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政

乾隆初政“宽严相济”，这是乾隆总结了康熙、雍正几十年统治经验而得出的政治理论，也是他用以纠正雍正苛严作风的思想武器。

乾隆统治初期，他反复阐述、运用这一理论，开辟自己的政治道路，逐步地形成了有别于康熙、雍正的统治格局和作风。

作者简介戴逸，192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本文刊发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1期。

原标题为《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

有删节。

可以说：乾隆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的一个幸运儿。

他寿登上考，活到88岁。

在位期间，国力强盛，四海升平，经济、文化、发展鼎盛。

他以强大的武力和比较正确的政策，平定西北，保护西藏，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华的版图。

他完成“十全武功”，编纂《四库全书》，六次巡幸江浙，五次普免钱粮，文治武功，臻于极盛。

到了后期，尽管社会矛盾激化，反抗烽火遍起，外国殖民主义者叩关而至，咄咄逼人。

但是，终乾隆之世，清朝还能够控制全面的局势，长时期承受内外压力，维持着强大的外貌，屹立于东亚。

乾隆的一生，顺境多，逆境少；胜利多，挫败少；六十多年，他进退人物，生杀予夺，叱咤风云，指点河山，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研究乾隆一生的活动和是非功过是一项重要的、长远的任务。

本文只对他即位登基后最初几年内的政局变化、政策措施和统治方针，作介绍评述。

乾隆的初政对他以后六十年的统治格局和施政作风的形成，是极有关系的。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雍正皇帝去世，刚满25岁的乾隆即位。

他继承了一份也许会使所有帝王感到歆羡的基业。

因为，经康熙、雍正之后，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秩序安定，人口和财富迅速增加，国力蒸蒸日上，一片升平的气象。

所谓“国家继绪百年，累洽重熙，至于今日，可谓承平无事”。

而且乾隆登基，授受合法，平稳接权，没有一点波澜。

回想13年以前，他父亲雍正接位时，矛盾尖锐、争夺激烈、刀光剑影、喋血萧墙的情景，人们不免会打寒战。

就是他的祖父康熙、曾祖顺治当皇帝的时候，冲龄践阼、孤立少援、外有劲敌、内有强臣、主少国疑、基业未稳，情况也是相当危险的。

为了皇冠的争夺，历史上有过多少诡谲的阴谋，肮脏的交易，明枪暗箭，血雨腥风。

乾隆却侥幸地躲开了这类帝王登基时常有的情形。

他这时已长大成人，有了相当的知识和经验，不是可以听凭摆布的小绵羊。

他的继位，名正言顺，毋可争议，所以平稳过渡，诸事顺利。

他是雍正当时活着的诸子中年龄最长、最有才干的一个，又受祖父康熙皇帝的宠爱。

关于康熙喜爱乾隆的故事，清朝的官书、野史、笔记中记载甚多，绘声绘色。

未来，老年人喜欢小孙子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值得渲染的。

可康熙皇帝和常人不同，和别的皇帝也不同，真是“帝王家庭怪事多”。

他生了55个儿女，长大成人的有28个，有97个嫡孙，还有数以百计的孙女、外孙、外孙女、曾孙辈。

老皇帝晚年闹家务事，儿子们相互火并，这且不说。

他有这么多的儿女孙曾，面貌能否认得清？名字是否记得住？恐怕是个问题。

大概只有一些聪明出众的小孩子才能邀皇祖的青睐，博得恩宠。

就在康熙死去的这年，他到胤禛（雍正）的赐园圆明园“镂云开月”去赏花，见到了12岁的孙子弘历（乾隆）。

这个聪明伶俐、才华初露的小孩子，书课娴熟，应对得体，立刻讨得老皇帝的欢心。

以后弘历被带进宫去，陪伴祖父。

康熙读书、写字、办事、批折、巡幸、围猎、弘历总在他的身边。

时间虽然只有半年，可这段恩遇成为乾隆一生津津乐道的光荣史，甚至也是他攀登皇帝宝座的一块垫脚石。

据乾隆后来回忆：“予幼龄仰蒙皇祖恩眷，养育宫中，俾得日侍左右、亲聆训言。

盖圣鉴洞烛至今，隐有付托之意。

”似乎康熙意中看上了12岁的乾隆，要把江山托付给他。

这种说法，未必符合事实，至少康熙钟爱乾隆，是乾隆后来绍登大位的重要政治资本。

所以，雍正即位，很快就决定传位给乾隆。

元年八月，雍正书写弘历的名字，指定为继承人，藏在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

后来雍正的传位诏书中说：“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

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今既遭大事，著继联登基，即皇帝位。

”这时候，算得上政治清明，八方无警，国泰民安。

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中给皇权造成严重威胁的种种势力，如母后、外戚、宦官、朋党、权臣、强藩等被削弱到最低程度，丝毫不可能威胁或牵制皇权。

乾隆的帝位，有磐石之固。

国内没有强大的反对势力，没有严重的水旱灾荒，没有大的抗清起义，没有紧迫的经济财政问题；吏治方面，经过雍正的整顿和养廉制度的实施，贪污行为有所敛迹，行政效率有所提高。

西北地区，虽然存在着强大的准噶尔割据政权，征战连年，不久前还经过两次大战（1731年和通泊之战、1732年光显寺之战）。

但雍正去世以前，清廷中央正在和准噶尔议和，关系已经缓和。

乾隆继位，双方互派使节，加紧接触和谈判，达成了和平协议，西北得以撤军，清廷的军事压力和财政负担大大减轻。

惟有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之后，善后措施不当，贵州的苗民，群起反抗，形成一片混乱。

