首先是在南方兴起的，据阮荣春先生考察，川地以汉代为多，鄂地以三国为多，江浙一带以三国至两晋为多，在时间上西早东晚，亦即汉末的四川首先引发佛教造像，然后顺势东下，向吴地传播。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江浙地区的早期佛教见于日用青瓷的，如1987年成嵊州大塘岭东吴永安六年墓出土的一件尊，中腹的辅首间贴塑有3尊盘座佛像；1986年南京雨花台长岗村吴末晋初墓出土一件釉下彩盘口壶，上腹部贴塑有2尊佛像，佛像背有项光，端坐于双座莲花座上。
当然，佛像最多见的是在堆塑罐上，而堆塑罐的原产地主要在浙江越窑的中心上虞、始宁一带，瓯窑、婺窑所出数量较少。
在堆塑罐上开始出现佛像堆贴，大致在东吴中晚期，堆贴的部分一般在器物的肩部和腹部，贴于腹部的一、三尊不等，贴于肩部的，有的往往绕罐一周，有的置于二层的阁楼之中，周围伴有跪拜僧人或乐人及幻人。
佛像的数量多寡不一，模制而成，形式无多大变化，大多作结跏跌坐，身披袈裟，头后有背光或项光，下有狮子座、莲花座。
从造型上看佛像所着通肩衣的衣纹紧贴肉身，一道道V行衣纹清晰可见，头顶上均有肉髻，与印度马土腊（秣菟罗）艺术风格相一致。
（1）如余姚马渚乡青山夏王宅村出土东吴时代堆塑罐，上层除堆塑罐阙、飞鸟、鼠、五官外，另塑佛像5尊。
嵊县春联乡乌石弄出土青瓷罐，直口，鼓腹，平底。
肩部置四个横系，贴佛像四尊。
西晋时期，堆贴佛像的堆塑罐更为常见。
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西晋三足尊、直身平底，腹壁饰连珠纹、斜方格纹一周，三尊佛像等距离贴塑于斜方格网带上，佛像头顶有佛光，作结跏跌坐式。
显然，这些佛像的大量出现是佛教在东吴流行的必然结果。
越窑青瓷上的佛教造像应是外来宗教渐为江南人民接受和认同的反映，它的地位不如此后单独雕铸作膜拜用的佛像，这是当时佛教初传江南的基本特征。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堆塑罐上常见佛道杂糅、混同的现象。
如江苏南京出土东吴晚期彩绘双系盖壶，盖贴塑一鸾鸟为钮，周围绘两柿蒂纹及四组人首、鸟、仙草纹图案；颈部绘异兽7只，肩贴塑四铺首、两佛、两共命鸟，三者排列相间，整齐有序；腹部分两层贴附，有持节羽人21人，上层11人，下层10人，两两相对，高低交错，其间插绘飘忽欲动的仙草纹；盖内及盘口内外皆描绘仙草、云气、连弧、弦纹。
（2）彩绘图案的整体布局显然是以道教为中心而又容纳了佛教，氤氲着浓郁的神怪气氛。
余姚城北出土西晋堆塑罐，颈部塑15尊佛像，肩部饰7尊，佛像高3厘米，头顶有佛光，作结跏趺坐式。
腹部贴塑6个骑神兽仙人。
余姚郑巷五联克山西晋墓出土堆塑罐，其龟趺纪年碑有“西晋元康四年九月越州会稽”字样，表明了其产地和生产年代。
楼阙之中塑佛9尊，紧挨颈部，分为两层，上3下6，佛高4厘米，头顶螺状肉髻，有佛光，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
腹部贴塑等距离三个骑神兽仙人以及凤凰等图案。
慈溪鸣鹤乡龙潭山西晋墓出土堆塑罐，通高47厘米，堆贴繁复，造型生动，罐上百鸟云集，麒麟、凤凰荟萃，还有8个仙人骑着麒麟，也有佛像6个。
总之，堆塑罐上常见的佛道并列这一现象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从工艺的角度看，它把东汉会稽出产的画像镜的神仙、神兽题材推进到仙佛混杂的新阶段，但从社会意识看更具价值。
因为一种外来文化要传播或移植地区的本地文化，在激烈的碰撞中不得不认同和接受本土文化的滋养。
初传江南的早期佛教混迹于道教中自有其不得已之处，这首先是因为道教在本区域的存在早于佛教，先声夺人，而且因为当时的江南世家大族多信奉道教。
谁都不会否认，秦、汉、吴、晋时期，浙东仙风炽烈，四明山、天台山为神仙之窟宅，产生过诸如刘樊升仙、刘阮遇仙等著名仙话，浙东还是道教思想的发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