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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就现阶段中国的国情来看，走城镇化道路利于提升中国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发展。
推行城镇化改革是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的重要方式，城镇化的改革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是一个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的过程。
它能够提升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公共服务的水平，提高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看，能够激发市场活力，鼓励民间投资；从社会方面来看，能够促进社会公正；从民生方面来看，能够构筑基本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目前，我国形成的城镇化体系不甚合理。
越来越多的大型城市和一线城市人口过于集中，甚至过分拥挤、交通堵塞、污染严重，房价过高，居民生活负担重、质量差，“城市病”越来越突出。
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经济发展乏力，缺乏有竞争力的产业，对转移人口的吸引能力不强。
很多农村城镇化地区已经聚集了大量人口，但是城镇功能十分不健全。
同时，政府太过于注重经营城市，而公共服务意识比较淡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
城镇政府普遍地对常住居民提供差别化歧视性公共服务，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尤为突出。
因此在对待中国城镇化问题时，尤其应该注意以上问题。
首先，中国城镇化要做到“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以人为本实际上涵盖两个人群，第一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是这一轮城镇化的最大受益群体。
第二个群体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城市居民，第二是农村居民。
这两个群体也将因为城镇化的过程而获益。
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中央财政未来应该在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构筑基本的安全网，起到兜底的作用，各地根据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基本思路和体制机制2012年11月15日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作者：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新阶段我国推进城镇化的基本思路和重点任务在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面对的情况十分复杂，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非常突出，各地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推进城镇化这一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正确的思想方法，抓住重点，积极有秩序地稳步推进。
第一，确保城镇化速度与质量并重。
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发展方向要由单纯速度向速度与质量并重转变，城镇化进入以推进深度人口城镇化为特征、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
城镇化速度与质量并重，意味着既要保持一定速度，更要注重质量，要在保证城镇化质量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从当前的情况看，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积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逐步解决半城镇化问题。
目前，有1.6亿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镇，但并没有解决市民化问题，半城镇化是造成农民工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要按照因地制宜，分布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坚持两手抓：一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一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二是要以人为本，妥善解决城市病问题。
要提供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的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优先解决城镇人口的就业、安居、教育、医疗、交通等问题，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
三是要转变城镇发展模式，提升城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要加强城乡不同类别的空间管制，大力推进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促进城镇集约紧凑发展；要围绕提升城镇发展软实力，加快城镇服务功能建设；要加强城镇综合管理，建立统一、协调、高效、合理的城镇管理体制，提高城镇管理服务水平。
四是要加强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要适应新型工业化的要求，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和模式；要积极探索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途径和方法，妥善解决三农问题。
五是要建立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确保城镇化健康发展。
科学制定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将城镇化质量纳入政绩考核、重大事项督查范围，强化城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城镇化政策解读推动城市化进程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进程加快，城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
为了引领和推动城市化进程，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城镇化政策。
本文将对城镇化政策的实施目标、主要内容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作用进行解读。
一、城镇化政策的实施目标城镇化政策的实施目标是为了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政府希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目标：1. 促进经济发展：城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提升城市化水平可以带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为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实现人口流动和资源配置优化：城市化进程可以促进人口流动，将农村人口转移为城市居民，实现人口的优化配置和流动。
此外，城市化还能够通过集中利用城市资源，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最优利用。
3. 促进城乡差距缩小：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可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
二、城镇化政策的主要内容为了实现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城镇化政策。
这些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城市规划建设：政府加大对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投入力度，鼓励城市的综合发展。
政府通过引导城市建设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推动绿色建筑和生态城市的建设，提高城市品质和居民生活质量。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提高城市的交通、供水、供电、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水平。