这是雍正死后需要立即处理的最迫切的遗留问题，但毕竟是局部问题。

乾隆即位以后，撤换了前线的将帅，部署兵力，很快把苗民的反抗镇压了下去。

总的说，乾隆继位时，没有爆炸性的危机，也没有不能解决的棘手问题。

可是，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国家的强盛与安定也是相对而言的，不同类型的社会有着不同类型的问题和弊端。

如果要问：乾隆继位时，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是什么？那就是：雍正统治十三年，实行铁腕政治，诛戮宗室大臣，打击异己分子，惩治贪官污吏，手段严酷，产生了副作用。

不少人无辜被杀，横遭迫害；不少人罪轻罚重，家破人亡；不少人株连受累，含冤莫伸。

封建专制政治，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善政，即使本意是要纠正一种不良的风气，也会产生另一倾向的弊端。

何况雍正的政令峻急、刑法苛严，人们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祸从天降，怀着惴惴不安的恐惧心情，社会和官场弥漫着紧张气氛和不满情绪，这对封建统治者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乾隆对此必定是有很深体会的。

雍正后期，乾隆已长大成人，封宝亲王，参与政务，他对父皇的政治措施是看得很清楚的。

他既钦佩父亲的才干、魄力、手段，但对雍正的猜忌苛严也有所不满。

当然，作为皇子，他不会、也不敢公开表示出来，可是在他一篇习作的课业中无意中透露了他的心情。

这篇课业的题目是《宽则得众论》，写于雍正后期，收在《乐善堂全集》内。

《乐善堂全集》所收都是乾隆青年时代、未当皇帝以前的作品。

文章中大加赞扬宽大政治，其中说：“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这是一篇值得玩味的文章。

当时，人们在苛严的政令下，动辄得咎，惶惶不安，乾隆却说应该“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这是不是有感而发的呢？他指责为“褊急”、“刻薄”的秦始皇、隋文帝，“程石观书”、“躬亲吏职”，岂不是无意中在为父皇作写照呢？可以推想，雍正虽然钟爱乾隆，并决定传位给他，但对父子间的性格差异，政治分歧并非毫无觉察。

据乾隆说：“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

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

”乾隆初年，为了缓和紧张的政治气氛，调节矛盾，改善各方面的关系，对雍正的政策做了较大的改变和调整。

他在元年颁布的谕旨中明确宣称：“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

……朕即位以来，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

”任何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在他个人起居、嗜好、交往方面，往往有许多昏聩糊涂的举动，雍正帝也是如此。

他接近佛道，相信修炼术，宫廷内豢养一批道士，给他炼长生不老的金丹，雍正晚年多病，大概由于服食丹药引起慢性的汞中毒，甚至，这可能就是他死亡的原因。

乾隆对于父皇身边的这批骗子手十分痛恨，即位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道士们驱逐出宫。

他说，“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今之中南海北海）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

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

皇考向联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

今联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

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乾隆匆匆忙忙地采取这一行动，并竭力为雍正洗刷辩护。

倒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暴露了雍正对修炼术的迷信。

雍正一生中最受指责，难于被人谅解的是他对兄弟宗室的处置。

这是因继承帝位而引起的残酷斗争，不管雍正的继位是否正当、是否合法，但他对自己兄弟手足实在太残忍了。

他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是被康熙禁锢的，雍正自然不会释放他们，两个人都被监禁至死。

他最恨八弟允禩、九弟允，被禁锢削籍，改名阿其那（狗）、塞思黑（猪），百般折磨，秘密处死。

三哥允祉、十四弟允禵也永远囚禁。

五弟允祺之子弘升、七弟允祐之子弘曙被削去世子，连雍正的亲生子弘时，小小年纪，也被削宗籍、宗室中或因不肯附从、或因其他罪状，被杀被关、夺爵削籍、抄家流放的不计其数。

社会上对这场兄弟阋墙、家庭惨变，暗下传布种种流言，对雍正的政治声誉损害极大，在乾隆的心灵上也形成了创伤。

乾隆即位，这场斗争已时过境迁，当年强大的反对势力被诛戮殆尽，雍正的胜利已不可逆转。

乾隆虽不便为父亲的政敌公开平反，但适当地缝隙补过，实行宽大处理，不会带来政治动荡，相反，却能够树立新皇帝仁慈宽厚的美好形象。

因此，即位一个多月，就旧案重提，连发许多谕旨。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发出的第一道谕旨说，允禩、允禟得罪已死，但他们的子孙也是天潢支派，屏弃宗牒之外，处理过重。

“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

”新皇帝的倾向性已很明确，那场令人胆战心惊的骨肉相残，已成过眼的烟云，是不是可以总静地、更合乎人情地重新处理呢？他要官吏们各抒己见，实际上是要大家做好翻案的思想准备。

隔了两天，另一道谕旨命令宗人府查明因罪革退之宗室觉罗，分赐红带、紫带，载入玉牒。

一大批得罪的皇子皇孙，可以恢复名号，重见天日了。

又过了两天，许多被禁锢的王公宗室，包括新德、新福、云乔顺、宗教、鄂齐、丰库、裕伸、德存、勇端、讷尔苏（此人即曹雪芹的姑父、原封平郡王）、广宁、扬德、华玢等释放回家。

乾隆也没有忘记昭雪已死去的三哥弘时，承认弘时的皇子身份，收入谱牒。

几个月之内，还有许多重要的王公宗戚如延信、苏努、乌尔古，阿灵阿的子孙，恢复原来的身份。

短短的时间内，乾隆了结了这场历史公案。

他小心翼翼，尽量维护雍正的威信，只是对罪犯宽大处理，并非平反全部案情。

特别是对允禩、允禟的处理，政治上最为敏感，乾隆把它长期搁置起来，直到晚年，才为他们作了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