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
3. 城市人居环境改善：政府加大对城市环境的改善力度，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和人居条件。
政府通过整治城市污染源、改造老旧小区、提升城市绿化水平等方式，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
4. 城市公共服务提升：政府加大对城市公共服务的提升力度，提高居民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水平。
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公共服务领域，推动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均衡发展。
中国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制度分析辜胜阻 李正友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
本文结合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演变背景,对比分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城镇化发展模式,剖析了自下而上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制度创新、培育要素市场、合理布局和可持续发展几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自下而上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
作者辜胜阻,1956年生,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正友, 1973年生,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转轨时期中国重大社会经济制度创新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过程实质上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所谓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
制度变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自下而上的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变迁。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变迁模式: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
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是政府按照城市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运用计划手段发展若干城市并安排落实城市建设投资的一种政府包办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则是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发动的一种由市场力量诱导的自发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 。
80年代以前,中国的城镇化是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为背〔美〕R.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84页。
辜胜阻主编《中国跨世纪的改革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页。
中国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制度分析景,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政府在决策中处于主体地位,企业和个人基本上没有决策权。
在政府主体与非政府主体参与制度安排的社会搏弈中,由于政府主体在政治力量对比与资源配置权力上均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是决定城镇化方向、速度、形式、战略安排的主导力量。
我国城镇化基本特征和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1、我国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我国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成为城镇居民，或者原有城镇居民改变职业，成为非农业居民的过程。
我国城镇化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规模巨大。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城镇化规模巨大。
我国的城镇人口规模已经超过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50％。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镇化体系之一。
（2）速度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规模迅速增长。
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城镇化进程更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从1987年至1996年，城镇化率从26.4﹪上升到了30.6﹪。
（3）不平衡性。
我国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差异很大。
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高于西部地区。
这与我国工业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致的。
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存在差距。
（4）产业劳动力构成比例变化快。
在城镇化过程中，从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逐渐减少，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逐渐增多，我国就业结构不断改善，城镇化能够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
2、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随着城镇化的快速进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城市建设严重滞后。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市建设严重滞后，城市基础设施、居住、环境卫生、交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
城市水、电、路、桥等基础设施投资显著不足，城市公用事业设施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逐渐显现，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
（2）城市经济结构单一。
我国城市经济结构大多以重工业为主，城市经济产业结构偏重，缺乏多元化发展。
这种单一产业结构严重制约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3）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不高。
虽然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但是在城市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生活条件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城市基本设施和文化生活配套不够，城市社会日益紧张。
（4）农村人口进城社会适应不足。
由于农村人口进城社会适应不足，城市的治安、文化、教育等方面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中国城镇化研究报告中国城镇化研究报告摘要：中国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告旨在通过对中国城镇化的研究，分析其现状、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为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提供参考。
一、城镇化现状中国城镇化进程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60%以上。
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建设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但同时也存在着城市化不平衡、社会福利不均等问题。
二、城镇化问题1.土地问题：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导致农民收益较低。
如何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保护农民权益，是一个重要问题。
2.户籍问题：户籍制度是制约农民工进城的重要因素。
户籍制度导致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福利，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也面临巨大压力。
3.社会问题：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福利不均等问题突出。
城市中存在着很多不适应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和低收入群体，给城市治理和社会稳定带来了许多挑战。
三、城镇化发展方向1.土地制度改革：应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土地经营权益，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2.户籍制度改革：应放宽户籍制度限制，建立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工享受城市化带来的福利。
3.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建设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城市生活环境。
4.城市管理能力提升：加强城市治理能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推进社会福利均等化。
结论：中国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然而，城镇化进程中也存在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需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能力提升来推动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城镇化进程的可持续发展，为全体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体制变革的过程这是中国城镇化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1、城镇化是政府主导的。
政府规划、配制资源，基础设施改造也好、新城建设也好、新区开发也好，全部是政府主导，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在国外不存在的，国外是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城镇化是一个市场化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中国城镇化的主导力量是自上而下。
我们当然也有一些民间城镇化的例子，比如像大家很清楚的浙江温州龙岗，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民造的小城镇。
还有北京郑家庄的温都水城也是一个农民自我城镇化的一个典型。
但是，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城镇化的大格局当中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
2、中国有户籍制度。
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有，一个是北朝鲜，一个是非洲的一个小国家贝宁，其它所有的国家都没有户籍制度。
而户籍制度不仅限制农民和城市人口的流动，同时也限制城市之间和农村之间人口的流动，户籍制度实际上是一个反城镇化的制度。
土地公有制度。
（1）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很大的特点，农民集体土地必须通过政府低价征收为国有才可以进入城镇开发。
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政府剥夺农民的土地权益有一个制度的基础，因为我们的制度就是这样设置的。
（2）土地不能流动，所以因素无法流动，阻碍了城镇化，我们的土地制度也是反城镇化的。
中国的城市是一个等级化的行政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机会严重的不均等。
（1）中国的城市是分等级的，高等级的城市管理低等级的城市。
比如省辖市、省会城市下面管着几个县级市，还要管着一些小城镇。
等级越高，城市越大，这是第一个特点。
为此，上级政府、上级城市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攫取下级城市的资源，因此一个结果是高等级城市的公共服务远远高于低等级城市的公共服务。
最好的是等级最高的直辖市，比如北京、上海，其次是省会城市，再其次是地级市，再其次是县级市，最次是小城镇，这就是中国等级化的城镇管理体制导致了城市的等级化的公共服务水平。
这是一个特点，它和国外的城市不一样在哪儿？国外的城市是平等、自治的，大城市不能管小城市，大城市和小城市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资源是通过责权利严格界定的，小城市的资源不能上交给大城市。
中国城镇化的机制分析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展迅速，城镇化率已经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9年的60.6%。
然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有着许多机制和因素的影响。
本文将对中国城镇化的机制进行深度分析。
1. 政策机制政策机制是城镇化的核心和关键，因为政府制定的政策可以直接影响城镇化的进程。
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许多城镇化政策，例如土地使用政策、户口制度改革、城镇化规划等。
这些政策带来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提高了城镇化的速率。
例如，户口制度改革取消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户口限制，让更多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在城市生活、发展和工作。
此外，城镇化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化发展。
2. 经济机制经济机制在城镇化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城镇化加速了城市的人口和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发展城市的新经济和旅游业。
城市可以更好地整合各类资源，发挥更好的经济效益。
此外，城镇化也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增加带动城市消费和投资的提高，从而推动城市的发展和经济增长。
然而，城镇化也依赖于宏观政策、市场环境和城市资产等要素，城市开放程度、资本流动、聚集效应等因素都是城镇化扩张的经济基础和条件。
3. 社会机制社会机制是城镇化的辅助和推动因素，城镇化加强了城市居民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增强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和职业发展的机会。
城市的文化和教育设施也更丰富和多样化，这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较好的人才和科技支持。
此外，城镇化促进了城市居民的文化和艺术交流，在城市文化的基础上，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4. 环境机制环境是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城市环境对城市吸引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巨大。
城镇化的发展，必须同时保证城市的生态和环境质量，以防止城市环境的恶化和代价。
城镇化的密集化和分散化，可以为城市的经济和人口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城镇化改善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与保护，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城镇化建设和规划要倡导绿色、可持续、节能的理念和方法，以实现城市生态、文化和经济的协同发展。
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的路径与机制探索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与此同时，城镇化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
然而，相比于西方国家的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具有独特的特点和挑战。
如何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路径与机制，成为了当前的重要问题。
城镇化路径的确定在城镇化路径的确定上，中国采取了“新型城镇化”战略。
这一战略的主要特点是“人本导向、质量优先、循序渐进、共建共享、绿色低碳”，旨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良好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共赢。
具体来说，新型城镇化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城乡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产业互动。
在城市建设方面，新型城镇化要推进“城市群”建设，促进城市间利益的共享，以及区域资源的共同开发。
在人口迁移方面，新型城镇化注重转移就业人口，但也要实现“积极引导、有序推进、因城施策、分类指导”的原则。
在保障环境方面，新型城镇化要推进绿色低碳建设，以及全面整治城市环境和生态环境。
城镇化机制的建立除了确定城镇化路径，还需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机制。
与此相关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机制，二是城镇化管理和服务体系。
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机制上，中国为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
例如，探索多元化投融资机制、统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发行城市建设投资债券等。
此外，中国还鼓励社会资本入股、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在城镇化管理和服务体系上，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城市规划和管理、土地管理、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机制、城乡统筹发展机制等。
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规范城市化进程。
此外，还需要加强城市基层服务能力建设，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与效率。
结语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的路径和机制建设任重而道远，除上述措施外，还需要在人民群众、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方面持续探索和创新。
中国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制度分析辜胜阻 李正友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
本文结合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演变背景,对比分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城镇化发展模式,剖析了自下而上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制度创新、培育要素市场、合理布局和可持续发展几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自下而上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
作者辜胜阻,1956年生,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正友, 1973年生,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转轨时期中国重大社会经济制度创新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过程实质上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所谓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
制度变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自下而上的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变迁。
¹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变迁模式: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
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是政府按照城市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运用计划手段发展若干城市并安排落实城市建设投资的一种政府包办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则是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发动的一种由市场力量诱导的自发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º。
80年代以前,中国的城镇化是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为背¹〔美〕R.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84页。
º辜胜阻主编《中国跨世纪的改革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页。
中国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制度分析景,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政府在决策中处于主体地位,企业和个人基本上没有决策权。
在政府主体与非政府主体参与制度安排的社会搏弈中,由于政府主体在政治力量对比与资源配置权力上均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是决定城镇化方向、速度、形式、战略安排的主导力量。
(2)政府主体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和层层隶属的行政执行系统构成的。
在传统的集权体制下,行政执行系统的利益服从于权力中心的利益,由权力中心确定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能通过各级党政系统加以贯彻实施。
(3)维护权力中心的政治权威是实施供给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而这种政治权威往往又是以经济实力作为后盾的。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集中了国家的大部分财力,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此基础上,政府成为城镇化发动的唯一主体,城镇化所需要的资金几乎由政府一手包揽。
(4)在传统经济体制下,非政府主体的经济利益从属于政府主体的政治利益,非政府主体对城镇化的需求受到压抑而处于隐性状态。
这样,城镇化的发展只能由政府作为外部力量来“拉动”,而不是由内在动力来“推动”。
(5)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实行比较严格的“进入许可证”制度,政府通过户籍、住房、口粮、就业等制度安排把享受城镇化利益的人口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政府的行政力为后盾,用较短的时间和较快的速度建立了中国门类齐全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中国城镇化体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但是,这种城镇化模式存在许多弊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已越来越不适应加速城镇化进程的目标要求,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障碍。
这种模式的弊端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第一,政府作为城镇化的唯一发动者,一手包揽城镇化所需要的资金,在将城镇基础设施连同城市土地拨给有关居民和单位使用时或无偿或仅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
结果,政府投资不能形成良性循环,这不仅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城镇建设包袱,也造成了中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性,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第二,由于政府的单一投资实行大中城市优先的政策,它们过分集中于各省市政府机关驻地和一些大型工矿企业所在地,从而形成了城市发展布局头重脚轻的现象,即大中城市过多,尤其是大城市过多,小城市和镇发展不足的失衡格局。
第三,虽然城乡之间利益势差相当大,城镇对农村居民吸引力十分强烈,但由于种种计划性壁垒的存在,农村居民向城镇的人口流动性极低,只有少量的农村人口通过招生、提干、招工等狭窄渠道进入城镇,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沉淀于有限的耕地上,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最大障碍。
第四,城镇数量相对集中,规模较为庞大,城镇文明程度较高,极小比例的农民进入城镇,很快就被原有的城镇文明所同化,融合进市民阶层。
因此,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城镇文明未能辐射到广大农村地区,城乡文明处于一种相对隔绝和封闭的状态。
第五,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使农民为中国的城镇化作出了巨大牺牲,同时又通过种种计划性壁垒将农民排除在城镇化利益之外,这不仅导致了中国城乡社会经济差距的日益扩大,也激化了城乡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只不过在传统体制下这种利益冲突由于受到压抑而未显现出来。
第六,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滞后于非农化和工业化发展,使改革以来大量的非农化和工业化在城镇以外进行。
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民间发动型的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在城镇化的发展中显示出重要的作用,并日益成为中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基本动力。
这种模式的体制背景是:(1)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一个基本变化就是体制选择权的分散化,以政府为主体的超大型科层组织分解为包括企业、市场、中间性组织和政府在内的多种体制组织形式,体制选择权也相应地分散于个人、企业和政府,于是,企业和个人也可以成为城镇化的策动者。
(2)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分权改革使各级地方政府独立的利益倾向日益强化,如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最大化,扩大地方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力,保护在原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争取本地人民的政治支持等。
在这种情况下,由权力中心确定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难以通过各级地方政府而顺利实施。
各级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大力推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重心逐步转到居民收入方面。
据世界银行估计,1978年中国国民总储蓄中,居民储蓄占3.4%,政府储蓄占43.3%,企业储蓄占53.2%,也就是说社会总储蓄的96.6%来自国有部门。
这一结构近期已改变为:居民储蓄占83%,政府储蓄占3%,企业储蓄占14%,其中国有企业估计不到7%;换句话说,在社会总储蓄中,大约只有10%来自国家部门¹。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导致中央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由中央财政承担制度变迁的能力减弱。
1996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 中的比重为10.9%,比1978年低2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多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GDP 中的比重1985年为8.1%,1990年为7.1%,1996年下降为6.3%º。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已无力成为城镇化发动和投资的唯一主体。
(4)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非政府主体对城镇化的隐性需求得以凸显。
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使得广大农村地区紧张的人地关系和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显性化,形成了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推力;农民择业自由度的提高和非农产业较高的比较利益产生了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的拉力。
推力和拉力的综合,就产生了一种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 1998年第2期¹º翟立功:《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李泊溪:《证券化融资在中国——机遇与挑战》,“风险创业投资及资产证券化融资研讨会”论文,1997年9月。
中国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制度分析(5)政府逐步放松了城镇化发展的制度约束,例如1984年国务院发布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后进入农村城镇购(建、租)住房、投资办厂、务工经商,于是自发性就地成长的农村非农产业所带动的农村城镇的迅速发展成为自下而上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基本形式。
与政府发动型城镇化相比,中国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具有以下特点:(1)在发动主体上,发动和投资主体是农村社区政府、乡镇企业、农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
(2)在布局和规模上,农村地区城镇和集镇发展呈现出规模较小、分布广泛的显著特征。
(3)在动力机制上,是由于农业剩余的压力(表现为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剩余及资本和农产品剩余)和农民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4)在调节机制上,是由于农民在获得一定自由度(包括时间的安排自由和经营活动的自由)后,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从农村第一产业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结果,这个转移过程基本上是遵循市场原则,要素的流动主要靠市场调节。
(5)在制度安排方式上,是一种诱致性安排,即在市场机制下,主要由农村经济利益主体在响应产业非农化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促成的。
(6)在劳动力转移方式上,既有城镇据点规模扩张或据点数量增加带来的永久性迁移,又存在大量体制外形成的农民自发性转移。
(7)在人口流动途径上,为广大农民流进城镇铺设了新的阶梯,数量较多的、新兴发展的农村城镇成为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三级跳”中的第一级。
(8)在文明形式上,分布较为广泛的农村地区的城镇中所形成的是一种城镇文化和乡土气息交融的新型城镇文明。
80年代以来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发展实践证明:这种新型的模式顺应了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要求,成为转轨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因。
这种模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第一,加速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改善了城镇结构体系。
80年代以前,囿于投资主体的单一化,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十分缓慢,而且城镇结构头重脚轻,不甚合理。
80年代以来兴起的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则大大调动了各种民间力量的积极性,通过行政职能导向、本地资源开发、商品集散流通、工贸结合等形式,使得中国中小城镇得到长足发展。
截止1994年底,中国共设城市622个,其中直辖市3个,地级市200个,县级市413个。
农村小城镇共5.5万个,其中建制镇16702个,乡人民政府所在地集镇36525个,还有上千个国营农林牧渔场场部所在地。
大、中、小城市比例为1∶2.81∶5.10,城镇空间布局趋向合理,城乡一体化进程开始加快。
¹第二,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缓和了农村就业压力。
造成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
因此,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力发展小城镇。
自¹辜胜阻主编《中国跨世纪的改革与发展》,第315—316页。
中国社会科学 1998年第2期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农村城镇对农民具有很强的吸纳能力,而且准入的“门槛”较之大中城市要低得多,因此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